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性因素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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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財政政策對改變區域經濟失衡的效力分析

當前研究區域經濟失衡的貨幣性因素多數仍然集中在傳統財政政策手段方面，諸如稅收優惠、政府投資傾斜、增加轉移支付等。國際上許多國家解決區域經濟發展協調的政策基本上也是采取了傳統財政政策的方法，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對州和地方進行轉移支付，以縮小地區間發展的差距；意大利、英國是中央政府對落后地區實行財政補貼。其中，意大利政府為促進南方地區的工業化，對南方新建企業的廠房建設資金補貼25%，購置機器設備補貼10%，對新建企業提供75%的貸款。

傳統財政政策手段對經濟均衡發展的調控是有效的，并且還將繼續使用。但也要檢討為什么我國在實行這些手段的同時，區域經濟失衡仍在不斷加大?重要原因是，傳統財政政策手段如果使用不當，不但不會改變區域經濟失衡，相反會加劇區域經濟失衡。例如在效率優先的原則下，實施了優先發展東部地區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加劇了區域經濟發展失衡，主要是對東部地區給予了較多的優惠政策，從而強化了西部地區的比較劣勢。

相比之下，實行市場經濟的工業化國家，如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等并沒有出現嚴重的區域經濟失衡現象。這說明市場力量的強化并不必然導致區域經濟失衡。這些國家通過政府的有效干預，制約市場要素的流動方向，使經濟能比較均衡地發展。而我國的情況是，最初的資源流動方向包括數量和價格，都是政府計劃體制決定的。可以設想，如果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供給資源的價格不是那么低，其獲得的收益也許不會如此之低，正是這種資源價格的政府管制方式為區域經濟失衡留下了隱患。

另外，我國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主要實施了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在此過程中，沒有充分意識到接受政策的地區將受到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即當實施擴張的財政政策時，接受政策的地區受惠；當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時，這些地區則受損。例如，為了刺激經濟，1982－1984年財政支出實施了三年的擴張政策，而1995年又實施總體性的緊縮政策，2005年財政政策又由“積極”轉為“穩健”，總體上也是緊縮的態勢。財政政策的這些變化，導致了西部地區得到的財政支持隨著擴張和緊縮的財政政策而不斷變化，缺乏貨幣資金來源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其結果往往出現這樣的局面：當東部地區接近于潛在產出水平時，西部地區卻存在著非潛在產出的均衡，造成了財政政策的變化與區域經濟失衡不斷擴大趨勢同時進行的情況。

二、金融資源配置狀況對西部經濟發展作用的分析

經濟社會發展必然需要金融資源的配置，而金融資源與金融體制、金融市場等關系密切。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或地區，金融資源如何配置是政府和經濟學家一直十分關注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初，愛德華·肖和羅納德·麥金農提出的“金融深化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除了勞動生產率低等問題以外，還存在著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即“金融抑制”。要實現經濟增長，就必須消除金融抑制，放開利率管制，取消信貸配給制，實行金融自由化，用所謂“麥氏指數”（M2，GDP）衡量貨幣化、金融市場化和金融深化的程度。

自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以來，理論界就有熱衷于金融深化論的傾向。但對于西部地區經濟而言，金融深化以及麥氏指數的實際意義并不大，甚至還經常被錯誤地使用。例如，有觀點稱，西部地區自1991年后金融深化程度不但高于全國水平，而且有兩個階段超過東部地區。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簡單的算術問題，即在西部地區GDP相對低的條件下，麥氏指數表示的金融深化程度就相對較高。但事實是西部地區經濟中的貨幣化程度、金融市場化程度與東部地區經濟相比都低得多。

就中央財政對西部地區的支持來看，雖然其支持的力度不斷增強，但與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比較起來，仍然相去甚遠，并且財政預算內投入還遠遠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同時，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研究，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致使政府對投資的空間結構影響力不斷下降。東部地區對市場投資主體的空間選擇仍具有強大吸引力，“十一五”期間投資比重仍將保持上升勢頭，而西部地區將會有所下降。可見，在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加大貨幣資金投入的時期，政府財政對西部地區的貨幣資金投入卻呈現遞減趨勢，這對西部地區是非常不利的，結果只會進一步加大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謝指出，“國家繼續在經濟政策、資金投入和產業發展等方面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這一決策是非常正確的。與此相反，那些主張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企圖在短期內解決西部發展的觀點，有悖于西部經濟發展的現實基礎條件。

除了中央財政支持以外，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更需要自我融資。融資來源包括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就外源融資看，在資本市場上的籌資能力方面，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相比明顯偏弱。2003年東部地區的上市公司數量占全國總量的59.29%，西部地區僅占17.48%。從各區域內上市公司虧損的比重來看，東部地區虧損的上市公司比例為10.6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西部地區上市公司的虧損比例達到16%。從整體盈利情況來看，西部地區要落后于東部地區。因為資本市場是一個青睞收益率的市場，需要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產業的協調發展，而這些條件短期內在西部地區難以根本改觀。外源融資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引進外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資料，1984年東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為96.73%，西部地區為2.08%；2004年東部地區為86.37%，西部地區為4.76%。從實際利用外資發展趨勢看，與東中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呈現下降趨勢。主要原因是經濟基礎、區位條件等處于劣勢。所以，資本市場融資和引進外資等外源融資形式在短期內都不能成為西部地區金融資源供給的主要來源。

就內源融資看，西部地區的積累率相對東部地區要低得多，不能滿足內源融資的要求。金融機構提供的借貸資金主要來自于存款。2002年西部地區金融機構存款余額為15016.87億元，東部地區高達65666.67億元，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4.37倍。在貸款方面，西部地區為11394.36億元，東部地區則高達46463.8億元，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4.08倍。可見，依靠內部積累的內源融資也不可能起主導作用，因此，依靠西部地區自我融資以滿足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困難的。

通過對西部地區自我融資能力的研究表明，企圖主要依靠現有的融資手段難以實現西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進而化解區域經濟失衡的現狀是不現實的。相比之下，中央財政支持作為化解區域經濟失衡的貨幣性因素則是舉足輕重的。

三、是倚重現實生產率還是歷史貢獻及二者關系的分析

事實說明，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沒有在東西部地區之間公平分配。在優先發展戰略或者非均衡發展戰略下，經濟發達地區更多地享受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如果從效率優先與現實生產率的角度看，這種狀況似乎無可指責，但如果僅僅倚重效率和現實生產率，就忽略了在東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西部地區為之所做出的歷史貢獻。

長期以來，政府將西部地區發展的戰略放在作為東部地區原材料基地的位置上。這種垂直分工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被強化了，致使西部地區沒有形成自己具有競爭性的產業。這種垂直分工的格局自改革開放以來不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加劇為“過度垂直分工”。西部資源型區域采掘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例呈上升趨勢，而東部地區這一比例卻在下降。進入“十一五”時期，雖然西部地區紛紛推出自己的發展戰略，其中包括發展加工業，從而形成特色優勢產業，但在“貨幣化生產”（指生產性活動都是用貨幣計量和實現的）時代，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期望在短期內產生理想的經濟效益，沒有金融資源的全面支持是難以實現的。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東部地區生產需要的資源和原材料多數是按計劃價格調撥的，國家的調撥價格大體上相當于市場價格的50%左右，而東部地區生產的加工品，卻是以市場價格銷往西部地區。資源稟賦豐裕的西部地區利益大量流向東部地區，這種利益分配機制成為區域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同時，過度開發導致西部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其中廣西為中度脆弱，云南、內蒙古、四川為強度脆弱，其余省區為極強脆弱。過度開發還導致產業和產品結構高度趨同化。西部地區8省、區（四川省包括重慶市）的相似系數在0.73－0.97之間。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提出的“結構相似系數”表示，當相似系數大于0.5時，就應該調整工業結構，大于0.8為工業結構嚴重趨同化。工業結構嚴重趨同的結果是產品過剩并且缺乏市場競爭力，經濟和社會效益差。這都是西部地區為東部地區發展所付出的代價。

現在需要正視的問題是，究竟倚重效率和現實生產率，由東部地區獨享這些“超額利益”?還是倚重歷史貢獻，讓東部地區歸還西部地區應該分享的那一部分“超額利益”?只有正確處理經濟增長時期不同地區的利益關系，才能有利于經濟均衡和可持續發展以及社會和諧、穩定。而處理好這一關系的關鍵是將現實的生產率與歷史貢獻相統一。

近年來，理論界提出了許多解決區域經濟失衡的建議，但這些建議多數仍然局限在傳統財政政策手段框架之內。然而，傳統財政政策手段在面臨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任時，往往顯得力不從心。例如，過渡期轉移支付總規模太小，對縮小地區差異的作用十分有限。這就需要制度創新以擴展傳統財政政策手段。開征“區域經濟調節稅”就是現實生產率與歷史貢獻相統一的體現。區域經濟調節稅具有轉移支付的性質，同時也是以往西部地區對東部地區資源投入的回報。從本質上看，區域經濟調節稅是政府根據經濟均衡發展的要求，對公平與效率的權衡而做出的正向調節，也是對“非均衡發展戰略”的一種修正。

四、結論

我國區域經濟失衡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既不利于經濟的均衡發展，又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當區域經濟發展嚴重失衡時，調整的成本將是巨大的。而完全依靠傳統財政政策手段以及西部地區自我融資能力，不足以在較短時期內糾正區域經濟失衡的現狀。因此，除了繼續加強傳統財政政策手段的力度以外，通過區域經濟調節稅擴展傳統財政政策手段是現實生產率與歷史貢獻相統一的具體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