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調節與經濟穩定性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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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楊文進作者單位：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

產業結構調整是政府的一項長期、重要的工作，但實踐中，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為此，就不可避免地產生這些問題:為什么長期的產業結構調整卻經常帶來后續的結構失調?什么樣的產業結構是合理的?產業結構的演變機制是什么?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職能是什么?這些就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①

一、產業結構調整程度與宏觀經濟運行穩定性的關系

西方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和投入產出理論認為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與產業結構的協調程度成正比。正是依據這種結論，一些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以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然而，實踐結果卻往往與理論相悖。橫向看，各國對產業結構的調整程度往往與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程度成反比，如經濟自由度較高的美國的經濟運行穩定程度就高于政府干預力度較大的日本和歐洲。縱向看，二戰后到20世紀80年代，被認為是“無序”的市場經濟運行的穩定程度遠遠高于“有計劃按比例”的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經歷了數次明顯的經濟周期并遭受多次外部經濟的沖擊，但我國經濟運行的穩定程度卻遠遠高于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代;隨著市場經濟程度的加深，我國經濟運行的穩定程度不斷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一種可能性:過于均衡的產業結構反而會導致宏觀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

上述事實讓我們反思產業結構調整程度與宏觀經濟運行穩定性成正比的理論是否成立。西方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關于資源配置的均衡標準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認為資源配置的均衡點在各部門利潤率相等的位置;后者的均衡點在各廠商及各部門邊際利潤率相等的位置。①［1］前者反映的是市場經濟優勝劣汰規律，凡是(在一個較長時期)達不到平均利潤的廠商都會被淘汰;后者反映的是外部條件一定時，作為理性人的廠商會向最理想的目標努力。由于實際中兩種力量都對資源配置起作用，因此資源配置要達到均衡就必須同時滿足兩者的要求，也就是各廠商和各部門的邊際收益與平均收益都相等。然而，這個條件卻是不可能被同時滿足的。［2］這種情況表明，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永遠不可能達到均衡狀態。②［3］

從技術角度看，資源配置比例的完全均衡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是因為，不同產品生產的技術要求不同，如有些產品的生產過程很長，需要的資本量(起始規模)非常大，建設的時間也很長;而有些產品的生產和建設過程很短，所需的資本也很少，要做到各部門之間完全均衡，所有部門不僅必須進行同步的投資，而且各部門的投資規模，必須以其中起始規模最大部門投資完成后對各部門產品需求(投入)或實現產品(產出)的技術要求來進行，這樣的投資規模是任何社會都無法滿足的;即使可以滿足，也不可能做到建設和生產時間的一致，所以，各部門之間比例的完全一致性在技術上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是說，西方傳統經濟理論設計的理想狀態只是一個空想。

更嚴重的是，完全均衡的結構不利于經濟的穩定運行。假設一國的產業結構達到完全均衡，那么該國的經濟不是陷入停滯就是大起大落。這是因為，在完全均衡狀態下，該社會將沒有任何的新增投資機會，任何一個部門進行增量投資所得的邊際收益都將是負數，其中也不存在任何損人利己的機會，③從而也就不會有任何新增投資的發生，沒有新增投資也就沒有增長，所以在完全均衡狀態下，整個經濟將陷入停滯狀態。在這種體系下，要避免經濟陷入停滯的唯一辦法，就是所有部門進行同步性的投資，而這種投資能力是任何社會都不具備的，即使有這種能力，也不可能做到投資和生產過程的一致。更進一步，假設社會具備相應的投資能力并做到投資與生產步調一致，那么它帶給社會的也不是福音，而是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因為所有部門進行同步性的投資，那么它們也必然在同一時間停止投資，所有微觀部門投資規模同步性的變化，必然引起宏觀經濟的大起大落。(見圖1)圖1A中灰影部分代表原有存量，無灰影部分代表增量。圖1B曲線代表A部分各部門的運動軌跡及它們的疊加。這也就是說，如果人類真的實現“完全均衡”理想，那么它給人類帶來的不僅不是福音，而是不幸。

與此相反，產業結構非均衡時，在各自供求和利潤率結構非均衡的作用下，它們之間進行的非均衡投資結構及其疊加的結果，將帶來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見圖2)這種情況說明，過于均衡的產業結構，既會因為缺乏動力機制而不利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有較大投資規模及其持續增長的基礎上，較大規模和持續的投資增長只能建立在較高的利潤率基礎上，較高的利潤率只存在于非均衡結構中的短缺部門，所以較高均衡程度的比例結構不利于經濟增長)，①也不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這就是說，傳統上那種認為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運行，不僅不能帶來宏觀經濟的穩定，反而會導致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這種情況反過來說明，一定程度的產業結構失調和相對無序的微觀經濟活動，反而是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條件。這也說明，在保證宏觀經濟穩定運行方面，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要遠比計劃經濟的有形之手有效。

更重要的是，產業結構的非均衡是經濟體系保持動力的基本條件。只有在非均衡的結構中，才會產生高低不同的利潤率部門，由此吸引投資的進入和資源不斷的重新配置，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在完全均衡的結構中，不存在吸引投資和資源再配置的條件，因而阻礙經濟增長。這種情況說明，傳統上被認為是經濟秩序破壞者的市場經濟基本矛盾，實際上是推動經濟增長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力量。

二、市場經濟中的產業結構演變

平均力量與邊際力量的共同作用，決定了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沒有均衡，這就是說，市場經濟的結構一定是非均衡的。非均衡的產業結構必然會引起非均衡的產品比價，即比例結構不同部門之間的產品比價存在較大不同，如短缺部門的產品比價會處在投入品價格(成本)低廉與產品價格(收入)高昂的有利狀態;過剩部門則會處在投入品格(成本)高昂與產品價格(收入)低廉的不利狀態。非均衡的產品比價則會產生非均衡的利潤率結構，即比價有利部門的利潤率高，而比價不利部門的利潤率低。在市場競爭規律發揮作用或者說資本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市場經濟中的一切都處在不斷變化中。利潤率的非均衡會產生投資結構的非均衡，也就是利潤率高的部門會得到較多投資，利潤率低的部門得到的投資少。非均衡的投資結構則會改變原有的經濟結構。所以在市場經濟中，任何部門都不可能長期保持某種狀態，即使是壟斷部門也難以做到。

市場經濟中的產業結構演變可以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假設社會由甲、乙、丙三個部門組成，各自互為投入產出關系，即甲部門的產品全部出售給丙部門，所有的投入品全部來自乙部門;乙部門的產品全部出售給甲部門，投入品則由丙部門提供。在非均衡的結構中，甲部門處在嚴重短缺狀態，丙部門則嚴重過剩，乙部門處在兩者之間。產業結構的非均衡，使它們之間的產品比價也出現非均衡，如甲部門的產品價格高而投入品價格低;乙部門的產品價格雖然低，但投入品價格也低;丙部門則是產品價格低而投入品價格高;比價的非均衡，必然會產生利潤率結構的非均衡，即甲部門利潤率高，乙部門次之，丙部門最低。利潤率的非均衡，在市場競爭機制和資本性質的作用下，必然會產生投資結構的非均衡，也就是甲部門獲得的投資多，丙部門則不僅得不到投資，甚至會在各部門資本追逐投資機會的過程中向甲部門轉移投資。理論上看，這種非均衡的投資結構符合資源優化配置和價值規律的要求，因為只有非均衡的投資結構才能改變非均衡的經濟結構。但在市場經濟競爭下，尤其是基本矛盾和資本對投資機會爭奪的作用下，這種調節總是矯枉過正。因為在高利潤的刺激下，不僅本行業的各資本會竭盡全力地擴大產出以獲得更多的利潤，而且其他行業的資本會紛紛進入該行業以爭奪投資機會，所以會導致該部門出現嚴重的矯枉過正現象，由此使得該行業會由原來的短缺變為過剩，同時也會由原來的高利潤率變為投資實現后的低利潤率。但這種對一個行業來說的災難的結果，對其他一些行業和整個宏觀經濟來說卻是有利的。因為該行業過度投資產生的巨大有效需求，為其提供資本品的部門和整個宏觀經濟的擴張創造了條件，所以對個別部門的不利往往會為其他部門和宏觀經濟提供發展的動力。

顯然，產業結構的變動會帶來各部門之間利潤率結構的變化。當甲部門由短缺變為過剩而陷入困境時，為其提供投入品的乙部門卻會由原來的相對過剩而變為短缺，同時丙部門會因投入品由原來的短缺變為過剩而受益，但受有效需求的制約，利潤率的回升較為有限。投資結構由利潤率結構決定，利潤率結構的改變必然會引起投資結構的變化。這時，乙部門會因高利潤率而成為社會投資的重心。自然，其投資的過程和結果，會像甲部門一樣，也會由短缺變為過剩。這時，丙部門會像它原來取代甲部門一樣替代乙，但丙部門在投資機制的作用下也會矯枉過正而最終變成利潤率最低的部門。市場經濟的各部門之間，就是在這種矯枉過正的投資機制作用下不斷地做非均衡運動。

以上過程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每個廠商從歷史經驗中知道，當某種產品因短缺而價高利大時，一段時間(完成投資需要時間)后，一定會變成過剩而價低利微。這是因為，如果不參與該過程，同時受沉沒成本的制約而又不能完全退出，那么它就不能分享該過程的好處;當部門處于不利情形時，它不僅不能因為未參與該過程而免受懲罰，反而會因為競爭力弱(技術落后、規模經濟程度和市場占有率低等)而首先被淘汰，被市場淘汰對廠商來說意味著再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沉沒成本會因此變得毫無價值)，而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任何行業的運行都是周期性的，只要挺過困難時期，仍有轉敗為勝的機會，所以，為了避免這種困難，廠商不得不參與這個明知前面是個陷阱的過程。由此，我們才能理解一些行業，如汽車、家用電器等出現過剩兆頭甚至已經出現嚴重過剩的情況下，不僅不壓縮生產和投資，反而都在竭盡全力地進行擴張，這并非如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非理性的，反而是最理性的選擇，它關系到企業“生”與“死”的選擇。然而這種對所有個體來說的理性選擇的結合，卻會產生極端的整體無理性，會導致整個產業更加嚴重過剩。

市場經濟中存在投入產出關系的各部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非均衡的結構變化，緣于市場經濟中的一個最基本矛盾，也就是在分工協作體系中，各部門之間本應是一種利益互惠的共同體，只有彼此精誠團結，才能取得最大的整體利益。但在市場經濟中，彼此間的聯系和協作卻是通過商品交換或買賣方式實現的，由此也就將原來彼此協作的互利關系變成了利益對立關系。因為在商品買賣中，一方的付出也就是另一方的收益，由此必然會形成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損的結局，所以必然會產生雙方之間的利益沖突。這些利益沖突，必然使他們之間不可能協調行動，結果也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他們之間行動的非協調。

不過，如前文所述，這種彼此間運行的非協調，雖然會導致每個部門不斷地大起大落，但對宏觀經濟卻不僅不會產生劇烈的波動，反而是保持穩定的基本條件，更主要的是，它還是保持經濟活力的基本條件。因為在市場經濟中，一個部門投資矯枉過正而陷入困境時，不僅極大地改善了(下游)產品需求部門的處境，降低了它們的成本，而且為其提供各種投入品的(上游)部門提供了投資動力，所以，雖然市場經濟以交換為媒介的聯系方式會導致無政府狀態的出現，但卻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永不停息的動力機制，即使在經濟最蕭條時，由于結構的非均衡而總是存在高利潤的短缺部門，因此總能產生投資機會，①這是經濟總是能夠保持自身相對穩定性的基本條件。

三、市場機制能有效解決產業結構問題

既然市場經濟的產業結構運動總是非均衡性的，同時還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基本條件，這一方面使得如何判斷產業結構是否失衡變得極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開放系統頻繁的進出口調節，更是加劇了這種困難;另一方面則表明產業結構失衡也許并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宏觀經濟問題，一定程度的產業結構失衡甚至更有利于經濟增長。

實際上，產業結構問題之所以并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是因為市場機制具有對產業結構失衡進行調節的能力，而且前文所述，這種能力是十分強大的。因為市場經濟是一種由資本支配的利益經濟，資本是追逐利潤的，而利潤是由相對價格(成本價格與收益或產品價格)決定的，相對價格由比例結構決定，當某個部門處在過剩狀態時，不僅會降低資本利潤，而且在資本價值由利潤決定的機制中，會導致資本的嚴重貶值，優勝劣汰機制就會將其中的弱者驅逐出去，所以市場經濟的機制對產業失衡的調節十分有效，在市場經濟中，如果由受預算硬約束的企業決定資源配置，是絕對不可能出現某種產業長期脫離社會需要的均衡狀態，即出現長期的過剩或短缺狀態。資本的逐利性質決定資源一定會由利潤率低的過剩部門轉移到利潤率高的短缺部門，各部門的供求狀況從一個較長時期看，一定是供求相對均衡，得到的利潤率也大致相等。

市場經濟中產業結構調節機制的建立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各部門在經濟結構中是否過剩或短缺，只能由市場來決定;二是產業結構調整屬于市場機制有效發揮作用的范圍，除非在經濟發展初期或者是為了實現某些戰略產業的趕超目標，政府可以對某些產業實行傾斜和管制政策，正常情況下并不需要政府過多地參與其中。政府過多的參與，只會擾亂市場秩序，反而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

在市場經濟中，一個行業是否真正過剩，主要看該行業中的絕大部分廠商是否能夠得到正常利潤而得以生存下去。只有當其中的大部分廠商難以生存而面臨停產或轉產時，才能判斷出該行業已出現過剩或嚴重過剩。一個行業一旦出現利潤率較長時期低于社會平均利潤率，眾多廠商無法生存下去時，市場機制和資本性質的作用就會得到充分發揮，就會將那些競爭力弱的廠商淘汰出局。這個過程，雖然會造成一定的資源浪費，甚至引起局部的經濟波動，但沒有這種過剩引起的結構調整，就不會有不斷提升的資源優化配置。整個社會的進步總是以局部的犧牲為代價的，沒有代價的進步是不存在的。一些被人為判定為過剩，但其中的大部分企業卻能夠正常生存，甚至有許多資本還想進入的行業，如石化行業、鋼鐵行業、汽車制造行業等不僅不過剩，而且還可能處在短缺狀態。所以，各行業是過剩還是短缺，只有由市場認定，才能得到正確結論。人為地認定一些部門是過剩還是短缺進而采取調節措施，最終只會扭曲資源配置。

產業結構問題需由市場解決而無需政府過度干預的最主要原因是只有通過市場調節結構問題才能夠最終得到解決，而通過政府干預的結構調整往往不是社會所需的最終的產業結構。這是因為，市場機制的調節以利益為核心，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是為了實現一定的利益目標而努力，如果某個行業無利可圖，那么在利益驅使和預算硬約束的作用下，廠商必然會脫離該行業而轉移到利潤更高的行業，絕對不可能出現長期過剩而得不到有效調節的情況;同樣，當某個部門因短缺而出現高利潤率，大量的資本就會涌入該行業而使其很快得到調整，這種速度往往要快于過剩產業的調整，因此也不會出現短缺長期存在而得不到有效調整的現象，所以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任何部門都不可能長期偏離正常狀態，各部門的長期收益一定是大致相等(其中包含風險等因素)。正是在資本逐利機制的作用下，才會產生社會平均利潤率機制和優勝劣汰機制，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才能得到發揮。

與此相反，那些不是經過市場調節，而是人為調節的結構，由于是以行政干預方式而不是利益調節來實現的，因此不能客觀地反映被調節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利益關系，必然會導致調節后各部門之間利益的非均衡。因為被調節部門中的大部分廠商在被調節前能夠正常生存，說明他們能夠獲得一定的利潤率，被調節后，許多廠商被驅趕出本行業，行業供給能力大幅減少，由此該部門必然能夠獲得高出市場水平的利潤率。在高利潤率的引誘下，大量被驅趕出的資本和其他部門的新增資本必然會重新涌入該部門，由此被調節的結構很可能會回到原來的狀態，這正如我國的許多產業，如轎車、家用電器、鋼鐵、化纖等由政府主導產業結構調整，每次調整效果的不理想充分說明了政府調節作用的有限性。所以說，只有經過市場調節的比例結構，才是真正有效的。

我們知道，政府對產業結構的調節，是建立在政府有充分的信息基礎及其決斷準確的基礎上，然而客觀事實證明，政府并不具有這種能力。同時，從利益關系上說，政府對一般性產業結構短缺或過剩的調節，有意壓縮某些行業而保護另一些行業的利益。一般來說，除了關系國家戰略發展而對某些產業，如軍工和關系國家長期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實行特別的保護外，政府不應該介入一般產業的管制和調節(這些都是不屬于國家利益的范疇)，政府的過度介入，反而會加劇產業結構的失衡，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產業結構的長期失衡狀態就充分反映了這點。

四、我國產業結構失調的主要原因

產業結構失調是我國經濟運行中的長期痼疾，由此結構調整也就必然一直是我國經濟工作中的重心，但多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存在很多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本身作為利益主體參與其中。改革開放以來，凡是出現結構失調比較嚴重的行業，一定是計劃經濟色彩比較濃厚的行業，如20世紀80～90年代的家用電器、鋼鐵、化工產業，90年代以來的家用轎車、石化、造船等行業。這些行業的典型特征就是計劃經濟成分占有較大比例，并且往往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如鋼鐵行業、大型石化行業、汽車制造等。這些行業雖然不斷受到政府的調節，如鋼鐵行業，政府就一直在進行調節，如強制各地淘汰“落后”產能，甚至強行關閉一些企業，但我國的鋼鐵產能卻在政府持續的調節下快速增長，目前，各鋼鐵廠仍然在擴張產能;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汽車行業這方面的情況也比較典型。所以說，如果一些行業出現長期過剩或失調，那么原因一定是非市場性的調節過度。

政府大力調節產業結構而這些被調節產業長期以來不僅得不到有效調整，而且還逆調整而擴張的原因，一定是其中存在較大的經濟利益，尤其是在政府認定這些行業嚴重過剩而大量民營企業卻想方設法要加入其中，就更反映了這種情況。政府對某些行業過剩的判斷，也許是從部分國有企業的低效益甚至虧損的實際狀況中得到的，或許這種狀況確實反映所在產業的供求狀況，但只要仍然有民營企業想加入這個行業，就說明其中一定存在巨大的利潤。在行業存在過剩的狀態下仍然有大量民營企業十分渴望的利潤，問題必然出在原有企業的低效率上。這種低效率使得新進入企業可以通過效率上的優勢獲得較高利潤。

盡管從形式上看，經過一系列改革后留存的國有企業是我國各行業中的佼佼者，不僅擁有巨大的資產和較雄厚的科研力量，而且得到政府在資金、稅收和股權分紅等各方面的支持，它們本應成為在各行業中起到推動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的引領作用，但其中部分企業的低效率和高福利，長期以來一直成為整個社會詬病的對象。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之所以長期沒有取得較大成效，就是因為部分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因效率低下而處于不利地位時，就會求助于各種非市場手段來保護自己。

實際上，技術是否先進、規模是否合理的標準只能由市場來選擇，而不能由政府或者是“技術專家”來確定。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在市場經濟中，最先進的技術往往并不是最適合社會需要的技術，只有能取得競爭優勢，即能夠獲得較高利潤率的技術，才是最好的技術。在這方面，政府沒有能力來判斷各種技術的優劣。這就是說，在政府進行產業調節時，政府要做的只是設立環境保護和勞動保護等標準，而不應該設立技術、規模門檻，因為技術和規模等方面的問題，市場會通過優勝劣汰的方式加以選擇，其效果要遠比政府行為有效得多。如，那些能耗和資源耗損率高于行業平均水平的企業，它們的成本必然也較高，市場機制因此會對它們進行強制淘汰，并不需要政府人為的調節。至于高能耗造成的環境破壞，則應通過強制性的排放標準來控制。只要達到環境排放標準，政府就無權對企業的技術和規模等選擇進行干預。

導致我國產業調整效果不佳的另一個原因，是各級地方政府在“承包制”體制下為取得一定的經濟成績而對當地經濟進行過多的人為干預。一旦社會出現某種具有一定發展前景或現行效益較好的行業，各級政府就會調動一定資源蜂擁而上，如汽車產業，曾經大部分省份都在規劃中將其作為支柱產業;當其出現嚴重過剩或過剩苗頭，中央政府對它們進行調節時，地方政府則會找各種借口對當地企業進行保護，這種保護往往使得中央政府的調控政策變得無效，如房地產業、鋼鐵業、汽車業都因此而難以得到有效調整。

這些情況說明，要使我國的產業結構符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就必須減少調節的計劃經濟色彩，加強市場經濟力量。市場自發形成的產業或區域經濟，如浙江的“義烏小商品”、“永康五金”等為代表的區域經濟，都是在市場競爭中自發產生的，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如五金加工、家用電器等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形成的。在市場經濟中，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絕對不可能是政府規劃出來的，而是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

從理論上說，現代國家擁有征稅權和貨幣發行權，政府不應該在市場上與民爭利，因此除了矯正市場缺陷，執行政府職能而保留少量的政企合一①的國營企業，而那些不再執行政府職能的國營企業，政府必須完全退出，這樣政府才能夠從既是法律制定者又是執法者和經營者的多重角色中解脫出來，市場經濟的秩序才能夠真正建立。很顯然，當市場機制能夠在結構調整中充分發揮作用時，產業結構間的演變將遵循前面分析的這種狀況進行，也許每個產業會比現在發生更大幅度的失衡，但它卻是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穩定性的必要條件，同時它波動產生的優勝劣汰機制會推動各產業技術和資源優化配置的不斷進步。

五、結束語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到如下結論:第一，產業間的比例結構并非如傳統認為的那樣越均衡越有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過于均衡的產業結構反而會導致宏觀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較不均衡的產業結構狀況反而有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同時還有助于技術創新和資源的優化配置，使經濟系統獲得永無止境的動力機制。第二，雖然市場經濟的結構變動會不斷地矯枉過正，導致每個部門都在短缺與過剩的狀態中波動，但這不僅是各部門技術進步的源泉，也是優勝劣汰推動資源優化配置的條件，而且為其他部門的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正是它們之間這種此消彼長式的非均衡性運行，為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提供了條件。市場經濟中基本矛盾的存在及其作用的發揮，不僅是價值規律存在及其作用發揮的前提條件，而且是保持經濟活力、推動資源優化配置的動力源泉。第三，如果市場機制能夠有效發揮，對宏觀經濟來說，結構問題也許并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在趨利避害本性，尤其是資本價值由未來收益大小決定機制的支配下，任何部門都不可能長期偏離正常狀態而存在，從長期看，任何一個部門的供求都應該是大致均衡的，各部門都將獲得平均收益率。在結構調整方面，政府既不具有相關的信息，也不具有相應的調節能力，政府的過度干預，不僅會加大結構調整的困難，而且會破壞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對宏觀經濟的運行來說，結構的“無序”反而是“有序”的，而人為干預的“有序”的結構反而是“無序”的。第四，政府過度干預是我國產業結構長期失衡的重要原因。減少政府對產業結構的過度干預，是我國的市場經濟秩序得以完全建立，結構調整真正有效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