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稅可行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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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有識之士呼吁，要徹底治理亂收費，就必須全面取消一切行政事業性收費，實行全方位的費改稅。很多人認為，這是改革的必然選擇。但是，除了農村費改稅實行了之外，其它方面的費改稅進展甚微，費改稅成了遙不可及的未來式。

為什么費改稅這樣利國利民的好事卻遲遲不能形成共識，更難于付俱實施？筆者認為原因在于四個方面：一是大量的收費部門和既得利益階層成為改革的阻力。二是擔心國家財力有限，無法滿足各行政事業單位運轉的需要。三是擔心費改稅會引發一些新的矛盾，特別是富余人員的安置問題難于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四是尚無一個比較完善的費改稅的理論體系和可行的操作方法。

因此，對費改稅持反對意見的也有，有的認為，要優化政務環境，可以通過加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加強對亂收費的治理力度，通過撤銷鄉鎮，撤銷市級，減少行政層級，通過加強法治，減少人治，通過加強監督，推行民主都可以達到優化政務的目的，沒有必要勞心費力搞費改稅。

有的認為，費改稅是傷筋動骨的大改革，是國家重大的利益格局調整，國家有能力保證公職人員的工資發放嗎？國家有能力維持公共事務的運轉嗎？稅務機關能夠單獨擔負起為國家籌集財政資金的重任嗎？費改稅以后，將會有大量的收費干部失業，國家面對這批人怎么辦？國家的每一筆收費都有它的專項用途，今后這些事業會有專項經費保證嗎？

這些都是我們不得不慎重考慮的問題。

1、撤市撤鄉鎮不如撤銷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

有一種說法:東部的鄉鎮財政有實力應該保存,西部的鄉鎮欠債較多,應該撤消。這是沒有起碼政治常識的謬論,假若要按有沒有錢來設立行政組織,那象西藏自治區那樣的政府就不應該存在!貧窮的國家也就應該撤消。

鄉鎮是國家在農村的管理機關,也是國家對農民提供的公共產品，應該對農民提供免費的公共服務。越是貧窮地區的農民，越應該得到免費的公共服務，以使這里的農民安居樂業，盡快脫貧致富，而不是取消這種公共服務。這就不是鄉鎮機構的撤與留的問題，更不能有收入就保留，沒有收入就撤銷。

市級機構保留與否應看國家治理需要。撤與留不是關鍵，關鍵是不能讓它成為經濟發展的一道關卡和阻力，不能讓官員們有索拿卡要的機會。

如果管理者為自身利益而管理，到處索拿卡要的制度環境不改變，撤消哪一級都是無濟于事的。

2、費改稅的推行，有利于營造內外資統一的公平競爭環境。

我國目前內外資待遇不一的稅費制度是極不合理的，內資和外資是在極不公平的條件下競爭，各種收費對外資是網開一面的，稅收對外資也是十分優惠的，所得稅和增值稅，內外資稅負都不一致。這種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在改革開放初期或許是必要的，因為中國的經濟環境不規范，不對外資實行特別的保護，外資不敢放心進來。但現在，中國已經是全球吸引外資的首選地，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經是全球最高的一類。這種時候，公平競爭就顯得尤其重要。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一是不符合世貿組織的國民待遇原則。二是嚴重影響內資企業利潤的提高和國內企業規模的壯大。三是嚴重影響內資企業研發投入的增長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積累，對內資企業長遠發展將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四是使本國企業在世界競爭中難于得到外國公正的對待。非歧視原則是世貿組織規定的原則，但要想別人不歧視，首先就是自己不能歧視自己。五是影響內資的投資熱情，而內資的廣泛參與又恰恰是國家經濟持續發展，減少對外資依賴、自主發展的必備條件。

客觀地講，內資企業的法定稅負與行政性收費負擔總額遠遠超過外資企業，但由于國內中小民營企業中，偷稅漏稅普遍存在，加上收費雜亂無章，實際稅費負擔與名義稅費負擔有一定差距。再加上企業借銀行債務到期不還的相當普遍，等于是國家以銀行債務的形式投資企業。這些都從客觀上減輕了內資企業的實際負擔。但這些都是以損害國家信用、政府信用、企業信用和銀行信用體系為代價的，從長遠看，是得不償失的。

可以說，從政策層面使內外資在同一平臺競爭，是各界有識之士的共識。但由于政府運作缺乏規范、公開、公平的制度保障，關系經濟、特權經濟、腐敗經濟盛行，內外資政策一致之后，會不會使外資處于不利的競爭環境而造成外資的大逃離呢？這是決策層不得不擔心的，也是目前統一稅制政策難于出臺的原因之一。而全面的費改稅，使亂收費和索拿卡要無所依托，必將打消外資的顧慮。公平的稅費秩序和管理秩序為各經濟體創造了公平的競爭平臺，內外資統一的政策，符合世貿組織規則，有利于激活民間投資，有利于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將使國內優勢企業如虎添翼，這不是功德無量的事情嗎？

3、費改稅的推行，有利于大力降低行政成本，減少部門扯皮，提高行政效率。

在現有體制下，部門扯皮的現象很常見，實際上是圍繞部門利益而扯皮，而且領導協調起來也很為難。黨政班子成員在討論決策的時候也常常為主管的部門爭利益，影響了決策的公正性和科學性，部門立法也是在這種機制下發生的。

全面的費稅改革，如果部門的人員補助和辦公經費靠地方財政發放，部門利益寓于地方發展之中，部門之間的利益之爭可以基本消除。這能夠增強部門的地方歸屬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

費改稅后，要重新設計稅種，從事一項生產經營活動，只能設計一、二種稅，最多不能超過三種，做到簡單明了，簡便易行。這樣行政機關就不必再維持一大批收費人員，既大大減輕了行政收費機關的工作量，也減少了企業主協調的難度，使政府的行政成本和企業的商務成本都大為降低，使企業主的風險預期降到最少，為構筑服務型政府，為企業得到免費的政務服務創造了條件。

4、費改稅有利于反腐敗的深化，有利于形成清廉的政務風尚。

把部門收入變為地方公共財政收入，權和利脫勾，權和責相連，干部對權力的敏感就不會再象過去那么強烈。政府再推行政務公開、民主管理難度再不會有以前那么大了。

同時，費改稅之后，各行政部門不得向管理對象收錢，除了商業單位收取的自愿的服務性收費外，一切行政事業性收費都是非法的，這就使政務活動是否合法有了一條十分明確的界線，為強化反腐敗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如果對一些競爭性的許可事項再用法定的形式確定必須采取公開招標，否則追究主管人員的違法責任的話，干部的自由裁量權就會越來越少。當這種制度變成現實的時候，一切政務、司法活動都置于公開監督之下，合法化的部門腐敗就不存在了，從經濟上為鏟除腐敗奠定了基礎。對干部的貪污受賄行為從嚴懲罰就有了現實可行性。

當腐敗躲在陰暗角落里不敢露頭的時候，當腐敗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時候，當腐敗如嚴霜在太陽下迅速融化的時候，人民對未來的希望將會不斷增加，人民對黨的信任將會不斷提高，干群關系將會不斷改善。所以說，部門收入與部門利益脫勾是各項政治體制改革成功的基礎，而費改稅就為形成清廉政府構建了一個堅實的經濟制度平臺。

5、費改稅后，財政是否有能力保障國家機器的運轉和公益事業的維護？

有人說，費改稅后，必然要求工資財政統發。但中央和各級財政有沒有能力發放干部和教師工資？有沒有能力確保群眾的社會保障水平不降低？如果國家缺錢怎么辦？筆者認為，從宏觀上講不存在國家缺錢，其理由有五：

其一，我國現階段的干部工資缺口主要存在中西部地區的鄉一級和一些縣鄉部門（包括教師），其缺口占全國財政收入的總比重不是很大。

其二，國家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和財力的增長是可以預期的。據人民網報道：實行分稅制改革的1994年，中國全年的稅收收入（不含關稅和農業稅收）4623億元；隨后幾年，我國稅收收入連年增長，特別是在1999年我國稅收收入總額突破1萬億元大關之后，年稅收收入總額節節攀升，增幅也大大超過當年GDP的增幅；2002年我國稅收收入總額達到17004億元；2003年增加到20462億元，增幅達20.3%。到了2004年稅收收入進一步增加到25718億元，增幅25.7%創歷史新高，比上年增加稅收5256億元，一年的增加額就超過1994年的稅收總額。又據報道，2004年，海關稅收突破4000億大關，達到4744.05億元。比上年增收1032.49億元，增長率達27%。

而且，這種增長的勢頭正旺，近期不會出現逆轉，隨著中國稅費體制的理順，公平競爭的環境改善，勢必會出現長期加快發展的態勢。而且隨著內外資競爭政策的平等，必將進一步激發內資的投資熱情，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因此，費改稅將會使中國稅收的增長呈現可持續性。可以說，現在是實現費稅改革的良好時機。

其三，印度尚可以落實免費的義務教育，可以由國家擔負基層政府的運轉經費，中國為什么不可以呢？李昌平說：印度的農民一分錢不交，看病不要錢，讀書不要錢，鄉里的財政是國家撥。世界上這么多國家都給農民補貼，我國現在加入了WTO了，中國農業受沖擊最大。加大以工補農的力度，自然在情理之中。筆者認為，從國力來看，中國現在已經到了以工補農的新階段。這不僅是一個財政能力問題，而且是一個分配思想問題。是對農業、農村、農民是否真正重視的問題。

其四，干部及教師工資是必保的，要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則設計稅改（費改稅）。同時筆者認為，稅改之后，公民和企業的負擔絕對不會比稅改前的稅費負擔重，因為目前部門各自收費糊口的機制浪費了大量的行政資源，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消耗了大量財力，加上經濟總量不斷增大，攤到各個經濟單元上的負擔絕對會比以前有較大幅度的減輕。

其五、萬一出現經濟衰退等情況，造成國家入不敷出的話，國家可以采取幾項措施應對危機：一是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進一步緊縮非生產性支出；二是適度貨幣貶值，實際上就是變相降薪；三是增發國債，使當前負擔變成將來負擔。四是裁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