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課程在傳媒專業普及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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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如今全媒體自媒體飛速發展的科技洪流中，作為媒體人，一定要有道義擔當而非只會嘩眾取寵。高校作為培養媒體人成長的搖籃，除了有學術知識及專業技能的授課以外，更應加大對傳媒學生職業素養的教育和重視。因此，本文著眼于探討大學當中媒介倫理學課程普及的必要性，以此對未來的媒體人才和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有一個全新的期盼和展望。

關鍵詞：媒介倫理學；擬態環境；人性價值；高校教育

1擬態環境下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

傳播學當中有一種叫作“擬態環境”的理論，主要是指人們沒有對客觀環境直接做出行為反應，而是依據媒介機構遴選和的信息形成對事物的腦海影像，從而被動地構建出受媒體“再加工信息”影響的思維意識。李普曼提出這種理論重點是要說明在很多情況下媒介傳播對公眾甚至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和是非判斷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見，媒體人對大眾傳播的責任之重大。媒體在社會輿論傳播中既能起到正面作用，也能帶來負面影響。2013年12月轟動國內的“老外撞大媽事件”“2015年十大假新聞事件”等都引起了社會的諸多關注和譴責，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媒體人并沒有將事實本身還原給大眾，而是讓原本客觀公正的“鏡子式再現”消息變成了虛假謬誤的“非真實性存在”。造成這些虛假新聞報道的根本原因就是媒介機構過分追逐經濟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自身所承擔的社會使命。隨著傳統紙媒的逐漸沒落，媒體人受市場利益驅使，將更多精力放在了電視、網絡和手機公眾平臺上。隨之而來的就是行業的惡性競爭屢禁不止。不少媒介機構時常選擇一些粗制濫造和博人眼球的媚俗題材傳播給大眾，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媒介傳播為了迎合大多數受眾的需求，甚至忽略了什么樣的題材和內容才是真正有益于受眾和整個社會的。因此，當前媒介倫理所面臨的嚴峻考驗應該是如何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做出權衡與取舍。

2人性價值與道德標準

人性價值和道德標準是維護社會文明向前發展的基本法則。無論科技如何變革，都不能以侵蝕人類的精神凈土為代價。正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因此，行業律令和法規可以讓媒體更懂得自我約束。在把握媒體職業道德尺度時，有幾個重要的因素：第一，尋求真相。每個從事媒體行業的人員都該正確對待“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真正優秀的新聞報道應當著眼于實事求是。第二，職業道德不能遷就利潤底線。很多人在學校或者走上工作崗位之初都滿懷信心，誓愿懷揣公平正義之心。但在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后，由于市場利益的誘惑而逐漸失去媒體道德良知。第三，掌握好藝術和娛樂的倫理尺度。最近還未播出便被迫下線的《太子妃升職記》，就是因為畫面和部分情節內容有傷風化，被廣電總局勒令整改。所以，視覺濫觴已成為媒體傳播的弊病，亟待扶正傳播之風。

3媒介倫理學與高校教育

倫理學屬于哲學范疇，而現代教育應該融合倫理學知識形成交叉專業學科。關于媒介倫理方面的教科書，目前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威爾伯•施拉姆在1957年編寫的《大眾傳播的責任》。路易斯•阿爾文•戴在2004年寫過一本《媒介傳播倫理：案例與爭論》。之后，2006年菲利普•帕特森在他自己的專著《媒介倫理學》當中提出了信息倫理學、圖片和視頻新聞倫理學、媒介經濟學以及如何能夠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等方面的種種思考。2014年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和馬克•法克勒也編寫了一本關于媒介傳播倫理案例教學的專著。國內相關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有2009年鄭根成寫的一本《媒介載道：傳媒倫理研究》，書中論述了傳媒倫理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還有2010年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王軍編寫的《媒介法規與倫理》。該書十分具體地從媒介與國家安全、媒介與社會秩序、媒介與司法程序、媒介實務等諸多方面探討了媒體行業的職業素養和應該遵從的法律法規。除此之外，還有展江和彭桂兵編寫的《媒體道德與倫理：案例教學》等。在卓越亞馬遜搜索“媒介倫理”這個關鍵詞，相關著作總數也不過區區十余本。同樣在中國知網上按篇名搜索這幾個關鍵字，學術文章總數也只有不到180篇。可見，媒介倫理學研究目前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專門研究此類專題的相關教科書及論文數量較少，可以說明專門的媒介倫理研究目前在世界范圍內都不算十分普及。第二，國內此類專題的研究和普及時間相比于國外較晚，也就僅僅是從最近的五年左右才開始逐步興起的。同樣的，作為教育機構，學校依然未能克服淺表式教學的困境，學科教育僅僅成為一種工具和手段，還無法滲透到品德和操守的專門性、強化性理論。大多數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僅有專業及學術知識，沒有足夠的職業素養教育和培訓。所以，弱化功利思想、加強道德教育亟須成為今后高校教學當中的一個側重點。無論任何學科，大到航空航天領域，小到人文社交范疇，都應該開設針對本專業的相關倫理學課程。尤其是作為對社會輿論影響力最大的傳媒專業后備人才，廣泛普及媒介倫理學的任務更加迫在眉睫。目前，國內開設媒介倫理學相關課程的主要高校有中國傳媒大學、浙江傳媒大學和蘇州大學等。很多大學都未專門開設有關媒介倫理學方面的課程。早在2009年，浙江傳媒大學就擬定了媒介倫理學的5個學術方向，具體分為媒介倫理學的歷史與理論研究、媒介法的歷史與理論研究、媒介生命倫理與生命教育研究、思想傳播與大眾倫理研究以及媒介傳播的倫理學批判研究。［1］201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牛津大學媒介政策與法研究中心合辦的“‘媒介倫理與法治’理論與實踐”高端論壇在北京召開。［2］

4結語

海德格爾指出：只要思想還沒有上路，還沒有踏上那條由返回步伐指示給它的道路，那么，一個依然到處流傳的謬誤就還會胡作非為。［3］因此，現代教育不能簡單地成為信息工業化大生產的流水線，而是應當被喚起它的原始靈魂。這是全球媒介倫理與技術劃時代的大挑戰。曾說過“：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正是當今媒體人應該肩挑重任的職業信條。只有在學生走向工作崗位之前就具備和熟悉媒介倫理學方面的知識與相關法律法規，才能更好地服務于社會，正確地向社會公眾傳播積極的正能量。

參考文獻：

［1］校級重點學科“倫理學”重點方向“媒介倫理與媒介法”課題招標［DB/OL］.

［2］“媒介倫理與法治”高端論壇在京召開［DB/OL］.

［3］王鑒.教師與教學研究［M］.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302.

作者：劉芳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