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困移民心理健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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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果

1.特困移民與常住居民一般情況比較共調查少數民族特困移民188例(包括土家族102例、苗族86例)和安置地同民族常住居民110名(包括土家族63例、苗族47例)。其中土家族特困移民與常住居民在性別、年齡、婚姻狀況上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在受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家庭人均年收入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苗族特困移民與常住居民在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上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在就業狀況、家庭人均年收入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特困移民與常住居民SCL－90評分情況比較土家族特困移民與常住居民在人際關系、抑郁、焦慮、偏執、精神病性得分及總分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在軀體化、強迫癥狀、敵對、恐怖得分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苗族特困移民與常住居民在軀體化、人際關系、抑郁、焦慮、精神病性得分及總分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在強迫癥狀、敵對、恐怖、偏執得分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特困移民與常住居民心理障礙陽性癥狀檢出情況比較心理障礙陽性癥狀的總檢出率為28.5%(85/298)，其中土家族特困移民和常住居民的檢出率分別為32.4%(33/102)和23.8%(15/6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857，P=0.173);苗族特困移民和常住居民的檢出率分別為31.4%(27/86)和21.3%(10/47)，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866，P=0.171)。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就業狀況的土家族特困移民心理障礙陽性癥狀的檢出率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土家族特困移民心理障礙陽性癥狀的檢出率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年齡、就業狀況的土家族常住居民心理障礙陽性癥狀的檢出率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不同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土家族常住居民心理障礙陽性癥狀的檢出率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的苗族特困移民心理障礙陽性癥狀的檢出率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不同受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家庭人均年收入的苗族特困移民心理障礙陽性癥狀的檢出率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年齡、就業狀況的苗族常住居民心理障礙陽性癥狀的檢出率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不同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的苗族常住居民心理障礙陽性癥狀的檢出率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4.特困移民與常住居民SSRS評分情況比較無論土家族還是苗族特困移民主觀支持、客觀支持、支持利用度得分及總分與常住居民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特困移民與常住居民心理健康問題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以是否有心理健康問題為應變量，以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和家庭人均年收入為自變量，采取逐步回歸法進行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自變量納入水平α=0.10，以P＜0.05為有統計學意義。變量賦值情況:無心理健康問題者(SCL－90總分＜160分)=0，有心理健康問題者(SCL－90總分≥160分)=1;男性=0，女性=1;15～35歲=0，36～55歲=1，≥56歲=2;未婚=0，已婚=1，離異/喪偶=2;文盲或小學=0，初中及以上=1;無業=0，農民/零工=1，固定職業=2;家庭人均年收入＜0.9萬元=0，0.9～1.8萬元=1，＞1.8萬元=2。結果顯示，兩個特困移民納入模型的自變量有3個，分別為性別、年齡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土家族常住居民納入模型的自變量為性別和年齡;苗族常住居民納入模型的自變量為年齡和受教育程度。在兩個特困移民及土家族常住居民中，女性和高齡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苗族常住居民中，高齡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有統計學意義

二、討論

1.本研究結果顯示，湘西州土家族、苗族特困移民的SCL－90總分及人際關系、抑郁、焦慮、精神病性因子得分均高于安置地同民族的常住居民，其心理障礙陽性癥狀的檢出率為31.9%(60/188)，說明移民的總體心理健康水平較當地居民差，已有相當數量的移民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癥狀。這與其他類型移民的研究結果相似。移民心理健康受個體和社會等多種因素影響。相關研究表明，性別和年齡是影響移民心理健康的兩個重要個體因素。在本研究中，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的特困移民心理障礙陽性癥狀的檢出率間有差異。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也顯示，女性和高齡是特困移民心理健康的危險因素。女性對移民帶來的生活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變化更為敏感，對新環境的適應和認同更為艱難，因而容易表現得更為焦慮，較男性更易產生心理健康問題。老年人由于年齡的增加，身體健康狀態和勞動能力下降，加之對故地的思鄉之情和社會支持網絡的缺失，影響了他們對新環境的融入和新生活的適應，心理應激增加，容易產生不良情緒，導致心理健康問題出現。因此，女性和老年人應成為特困移民心理健康監控和干預的重點人群。社會支持是指能夠獲得來自家庭成員、親友、同事、團體、組織和社區等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和幫助，對緩沖心理應激、維護和促進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影響心理健康的一個重要社會因素。

2.本研究SSRS評分結果顯示，特困移民主觀支持、客觀支持、支持利用度得分及總分均低于常住居民，有統計學差異，提示湘西州土家族、苗族特困移民在移民搬遷后獲取的社會支持不夠，社會調適能力較差。本研究認為，特困移民作為移民中的特殊群體，其社會支持網絡經歷了“破壞－重建－再次破壞－再次重建”的特殊過程，他們獲取社會支持的可及性、穩定性和有效性遠遠低于當地居民和搬遷前，心理上難免產生焦慮和失落感，而且他們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等還受到傳統社會的影響，不可能迅速適應和融入當地，因此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的可能性較高。對于特困移民，遷入地政府和社區應加大幫扶力度和心理干預，指導他們盡快建立新的、穩固的社會支持網絡，盡早融入當地社會環境。雖然特困移民的生活水平、生產能力和收入水平較搬遷前有了普遍提高，移民對搬遷后的物質生活水平比較滿意，但移民的整體心理建康狀態不是很穩定，部分移民已經出現了心理健康問題。這一現象也提示在移民工作中，除了要解決好移民搬遷后的生活與生產外，特困移民的心理健康與社會調適情況也應納入移民工作重點中去。

3.要增強特困移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政府和移民遷入地社區要有意識、有組織、有針對性地開展豐富多樣的文化活動和教育活動，吸引和動員移民參與進來，通過移民與當地居民的交流溝通，促進移民搬遷后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培育移民對遷入地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要加強對特困移民心理健康的監測和及時干預。政府和社區要認識到移民心理健康對移民工作的重要性，組織和培訓工作人員學習相關知識，定期對移民進行心理健康體檢，早期發現高危人群，通過談心、一對一幫扶等形式進行心理干預和治療。要理性認識心理健康問題。對已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的特困移民，應作為重點關注和工作對象。首先，應消除歧視和偏見，積極主動與他們交流溝通，尋找其心理健康問題發生的原因;其次，要認識到移民在搬遷后出現的心理健康問題絕大多數是可逆的，需要政府和社會各層面的關心和幫助，需要社區工作人員耐心細致的心理疏導。

作者：羅家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