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與中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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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經濟

碳排放引發的全球變暖屬于全球性環境問題，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努力。其核心是促進經濟發展模式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發展低碳經濟。那么，什么是低碳經濟？如何發展低碳經濟？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模式，包含三方面的內涵：

首先，低碳經濟是相對于高碳經濟而言的，是相對于基于無約束的碳密集能源生產方式和能源消費方式的高碳經濟而言的。因此，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在于降低單位能源消費量的碳排放量（即碳強度），通過碳捕捉、碳封存、碳蓄積降低能源消費的碳強度，控制CO2排放量的增長速度。

其次，低碳經濟是相對于新能源而言的，是相對于基于化石能源的經濟發展模式而言的。因此，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在于促進經濟增長與由能源消費引發的碳排放“脫鉤”，實現經濟與碳排放錯位增長（碳排放低增長、零增長乃至負增長），通過能源替代、發展低碳能源和無碳能源控制經濟體的碳排放彈性，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的碳脫鉤[4]。

第三，低碳經濟是相對于人為碳通量而言的，是一種為解決人為碳通量增加引發的地球生態圈碳失衡而實施的人類自救行為。因此，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在于改變人們的高碳消費傾向和碳偏好，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費量，減緩碳足跡，實現低碳生存。可以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由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過渡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一種旨在修復地球生態圈碳失衡的人類自救行為。由于人為碳通量只占地球大氣碳通量很小的比例，低碳經濟中“低”的要義在于降低經濟發展對生態系統碳循環的影響，維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其根本目標是促進經濟發展的碳中性，即經濟發展人為排放的CO2與通過人為措施吸收的CO2實現動態均衡。因此，低碳經濟本質上屬于碳中性經濟。由于低碳經濟系統的特征尺度是全球，經濟發展的碳中性是全球碳中性。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在于改變經濟發展方式，降低經濟發展對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依賴，促進經濟體擺脫碳依賴，擺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高碳能源依賴，使經濟發展轉入既滿足減排要求、又不妨礙經濟增長的低碳軌道，使經濟發展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軌。首先，降低人為碳通量。根據物質不滅定律，地球生物圈的碳儲量是恒定的，大氣中CO2含量增加意味著非氣態碳“過多地”轉化為氣態碳，使得單位時間內通過大氣的CO2量（即碳通量）超過了地球生態系統的碳平衡閥值，導致大氣中的碳過剩。

解決碳過剩問題的根本方法是降低大氣的碳通量。由于自然碳通量是地球生物圈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因此，我們只能通過降低人為碳通量來實現，減少人為碳源、增加自然碳匯。其次，開展碳預算。為提高減排的可控性，以降低人為碳通量為抓手開展碳減排需要特殊手段，即碳預算。這涉及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碳預算，預算全球許可的人為CO2排放總量和時序碳通量。二是預算分配。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碳排放權本質上屬于發展權。由于世界各國綜合國力、人口規模、發展階段、發展水平、能源結構的差異，預算分配工作很容易被政治化，使得碳排放問題錯綜復雜。三是預算平衡。這需要綜合考慮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由“赤字排放”形成的碳債務、不同國家的碳足跡差異以及國際間“碳頭寸”形成的碳匯交易機制與市場工具（碳信用、碳基金等），保障碳預算的真實目的——實現大氣碳平衡。第三，發展低碳技術。從引發人為碳通量的物質動因看，問題主要出在大量的化石能源消費。只要消費石油、煤炭等含碳自然資源，就必然要排放CO2，形成碳足跡。由于碳預算只是為人類實現碳平衡設定了碳排放限額，它本身并沒有提供達到目標的具體方案，因此，平衡碳預算需要技術支持，其要點有三：一是發展低碳能源，在優化低碳能源的技術性和經濟性的前提下用低碳能源去置換、替代傳統的高碳化石能源；二是發展碳吸收技術，通過碳捕捉和碳封存增加碳蓄積、減少地球生態圈的碳循環通量，促進碳平衡；三是增加碳匯，通過植樹造林、草原修復、濕地保護、農田改造和海洋管理等措施保護自然碳庫，利用植物和土壤吸納大氣中的CO2，清除大氣中的溫室氣體。

第四，能源結構轉換。歷史上，人類利用能源大致經歷了三個時期：薪柴時期、煤炭時期和油氣時期。第一次能源結構轉換從薪柴轉向煤炭（1920）；第二次能源結構轉換從煤炭轉向油氣（1959）；面對日益枯竭的化石能源和不斷惡化的生態環境，人類需要進行第三次能源結構轉換，從礦物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換，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礦物能源，用無碳能源、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現在看來，實現第三次能源結構轉換面臨一系列挑戰：

其一，能源品種。目前，有能力承擔第三次能源結構轉換的能源選項包括核能（核裂變與核聚變）、水能、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以及太陽能、生物質能、風能、海洋能、地熱能等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盡管每種能源的資源稟賦都能夠滿足人類的消費需求，但在現有的條件下都還難以做到技術、經濟可行。因此，第三次轉換或許將是一個綜合的過程，不可能像第一次和第二次轉換那樣結構單一，而是由多品種共同實現結構轉換。

其二，存量資產。現有的的能源工業體系，包括油井、油輪、輸油管線、銷售網絡，氣田、LNG船、天然氣管線，煤礦、鐵路、港口，發電廠、輸配電網絡，以及工廠、汽車、火車、輪船、飛機和居民生活，都是建立在石油、天然氣、煤炭基礎上的，形成了龐大的存量資產。第三次能源結構轉換不可能繞過這些資產。

其三，二次能源載體。伴隨于第一次、第二次能源結構轉換，人們已經習慣于使用電力、汽油、柴油等二次能源，并由此形成了完整的生產、生活模式，第三次能源結構轉換同樣不可能繞過這一模式。從發展趨勢看，電力作為二次能源的載體地位不會改變，改變的只是產生電力的一次能源來源。因此，水電和各種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應反映這一趨勢，將其轉變成電力。同樣，人類以汽車、輪船、飛機為主要交通運輸工具也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改變的只是實現這些交通運輸工具功能的動力來源。因此，各種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還應反映這一要求，例如以氫能為二次能源載體、通過燃料電池為交通運輸工具提供動力，替代現行的汽油、柴油。

二、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面臨挑戰

中國目前處在加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正在奔向全面小康社會。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能源驅動，能源成為影響小康社會的決定性因素，發展低碳經濟面臨一系列挑戰。

首先，經濟“翻兩番”面臨能源約束。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太平正芳時提出，中國要用20時間、到二十世紀末實現國民經濟翻兩番，這一目標1995年就實現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再次提出202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2007年，中共十七大進一步提出2020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問題是，1980年中國的GDP只有4546億元[5]，翻兩番也就1.8萬億元，而且翻兩番后能源消費總量只有13.12億噸煤當量（1995年）；2000年，中國的GDP已攀升至9.92萬億元，翻兩番意味著GDP將達到40萬億元，年均增長7％；2000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為13.86億噸煤當量，如果能源消費與GDP同步增長，翻兩番后能源消費總量將超過55億噸煤當量；降低20%依然達到44億噸煤當量，這一數值相當于2006年全球能源消費總量的28.3%，超過了美國的消費量。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人們不用擔心“翻兩番”目標的實現。2007年中國已實現國內生產總值24.66萬億元，但能源消費總量從2000年的13.86億噸煤當量上升至2007年的26.5億噸煤當量，年均增長9.7%，遠高于第一次“翻兩番”時期（1980～2000年）的4.2%增長水平。因此，能源需求能否得到滿足，直接關系到“翻兩番”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目標能否實現。

其次，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面臨環境約束。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以煤為主要能源的國家之一，一次能源以煤為主是未來中國能源供給的基本面。上世紀50年代煤炭在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在90%以上。60年代以來，由于石油工業的發展，煤炭的比重日益下降，1970年降到80%，1999年為67.1%，2006年又上升到69.4%。根據中國的能源資源條件、開發情況和供需變化，到2020年中國的能源結構不會有根本性改變，煤炭比重仍將維持在60%以上。受資源稟賦的限制，煤炭的生產和消費在未來20～30年還將繼續增長。2006年，中國煤炭消費已“穩居”全球第一，其中生產占當年全球總量的39.1%，消費占當年全球總量的38.6%，比排名第二的美國多了一倍多。由于石油的CO2排放系數平均僅相當于煤炭的80%、天然氣僅相當于煤炭的60%，中國能源消費以煤為主面臨碳排放約束。盡管人均CO2排放量僅為3.9噸，遠低于美國的19.6噸，也低于世界平均值4.2噸，但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數，排放總量仍占到當年全球的14.6%，位居第二。雖然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中國并不需要承擔具體減排義務，但由于CO2排放數量的快速增長，發達國家要求中國參與溫室氣體減排或限排承諾的壓力與日俱增。

第三，能源結構轉換任務艱巨。能源結構轉換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中國的基本國情是：沒有完成第一次能源結構轉換、也沒有完成第二次能源結構轉換、還要進行第三次能源結構轉換。一方面，中國用煤炭替代薪柴沒有完成，集中表現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村用能商品化程度偏低，全國還有幾億人口大量使用傳統生物質能（農作物秸稈、林木枝椏）做飯、取暖。現在看來，這個轉換不可能再走國際上的老路（用煤炭去替代薪柴），而應用沼氣、生物質固體成型燃料、小型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去替代。另一方面，中國用油氣替代煤炭也沒有完成。2006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為28.4%、石油天然氣為59.5%；這個數據中國分別為70.2%和23.5%。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的上述“異常結構”在國際上只有印度同中國一樣。從全球和中國的能源資源條件看，已經不允許中國用石油、天然替代煤炭實現第二次能源結構轉換。煤炭的清潔利用和加工轉換成為未來發展的關鍵。

因此，在發達國家完成第一次、第二次能源結構轉換的國際背景下，面對第三次能源結構轉換，對于中國來說，任務相當艱巨。一方面，中國能源結構需要同時進行三次結構轉換。需要轉換廣大農村的薪柴消費、需要轉換一次能源以煤為主的消費結構，又不能延續發達國家的煤炭、油氣轉換路徑，而是在農村發展沼氣、生物質能，替代薪柴；大幅度提高核能、水能以及其它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替代煤炭。另一方面，中國能源結構轉換受制于生態環境。發達國家由于完成了第一、第二次轉換，只需要解決CO2等引起的溫室效應問題，對于中國來說，還要解決大量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顆粒物等引起的區域性污染問題。

三、發展低碳經濟中國不能“聞雞起舞”

碳排放問題是歷史形成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指出，歷史上和目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對較低，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額將會增加，以滿足其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從工業革命開始到1950年，人類由于化石燃料燃燒釋放的CO2的總量中發達國家占了95%；從1950年到2000年的50間，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仍占到總排放量的77%。因此，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也應當承擔主要的義務，包括自身因為實現了工業化、有條件再進一步減少自己的排放，也有經濟實力、有義務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支持。在碳排放問題上，發達國家比較幸運，但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家園，如果發達國家不想受到發展中國家排放溢出“負外部效應”的影響，與發展中國家進行某種交易或合作以換取排放溢出的緩解是明智的，其核心是處理好三對不同性質的排放：

1.生存排放與奢侈排放。這是一對描述環境公平的范疇，目的是在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取得環境利用與環境保護的均衡。環境問題可分為全球性問題和區域性問題，發達國家由于先行發展，區域性環境危機已得到有效緩解，但這緩解從根本上講并不是他們開展環境治理的結果，而是能源消費結構轉變、能源資源密集型產業大規模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果。排放權本質上屬于基本人權，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排放。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排放”是維持和改善本國人民生活水平所必須的，發達國家的“奢侈排放”應該也是能夠減少的，特別是面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的環境問題，發達國家奢侈排放的惡果不應該由發展中國家來分擔。因此，“保障生存排放、限制奢侈排放”應成為可持續排放的基本準則。

2.累積排放與平均排放。這是一對描述環境歷史的范疇，目的是在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取得環境利用的歷史均衡。排放問題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是工業革命以來150多年累積的結果，是在排放問題還不明顯的情況下主要由發達國家長期無節制的排放造成的。因此，實現可持續排放必須分清責任，面向過去厘清發達國家在排放問題上的歷史責任，并按照地球環境容量計算的人均排放權、地均排放權（單位國土面積污染排放量）優先安排給發展中國家。

3.轉移排放與虛擬排放。這是一對描述環境合作的范疇，目的是在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取得環境利用的動態均衡。環境問題還必須面向未來。從全球范圍看，經濟發展還沒有到了不需要工業的時候，國際分工和制造業轉移使得發展中國家承擔了越來越大的排放壓力。發達國家產業服務化導致的“排放問題擴散”需要一種協調機制，由環境傾銷、排放輸出形成的“轉移排放”需要發達國家以“虛擬排放”形式予以確認和贖回。盡管發展中國家的碳足跡總的來看在不斷加深，但碳失衡的主要責任在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必須為其歷史上的“赤字排放”承擔責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碳預算，而不是簡單發揮低碳經濟的“工具性價值”，甚至演變成為制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又一個不公平國際規則，這是我們需要警惕的。

對于中國而言，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在全球特征尺度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把握碳預算，避免碳強度的投資鎖定（產業鎖定）和消費鎖定，避免經濟發展的碳鎖定。首先，中國制造的碳匯問題。中國目前已發展成為全球制造業大國，受勞動力比較優勢的鼓舞，這狀況仍將持續。因此，制造業成為規避碳鎖定的重點之一，其要點有二：一是內涵能源。任何工業制成品從原料生產、制造、運輸再到消費者手中，都需要消費大量的能源。作為制造業大國，中國有大量的貿易順差，伴隨著工業品貿易出口了大量的“內涵能源”，優化出口產品結構、限制高耗能產品出口成為規避碳鎖定的首要工作。二是內涵碳匯。伴隨于工業品生產過程的化石能源消費是一個“碳源”發生機制，在碳排放按國別核算的制度背景下，生產工業品的碳源國成了進口該項工業品國家的碳匯國。因此，在碳匯國與碳源國之間建立碳預算轉移支付制度成為規避碳鎖定的第二項工作。其次，煤電轉化的碳排放問題。受能源賦存的制約，未來中國新建發電廠的主體將是燃煤電廠，煤電轉化使得燃煤電廠成為主要碳源。因此，燃煤電廠成為規避碳鎖定的第二個重點，其要點有三：一是煙氣脫碳。開發碳收集和封存技術，并在新建燃煤電廠中預留脫碳工藝位置；二是市場責任。按照碳預算配額確定燃煤電廠的非煤發電責任和電力消費者的非煤電消費義務；三是碳匯交易。通過市場工具為燃煤電廠的碳排放需求提供碳匯市場服務。第三，碳消費偏好問題。目前，中國的能源消費水平尚處在生存消費階段，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能源消費還將繼續增長。因此，引導能源消費成為規避碳鎖定的第三個重點。由于住宅、汽車將成為未來城鄉居民的主要能源消費載體，而它們本身又包含大量內涵能源，通過稅收等經濟杠桿引導住宅、汽車消費是解決碳消費偏好的核心手段。低碳經濟是一個技術經濟問題，但由于世界各國發展不均衡，目前已演變為政治問題。發展低碳經濟我們不能“聞雞起舞”，要早做準備，在低碳經濟國際新規則的制定過程中擁有話語權、掌握話語權，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營造寬松的外部環境。

四、綠色電力：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

中國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對于中國而言，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挑戰來自于一次能源的“煤炭依賴”。由于煤炭在大型燃煤發電機組中使用，同時配套安裝煙氣治理設施，一方面能夠大幅度提高煤炭利用效率、減少原煤消耗；另一方面可以集中解決煙氣污染和碳排放問題，做到高效、清潔利用煤炭，又便于污染控制，是技術上可行、經濟上合理解決能源環境問題的有效辦法。因此，未來中國煤炭將主要用于發電，大幅度降低煤炭終端消費，鼓勵終端用戶更多地使用優質電能，提高電力占終端能源消費的比例，其核心是發展“綠色煤電”，在提高煤炭發電效率的同時努力實現污染物和CO2的“零排放”。由于通過煤電轉化提供清潔的二次能源是未來煤炭的主要用途，煤耗向電耗轉化，也就是過去以煤為終端消費的能源現在更多地轉化為用電，將使“減排”的壓力傳遞到電力企業，使得碳排放問題集中化、使得燃煤電廠成為中國的主要碳源，發展綠色煤電的要義在于構建一個既滿足電力需求、又保障大氣碳平衡的煤電發展體制與機制。首先，提高能效。也就是提高煤炭的使用效率，提高單位煤炭的能源服務水平。

具體途徑有三：⑴技術改造。優先發展60萬千瓦及以上超(超)臨界機組、大型聯合循環機組，采用高效潔凈發電技術改造現役火電機組，實施“上大壓小”和小機組淘汰退役。⑵多聯產。推進熱電聯產、熱電冷聯產和熱電煤氣多聯供。在工業熱負荷為主的地區建設以熱力為主的背壓機組，在采暖負荷集中或發展潛力較大的地區建設30萬千瓦等級高效環保熱電聯產機組，在中小城市建設以循環流化床技術為主的熱電煤氣三聯供、以潔凈能源作燃料的分布式熱電聯產和熱電冷聯供。⑶煤電基地。也就是在西部煤炭富集地區建設以“坑口電廠”為主體的煤電基地，實施“西電東送”。其核心是要處理好輸電與輸煤的關系，避免出現輸送煤電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卻由于增強了壟斷的市場結構而犧牲了市場效率。其次，管理市場。也就是通過電力市場管理，提高單位電能的能源服務水平。具體途徑有三：⑴供給管理。以電力企業為抓手，切斷不符合國家節能技術產業政策、強制性能效標準、能耗限額標準的生產企業的能源供給，藉此調整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產品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推動企業降低單位產值能耗和單位產品能耗，淘汰落后的生產能力，提高電能利用效率。⑵需求側管理。把需求側節約的能源作為供給側的一種可替代資源加以開發利用，達到減少能源供給實現同樣能源服務需求的目的。目標主要集中在用戶電量和電力（裝機容量）的節約上，包括能效管理和負荷管理兩部分，其主要市場工具是合同能源管理和能效電廠建設。⑶電力直銷。上述供給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是以提高電能效率為核心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提高電力市場運行效率是推進綠色煤電的重要途徑。其根本措施是減少市場交易環節、節約市場交易成本，讓發電企業與電力消費者直接進入市場進行面對面交易，構建發電、售電“多賣多買”的市場競爭格局，開展電力直銷。第三，增加碳匯。也就是通過增加碳蓄積，減少地球大氣中的碳通量。具體途徑有三：⑴煙氣脫碳。開展燃煤電廠煙氣CO2捕集和封存作業，實現煤電轉化CO2零排放。2008年7月16日，華能北京熱電廠煙氣CO2捕集示范工程的成功運行為煙氣脫碳樹立了典范。⑵碳匯交易。《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為發達國家從資金和技術兩方面協助發展中國家開展碳減排、增加碳匯提供了市場化工具，也為燃煤電廠開展煙氣脫碳開辟了市場通道。⑶碳預算轉移支付。開展碳排放國際合作，通過發達國家碳減排增加發展中國家的碳預算，以轉移支付的形式為燃煤電廠提供碳排放空間。本質上，上述綠色煤電的發展體制與機制是建立在煤炭消費基礎上的。從地球碳循環的發生機制看，發展綠色煤電、實現煤電轉化的碳平衡我們還需要把目光投向“非煤電”，實施煤電替代戰略，促進電力發展由綠色煤電向綠色電力演進。其要點有三：首先，煤電替代。改善電力產品的比例構成，提高非煤電產品的市場份額。具體途徑有三：⑴建設水電基地。從現有的資源稟賦和開發條件看，發展水力發電是實現煤電替代的主力。⑵建設核電基地。利用核裂變與核聚變產生的能量生產電能是未來煤電替代的主要方向。⑶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發電。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發電是實現煤電替代的有益補充，包括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海洋能發電、地熱能發電以及生物質發電（含農林廢棄物直接燃燒和氣化發電、垃圾焚燒和垃圾填埋氣發電、沼氣發電）。

當前中國實施煤電替代戰略、發展綠色電力的主要障礙在電價。由于占據80%市場份額的煤電采用的是成本加成定價法，煤電價格無法反映市場供求關系、也無法體現資源稀缺性和環境損害成本，致使電價總體偏低，阻礙了可再生能源電力行業的發展、也阻礙了核電的發展。其次，政策工具。煤電替代是由投資形成的，合乎利潤要求的成本約束是吸引投資者進入的前提，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有四：⑴價格補貼。這是提升非煤電價格競爭力的直觀反映，普遍的做法是通過向電力用戶征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的方式向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發電的上網電量提供差價補貼。由于電價本身的局限性，這一手段的作用是有限的。⑵配額管理。處于成本劣勢的非煤電供給不可能由市場自發形成，需要政府以配額的形式強制煤電生產者的非煤電市場義務，這是保證非煤電市場份額的核心手段。⑶綠色電力證書。煤電生產者完成的非煤電配額需要價值實現，綠色電力證書是其基本形式。由政府能源主管部門根據綠色電力生產商實際入網電量的多少向其頒發綠色電力證書，并以此作為電力供應商、消費者完成其年度非煤電配額的交易工具，交易金額用于補償非煤電成本。⑷碳稅。這是配額價值實現的另一個基本形式，通過向電力用戶征收煤電碳稅，專項用于補償非煤電成本。上述四項工具中，中國政府目前選擇了價格補貼，未來應在理順電價的基礎上轉向配額管理。第三，市場工具。發展綠色電力、推進煤電替代不僅需要政府推動，更需要市場拉動。其原因有二：一是上述綠色電力證書交易需要市場基礎設施；二是綠色電力需要資本支持。市場拉動可供選擇的工具有二：⑴建立碳交易所。一方面為綠色電力證書提供市場交易平臺，另一方面為可再生能源發電形成的碳減排額以及CDM項下形成的碳減排額的價值實現提供市場服務。⑵發展綠色金融。碳市場的發展將引發兩類金融需求：一是由煤電替代引發的綠色電力投資需求；二是由碳排放權交易引發的碳金融及其衍生品需求。兩類需求內容涵蓋綠色信貸、綠色證券和綠色保險。前者隨著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的掛牌成立以及CDM業務的深入開展而逐漸走向成熟；后者目前主要體現在2007年7月12日國家環保總局、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共同的《關于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文件上，綠色信貸才剛剛開始、綠色資本市場遠未形成。

五、結論

就能源服務而言，碳減排的關鍵在于降低經濟發展的化石能源依賴，使經濟發展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軌，以不排放實現減排，這是解決排放問題的根本辦法。問題是，經濟發展由高碳能源經濟向低碳能源經濟轉軌是一個過程，轉軌的程度和規模不僅取決于主觀愿望，還取決于能源賦存、人口規模、現代化水平等客觀條件。正像碳失衡不是一天形成的一樣，受資產專用性的限制，高碳經濟時代形成的投資同樣需要時間來折舊。對于中國而言，關鍵在于有效化解煤炭消費與煙氣排放空間的矛盾，發展綠色煤電、實現CO2零排放，發展綠色電力、促進煤電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