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權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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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是國際上通行的版權術語。其一般的含義是指版權法規定的在某些情況下對他人享有版權的作品，可以不經作者或其他版權所有者的許可，亦不向其支付報酬，基于正當目的進行使用的合法行為。它是作者以外的其他人對版權作品不經作者同意而以合理的方式加以使用的特殊權利。眾所周知，合理使用產生于公平正義觀，而公平正義觀在版權法中表現為一種平衡思想。平衡是現代版權法的基本精神，合理使用的目的與版權法的基本宗旨并不矛盾，即充分協調公眾使用作品要求與作者權利主張的關系。

合理使用制度是版權法重要的安全閥。然而在未來的網絡環境中，如何科學合理地界定互聯網上經濟權利及精神權利合理使用的范圍，事關作品創造者、作品傳播者、公眾三方的利益，它是維持版權各方利益平衡的關鍵。如何在作品創造者與統稱為“作品使用者”的作品傳播者和公眾之間選擇一個公平的支點，使得二者利益的天平不傾向任何一方而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關系到版權制度的成敗。這種平衡的達成既有利于激發版權人的創造力，又有利于公眾廣泛而便捷地獲取信息，從而形成一種二者相互促進的互動機制，最終達到以版權制度推動文學藝術創作進而推動社會進步的目的。筆者認為，網絡環境下精神權利保護之合理使用制度的構建，不應該忽視以下因素：

其一，有關使用作品行為是否為商業目的。這是整個合理使用界定規則的靈魂。合理使用是一種無償使用，不允許他人以贏利為目的使用享有版權的作品。在具體實踐中，對精神權利合理使用的認定，也可以首先考慮使用作品這一行為的商業性或非商業性目的。因為商業性使用多為公開使用，它更容易對作者的人格利益造成損害。

精神權利合理使用的標準在西方版權立法中早有體現。例如，日本著作權法第19條和第20條規定，根據作品的使用目的可以省略作者的署名，可以對作品進行“不得已”的改動。德國版權法第39條規定，作者不得反對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對作品及標題進行的改動。同時這兩國的著作權法又規定，因編寫教材的需要對入選作品的改動也不構成侵犯精神權利。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基于非商業目的使用版權作品可以作為對版權侵權的一種抗辯理由。但這并不是說所有的非商業目的使用作品均可視為合理使用，因為非商業性使用因其具體目的不同，也可能會享受不同的合理使用范圍。例如，以課堂教學為目的改動作品，如果教師不是以貶損作者名譽與聲望為目的而惡意曲解、篡改作品，一般應認為是合理使用。否則，就不屬于精神權利合理使用的范疇了。

其二，有關版權作品的性質。不同類型作品的版權利用形式不同，合理與否的界限也不同。根據傳統的版權法理論，精神權利旨在保護作者體現在作品中的人格精神利益，而非作品本身。那些具有極強主觀個性、藝術性的作品也就越容易受到精神權利的保護。以虛構作品與紀實作品為例，版權法對于虛構作品的合理使用要嚴于紀實作品，因為虛構作品是作者在對素材進行搜集、篩選的基礎上創作而成的，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作者藝術創作個性和風格，因此對此類作品的合理使用應有一定的限度。英國、日本以及意大利等國家的版權法對新聞報道等紀實作品的改動就不會因為損害作者人格利益（保護作品完整權）而被視為侵犯精神權利。

又如建筑師的精神權利保護問題。從理論上講，建筑設計師有權在他設計的建筑物上署名以表明其身份。實際生活中，用戶不僅關心建筑物的藝術性，更多關注的是其使用功能性，他們一般不希望設計者在建筑物顯著的地方刻上“××設計”之類字樣，因為這可能破壞整個建筑物的美觀。為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1986年10月的一份文件中建議：各國在保護建筑作品作者的精神權利時，應強調署名權只能善意合理行使，亦即對這項權利要作一定限制。當今，一些國家版權法規定，對建筑物的維修或改建不構成對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侵犯。

計算機軟件是功能性極強的作品，用戶一般不在乎這些作品能否表現出某個人的個性，而僅僅關心技術軟件能否發揮文件處理、圖表制作等使用功能。所以即使是對作者精神權利一直提供較高保護水平的法國、日本國等，均把提高計算機軟件功能而對其所作的改動視為不侵犯精神權利。這種立法趨勢也預示著在未來的網絡世界，這種作品很容易成為合理使用的對象，而且功能性越強，合理使用的余地也就越大。

其三，使用作品的程度，所使用部分的數量和質量?？疾焓褂米髌返某潭?，既要有定量評估，又要有定性分析，如果被使用部分已構成全作品的精華和靈魂所在，就不能被認為是合理使用。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實質性使用規則”。法律所要求的合理使用應該是適量摘引、有限復制的非實質性使用，如果以剽竊取代引用，以新作排擠原作，則為不合理的實質性使用。

就網絡環境而言，多媒體作品的作者在利用多媒體技術和數字技術創作多媒體作品時，有時會抽取他人部分作品進行數字技術處理，使之整合為一部與原作風格迥異的新作品。由于多媒體作者只截取了作品的極小部分，以致于公眾無法從這一部分中察覺出任何作者個人風格的印記。所以，筆者認為，網絡環境下多媒體作者在進行作品創作時對他人的版權作品數字抽樣，可根據情況認定為精神權利合理使用。

其四，對被使用作品市場價值有無重大不利影響。作為合理使用構成條件的市場因素，其設定目的在于維系使用者使用他人作品的利益（主要是非物質利益）與創作者控制作品使用的利益（主要是物質利益）之間的平衡。因此，考察對作品的市場價值影響，關鍵在于有無損害的發生。

例如，2001年美國聯邦法院審理的一個案件，原告訴稱被告艾麗絲。蘭多爾（AliceRandall）根據瑪格麗特。米契爾（MargaretMitchell）《飄》一書所改寫的《隨風飄逝》（GonewiththeWindDoneGone），已嚴重侵害了版權人的利益，并要求法院頒發初步禁令禁止該書出版。法院經審理查明，《飄》一書于1936年出版，直到2031年才進入公共領域。自其發行至今的66年中，該書已出售幾千萬冊，并被制成了電影，米契爾及其繼承人從中獲取了巨額經濟價值。蘭多爾所著的《隨風飄逝》一書對《飄》所造成的侵害與米契爾所獲得的總體價值和利益相比顯得微乎其微。同時，盡管《隨風飄逝》“借用”了《飄》中的人物、場景，甚至某些語言風格，但作者是在《飄》的基礎上的再創作，是近似于游戲詩文之類的再創作，她展現給世人的是《飄》所忽略的黑人生活的另一面，即勤勞、勇敢、善良等內在美。就這一點來分析，蘭多爾的《隨風飄逝》并未貶損《飄》作者的精神權益，故應屬于合理使用的范疇。

綜上，筆者提出的四個基準即“目的”、“性質”、“程度”及“影響”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對使用行為究竟是否為精神權利合理使用，必須根據上述基準加以綜合考慮才能夠獲得全面公正的判斷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