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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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科學和哲學的主要區別就是科學不斷進步，而哲學總是圍繞同樣的問題無休止地兜圈子。托尼·維果爾·卡里不這樣看。

相對比較新的領域科學史的創始人喬治·薩爾頓（GeorgeSarton）說科學是“顯而易見，毫無疑問不斷積累和取得進步的”唯一學科，這可能表達了許多人的心聲。從前，人們認為像打雷閃電等出人意外的可怕現象肯定是上帝發怒的表現。但是隨著希臘文明的出現，真正的科學到來了：歐幾里德幾何學，畢達哥拉斯樂音學，亞里士多德生物學，阿基米德靜力學等。這個黃金時代過后將近兩千年，又一個時代到來，從此科學革命的飛速進展噴涌而出幾乎再也沒有停歇過。牛頓通過地球引力把天空和大地聯系起來；本杰明·富蘭克林用電把它們連接起來（通過他的避雷針征服上帝的憤怒）；達爾文用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把所有的生命體系聯結起來。愛因斯坦發現了等式e=mc2。現在物理學家們在熱烈追求企圖把整個宇宙當作愛因斯坦方程一樣簡單方程的大統一的終極理論（TheoryofEverything）。

藝術不像科學，也不追求進步。諾貝爾獎獲得者生物學家弗朗西斯·雅格布（FrancoisJacob）說“貝多芬沒有像愛因斯坦超過牛頓那樣的方式超過巴赫。”相反，藝術提供了大量的不同視角，反映了藝術家各自的獨特性。他們都在表達真理，但真理之間差別之大是根本無法測量的。

哲學處于藝術和科學兩個極端的中間。一方面，它提供了差別很大根本無法對比的風格各異的世界觀，比如休謨和胡塞爾，或者斯賓諾莎和薩特。因此根本不提出“哲學在不斷進步嗎？”這樣的問題就沒有什么大驚小怪的。但是另一方面，哲學像科學一樣是追求真理的，它同樣要求我們根據我們觀察到的外部世界或者人體的內部世界（感覺數據，痛苦等）檢驗我們的理論。

有些哲學家如黑格爾和斯賓塞（HerbertSpencer）好像認為任何事情都是不斷進步的。但是就連懷疑一切、根本不愿意反駁進步思想的悲觀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中很少有人認為哲學史顯示總體上不斷前進的上升趨勢，如果不是今天比昨天進步，至少是這個世紀比前世紀有進步。認為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觀點超越了柏拉圖的觀點好像是非常愚蠢的想法。

但是，如果我們的問題是哲學是否在進步，我想答案很明顯是肯定的，有時候甚至是薩特在談到科學時的說法“積累性進步”。我認為如果哲學家更多思考其著作是真正推動了哲學向前發展，還是添加了積累性的廢話，我們就明白知道的進步比我們實現的進步多。

“我在做的事情真的有價值嗎？當然，不過只有在來自上面的光照射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了上面的光，我無論如何都不能更聰明。”維特根斯坦《文化與價值》（CultureandValue）

當然，科學有時遭遇虛假的進步或者進入死胡同。實際上，根據生物哲學家戴維·赫爾（DavidHull）的說法，大多數的科學研究“都不能或者無法把科學往前推進”。科學在給不同觀點的追求真理者施加影響方面和其他任何學科一樣是脆弱的。蘇聯生物學很多年來受到國家的限制，只能接受李森科（Lysenko）后天形成的性格可以遺傳的觀點。更微妙的是，正如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Polanyi）所說的，在某個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傾向于指定在某個特定時期什么話題、什么立場是有趣的，如果違抗，就意味著你的學術生命馬上死亡。這樣的局面同樣危險。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實證主義論者成功把把包括倫理學，形而上學，美學等在內的整個哲學學科邊緣化了，因為其不科學、沒有意義。當然，我們從來沒有擺脫花園般多樣性的抵制本來應該了解更多些實際上沒有了解更多而提出的新觀點。人人都知道伽利略和教堂之間的麻煩，但我們并不清楚斯蒂爾曼·德雷克（StillmanDrake）的觀點：“他最早與當局的沖突與宗教一點關系都沒有。”他的麻煩主要來自感到伽利略新觀點構成威脅的比薩大學的學者。

但是，盡管有些相反的異乎尋常的例子，我們似乎無法否認自從1600年來的科學進步的趨勢。人們傾向于把這種趨勢歸功于新東西的發現和發明，但是至少同樣重要的是用新眼光看待舊事物的能力。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說亞里士多德派人士看到擺動的物體，覺得是“艱難下落”的東西；而伽利略看到它，卻認為是鐘擺。科學的這個方面是可以解釋的、闡述性的，有時候表現出哲學分析的特性。比如，宇宙主義者（Cosmologists）把銀河系看作“構成一個連續的，完美的流動體的顆粒”，經濟學家把“產品”定義為“購買者的完美替代品的單位集合”。

有些人，如實證主義者奎因（W.V.O.Quine）在他著名的論文“經驗論的兩個教條”（TwoDogmasofEmpiricism）中盡可能縮小科學和哲學之間的差異。還有些人，如維特根斯坦和布萊克（MaxBlack）強調兩者的差別。布萊克說事實是“人們普遍認為，哲學家從職業上說漠不關心的東西”。

“我對建造一個房子沒有興趣，對于未來建筑的根基擁有清楚明白的觀點也不感興趣。我追求的目標和科學家的不一樣，我的思維方式也與他們不同。”維特根斯坦《文化與價值》

如果哲學在某些方面和科學相似，在有些方面不同，我們就可以期待有時候哲學可以表現出像科學那樣的進步，有時候不會。我認為，這樣的期待產生于下面三個例子：

解構vs.進步

波普爾（KarlPopper）堅持認為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比正面證實（positiveconfirmation）更重要，因為不管我們看到了多少白天鵝，哪怕只有一個黑天鵝就能推翻“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結論。在商業和個人關系領域，破壞性批評常常是沒有幫助的。但是在科學和哲學界，很少有東西比給推定的理論或者可能的定義一個清晰的反證更寶貴的了。

埃德蒙德·蓋蒂爾（EdmundGettier）就是因為一篇不足三頁長的論文一舉成名的。他給出了一個破壞性的反證來推翻柏拉圖在《泰阿泰德篇》（Theatetus）中給知識的傳統定義---真實的觀念加上描述或者經過證實的真實觀念。蓋蒂爾的例子只是依靠沒有爭議的假設：如果我們相信p被證明是對的，我們知道p意味著q，因而相信q，那么我們相信q也被證明是對的。我在這里提出喬納森·丹西（JonathanDancy）對蓋蒂爾觀點的有趣的解釋。觀眾在觀看溫布爾敦（Wimbledon）男子網球決賽，看到約翰·麥肯羅（JohnMcEnroe）對吉米·康諾斯（JimmyConnors）的賽末點（matchpoint）后，正確地得出結論麥肯羅贏得了冠軍杯。他們是對的，不過不是因為他們想象的那個原因。實際上，麥肯羅在賽末點戰勝康諾斯的那一分的畫面攝影機由于技術故障并沒有拍攝到。觀眾實際上看到的是上一年賽末點場面的重播，當時麥肯羅同樣戰勝了康諾斯。因而，盡管觀眾相信麥肯羅贏得冠軍是真實的、正確的，但這并不等于知識。

在法律上，“超越合理的懷疑”的證據沒有達到直接證據的要求，因而蓋蒂爾的例子告訴我們正確的真實信念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知識（bonafideknowledge）。因而“確定”柏拉圖定義的前景微弱得幾乎為零。但是，只要看看長期以來的柏拉圖公式不起作用，我們認為這絕對是好事。

澄清vs.進步

自從蘇格拉底開辟了道路后，闡明自己觀點一直就是哲學的首要任務。這方面的經典例子是1955年約翰·羅爾斯（JohnRawls）的文章“規則的兩個概念”。功利主義倫理學里可以追溯到邊沁（JeremyBentham），詹姆斯（James）和穆勒（JohnStuartMill）的、和道德本能糾纏不清的“行為”概念。比如人們寧愿相信被判有罪的戀童癖患者而不愿相信遵紀守法有道德的人。人們希望規則功利主義（rule-utilitarianism）或許能讓人更加滿意。為了那個目的，羅爾斯在“‘總結性的規則’概念和‘實踐’概念之間劃了界限。前者的好處是提供了“過去決定的總結”，消除每次都要從頭開始判斷的麻煩。不足之處是直接根據功利原則。總結性規則只不過是經驗法則，因此，如果人們違反它比遵守它能產生更好的結果的話，可以而且應該“違反”這些規則。

在總結性概念上，“在某個具體事件上的決定在邏輯上先于規則”。在實踐概念上，正好相反。實踐規則是某些行動的確定性特征，比如板球和棒球比賽，比如承諾和處罰的指令。正因為如此，人們不能簡單地決定在某個場合什么選擇最好，因而采取什么行動。人們不能回顧某個道德規則的權威，也就是說，直接訴諸于功利原則（utilityprinciple）。個別行為要受控制它們的實踐規則的制約。功利性原則管理的是這些規則，而不是具體的行為。

羅爾斯對諸如偶然性籠統化或者法律般的籠統化的區分是有意義的，雖然他沒有把探索從元倫理學（meta-ethical）問題推廣到元科學（meta-scientific）問題上。他區分實踐和總結性概念的貢獻是“增強了功利主義觀點的說服力”，雖然沒有能把功利主義改變成為“徹底可以辯護的東西”。我認為在兩方面他都是對的。由于他的澄清，規則功利主義和行為功利主義區別開來，不僅獲得了可靠性，而且在探討過程中贏得了莊嚴（gravitas）。但是對那些認為功利主義的整個框架都是誤導人的人包括羅斯（W.D.Ross）和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Williams），甚至羅爾斯自己在他的巨著《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中都認為其努力只能到此為止了。而且，羅爾斯增強功利主義觀點可靠性是付出了代價的，因為他的澄清使得規則功利主義不僅更不像行為功利主義，而且變得更像其主要對手---規則義務論（rule-deontology）。因此，對于功利主義者來說，羅爾斯的區分或許是禍福兼有的東西，但是對于哲學來說，顯然是進步的清晰的，明顯的例子。

懷疑vs.進步

我們怎么能夠肯定歷史不是5分鐘前開始的呢，以記錄或者“記憶”來完成呢？我們怎么知道外部世界不是邪惡的魔鬼為了欺騙我們而創造出來的假象呢？這些問題只能是哲學家可能提出的問題：因為對于所有的意圖和目的來說，這些問題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沒有外部世界，我們就不需要付帳，只需要假裝付可能的帳單，而且從原則上講，我們怎么說清楚它們之間的不同呢？

雖然這些問題讓人懷疑，但確實有實際上的用途，一方面，就像蓋蒂爾的反證顯示我們實現的進步并不像我們知道的進步那樣多。休謨的懷疑性突襲讓他認識到“謹慎和謙遜”的必要性，實際上，在我們的觀點前應該加上一個沉默的“假如”（假如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假如這個消息來源是可靠的，假如有外部世界等）。休謨的“溫和懷疑主義”（mitigatedskepticism）把絕對命題變成了隱含性的條件句。

如果我們能夠養成休謨式的謙遜習慣就好了。我們的文本就可能更加文明，世界也可能更容易和諧相處。這樣做根本不需要我們花一分錢，除了我們知道的進步比我們做到的進步多這個傲慢的假設。這是像蘇格拉底一樣古老的簡單教訓，但是我們好像從來沒有認識到。我擔心，其實沒有多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