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技術創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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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把技術創新設定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動或行動系統。而從社會學理論中所謂社會行動的“行動參照構架”的含義來看，技術創新行動本身是包含其環境因素的行動構架整體或行動系統，也就是說，技術創新行動不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總是在一定的客觀環境中進行的并限定了其特殊的環境變量及其特征。正是從這樣一種理論前提出發，本文闡述了技術創新行動的三個最主要的環境變量及特征。

關鍵詞：技術創新行動環境變量

技術創新作為一種具有工具合理性的科技與經濟相結合而一體化發展的結構功能連續統，乃是現代社會系統為滿足其經濟、科技與社會協調發展之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種系統結構功能分化的結果。技術創新不僅在微觀上構成了企業為滿足其生存發展所必須作出的主導性行動，而且在宏觀上也逐漸顯示出其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并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結構功能層面。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技術創新“已經構成了一種至少從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轉型的基礎發動機”（[1]，p.13）。

正因為如此，自從熊彼特首次提出創新概念并建構了其作為一種經濟發展理論的創新理論體系以來，技術創新就一直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并對其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理論概括和統計測度，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和顯著的社會效益。透過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看到，由于技術創新主要是在經濟與科技相結合的領域中得到生成和發展，故而首先主要是在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下由技術經濟學、科技管理學和企業管理學等學科作出了較詳細的考察和研究。但是，隨著對技術創新研究層次的深入及研究范圍的拓展，而且也隨著技術創新活動逐漸越出單純的經濟系統并在社會整體系統之中功能凸顯趨勢的增強，其所具備的社會行動性質和社會關系結構等非經濟特征就遠非純粹的經濟學理論框架所能涵括的了。而這實際上就是為對技術創新的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契機，即對技術創新進行社會學研究的必要性。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對技術創新給出這樣的解釋性定義：技術創新是由創新主體（企業）所啟動和實踐的、以成功的市場開拓為目標導向、以新技術設想的引入為起點，經過創新決策、研究與開發、技術轉化和技術擴散等環節或階段，從而在高層次上實現技術和各種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及其社會化和社會整合，并最終達到改變技術創新主體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社會行動或行動系統。從這樣一種定義出發，可以看到，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動或行動系統，技術創新無論其創新資源的獲取與社會動力的提供，還是其社會運行機制的展開和社會功能滿足方式的呈現，都總是離不開其社會環境的。因此，考察技術創新行動或行動系統的社會環境變量及其特征，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了。

在社會學理論中，環境是與行動相關聯的。從社會學中行動或行動系統的概念來看，任何社會行動總是行動者與其環境之間的某種關系，而社會行動之所以具有區別于行為或“觀念的流溢”的規定并從而具有客觀的自主性正是從這一關系中得出的。一般來講，社會行動具有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與行動的主觀方面即行動者相對應的有兩個因素：①目的——行動過程所要達到的未來狀態；②規范——與行動目的相一致的價值標準和行動規范。與行動的客觀方面即環境相對應的也有兩個因素：①條件——環境中不能為行動者所控制的因素；②手段——環境中能夠為行動者所控制的因素。這四種因素的組合即構成了所謂的社會行動的“行動參照構架”。正是這種行動參照構架（又可簡化為手段——目的構架或條件——規范構架）的形成，不僅從整體上規定了社會行動的基本特征，即社會行動本身是包含其環境因素的行動參照構架整體，或者說是一種行動系統，而且也規定了社會環境的性質，即環境是作為行動的客觀方面而參與了行動參照構架的形成，環境是不能脫離行動而自在成立的。這也就是說，社會行動不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總是在一定的客觀環境中進行的，這種客觀環境一方面作為條件限制了行動的取向和范圍，另一方面又為行動提供了手段或工具；行動者在其行動過程中不能超越于環境之外，但卻能從環境中獲取行動的手段或工具。同時，環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動的關聯中存在著和發展著的；其對行動的條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動的目的相連接時才能成立，才有意義。更進一步地講，環境只有在和行動的互動關系格局中才能獲得自身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才能獲得其與行動者相對應的獨立性和外在性。行動者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為中介的，文化的作用是為行動者提供了行動規范。

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動或行動系統，技術創新也必然具備上述的行動參照構架的特征。也就是說，在技術創新行動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觀方面即技術創新的目的與規范同其客觀方面即技術創新的手段和條件之間的關系來建構自己的行動構架。這一方面表明，技術創新行動不僅有著自己特定的目標指向，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并與之發生關系，它或者受到環境的限制而調整自己的行動路線和范圍，或是從環境中獲取技術創新的手段和資源以達成自己的行動目標，并在此過程中同時也參與了對環境的重建。另一方面則表明，要考察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就必然離不開技術創新行動本身，因為環境已經成為了技術創新行動構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技術創新之社會環境的考察應以環境和行動之間的互動關系為出發點。但是，遺憾的是，在以往的對技術創新的研究文獻中，不僅對環境因素的作用強調不夠，而且即或有所提及，也只是把技術創新行動和其環境當作兩個無內在關聯性的分離系統來處理的。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以社會行動參照構架為理論出發點來考察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變量及其特征、技術創新行動與其環境的互動作用關系以及由此引發的環境變遷的社會過程和機制等就更是殊見。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將主要以技術創新行動之行動參照構架為理論基點，去考察技術創新行動其特有的社會環境變量及特征，而技術創新與環境的互動作用關系和環境變遷的社會過程及特征則留待它文中再作闡述。

從一般的意義上講，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就是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大系統。社會系統是由多種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因素集合而成，其中經濟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環境的等等因素，構成了社會這一復雜的有機體。因此，廣義地講，這些因素及其關系均可作為技術創新的社會環境因素而存在。但是，由于我們在這里考察技術創新之社會環境因素的理論出發點是技術創新的行動參照構架，這種行動參照構架中的環境因素或者作為創新手段為創新主體所把握，或者作為條件因素制約著創新目標的達成。這就表明，要確定技術創新的社會環境因素就必須從其與技術創新行動的關聯性特征出發，才能從廣泛的社會環境因素中獲得技術創新之獨特的社會環境因素的恰當的定位。從環境因素與技術創新行動的關聯性或技術創新之行動參照構架出發，我們可以確定出作為技術創新行動之特定社會環境因素的幾個變量，即社會物質資源、社會制度模式和社會文化背景等三個環境變量。

1.社會物質資源

社會物質資源是影響和制約技術創新行動的最基本環境變量，是社會環境系統中對技術創新行動的“硬性”約束要素。如果社會物質資源出現短缺，或者其與技術創新行動系統的互動交換關系發生障礙，則勢必導致技術創新之行動參照構架中手段要素的比例減少而條件要素的比例增加，其結果，是在限制了創新主體對創新資源的有效獲取的基礎上也阻礙了技術創新行動的正常展開和順利實現。

如果以文化的主層次結構的標準來看待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系統的話，則社會物質資源這一環境變量是居于該系統結構的器物層次，其和技術創新行動的互動作用和交換關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領先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居于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系統結構的器物層的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并非純然是一種具自然物質性的要素的集合，而是一種包含了生產要素資源、人力資源、資金投入、市場需求和信息資源等在內的廣義性社會物質資源系統。

生產要素資源包含了技術創新所必須的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等，它是影響技術創新的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中的最基本的成份。如果缺乏這種最基本的環境要素的供給，技術創新行動將無從談起。在熊彼特的創新概念中就曾指出，所謂創新就是把一種從未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現有生產體系之中，而其中的一種新組合形式即獲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應來源的實現就是一種創新。由此可見，雖然生產要素資源不能涵括技術創新之社會環境要素的全部特征，但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物質資源性環境要素卻是技術創新行動所不可缺少且必須與之發生互動關系的。

人力資源主要包括企業家群體和技術創新各環節所需的專門人才，它構成了技術創新行動的人才性資源環境。技術創新作為一種包含諸多運行環節或階段的社會行動，其全過程的順利展開和成功實現必須通過人的活動或行動才能完成；其各個環節、各個階段的運行質量和速度都取決于從事該環節工作的專門人才的科技水平、創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的高低。企業家群體是技術創新的啟動者、協調管理者和風險承擔者，而技術創新各環節所需的專門人才則是創新能否正常運行和順利實現的技術性保證。因此，如果技術創新行動系統不能同其人力資源環境要素發生通暢的社會交換和互動，則勢必導致創新所需的企業家和各類專門技術人才的匱乏和枯竭，從而也必將導致技術創新行動的瓦解。在這一點上，美國著名經濟學家T·舒爾茨也曾指出，在通過科技進步提高生產力的問題上，“資本的傳統概念必須加以擴大，以便容納人力資本”（[2]，p.1），“從分析的角度來說，如果有可能將所有不同形態的人力資本集中在一起，其作用會大大超過全部非人力資本”（[2]，p.2）。這種看法實際上是以一種經濟學投入產出分析框架中的資本概念闡明了人力資源的貯備以及對其進行的投資對于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的重要性。

資金投入是技術創新的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中又一重要的約束性因子。由于技術創新行動的高風險、高投入和高效益性質，從而決定了資金投入作為一種技術創新之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要素的獨立性和重要性。西方的一些發展經濟學家曾經指出，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因為根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在一定的生產技術條件下，社會資本總擁有量與總產出之間存在著由資本產出系數所表示的關系；若資本產出系數不變，增量產出則完全要依賴增量資本投資。據此，他們認為，大規模的投資和由此造成的資本累積是使一國經濟實現起飛的前提條件。不管這種純粹的經濟學增長模型的假設是否恰當，單從技術創新行動本身來看，如何選擇合理的資金投入方向以及降低資金投入的風險-效益比，則的確是制約技術創新成功實現的前提條件。

市場需求既是促進技術創新的外部社會動力，也是技術創新之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世界范圍內的技術創新實踐來看，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國內外市場競爭的壓力。市場發育不健全，市場體系不完善，則以市場需求信號為主要表征的市場機制就不能有效地起到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并引導其創新發展方向的作用。因此，在技術創新行動中，如何準確地把握市場需求的類型及其發展趨勢，如何建構良好的市場體系和市場運行機制，從而把市場需求從技術創新行動參照構架中的條件取向轉化到有利于技術創新的手段取向上，并形成技術創新行動系統和市場需求之間靈敏通暢的社會互動關系，乃是技術創新能否順利啟動和成功實現的重要保證。

信息資源是技術創新之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中的又一重要成分。從信息論的角度看，技術創新行動實際上就是技術創新行動系統內部以及該行動系統與外部社會環境之間信息的輸入和輸出關系的總和。就技術創新行動系統和環境之間的信息交換來看，在創新的啟動和決策、R&D、生產、銷售和創新擴散等諸環節或階段上，都存在著大量的信息的流動和交換活動。如果缺乏這種從外部社會環境中獲得或輸入的足夠的信息資源，如科技發展信息、市場需求信息、地區和行業技術改造信息、技術引進信息等，則勢必導致技術創新行動由于得不到適度質量和數量的信息保證或是無法作出決策而啟動，或是創新諸環節之間聯系紐帶中斷，或是創新產出過程受阻，或是創新擴散過程失效等。因此，在闡述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物質資源這一環境變量時，就不能只定位在人力、資金、市場或生產技術要素等物質性的成分上，還必須充分認識到信息資源的重要性和制約能力，從而充分發揮信息資源在技術創新行動中的觸發作用、紐帶作用以及創新資源集聚作用等。這實際上就是要求在技術創新行動中，必須謀求有效的技術創新行動系統與其社會環境之間的信息溝通，并建構出有效的溝通渠道。這種信息溝通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幾種：①大眾新聞媒介；②學術刊物和學術會議；③政府部門的信息；④技術市場；⑤行業之間的信息網絡；⑥同學、同鄉、熟人等非正式的人際關系網絡等。

2.社會制度模式

在社會學看來，社會制度是“被歷史地加以傳遞的外部社會安排以及在社會化過程中加以傳遞的內化了的社會價值”（[3]，p.316）。帕森斯則更明確地指出，“制度是規范的一般模式，這些模式為人們與他們的社會及各種各樣的子系統和群體的其他成員互動規定了指定的、允許的和禁止的社會關系行為的范疇。在某種意義上，它們總是有限制的模式”（[4]，pp.144—145）。這就表明，社會制度作為人們社會行動和社會關系的制度化規范價值體系，是隨著人類社會的出現而出現、發展而發展的。它在規范人們社會行動、實現社會進步以及必要的社會秩序的維系等方面都發揮著核心的作用。

從上述界定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制度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特征：第一，社會制度具有相對于社會行動的外在性和獨立性。社會制度是在人們為滿足某種社會需要并維持社會秩序的整合過程中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建構出來的；但社會制度一經建構出來，由于其組織人類社會生活的形式化程序和合法化價值，從而導致了它逐漸地同具體的人類社會行動相脫離而具有了外在性和獨立性的特征。正如P.布勞所指出的：“社會制度構成一種歷史現實，它至少部分地存在于人類之外并獨立于構成社會的人類”（[3]，p.316）。第二，社會制度對人們的社會行動具有限制性和規定性。由于社會制度的外在性和獨立性，導致其表現為一系列形式化的規則和程序，從而為人們的社會行動提供了一種限制性和規定性。作為制度的外在安排，這種形式化的規則和程序往往是由制度建構者或提供者通過強制性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從而也使得社會制度本身具備了一種強制性的力量。

對于技術創新行動而言，社會制度的這種外在性和獨立性特征必然導致其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系統的外部環境變量而出現；而社會制度的強制性和規定性力量則決定了它必然成為技術創新行動系統所必須面臨的最為重要的環境變量的性質。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環境變量，社會制度或制度模式不僅為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企業提供了一種共享的行動規范，從而使企業之間或企業與其環境之間的互動和交換能夠按照某種穩定的或可預期的方式進行，而且在這種互動或交換活動的制度化過程之中，它也歷史地塑造出了一種企業之間、企業和社會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企業在共享這一制度安排后果的歷史過程中，隨著其合法化和形式化程度的提高。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這種制度化安排付出不斷的、大量的利益投入尤其是機會成本投入，并對其抱有長期的利益收益預期。由于這種在歷史過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投入-利益收益行為選擇模式是很難更改的，因為更改意味著企業以往的成本投入可能全部或大部分作廢，因此，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強的剛性，從而對企業從事具“更改”性質的技術創新行動構成了強大的障礙和挑戰。這就正如帕森斯所說的，社會制度模式以及其所塑造出來的利益分配格局“它們在滿足處于某種典型條件下的系統功能必要條件的意義上，維持一種穩定狀態的條件。它們規定的限制使經濟和其他方面的約束得以生效。這種限制一旦被打破，不僅會涉及利益的得失，還會涉及權力和義務的破壞和侵犯?！保╗5]，p.90）對于企業的技術創新行動而言，其具體表現為技術創新行動的功能目標要求與企業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之間的摩擦和沖突，表現為那些在技術創新過程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業或企業成員對由技術創新行動所建構出來的新的制度安排或原有制度安排的調整其社會認同方面的嚴重差異和分歧，等等。而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企業從事技術創新行動并由此建構新的行動規范和組織形式以及實現其制度化過程的嚴重障礙。

根據社會需要類型的分類標準，即根據社會制度滿足人類社會需要和規范協調人們社會行動與社會關系的不同維度，我們可以把社會制度模式劃分成如下類型：經濟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軍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其中能夠納入技術創新之行動參照構架中成為技術創新之社會環境變量的主要制度類型有經濟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而其他社會制度類型雖也可作為環境因素影響技術創新行動系統的結構、過程與實現，但較之于前述幾種的影響而言則僅具有一種間接性和邊際性，因而在一般情況下可以對它們存而不論。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社會制度這個詞在社會科學或社會學中的使用其涵義是十分廣泛且有較大差別的。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它不僅指“由周密制定、易于確認和相對穩定的規范、價值觀和法律控制的社會行為的各個方面”（[6]，p.298），不僅“指日常意義上在社會中出現的各種社會組織模式”（[6]，p.299），而且也指控制著社會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制度領域或社會系統中各種獨立完整的結構功能層面。上述社會制度的不同層面或維度均構成了技術創新行動必須面臨且不得不產生和運行于其中的一種制度環境，而不論這種環境是表現在制度建構的發生學維度上還是表現在制度轉軌的結構過渡維度上。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戴維斯和諾思曾對所謂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作了區分，在他們看來，“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和分配基礎的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基礎規則”（[7]，p.270），而“制度安排”則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的方式的一種安排”（[7]，p.271），它可能是正規的、長期的，也可能是非正規的、暫時的。其實，這種區分從社會制度之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變量來看，并不是一種制度之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的環境變量和內生變量的區分，而只是表明了社會制度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的環境變量其作用方式的正式性與非正式性之分，表明了在社會制度模式中正規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化的行為規則同非正規的制度安排或非制度化的行為規則即所謂社會潛網的區分。但是，從這種經濟學家對制度所作的區分中卻可以啟發我們看到，在技術創新行動中，由于技術創新行動本身也體現為一種新的制度規范或創新潛網的建構過程，而這種創新潛網作為更廣泛的社會潛網之一部分往往對技術創新行動發揮著更直接更具體的影響。因此，同上述新制度經濟學家不同，我們在闡述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制度模式環境變量時，應當更為關注這種社會潛網及其作用，因為不僅在現實生活中大量起作用的就是這一類行為規則，而且對于具創造性、新穎性和超前性的技術創新行動來說更是如此。

3.社會文化背景

社會文化背景是影響和制約技術創新行動的又一重要環境變量。前面已經指出，社會制度模式由于其外在性、獨立性、強制性和規定性的特征而對技術創新行動發揮著重要的決定性的環境影響，它構成了技術創新行動賴以發生、運行并實現其社會化和社會整合的制度性依附。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技術創新行動中所依循的社會規范和社會價值并不完全是由社會制度來體現和承載的，也就是說，在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系統中還存在著一種無所不在且強有力的社會力量來補充社會制度模式在規范現實的技術創新行動時之所不及。這種力量不是一種與社會制度模式相對立的，也不能僅僅被理解成是社會制度模式的補充力量，而是一種包含社會制度模式在內的、更廣泛、更深層的影響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價值規范體系，它甚至還成為了社會制度賴以創生、演變和發展的基本依據。這就是以文化價值規范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文化背景。

在對技術創新行動的規范和制約中，社會文化背景作為一種技術創新行動之特殊環境變量具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社會文化背景對技術創新行動的制約作用或者說社會文化價值規范的功能發揮并不完全以正式形式為條件，不一定具有相應的正式組織或設備作為其實體性物質基礎；但正因為其不具備完整的、正式的實體形式，才顯示出其對技術創新行動的無所不在的制約力量來?？梢哉f，它不僅廣泛地影響著技術創新行動的各個環節和層面，不僅涉及了技術創新行動的具體行動方向、范圍和路線，而且還深刻地影響著從事技術創新行動的企業家及相關人員的心理定勢、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第二，作用層次的內在性與外在性相統一。社會文化背景對技術創新行動的制約力量具有超越于單個技術創新行動主體之上的外在性，同時又具有影響每一個技術創新行動主體的內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技術創新行動主體在進行技術創新行動的選擇或決策時，不得不依從既有的文化價值規范，從而力求為技術創新行動的開啟、展開和實現謀求一種普遍的社會認同；后者則指社會文化背景具有深遠而廣泛的歷史經驗和文化累積的性質并積淀在每一個技術創新行動者的意識之中，從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其在技術創新行動中的具體表現。社會文化背景的這種內在性與外在性相統一的特征，體現了其對技術創新行動制約作用的張力范圍，塑造了其對技術創新行動的既促動又限制的作用性質。

最后我們可以說，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變量之一，社會文化背景對技術創新行動的影響或作用雖不如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那樣直接，也不如社會制度模式環境變量那樣具有決定性，但它卻通過自己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和作用層次的內外統一性的作用特征為基礎，以一種文化規范潛網的方式發揮對技術創新行動的功能影響，并填補了此二種環境變量對技術創新行動影響不及的作用真空地帶。

4.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的特征

上面我們從技術創新作為一種社會行動其行動參照構架出發，闡述了作為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因素的社會物質資源、社會制度模式和社會文化背景等三個環境變量。當然，這并不是說它們就已經包含了影響技術創新行動的所有社會環境因素，而只是表明在和技術創新之行動參照構架的關聯中它們被確立為技術創新行動之特有的社會環境因素的恰當性和重要性。但盡管如此，通過上面對三種環境變量的闡述，我們已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技術創新行動其社會環境因素的主要內容和面貌，并且進而也可歸納出以上述三種環境變量及其關系為主體的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系統的基本特征。

第一，關聯性。這是指構成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的各種要素或變量之間都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著的。社會物質資源的交換與獲取離不開社會制度模式的規范限制和社會文化背景的價值影響；社會制度模式的規范性限制離不開社會物質資源的支持和社會文化背景的認同；而社會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只有通過社會制度模式和社會物質資源為載體才能具體表現出來。應當強調指出的是，正是這種社會環境諸要素或變量之間的關聯性，表征了我們前面把技術創新視為一種行動系統并以其整體性的行動參照構架作為考察其社會環境的理論出發點的正當性。因為，由于環境變量之間關聯性的存在，使得技術創新行動主體在和任一環境變量發生互動交換關系的時候，都必然牽連著其他環境變量乃至整個環境系統的影響，如果不從系統的角度來把握技術創新行動的特征，不以技術創新行動的整體行動參照構架為理論基點來把握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的內容，就勢必導致技術創新行動與其環境之間互動交換關系網絡的離散，并最終導致技術創新行動其社會環境系統之結構和秩序的紊亂。

第二，層級性。從社會系統論的觀點看，我們可以把技術創新行動其社會環境系統的結構劃分成分別以上述三種環境變量為表征的三個層次，即器物層、制度層和價值觀念層。其中，器物層是以社會物質資源表現出來的社會環境，制度層是以社會制度模式表現出來的社會環境，價值觀念層是以社會文化背景表現出來的社會環境。同時，如果我們從技術創新行動與其社會環境系統之互動作用的順序考察，也可以看到環境結構的很明顯的層級性，即首先是技術創新行動和社會物質資源之間發生互動交換關系，其次涉及到社會制度模式，最后是社會文化背景。而反過來，則是形成一種作用調節的信息控制等級次序結構，即在信息方面社會文化背景制約著社會制度模式與技術創新行動的互動作用并限制著其互動關系的變化范圍，而社會制度模式作為對扮演技術創新主體角色的企業的期望，又限制著其在和社會物質資源之間發生互動交換關系的動機、目的和決策過程。

第三，差異性。在技術創新行動中，由于存在著不同的創新行動主體，它們有著各自不同的目標取向、收益預期、行動方式和功能要求，從而決定了技術創新行動和環境之間的互動交換關系在形式和內容上會有差異，而這實際上也就表明了社會環境的差異性特征。對于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企業來講，其可能采取不同的創新方式，或產品創新，或工藝創新，或組織創新。而對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而言，其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會物質資源和社會制度模式，而對組織創新或制度創新而言，其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會制度模式和社會文化背景，等等。社會環境的差異性一方面可以為技術創新行動提供適宜的行動契機和行動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創新主體獲取創新資源和手段的機會和位置的差異，從而導致創新主體之間在技術創新行動中的不平等競爭。

第四，動態性。這是指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技術創新行動的展開會處在變動不定的狀態之中。首先，社會環境的各種要素或變量具有較大的可變性。一方面每一環境變量都處在其他環境變量所構成的環境中，為了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每一環境變量都將在獲取資源的過程中不斷改變自身的形式和內容從而表現出一種動態的適應過程；另一方面，由于技術創新行動本身也參與了其周轉環境的構造與重建，因此由技術創新行動所體現出來的更新取向也必然導致環境變量的動態性發展。其次，各種環境要素或變量之間的結合方式或互動作用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常地具有新的內容和新的結構。

最后，利用上述的技術創新行動的環境變量及特征的分析框架來對照中國現實的技術創新狀況，可以看到在中國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結構的三個變量層次上，明顯地存在著短缺效應、轉型效應和遲發效應等三種環境變量的影響和制約，并形成了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行動其社會環境結構的剛性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它們阻礙了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行動的順利啟動、運行和實現。因此，從理論上講，要消除這種環境影響的障礙和限制，就必須在對技術創新行動的目標選擇和具體操作上要有一種系統的觀念，即不單是把技術創新行動同其社會環境看作是兩個互無內在關聯的系統，而必須是把環境因素納入到對技術創新之行動參照構架的建構過程之中，從而通過行動建構系統的過程不斷地把環境因素中的條件成分轉化到手段成分中去，形成一種技術創新行動與其環境的共同創新和重建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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