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中的貨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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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市場經濟是貨幣經濟。貨幣是價值和財富的體現，是社會財富的集成。貨幣是交換的媒介，也是商品流通的媒介。貨幣對社會產生了雙重影響：促進人的社會化；推動社會的互動；促成社會的分化；但對貨幣的過度追求也會引發道德危機；甚至產生貨幣拜物教。
關鍵詞：貨幣社會雙重影響貨幣拜物教
市場經濟是貨幣經濟。當今的社會也是貨幣社會。貨幣充斥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無孔不入，無處不在。貨幣是價值和財富的抽象代表，是社會財富的集成。貨幣是交換的媒介，也是商品流通的媒介。貨幣的使命是要在流通中充當流通車輪；充當周而復始地進行流通的永動機。外國一學者將貨幣比作為“風輪”。“風輪”既可以推動社會的前進，又可以碾破社會的道路。貨幣對社會產生了雙重影響。
貨幣促進人的社會化
人具有社會性，在漫漫的成長過程中，必須不斷地學習社會技能，掌握社會規范，明確社會目標，扮演社會角色，承擔社會義務，逐漸從“自然人”轉變為“社會人”。當然，每個人的社會化程度還是有高低之別。有的人社會化程度很低，他不能將社會的價值觀和社會的行為規范很好地內化于自身之中，不能自覺遵循社會的行為準則，不能清楚地進行自我的角色定位。
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需要使用交流的媒介。常用的交流媒介是語言和貨幣。通過語言，人們可以與他人互通信息，可以與他人產生互動。語言可以促進人精神層面的社會化。通過貨幣，人們可以互相交換，互通有無，以滿足自身的多種需要。貨幣可以促進人物質生活層面的社會化。物質生活層面的社會化往往是精神層面的社會化的基礎。也就是說，物質層面的社會化要有物質基礎，精神層面的社會化有時也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比如人們在利用某種文化資源時需交納一定的費用，這都有賴于貨幣。居家生活同樣也離不開貨幣。所以，“貨幣是人走進人類社會大院的門票”。按照一些社會學家的觀點，人的社會化分為三個階段：“初社會化”、“續社會化”和“復社會化”。在每一個階段，人都要付出艱辛的勞動和巨大的代價，其間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貨幣，并且不僅僅就是本土貨幣，有的還需使用國際貨幣。
貨幣的使用使人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因為貨幣可以購買別人的勞動成果，可以取代自己應盡的義務。這樣，人就可以從義務加在他身上的枷鎖中解脫出來。他只須繳納一定的錢稅。這為個性的發展留下了自由的空間，為人更好地社會化準備了條件。
貨幣是一般等價物，一般購買力，所以任何東西都可以購買，任何東西都可以轉化為貨幣。等價物促進了平等。平等和自由是人社會化的條件，如同飛鳥的兩翼。從這個角度而言，作為平等、自由的伴生物的貨幣又間接地成為社會化條件的條件。貨幣擴大了人的自由化。人的生活空間得到了擴展，因之人與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內容也得到了拓展，這樣更有利于提高人的社會化程度和范圍。
貨幣推動社會的互動
人的社會化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支配個人，個人也會對社會進行選擇。這種支配或選擇會促成人的地域的流動。一個人擁有的金錢量和他們的活動范圍是成正比例的。擁有金錢量的多少決定一個人能夠流動的頻率。人口流動的動力來自于實現貨幣增值的機會。
現代社會由于科技發展而成為一種動態的、不定型的、不穩定的社會。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社會流動性很大。有活力的、敢闖敢干的人會流向發展機遇多的，收入會增多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較好的地方。隨著地域的變遷，職業的變動，人會歸屬于不同的團體，可以結識更多的人。社會交往關系受到一定的影響。其間巨大的動力來自于貨幣。所以，貨幣是社會互動的引擎。
社會互動種類繁多，有直接式的社會互動和間接式的社會互動，有合作式的社會互動和競爭式的社會互動，有沖突式的社會互動和雙贏式的社會互動，有交換式的社會互動和純粹掠奪式的社會互動。不管是哪一種形式的社會互動，都可以帶來資源的流動和資金的轉換，都能導致社會財富的增加。姑且拿交換式的社會互動為例。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互動方式。由于生產的分工，每個人所生產的產品只能滿足自己一部分需要，滿足其他的需要就靠交換。
在剛分工的時候，人們的交換力極不靈敏。隨著分工的不斷精細化，交換式互動更加頻繁。交換的內容更加豐富，不再僅限于物質的層面，精神層面的東西也會處于交換內容之列。“鄰居們交換恩惠；兒童們交換玩具；同事們交換幫助；熟人們交換禮貌；政治家們交換讓步；討論者交換觀點；家庭主婦們交換烹飪竅門。”這段話所列舉的交換活動有兩種：一是物質交換，有具體事物參與其中；一種是精神交換，無具體的事物，但交換的背后隱含著一種計量的尺度，那就是貨幣。
在社會交換和互動中，貨幣是“需要和對象之間，人的生活和生活資料之間的牽線人”。它充當了人際關系的粘合劑和計量尺度。借助于貨幣，一切參與市場交換的東西都可以按照貨幣的形式加以計算。在貨幣面前，一切抽象的和具體的，一切勞動的和非勞動的物品都轉化為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轉化為可以計算的抽象的數字。這樣，貨幣作為平均主義者，把一切差別都消失了，這對社會的互動有很好的推動作用。
貨幣促成社會的分化
在社會互動中，慢慢出現了分化現象。分化的源起也有貨幣的因素。分化的依據是貨幣的擁有量。根據貨幣擁有的多少，社會人可被劃分成兩大階層：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
社會階層有不同的分類標準。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就主張社會分層要按照財富、地位和權力三個標準。主張財富作為第一分層標準的還有美國社會學家沃納、威廉•勞埃德等。貨幣的擁有量可以決定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可以成為人們歸屬不同社會階層的依據，所以，在現代社會，有些人為了追求優越的生活條件，擠身富人行列，采用種種不道德的甚至是違法犯罪的手段去獲取更大的個人利益，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各個不同的階層在獲取貨幣的過程和方式也不同。貨幣在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中的分布和占有也有異。
內容摘要：我國前些年通過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于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上的“軟著陸”：即不必以經濟的大幅度下滑來糾正經濟連年超高增長的結構失衡和通貨膨脹。而在西方經濟學中則有一條鐵律：只有擴張性政策才有可能推動經濟的增長。因此，有人得出結論說：西方經濟學不適合中國國情。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走勢，有人認為過熱，有人則認為是一輪黃金增長周期的開始。反思軟著陸時期我國的貨幣政策及其效果，有助于央行針對當前的宏觀經濟走勢，執行合理的貨幣政策。
關鍵詞：貨幣政策擴張緊縮
西方經濟學的中國悖論
從1993年開始，我國經濟出現高增長—高通脹并行，針對這種情況，政府采用了被稱之為“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并且成功地于1996年實現了“軟著陸”：即不必以經濟的大幅度下滑來糾正經濟連年超高速增長的結構失衡和通貨膨脹。緊縮的貨幣政策實現了中國經濟的適度增長，同時還降低了通貨膨脹率，被稱為“中國的奇跡”。而在西方經濟學中，無論是IS-LM模型，還是AD-AS模型，缺少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實現低通貨膨脹下的經濟增長的。我國1993年至1998年間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具有濃郁的緊縮意味，有學者得出西方經濟學不適合中國的結論。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待商榷。
我國貨幣政策的深層次分析
表1列出了從1992年至2002年我國各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從中不難看出，我國從來沒有實行過真正意義上的緊縮政策。所謂“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從來都是“適度從松”，即使從年增長率上來講，也有1/4的年份中，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是較上年遞增的。
為什么我國政府會把所實施的貨幣政策稱之為緊縮的呢？筆者認為：這是人們把政策的方向與力度混淆在一起造成的結果。絕大多數國家在絕大多數時期的貨幣政策在方向上都是擴張性的，所不同的只是擴張的力度問題。正由于這樣，我國已經在其貨幣政策中默認了擴張這個大前提，在此前提下，才有擴張力度的“適度從緊”。具體說來，1992年以后，全國經濟出現過熱，因此，中央政府有意適當降低經濟的增長率，但與此同時，我國的現實經濟增長率還低于潛在增長率（對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有學者估算大致在8%~10%之間），因此我國事實上沒有必要實施嚴格的緊縮政策。因此，中國人民銀行提出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這樣的概念，但實際上實施的卻是“適度從松”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供應量的適度增長。簡言之，單純緊縮的貨幣政策是決不可能實現經濟的增長。
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擴張與緊縮有兩種劃分方式。一種是絕對量意義上的擴張與緊縮，是方向性的。另一種劃分方式則是相對量意義上的擴張與緊縮，也就是比較各年增長率的變化，如果當年的增長率較去年的增長率低，就稱之為緊縮，反之則稱為擴張，這也是我國所采用的說法。但就習慣上，西方經濟學所說的緊縮與擴張都是指絕對量意義上的，而且這種提法也很符合近幾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和貨幣總量上都呈現一個增長的走勢。還有，我們在提到GDP或是其它經濟指標的時候，通常都是將當年的數值與上年度的數值進行比較，而不是將增長率的變化值當作是增長或是下降的標準。由此，我國的貨幣政策給人的印象是：始終缺乏方向感，明明一直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卻被冠以“適度從緊”，而近些年更是改為“穩健的貨幣政策”，何謂積極，其含義很不明朗。筆者認為，可以模仿消費價格指數（CPI）的劃分模式，將貨幣政策首先劃分為擴張性的和緊縮性的，然后再按照一定的區間，將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劃分為溫和的（一位數的年增長率）、高速的（二位數的年增長率）和超級的（三位數的年增長率）。
結合我國國情的模型說明
在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其經濟在基本達到或接近達到充分就業的基礎上運行，因此，經濟增長率較低。而對我國而言，經濟正處于向市場經濟的過渡當中，這一轉軌過程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是相當巨大的，此外，我國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失業人口，現實經濟增長率還明顯低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