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綠色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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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尊重自己，保證健康，這是綠色體育之為“體育”的基本倫理底線；尊重對手，公正競爭，這是綠色體育之為“競技運動”的應有倫理內涵；尊重自然，保護環境，這是綠色體育之為“綠色”的基本倫理向度。這三大價值支點構成了綠色體育的倫理精神。其中，促進健康是體育運動最根本的內容；維護公正是體育運動從個體的、非競爭的功能轉化為群體的、競技的性質之后至為關鍵至為看重的內容；和諧自然是綠色體育至為新穎至為根本的內容。
一、綠色體育的價值支點
何謂綠色體育?綠色體育的倫理精神是什么?理論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并不一致。有的人認為，綠色體育是指體育運動的開展應以不破壞自然環境為目的，注重可更新能源的利用、水資源的保護、廢物利用和管理，保護人類適宜的空氣、水和土壤，保護古建筑等自然和文化環境的社會活動方式。它表達的是體育作為人類的一種文化活動，不是可以隨意使用自然資源來為其服務的，相反，要保護自然，節約資源，減少污染。這種理解本質上并沒有脫離環境保護的蘊涵，也說明了體育這樣一種遠離環保的活動開始注目自然，力圖實踐環境倫理。但是，這些對綠色體育理念的表達被認為是“淺綠”的，尚未提升為一種倫理精神，或曰沒有具備一種倫理之維。
從綠色體育所表達的生態理念來看，它是指體育、文化和生態環境的相互協調、相互關懷、共生共融：共同發展所構建的關系或聯系的體育活動，即通過在自然一社會生態環境中開展的體育運動，來展示人類的健康體格和人格，體現人類在體育運動中對自然一社會這一生態環境的關懷和人道主義精神，倡導健康、文明、和諧的生活方式，從而達到維護世界的和諧與發展之目的。生態體育中的“綠色”是通過三個層次來彰顯的：第一個層次是“淺綠體育”，如包括種樹、種草、綠化城市、保留和改善原有生態系統和人文景觀、太陽能的利用、河湖與大氣污染的治理、無公害材料在體育場館中的應用、運動會結束后垃圾的處理等，它主要關注體育運動與環境的表面作用和影響，偏重于技術層面。第二個層次是“中綠體育”，指通過開展綠色體育，不但使第一個層次的內容得以實現，而且在此基礎上，各種形態的體育、文化和環境能夠相互協調、均衡發展，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如在開展體育運動中，婦女能夠廣泛參加，各民族、各地區的體育項目能夠被大多數人接受，殘疾人體育得到普遍支持，體育與文化和自然環境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大眾體育真正地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等。第三個層次是“深綠體育”，指體育、文化、環境、科技等和諧發展觀念的最終樹立與形成。第二與第三層次的生態體育，主要在于探究體育運動不和諧問題產生的經濟、社會原因及在此基礎上的解決途徑，因此，它強調從技術到體制以及文化的全方位透視和多學科研究，是綠色體育的深層追求和最終指向。
由此可見，綠色體育具有相應的價值支點。首先，綠色體育的價值支點在于促進健康，這是體育中看待人與自身關系的基本原則。尊重自己，保證健康，這是綠色體育之為“體育”的基本倫理底線，遠離這一底線，綠色體育便異化去魅，行而不遠。其次，綠色體育的價值支點是維護公正，這是體育中處理人與人的關系的基本原則。尊重對手，公正競爭，是綠色體育之為“競技運動”的應有倫理內涵，偏離這一內涵，綠色體育便徒有虛名，華而不實。再次，綠色體育的價值支點在于和諧自然，這是體育中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基本原則。尊重自然，保護環境，是綠色體育之為“綠色”的基本倫理向度，離開這一向度，綠色體育便名不副實，無從談起。這三大價值支點構成了綠色體育的倫理精神。其中，促進健康是體育運動最根本的內容，人類發明體育的初衷乃在使人類增強體魄，改善健康，因此，凡是違背健康宗旨，為體育而體育的運動項目、藥品、器材等實際上是反人類的，不值得提倡、施行；維護公正是體育運動從個體的、非競爭的功能轉化為群體的、競技的性質之后至為關鍵至為看重的內容，無論是運動項目比賽或者帶有娛樂性的趣味比賽，都要按一定規則，有序地進行競技活動。競賽就是競爭，必須在平等、公正、公平的原則下進行，違背道德規范、法律規則，就無法展示體育競技的本真價值和內在魅力，異變為一場混亂的游戲，成為狡詐、邪惡的演示場，而這顯然是違背人類崇真向善愛美的基本人性的；和諧自然是綠色體育至為新穎至為根本的內容，崇尚綠色，尊重自然，保護環境，不僅關系體育的可持續性問題，也關系到人類生存的可持續問題。如果說，先前的體育可以完全不顧及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問題，那么，當體育繼續漠視環境危機時，體育就有可能退出歷史舞臺。因此，當人們談論綠色體育時首先要涉及的是體育與環境的關系。
二、自然環境的價值學說
當今的奧運是競技體育的經典形式。奧運的三種精神是體育、文化和環境保護。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說：“奧林匹克精神不但有助于增強人體的耐力和活力，而且有助于培養人們的崇高、[
純潔的精神和道德。”就環境保護作為奧林匹克之精神來說，這句話是最好的詮釋和注解。
人類意識到對自然萬物負有尊重和保護的道德義務，是倫理學史上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大進步。自古希臘起，雖然有不少先哲認為，要把人對人的憐憫心、同情心、慈悲心賜予各種動物乃至植物，但這總是局限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規而延伸的一種初步道德情感，而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道德情操是出于人與自然之間的道德關系。傳統倫理學并不把人與生命、人與自然納入道德關懷的對象，因為在人類的視野中，自然萬物的價值只不過是供人類驅使的對象而已，人類無需對它們承擔什么責任。只是在人類征服自然的過程中，當自然界出現嚴重的失衡，演變為生態危機從而威脅到人類繼續生存和發展時，人們才開始反思：人之外的其他生命是否具有生存的權利?自然萬物除了可供人類利用的價值之外，是否具有自己的價值?
這兩個問題使傳統倫理學陷入尷尬。傳統倫理學認為，這樣的問題無需回答，人是萬物的主宰，只有人才配談權利和價值，人只對人負有責任和義務，除此之外，人應當保持緘默。然而，生命和自然也具有生存權——有按其當然之理的生存資格或利益即天賦權利。“生存權，從生物學上講，是指為了生存適應性配合的權利。適應性配合，需經上千年的維持生存過程。這種思想至少使人們想到，在某一生態位的物種，它們有完善的權利。因此，人類允許物種的存在和進化，才是公正的。”首先對人提出的權利也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從肯定少數人的不完全權利(1215年，英國貴族的《大憲章》)到最終認可所有人的完全權利(1957年，維護黑人權益的《民法案》)，人類為此做出了數個世紀的奮斗和努力。當人類已經享受權利的陽光普照(雖然人們之間的權利仍不平等)時，權利的擴張是否到了“止境”，無需進一步擴張了?有的人認為的確如此。因為權利屬人性，人之外的一切是沒有權利資格的。有的人認為，這種把權利只授予人的主張是“權利的妄想”，實際上，權利是一種天賦資格，不是人為性的，富有進化性的權利必然根據自己的邏輯不斷擴大其主體范圍，雖然這極其艱難。然而，想當初，人類的完全權利的獲得又何嘗不艱難?——看看當今依然沒有根絕的種族歧視就可知道。達爾文說：人類最初對異族不是“一視同仁”，而是不同情、不關心的。對異族的同情、關心是逐漸才發生的，乃至越來越細膩和越來越廣泛、深透，形成人道這種美德，而人道觀念發展到最后，“終被廣泛到一切有知覺的生物”。承認自然權利就是承認自然與人一樣是地球共同體的一員，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資格，就是承認尊重自然權利與尊重人的權利是一致的，就是承認尊重自然權利是一種唯有人才能達到的道德境界。
不僅如此，自然界還具有自己的價值。所謂自然價值，是指自然的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工具價值即自然的有用性，是為人類所利用的價值。自然的“有用性”表征的是人的需要與自然的能滿足這種需要的屬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在這里，沒有人的需要就無從標明自然的有用性；同時，自然也必須具有滿足這種需要的獨有屬性，否則就是“無用”的。這是以往人類對自然價值的唯一認識。然而，這不是最后的、科學的認識。因為在這種哲學視野中，自然的有用和無用，不是自然自身在“說話”，而是由人的主觀欲望、偏好在“定論”。由于人的需要和愿望是發展的，這樣，按照這種觀點來評價自然就是可疑的。產生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人類只見自然的外在價值而忽視其內在價值。所謂內在價值，按照美國環境倫理學家羅爾斯頓的看法，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發現價值而無須借助其他參照物的事物”，即事物自在(initself)的和自為(foritself)的價值，易言之，自然的內在價值就是自然自己賦予自己存在的價值(tobevaluabletooneself)或自己派給自己存在的價值(valuewhichassignsitsownexistence)，自然首先不是為他者而生存的，而是為“我”的生存。確證自然的內在價值是確立道德關懷的唯一標準。傳統道德學說之所以在道德關懷上止于人類，無非是因為人類身上披戴著內在價值的光環，而自然物則被無內在價值的黑洞所吞沒。生態倫理學就是要突破這種狹隘的視界，使自然進入價值場——除了為人而設的工具價值之外，還有為“我”的、維護“自身的好”(itsowngood)的能力即內在價值。設若這種確證成立，人們就無法推托尊重、保護自然的義務。生態倫理學家F．瑪休斯認為，一旦一個系統有了內部價值，它就會要求它的存在不受破壞而受保護，這就是我們要尊重自然這種倫理態度的基礎。
當自然權利和自然價值的理念得到確立時，一種綠色倫理就出現了，它與傳統倫理的區別是：在自然觀上，它反對近代以來形成的以牛頓一笛卡爾為代表的機械論，主張生態整體論和生態有機論，“是有機論——機械論——新有機論的否定之否定過程的產物，是以新有機論為基礎的、解讀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范式”；在認識論上，它反對在人與自然之間人為劃定的主一客二分界線，認為這容易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割斷人與自然的血肉聯系，淡化人對自然的依賴性和受動性的認識；在價值觀上，它要改變自然無限、無主、無價的觀念，承認價值關系構成的普遍性，即不僅人類與自然存在價值關系，而且各種動植物與其環境也存在價值關系；承認價值實現方式的多樣性，即自然不僅可以為人類提供使用價值，還可以提供信仰價值、認識價值、審美價值、實踐價值等多重價值；承認價值滿足性質的雙重性，即自然對不同主體或同一主體既有肯定性也有否定性價值，二者并存；承認價值意識功能的唯一性，即只有人才具有價值自覺意識，但這只意味著人對自然負有愛護的責任而不具有超越自然、征服自然的趨向；承認價值形成機制的多維性，即人是價值的創造者，但不是唯一創造者，自然的價值是自然自身被儲存的成果。在道德理論上，它明確把自然作為道德對象，實現了道德領域的根本性突破——從局限于人擴展到人之外的生命和非生命主體，從而使人擔負的責任由定向性走向無定向性，由有限性走向無限性。
三、體育與環境的內在關聯
體育運動作為人類社會活動之一，對環境也有一定的影響。首先，場址的選用要占用大量土地。體育運動是一項需要占用大面積土地和設施的活動。一些國家為修建高爾夫球場和滑雪場而砍伐大片森林，有些國家為舉辦各種大型體育賽會，特別是舉辦奧運會和洲際運動會，不惜毀壞大片森林、農田和綠地，大興土木修建體育設施，造成對環境的嚴重破壞。其次，體育項目的進行要消耗大量的資源。每屆奧運會籌辦期間將要消耗大量的資源，如舉辦措施不當將會大量破壞森林環境、礦產等資源和污染環境，甚至導致生態失衡。再次，運動會期間會產生大量的污染。奧運會舉辦期間，本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運動員、旅游者觀眾等云集奧運會舉辦城市，給當地交通造成壓力，并由此帶來空氣和噪音污染，大量聚集的人群又在不斷地制造垃圾，這些都更加重了對環境的污染。奧運會的水上項目也會污染水域，冬季項目會破壞植被，損害自然景觀。體育運動與環境的沖突，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如27屆悉尼奧運會期間悉尼的400萬居民就有50萬人選擇離開這個城市，原因就是他們無法忍受奧運會帶來的吵鬧喧嘩的城市環境。
體育要保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就必須改變這些狀況，并為全球性的環境好轉做出自己的獨特努力。認識到這一點并不容易。1972年，美國的丹佛市迫于當地生態組織的壓力，不得不拱手讓出舉辦第12屆冬奧會的權利；基于同樣的原因，1974年加拿大的溫哥華市也撤回其舉辦第13屆冬奧會的申請。此后，奧林匹克運動的有識之士，就開始注意到體育運動可能對環境造成危害，并在國際體育界率先采取了一系列保護環境的措施。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組委會提出了“健康環境中的健康比賽”的口號；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每個參加者都得到了一枝加拿大的楓樹苗，帶回自己國家種植；1980年普萊西德湖冬奧會組委會使用臨時建筑來減少對環境影響，對永久性的設施則以長期使用的理念進行設計；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其市區煙塵對參賽者健康的影響引起國際奧委會的高度關注；1988年卡爾加里冬奧會，組委會通過專門的設置管理計劃，緩和了當地印第安人對冬奧會影響環境問題的質疑和抗議，同年，漢城奧運會采取了一系列環境綜合治理措施，使大氣中粉塵和二氧化硫的含量降低，水質得以改善，并對漢江進行了長達8年的治理，完成了規模巨大的凈化城市、美化環境計劃；198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巴黎發表《體育運動國際憲章》明確指出，體育運動要“確信保持和發展人的身體、心智與道德力量能在本國和國際范圍內提高生活質量，促進和諧”，因為“體育運動并不局限于人體的幸福和健康，它還有助于人充分、平衡的發展”。
這一時期的體育綠色化明顯是在綠色運動壓力下的一種不自覺的選擇，無論是在理念上還是在實踐中，體育的綠色化只是在體育與環境的二元技術層面做出反應，不免帶有被動應付的痕跡和追趕時髦的嫌疑。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奧運會的規模和影響越來越大，參加的人數激增，為了消除和減少奧運會對“生態”造成的負面影響和禍患，以國際奧委會為代表的體育界及相關人士開始對開展體育運動的行為和理念作出反思和多方面努力。
他們首先把自然環境凈化指標作為競辦奧運會等大賽的重要條件。1990年9月，國際奧委會第5次會議決定奧運百年盛典的第26屆奧運會的舉辦地時，爭辦城市雅典之所以在最后一輪投票中從一直領先的位置跌落，其污染嚴重占7個失敗因素之首。這個古代奧運會和現代奧運會的發祥地，遭到無情的淘汰。2000年奧運會的申辦，北京因空中粉塵含量過高，國際奧委會考察認為：中國環境保護狀況，目前大大低于國際標準，而陷于申辦被動；相反，悉尼申辦中的“強調優勢”，就是瀕臨世界上最美麗的天然港，它使悉尼富有魅力和光彩。現代化、大規模的體育競賽，需要人與自然和諧的氛圍和條件。所以，1994年的奧林匹克運動百年大會，已把環境保護納入人自身健康發展的議題，使現代體育不再危及承載人類生存的自然，以求得人與自然的和諧。
四、綠色體育與綠色倫理
綠色體育是綠色倫理的組成部分。綠色體育克服了“人一運動一環境”之間的割裂和破損，把體育融入社會，使體育與經濟、生態相結合，要求在發展體育事業的同時倫理地對待與體育運動相關的自然界。綠色體育不僅需要形態結構的表象綠(天更藍，地更綠，水更清)，還需要生態功能的內在綠(生態服務功能、生態管理體制、生態保護意識)，更需要動態機制的潛在綠(拼搏競爭、協同共生、自力更生)。不僅要綠在地上(環境綠、景觀綠)，還要綠在流中(生產綠、消費綠)，綠在心里(觀念綠、行為綠)。
英國自然主義者麥考米克評論說，綠色思潮源于19世紀60年代末，興于20世紀70年代，實質上已構成了可與哥白尼革命相稱的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性革命。這場革命的影響十分深遠，它使環境意識超越學科門類、超越職業種類、超越各種社會屏障而成為人類生活方式的一種意識，成為人類生存的意識。作為人類生活方式之一的體育，也同政治、經濟、科技等其他領域一樣受到“綠色波”的沖擊。自從奧林匹克精神涵蓋了“綠色”以來，奧運會為了弘揚和實踐這種倫理精神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94年，第17屆利勒哈默爾冬季奧運會就為此做出了表率。為了實現“綠色”的宗旨，此次冬奧會專門建立了一個“環境友好奧運會工程”，負責監督涉及環境的任何冬奧會開發項目，如勸說組委會改變在一個沼澤地帶修建滑冰場的計劃，以保護沼澤地中鳥類的生存環境；勸說組委會將雪橇賽場修建在遠離城鎮的地區并盡量與周圍環境相協調。這是一屆成功的“綠色體育”盛會，它對自然的尊重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自愿執行奧林匹克新憲章，提出了自己有關垃圾、能源消耗和大氣污染治理計劃。組織者認為，占地21英畝奧運百年公園、新建的節能水上中心和交通系統是其環保努力成功的證明。耗資2100萬美元的水上中心是一個節能樣板，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屋頂太陽能系統，它每年可節約3萬美元的開支。而接送運動員和觀眾的交通車采用可使用替換燃料的車輛，大大減少了大氣污染。如果說，這屆奧運會在實踐綠色體育精神方面還只是一個嘗試，那么2000年悉尼奧運會則是對綠色體育所蘊涵的環境倫理的大規模實踐。這屆奧運會組織者對環境的承諾包括五大部分：即能量循環，水資源回收，減少和避免浪費，污染處理以及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景觀保護。悉尼“綠色奧運”的一大經典之作，是對悉尼奧林匹克公園所在地海姆布士海灣進行全面清理和改造。在對占地160公頃的海姆布士海灣將近900萬噸的家居建筑、商業設施和工業廢物進行清理后，這個昔日超級廢墟如今成為世界上最漂亮的體育設施之一，這里的奧林匹克公園也成為澳大利亞保護都市自然環境的研究和教學中心。悉尼奧運村住房中安裝了一套太陽能光照、陰影、通風和能量有效利用的全套設施，使該村的可循環能量和能量功效的利用成為世界上同一領域的成功典范。保護綠色金鈴蛙體現了悉尼奧運會尊重生命的道德情操。綠色金鈴蛙是一種大毒青蛙，體長5至8厘米，壽命可達15年，曾經比比皆是的它們如今幾近瀕危。1992年當這種毒青蛙被再次發現后，悉尼政府對奧運村規劃進行大幅度調整，決定在奧林匹克公園對這種青蛙進行特殊保護，2000年奧運會召開時，這種綠色金鈴蛙已繁衍成群。試想，如果體育中沒有一種善待生命、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的倫理意識，沒有協調人與自然和諧的道德觀念，規模盛大、影響卓著的奧運會——這個人類本質力量最大顯示場所會為一只有毒青蛙的繁衍而絞盡腦汁嗎?
體育與綠色的融合，反映了綠色運動的強大勢力和體育運動的順勢而動。實際上，如同任何一種人類活動均來自自然界一樣，體育也是孕育于自然的。從體育的發展史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體育與綠色生態環境密切聯系的枝枝脈脈。無論是道家所追求的把自我主體融人大自然的自然養生體育，還是古奧運會和西方田徑的自然競爭，無不蘊涵著人們對綠色生態環境的向往。東方的氣功、武術、五禽戲、養生保健功等等民族體育項目，是東方人在綠色生態環境中生存和生產的產物；西方的現代5項則是西方人在綠色生態環境改造與創造中產生的。古代奧運會冠軍最初獲得的最高獎賞，是綠色橄欖枝編制的桂冠，現在奧運會獎牌上一直刻有橄欖枝的圖案，它是智慧女神奉獻給人類的寶物，進而寓意為人類綠色和平的象征。東西方體育與綠色自然的共源性和親和性，使已進化和發展到遠離綠色自然的人類，又不得不回頭尋找體育曾經賴以產生和發展的“綠色家園”。綠色環境是體育運行和發展的場所和資源，它為人們開展體育活動提供了良好的空間條件，奠定了物質基礎。綠色生態環境影響和制約著體育的運行和發展，影響著體育運動需求的內容，影響著體育社會活動和體育交往的規模。同時，體育社會活動也改變著綠色生態環境的面貌，體育人口影響著綠色生態環境的平衡。體育制度、體育社會意識、體育價值觀念等的產生和發展影響著體育社會生態系統的發展、改善和保護的動態平衡，它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可分割。
五、綠色體育與生態文明
綠色體育是生態文明的內涵之一。生態文明觀是針對生態危機、環境污染、資源枯竭以及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而提出的一種全新的文明觀，它是現代文明觀的發展，是對工業文明的一種揚棄。它主張用生態的規則、規律及原理作為基本觀點和方法，來處理人與自然、與經濟發展、與社會等方面的關系。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現代體育作為一種積極的人類行為和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一直伴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而發展，并對人類的進化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大眾體育在世界范圍內的蓬勃興起與拓展，無不說明了體育在維護人類健康，提高生活質量方面的積極作用，并為人類的身心健康發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內容，亦進一步印證了體育之永恒的力量。與此同時，以奧林匹克為核心的世界競技體育為20世紀人類發展進程做出了偉大貢獻。可以說，當代奧林匹克運動已構建成為保持強大發展勢頭的現代體育文明，且正以它特有的形態、豐富的文化內涵影響著新世紀人類文明的行程。綠色體育的總目標是實施國際奧委會制定的《奧林匹克二十一世紀議程》，在以生態建設保障綠色體育的同時，以綠色體育促進人、城市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展望21世紀，我們可以把綠色體育的未來描述為：通過綠色體育，促進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誼和團結，激勵拼搏競爭的生態體育精神，使體育競賽資源利用效率更高，使體育精神傳播更快，使體育生態建設的實力更強；通過綠色體育，用生態倫理教育各國人民，將自然生態、經濟生態和人文生態的理念融入21世紀的新體育精神；通過綠色體育，促進以體育運動為先導的國際技術和文化領域的合作以及人類從工業社會向生態社會的轉型；通過綠色體育，促進人的觀念改變，全民生理、心理素質的提高和全社會的生態文明建設，促進城市和農村環境的快速改善，生態資產的快速積累和區域生態服務功能的快速加強，激勵城鄉產業的生態轉型，經濟的健康運行和社會可持續能力的培育。
從體育以健康為初衷到體育也以綠色為旨歸的進步中，人們不難發現，這不是一種形式上的轉變，而是體育價值觀的改變——體育不僅具有為自我身體素質的提高、為他者觀賞的娛樂等功利色彩、商業韻味，更有著為世界環境的改變做出獨特貢獻的倫理精神，有著面向自然、面向未來的獨特品質。體育改變著環境，環境改變著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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