美國一流大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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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改革，爭論得沸沸揚揚。但遺憾的是，焦點都集中在誰該拿飯碗的利益之爭上，很少涉及“大學的精神”這樣實質性的問題。其實，中國大學的精神，乃至中國文化的精神，都應借此有一番改造。但這番改造，首先必須要學習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理念。

一位西方教育家講過，大學的本質，在于把一群優異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讓他們的創造力互相激勵，產生使他們終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專著，還在次要。重要的是，大學的教學，怎么為年輕人創造一種更有成效的互相激發智慧和創造力的環境。

這一基本精神，和中國大學的精神就很不一致。中國大學是傳播知識，我說你聽，好好記筆記、好好考試。本科4年大課一上到底。很少有討論班，很少寫期末論文。知識不少，但創造力貧乏，出來常常適應不了社會。一些本科畢業的優異學生，到了美國的名校，常常無從適應。特別是文科學生，表現令人失望。

美國的一流大學，本科高年級都要上討論班。研究生的課基本都是討論班。筆者在耶魯大學讀了這么多年，竟一次大課沒有上過，上的全是討論班。這種討論班，五六個或十幾個學生與教授圍坐在一起，就自己的閱讀各抒己見，教授只是起引導協調的作用。這就是所謂年輕人智慧的互相激勵。本科生的大課，其實也離不開討論班。因為雖然每周坐在階梯教室聽課，但聽完還要參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討論班?？梢哉f，討論班貫穿大學教育的始終。

在這樣的環境下，每個受教育者都成了教育者，每個學生不僅有學的義務，更有為課堂討論作貢獻的壓力。所以，當畢業后突然被要求為社會貢獻他們的智慧、而不是僅僅學習時，他們不感到突然。他們已經在討論班上習慣了。而且，他們有和教授“過招”的機會，教授的權威也就相對化。

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中，學生來源的多元化，而不是以考分單一劃線，變得特別重要。因為不同背景的學生可以把自己在不同階層、種族、文化中的經驗帶進課堂。社會各個集團的思想在這里交鋒、整合。大學實際上也是社會的黏固劑。

這樣的大學精神，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的精神。美國的孩子從小就受之熏染。我女兒從1歲就上當地的幼兒園，現在快到4歲，幼兒園卻不教認字。而國內比她小的孩子就已經很有“學問”了。認字不說，什么“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呀，什么“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呀。可女兒全無這些壓力，每天幾個同齡孩子坐在一起，邊玩邊談話。一日，一個大一歲的孩子突然問：“我們是怎么來的？誰造了我們？”另一個孩子回答：“上帝造了我們?！迸畠厚R上問：“誰造了上帝？”討論沒有結果，似乎也沒有什么知識的積累。但這種討論，要一直跟著她進大學。

回想這樣的討論班，在我們上北大時，只有晚上圖書館占不到地方，幾個好友決定在宿舍“放縱”一下時才有。而且這么聊一晚上，事后常常有負罪感，覺得誤了功課。直到畢業多年后，才意識到那幾個晚上的聊天是在北大最有價值的經歷。如今許多知青出身沒有上過大學的學者能比一些享受了優越得多的教育的后生有創造力，除了個人因素外，和他們干完農活后地頭的這類“討論班”大概也不無關系。

《論語》和《理想國》，兩者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寶，但其風格卻似乎預定了中西文明的傳統?！墩撜Z》是年紀越大越讀得有滋味，對孔子的敬意越多。不過有一點，讀《論語》你總要面對一個大權威?！墩撜Z》中，常常一方是圣人的訓話，一方是受訓者小心問老師應該如何如何?？鬃颖葎e人高的地方在于他知道的最多。

《理想國》中的蘇格拉底則全然不同。他有名的話是：“我一無所知，惟一比你們知道得多的是我知道我不知道?！彼盟膯栴}，把那些自以為知道的人逼入絕境，面對自己無知的真實面目。

如果說中西大學真有什么不同的理念的話，那中國大學的理念是孔子式的，西方大學的理念是蘇格拉底式的。在這種不同理念的背景下，北大改革的切入點就很好解讀。所謂“一流的學生，二流的老師”之說，是否符合實際先且不論，卻生動反映了我們中國大學的理念：老師一定要比學生高出許多。北大的改革計劃，其實就是一個創造現代孔夫子的運動。什么名校博士呀，什么國際論文呀，一定要把最大的權威請來，往幾百人的課堂上一站，鎮得學生連大氣也不敢喘。

事實上，就算美國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也并非沒有問題。耶魯一位出身人文學院的博士對耶魯的本科教育就批評說：“你想想看，耶魯教授的名氣，大得如同神靈一般。一個高中剛畢業的學生見了他們，話也不敢說。等到了四年級慢慢醒過來、有點信心和教授交流時，也到了畢業的時間。與其如此，還不如到人文學院這樣的小地方，和教授與同學一起像家庭一樣地過幾年，學到的東西反而多?！?/p>

其實，哈佛、耶魯這些名校，對這方面的問題也很有意識，所以嚴格限制課堂里的上課人數。平均課堂人數一多，排名就下降。道理也在這里。

如果能夠學習人家這樣的理念，北大完全可以以更小的陣痛進行更有實質的改革。比如，老師人數過多，正好是為增加小型討論班提供了機會，教學質量也會提高。國家給北大十幾億，北大用來做什么呢？請百萬元教授嗎？其實，在美國，衡量一個一流大學的重要標準，是給學生獎學金的數量。普林斯頓這方面最富，甚至取消了學生貸款，全部代之以獎學金，在大學排名中頻頻領先，給哈佛、耶魯巨大的壓力。

事情明擺著，在大學里教書的，不僅是教授，還有學生本身。給得起錢，才請得起那些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付不起學費的學生來上學（同時教學）。富家子弟才能了解社會底層是怎么回事。在一個社會產生分化、各階層日益隔膜的時期，獎學金可以把社會底層的優異子弟的智慧和經驗帶進大學。這是名牌教授所無法提供的財富。

我1979年進北大時，“”剛結束，一批比我們這些剛畢業的高中生大10歲左右的知青和我們同班。這些人在農村呆了10年，社會經驗豐富，實際上成為我們在北大最好的老師?，F在的北大學生成分就單純多了。從這個角度說，北大是學生“師資”的水平下降了。

周其仁所謂的“北大對不起學生”，并不在于他講的用“二流老師”教“一流學生”，而在于北大還沒有把社會各階層的一流學生聚集在一起。更沒有為這些學生互相激發彼此的聰明才智提供機會。（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