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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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長期以來，西方的語言觀和傳統的翻譯理論一直束縛著人們對于譯者主體性的探索和發現。其實，從翻譯發展的歷程來看，到處可見她的蹤影。以道格拉斯•魯賓遜的“翻譯身體學”為理論支持，以中國翻譯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為例，意在從新認識和發現譯者主體性在翻譯中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翻譯身體學；翻譯理論與實踐；譯者主體性

一般來看，翻譯研究可以分為翻譯理論研究和翻譯實踐研究。二者其實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事物發展演變而生成的兩個事物。最初的翻譯理論可以被看作是在翻譯實踐中為譯者所發現的一些具有指導性、規律性和可操作性的經驗總結。隨著相關學科（如：語言學）的發展進步，翻譯理論研究以及翻譯實踐研究開始朝著更加科學的、規范的和客觀的方向發展。然而，這些都更多的關注于翻譯過程本身，對于翻譯過程中最具能動性的因素——譯者沒有給予足夠重視。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開始更多地關注譯者在翻譯中的主體地位，特別是在文學翻譯中，這“也挑戰了翻譯作品在文學作品中的二流地位”（勞倫斯•韋努蒂，1995：307）。譯者選擇“登場”是其主體性的體現，這與譯者所適用的翻譯理論、采用的翻譯策略、文化背景等諸多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系。那么翻譯究竟是譯作還是創作？是科學還是藝術？忠則不信，信則不忠？是歸化還是異化？我們可以以充滿人文主義色彩眼光和哲學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這一問題，從而對譯者在翻譯理論與實踐中的主體地位予以認定。

一譯者主體性理論體現

馬克思主義哲學觀認為世界是一元的，其本源是物質的，意識源于物質，是對物質的反映并對其有能動的反作用。道格拉斯•魯賓遜（DouglasRobinson）的翻譯身體學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魯賓遜指責西方傳統翻譯理論研究與其他西方語言學科一樣，長期以來進行的都是“非實體”研究（Robinson,1991:xxi），例如奈達（Nida）關于翻譯過程的著名論斷——分析、轉換、重構。他認為此類理性分析高度抽象簡約化，僅注重翻譯與純粹思維的關系，翻譯因而被視為可以機械操作的過程。而他則欲提供一種完全不同的翻譯研究范式，即充滿人文主義色彩的“翻譯身體學”（somaticsoftranslation），使研究能夠落實到人的情感層面，或者說是“人的身體感受”層面，因為在魯賓遜看來，“是身體指示我們如何行動，是我們了解一切”（Robinson1991:x）。這里所說的“身體”不同于生理學意義上的身體的含義，魯賓遜聲稱：“不是以犧牲‘理智’或‘精神’為代價來強調身體學……只是認為西方在語言交際研究中堅持剝削身體的權利——直覺、感情、身體信號——已經削弱了我們理解說話是發生的一切的能力”（DouglasRobinson,1991:xiii）。這里的“身體”可以看作是譯者的代名詞，這一觀念主要是強調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譯者與源文本的關系應和哲學中物質和意識關系趨同：意識來源于物質，是對物質的反映，同時意識又對物質有能動的反作用。由此可見，譯者的主體性是翻譯過程中“翻譯身體學”的能動體現。

西方語言學主要研究先驗的“言語”，對于鮮活的存于實際生活中的“語言”卻沒有給予同等重視，因此，予譯者的實際工作的指導意義較小。在翻譯過程中，譯詞的選擇和確定是建立在理性和情感結合的基礎之上，受到個人感知和社會束縛的雙重影響。優秀的譯者應能夠控制并準確地傳達這種“身體感受”。這也是為什么不同譯者在面對同一文本進行翻譯時會得出千差萬別的譯作，這些譯作正是譯者所處的千差萬別的社會文化背景和“身體感受”的體現。

許均在《“創造性叛逆”和翻譯主體性的確立》一文中談到：所謂譯者主體意識，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一種自覺的人格意識及翻譯過程中的一種創造意識。這種主體意識的存在與否，強與弱，直接影響著整個翻譯過程，并影響著翻譯的最終結果，即譯文的價值。

“具體地說：主體性是主體在對象活動中本質力量的外化，能動地改造客體、影響客體、控制客體、使客體為主體服務的特性”（王玉柱，1995：6）。主體性包括目的性、主動性、自主性、創造性，簡言之，即主觀能動性（查明建等，2003：3）。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描述翻譯學的興起與發展，以及文化和價值取向研究的盛行，譯者的主體性開始越來越明顯。這既是譯者主體性被發現的過程，同時也是傳統翻譯研究不斷深化發展的結果。這一研究的意義在于使翻譯研究走出了傳統譯論——“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桎梏，使中國譯論的著眼點不再僅僅局限于翻譯標準和翻譯技巧的探究范圍內，“原文”不在具有研究的唯一性。

二譯者主體性在翻譯理論與實踐發展中的應用與體現

談到翻譯，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文學翻譯，尤其是美國，譯論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關乎于文學的（劉宓慶，2005：ii）。就文學本身的閱讀欣賞而言，本來就屬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領域，因此，文學翻譯是譯者展示其主體性的最佳舞臺。譯者因其自身的教育背景，家庭出身，生活經歷等主觀因素上的差異，以及所處時代、政局、社會等客觀因素的不同而最終給出千姿百態的譯作。除此之外，像學術翻譯、科技翻譯（包括軍事科學及資訊）翻譯、財經翻譯、文化事業等其他翻譯，在這些類型的翻譯中主要從文本選擇中體現譯者的主體性。譯者從自己實際工作出發，選擇最有價值的文本，最適宜的理論與策略從而實現其翻譯作品的特有功能，如引進最新資訊、弘揚民族文化、吸引大眾消費等等。

中國的翻譯史可以說是譯者主體性的完美詮釋。我國的翻譯事業始于西漢的私民間佛經翻譯活動（BuddhistScripture），至今已有兩千年的光輝燦爛的歷史。從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是我國翻譯史的第一時期，主要的譯者就是僧侶，比較著名的翻譯家是安世高，“三支”，釋道安，鳩摩羅什，真諦，釋彥琮，玄奘等。譯者的主體性除了體現在題材選擇上外，還體現在策略選擇和語言表現上。這一時期主要是統治者以自己統治需要出發，選擇經文翻譯以教化民眾；這些翻譯家又都系出佛門所以對此是欣然授命而且是得心應手。值得一提的是，與其他譯者不同，玄奘屬于將外語翻譯為母語，而且他又有游歷列國的經驗作為支持，使其在文化和語言方面較其他譯者而言更具優勢。他提出的“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翻譯標準，即“忠實、通順”，是主體性濃縮的體現，至今仍有指導意義。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及清末的西方政治思想與文學翻譯是我國翻譯史的第二個發展階段。相對于第一階段而言，翻譯涉及的領域在拓寬，翻譯家的隊伍也在擴大，更具有時代性。最能體現譯者主體性意識的當屬嚴復，他注重個人“身體感受”并充分發揮了其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從原文選擇入手，以譯作內容為體現，以經驗總結為指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成功地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嚴復是清末一位著名的翻譯家，被稱為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系統介紹西方學術，提倡用資產階級思想與文化挽救中國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25歲到英國留學，醉心于西方資產階級的文物制度，閱讀了達爾文、赫胥黎等英法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他對西洋學問造詣之高、對于西洋社會了解之深，不僅遠非李鴻章等洋務派人物可比，就是領導整個維新運動的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也都望塵莫及。嚴復回國后，曾隨當時桐城派大師吳汝綸學古文，造詣很深。其后他潛心翻譯，所譯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經濟學說，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論》。譯出后在中國引起很大的震動。“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等詞語流入中國，影響極大。嚴復譯書的目的性很強，就是為了富國強兵。他的譯品，質的方面，很少有人訾議；但量的方面，卻嫌其大少。他翻譯的特點最重要的就是選擇原書的精細，具體有以下四點:

(1)選擇原書之卓識。

(2)先認定先后緩急和時勢之需要而翻譯，故每譯一書都含有極深遠的用意。

(3)所翻譯的書都是他精心研究過的。

(4)所選擇的書，均能了悉該書與中國固有文化的關系和與中國古代學者思想的異同。

嚴復參照古代翻譯佛經的經驗，自己的翻譯實踐，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對我國翻譯事業是有很大貢獻的。

“五四”運動后馬列主義的引進及俄蘇等新文化、新思想的翻譯為第三階段，建國后翻譯事業的全面發展是中國翻譯史的第四次高潮。與嚴復相同，各個時期的翻譯家都在各自不同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經歷的影響下形成了各自鮮明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些其翻譯的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即主體性的體現。對于這些因素我們不應僅僅歸于科學的、機械的語言觀；更多的應該關注于“人”，這些因素雖是外化的，但這是“人”這一社會歷史產物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可分割。

三結語

通過個案的分析、研究、比較可以看出，當代西方翻譯理論在翻譯文學與譯者主體地位的關系問題上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可能忽略了譯者個人在翻譯活動中的主體作用，忽視了翻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成因的多元性。譯者的主體性是客觀存在的，不管你是否意識到了。從這個角度上講，翻譯文化批評強調譯者的顯形（visibility），強調意義的豐富性與差異性，確實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而魯賓遜的“翻譯身體學”更是為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和研究提出了更新的角度和方法，為我們擺脫傳統譯論的束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譯者主體性的發揮不應是無節制的，任意的，甚至是扭曲的；強調發揮譯者主體性并不是要和所有的翻譯理論及標準對立，兩者應是相輔相成的，不應是水火不容的，其共同的目的都是為譯入語國家的讀者提供更加完美的譯作，更好地服務于所處的社會歷史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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