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事件經濟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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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的回顧

歷史是一面鏡子,回顧過去,人們往往會發現現在發生的某些現象與歷史上曾發生過的某些現象,有著驚人的相似。大家都知道,上個世紀初,即1929~1933年,在美國曾出現一次空前的、影響全球經濟的大經濟危機,導致了完全放任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結束,開辟了市場經濟與政府管制相結合的所謂“混合經濟”(Semuelson&Nardhaces,1955)的新時代。這次危機是美國當時各種社會經濟矛盾的總爆發。在此以前,至少有以下幾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大約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金融資本或金融資本主義(financialCapitalism)在美國興起。1893年美國就曾發生過一次經濟危機,危機過后,銀行家大量參予了美國公司的經營業務。到1913年,美國的金融托拉斯已在112家公司中擁有341名董事,控制了約220億美元的資本化資源和資產。金融資本的發展很快地就向證券市場滲透。

19世紀末,紐約證券交易所所長HenryClews曾說:金融家們雖然仍對可銷售的商品生產企業感興趣,但他們對發行證券,策劃企業購并同樣地,很可能是更感興趣(Previts&Merino,1979)。金融業與證券業相結合,助長了金融投機行為便非常清楚了。

第二,20世紀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總統WG.Harding采取了所謂恢復“正常狀態”的政策,開創了工商業的“黃金時代”。那就是鼓勵經濟的自主放任主義,否定了政府的積極干預。另一位總統Coolidge則認為,全體公民均有憲法賦予的積累財富的權利,并認為工商企業是促進(美國)精神進步的最主要因素。這就是說,當時的美國政府是把擁有財富看成公民的天經地義的權利并認為不干涉主義才會促進社會的進步。到1925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已放松對公司的控制。工商企業在消除價格競爭方面完全可以自由行動。正像Previts和Merino在“美國會計史”中所說,現在“工商界人士可以自由地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了。

第三,與上述第二點相聯系,由于政府對管制企業不感興趣,會計和審計的作用就改變了,大多數公司的財務報表不需要也不經過審計。會計師們只好轉而為企業提供諸如編制預算,推行標準成本制度等方面的咨詢服務。此外,他們則主要是在向銀行提供信用報告時,成為企業的顧問并幫助企業納稅。從1918年頒布類似公認會計原則的“編制資產負債表的認可方法”(ApprovedmethodsforthepreperationofbalancesheetStatements)以后,到美國股票市場崩潰為止。美聯儲(它是最關心企業按一定的規則編制報表尋求銀行信用的)幾乎不再制定什么財務報表準則。在這一段時期,美國基本上已沒有獨立審計在發揮監證企業財務報表的作用了。

可以想象,在大危機的前十年,美國的企業在財務上進行弄虛作假是沒有任何障礙的。另外,還有兩個因素又加劇了財務報表的虛假性:一是許多公司發行無面值的股票。這種股票的實收資本與其設定價值的差額本應記入資本公積。但由于沒有規定資本公積不能轉記為盈余公積的準則或制度,于是有些公司,不但把這種溢余轉記為“盈余公積”,而且用它來支付股利。二是當時在會計界,不但提倡獨立性,而且提倡保密性。而“保密”則正中企業的下懷,他們可以在保密的掩蓋下肆無忌憚地在財務與會計上作假。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說明上述問題:(1)1925年道奇兄弟公司(DodeBrothers)進行重組時,公司資產的公允價值(fairvalue)僅為8500萬美元,而重組時卻按帳面價值24000萬美元被收購,理由是為了遵守歷史成本原則。(2)美國火柴大王克魯吉(Krueger)支付股利從來不是靠營業利潤而是通過發行一批新證券取得的收入。但他幾乎拒絕向外界透露任何情況,并得意地把他的成功秘訣歸結為“保密,更加保密和進一步保密”(secre-cy,moresecrecy,andevensecrecy)①。

二、近二十年美國經濟(也涉及全球經濟)一些引入矚目的變化

會計是經濟活動的反映。20世紀30年代的大經濟危機前,在美國曾出現如上述的會計作假,并產生種種不正常的經濟跡象,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也能看到一些類似的蛛絲馬跡。

第一,金融業大發展,金融創新日新月異。金融創新雖有避險功能,卻又能助長金融投機。美國“外交政策聚焦”雜志在2002年7月18日一篇文章中透露:20世紀最后20年,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項極其重要的變化是,金融資本成了全球經濟的驅動力。這是因為,不少國家,特別是美國解除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金融資本基本上是貨幣資本,流動性最強,最容易參予投機。當然,它會成為利潤率最高的行業。90年代初,以網絡經濟為代表的所謂新經濟在美國崛起,金融資本大量注入股市,于是造成了華爾街股市牛氣沖天,金融業又進一步得到擴張。金融資本的活躍可以從下列數字看出:1990年代末,全球外匯市場每天成交量超過了1•2萬億美元。它相當于當時全球整整一季度的商品貿易和交易總額。不過好景不長。新經濟帶來的經濟繁榮只維持了四年(1997~2001)。從2000年開始,美國的股市,特別是一路攀升的高科技股就下滑了。據估計,華爾街的投資者僅2000年,由于股市下跌共損失約4•6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是1987年股市下跌損失的4倍。過剩的金融資本總還要尋找出路。各種金融創新便應運而生。尤其是各種衍生金融工具如股票期權(Stockoption)、金融期貨(FinancialFuture)、股票指數期貨(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經營的standardandpoolsstackIndex;紐約期貨交易所經營的NewYorkstackEx-changngecompositeIndex;倫敦股票交易所的FT-SE100)、利率互換(InterestRateSwaps)、貨幣互換(CurrencySwaps)、遠期利率協議(ForwardRateAgreement)、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InterestRateCaptsandFloor)、票據發行便利(NoteIssuanceFacilities)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安然公司利用來高估利潤、低估負債的“特別目的實體”(SPE),也同金融創新有關。衍生金融工具最初的創設,一般是為了避險或融資(如設立SPE)。但幾乎所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都被用于投機。幾年以前,巴林銀行新加坡分行的一個職員就因為炒作東京日經指數而產生巨額損失,導致這家歷史悠久的銀行被德國的一家銀行兼并。這一慘痛教訓,人們記憶猶新。但直到今天,不論在財務報告的表內確認和表外披露,都難以充分揭示它的性質和風險。誰都知道,衍生金融工具是可怕的高報酬與高風險相結合的雙刃劍。操作這種業務又具有很大的隱蔽性。按照當前的會計準則和財務報告,投資人是不大可能從報告中預測到一家公司操作衍生金融工具可能帶來的風險和報酬的。怎樣看待金融創新?創新意味著隨著新經濟的發展促進金融的改革和金融技巧的進步,是金融證券等領域與時俱進的表現。其積極意義必須充分肯定。但金融資本并不能創造財富與價值。過剩的金融資本通過各種衍生工具進行活動,結果就會使理性的投資轉變為狂熱的投機!

第二,與金融業大發展相比,工商業的形勢卻不景氣。這應當說是20世紀最后20年發生的另一項重要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1997年之后美國的工業企業已停止了利潤的增長。它們期望通過擴大生產與交易規模來增加利潤,由于無法依靠自己的留存收益(即自我積累)來自我發展,只能求助于銀行借款和發行證券。但20世紀90年代末,工業產品卻一方面因利息過重而提高了生產成本,另一方面,生產的擴大并沒有擴大需求,反而出現生產過剩。例如:全球汽車年產量約7000萬輛,銷售量只有5000萬輛,26%成為積壓產品;又如計算機,單是美國,每年的生產能力即可上升40%,而這個比例遠遠超過每年計算機市場的需求比例的增長。這里,生產能力與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已經明顯地反映美國再生產的四個環節:生產、流通與消費和分配之間的不相協調。

第三,市場衰退導致企業(特別是生產企業)利潤率的降低,企業家為了做大利潤,除向銀行大量借款并發行股票、債權融資外,又希望通過企業兼并來提高利潤,從1987年起,資本主義世界興起了新的合并浪潮。如:戴姆勒.奔馳—克萊斯與三菱合并;雷諾收購日產;美孚、埃克森合并;英國石油與阿莫科和阿爾科合并;美國在線和時代華納合并;美國世界通信公司兼并微波通信公司等。合并的目的有的是為了消除競爭,而有的則希望合并后通過“協同效應”增取新的利潤。事實上,許多企業合并后雖然由于大量裁員,降低了成本,確實增加了收益,但卻提高了社會的失業率,從而增加了社會的動蕩和不穩定。而總體上看,合并后的企業一般未能帶來預期的利潤增長。

第四,近20年來,新自由主義流行,對企業實行放任的思潮再一次在美國抬頭。網絡經濟興起后,美國出現了新的經濟繁榮,似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無所不能。理論界對政府實行的種種經濟管制表現反感者日益增多。既被一時的經濟繁榮的假象沖昏頭腦,又遭到日益強大的理論界(也包括輿論)的壓力,在20世紀最后20年,美國政府便逐步解除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允許資本可以跨國界跨行業自由流動。放松對金融、證券市場的管制,也涉及對會計、審計市場的監管。原來在資本市場中自發形成或有意安排的一些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所、經濟(證券)分析師等都具有自我約束和相互監督與制衡的功能,它們在法律法規和準則的框架內,在SEC的監督下,共同促進資本市場的公開、公平和平等的運轉。可是放松了管制之后,相互監督和自我約束的機制就被削弱了。由于利益的驅動,它們有的不但不互相制約,反而互相妥協,甚至與企業互相勾結。美國SEC前主席ArthurLevitt在1999年一次題為“高質量的信息:市場的生命線”的演講中曾說:“我們看到是功能失調的關系———分析師(指證券分析師)‘確切地’估計公司的盈利而又嚴重地依賴公司的‘點撥’,公司的報告則迎合這一‘估計一致’的預期盈利,而不去反映波動中的經營業績的現實。”Levitt還揭露證券分析師與注冊會計師達成默契,在審計報告中認可這種“制造”的經營業績。尤其是,分析師進行選擇性的披露。通常是宣揚那些由公司在幕后提供的、不公允的重大信息。從這里可以看到,與20世紀20年代公司以保密為理由,不肯披露真實信息不同,現在是:企業、證券分析師和注冊會計師串通一氣地向投資人和證券市場發出虛假的投資信號。當前美國的經濟學和財務學到處鼓吹所謂理性的個人、理性的投資人。什么是“理性”?其實,這是亞當.斯密著作中的“經濟人假設”。純粹是一種假設。雖然出于生存的天性,人有利己行為,但經濟學還是要研究怎樣約束這種行為。市場也必須有約束利己行為的制度安排。因此,現實的人只應當具有有限理性。可是,現在的經濟學和理財學卻恣意宣揚人的“無限的”理性,即經濟人在投資和理財甚至在其他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以謀取個人最大利益為動機。利益的驅動成為參與資本市場所有方面(也包括監管市場的政府)和所有人的原動力。如果是這樣,怎會有真正的“道德”和“良心”出現于這一社會?“誠信”這一文化觀念有可能在這種土壤上滋生成長嗎②?所以,當前在美國,誠信危機實際上是其文化危機和道德危機的表現。而文化與道德的污點,則是在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下,狂熱追求企業利潤與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必然反映。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含意識形態),上層建筑則反作用于基礎。看來馬克思揭示的這一社會發展的原理現在并沒有過時。

第五,美國的資本市場一向被投資人認為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其實美國的公司制度和公司治理方式,至少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公司的資金主要靠公開發行股票募集即主要來自資本市場。股東是十分分散且不斷地流動著。大部分中小股東并不關心公司的經營管理和長遠利益,而更多地關注當前的業績和現金流量,即使跨國公司,真正控股的大股東是個人或其家族也不多。一些機構投資者(如共同基金)可能擁有較大股權,但它們不過是分散的個人投資者的代表。這樣,管理公司的真正權力就掌握在作為受托方的經理層,特別是高級經理層如首席執行官、執行董事等的手里。作為委托方的投資人即公司的所有者,反而處于公司的外部。對于公司的經營內幕,真正的經營業績和未來的發展前景,經理層和投資人之間產生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這樣的公司制度,已顛倒了委托人(所有者)和受托人(經營者)之間的權責關系,對傳統的理論產生了沖擊。甚至可以說,在當前的美國上市公司中,已開始形成“所有者缺位,經理層(主要指掌權的董事和高層經理)越位”的反常現象;二是經理層在公司經營管理中已經擁有很大的決策權,而按照美國的公司治理原則,對經理層還要實行激勵制度,通過經理股票期權讓經理們也享有剩余索取權,并把他們的利益高低同股票價格直接掛鉤。因此,這又將促使高層經理通過所謂盈余管理來粉飾企業盈利,哄抬股價,以便在他們的股票期權行權時牟取暴利。如果把本文一、二兩部分對比考察,可以看到:美國經濟,特別是其資本市場方面的發展軌跡,20世紀初20年和后20年,竟有某些重要的相似(當然,差別也是存在的)。比如,兩個時期的金融資本都有較大發展,而20世紀末則更突出,多種金融創新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現為金融資本近年來的投機和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兩個時期上市公司都對會計和財務報表作假,20世紀初是在審計不起作用,由企業以“保密”為擋箭牌,各自秘密進行的,20世紀末,美國已有各種監管證券市場的法規,建立了監管機構—SEC,并且既有外部審計,也有內部審計。就在這樣似乎相當嚴格的監管條件下,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竟串通一氣作假,特別要指出的是:證券分析師在這里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至于注冊會計師,在安然事件中安達信會計公司所涉及的審計缺乏獨立性,如既提供審計服務又提供非審計咨詢服務,許多前雇員成為安然公司的主管,以及在覺察安然的會計問題后,不僅未采取必要的糾正措施,甚至銷毀審計工作底稿等,都背離了公共會計師(Pub-licAccountant)的應有責任。最近,美國“會計望”雜志在“安然事件的教訓”(JamesA.LargayⅢ,Editor,2002)一文中指出:“公共會計師不應當為他們的委托人作管理決策。相反,他們應當忠告有關會計問題,并反對管理當局的財務報告缺乏透明性,要提醒資本市場去注意公司活動的內幕。”此外,兩個時期都代表自由放任經濟思潮的抬頭。不過,20世紀初,是百分之百的“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而20世紀末,美國已經是市場與政府管制相結合的混合經濟了,只是在管制方面卻有所放松。

三、結論:根本問題在制度

美國經濟在上世紀最后20年代由于金融資本的大發展和網絡經濟的興起,曾經出現一時的經濟繁榮。但在這種繁榮的背后,卻隱藏著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的危機,金融行業的高利潤率并不能取代工商業利潤率停滯不前所帶來的憂患。金融是一個分配領域,金融資本本身是不能創造財富和價值的,它必須通過生產的發展和市場需求的增加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過去20多年,在美國,分配的不均衡明顯地增強了。據統計,1981年,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僅占美國財富的25%,而到1990年代末,這一部分最富裕家庭占有的美國財富的比例已上升到38%以上。與此對照,美國同期的失業率則由4%上升到7%。過去10年的泡沫經濟使美國財富的轉移產生了新的特點:從中小投資人階層向高層經理階層轉移。為什么美國上市公司頻頻爆發財務丑聞呢?直接原因是上市公司的利潤率下降,導致股價低迷,這不僅直接影響經理層(特別是高層經理們)的豐厚利益,而且有可能引發公司的財務危機以至破產。所以,他們必須編造虛假的經營業績和良好的財務狀況來欺騙投資人,力求穩定資本市場。進一步分析就可發現: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美國的經濟制度和公司制度。過度膨脹的金融資本,使分配支配了社會再生產的其他環節,引起生產、消費、流通與分配之間失去合理的相互制衡;公司制度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錯位關系和公司治理中激勵措施(經理股票期權)所存在的負面影響進一步激發了經理層為謀取他們的最大利益而欺騙所有者(主要指中小投資人)的財務作假的動機。事與愿違。

美國上市公司的財務作假終于引起了美國資本市場的誠信危機。美國《商業周刊》2002年7月15日一篇文章指出,2002年7月美國人開始大量拋售股票。而正是股票文化,創造了過去20年美國的繁榮和強大。因此,文章驚呼,美國正處在一個大廈將傾的關頭。但我們并不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將再次降臨美國。因為畢竟時代不同了。美國已積累了70年監管資本市場的經驗。而且,由美國參眾兩院所共同制定、布什總統已簽署的“2002年證券公開發行公司(上市公司)會計改革和投資者保護法案(Sar-bances-oxleyActof2002)”,是一項有針對性的嚴厲法律手段。它尋求在SEC的監督下成立了一個獨立性很強的非政府組織“上市公司會計監察委員會”(PublicCompanyAccountingOversightBoard),該委員會有權對上市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制定審計、質量控制、道德、獨立性和其他標準;有權對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報告進行審查并有權予以懲戒和處罰。

法案還規定對被審計客戶禁止執行9種非審計業務,以維護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法案還要求SEC研究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當前為財務會計準則)制訂的思路,是規則(Rule)導向還是原則(Principle)導向?最后,企業管理當局若蓄意進行財務欺詐,還可最多判處20年監禁和500萬美元的罰款(sec.gob.§1350.Sarbances-oxleyActof2002)。看來,在未來,美國將借助于這一法案和其他法律進一步加強SEC對資本市場和會計、審計的監管職能,嚴厲打擊弄虛作假的違規企業和會計師事務所,反復強調保護投資人的利益,以保證美國引為自豪的股票文化不致因公司的財務欺詐行為而衰落。這些措施真正實行,肯定是可以見諸成效的。但要從根本上制止上市公司的財務作假,恐怕還需要采取更多更有效的經濟政策———要防止經濟衰退;要扭轉經濟過程中各個環節的失衡,使生產和市場需求都步入正軌。既然市場已經失靈,政府更多的介入就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