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婚姻狀況計量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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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族譜資料和計算機對明清以來的農村社會進行探討，已經有若干學者做了開創性工作，特別是臺灣的劉翠溶女士，卓有建樹[2]。對江西地區，劉女士也曾對宜黃北山黃氏家族做過計量研究[3]。但僅此單一的個案當然遠遠不夠，且單純的族譜計量統計若無其他文獻和實地調查相配合，也難以深入認識地域社會的真實內涵和運動過程。作為江西省樂安縣流坑村研究課題的一部分，筆者以民國二十五年（1936）底刻印的《撫樂流坑董氏復彥房譜》為基本資料，將該譜全部人口記錄輸入電腦，進行統計，再結合以往調查研究所得加以分析，這里是其中的婚姻部分。希望這能夠深化我們對明清以來江西農村的認識，并對有關研究有所助益。

材料與方法

關于流坑村，幾年來我們已經發表了多篇文章[4]，故這里不重復介紹。本文所使用的基本資料──《撫樂流坑董氏復彥房譜》，是流坑董氏第三級宗族組織中最大的一房──復彥房的房譜。流坑現能看到的20余種族譜中，唯一的大宗譜修成于萬歷十年（1582年），早期的記載也并不完整，用于計量研究不夠理想。而八個二級宗族組織的宗譜，最后編修時間多屬清代，只有文晃房譜成于1936年，歷時最長，內容也很充實，可惜我們未能借出復印，暫時無法使用。故只好退而求其次，根據成譜時間、內容和保存情況，以流坑董氏八大房之一的胤隆房下之復彥房房譜作為研究對象。

復彥房的房祖，是流坑董氏第19代的復彥公，由此下至第36代，共18代。該譜記載的人口歷時跨度，從明中期的1436到民國的1936年，正好500年。由于記載開始時流坑宗族組織已經高度發展，按時修譜有制度保障，本房士紳亦比較多，故內容較為翔實和完備。另外本房是流坑諸房人數最多者之一，又絕大多數居于流坑，在外者很少，所以數據更具完整性。

本譜樣本總數為7083人，其中男性4349人，女性2734人（均為男性配偶）。男性生年記錄可確知和大致推出者4260人，占男性人口的97.95％；女性則為2297人，占女性人口的84.02％。男性有卒年記錄以及修譜時尚存活者2510人，占男性人口的57.71％；女性為1956人，占71.54％。生卒年記錄均詳的，男性1969人，占男性人口的45.27％；女性1530人，占55.96％；如包括修譜時尚存活者，則男性為2509人，占57.69％，女性1915人，占70.04％。

由此可見，復彥房譜的人口記錄不僅數量較大，而且相對而言也較為完整[5]。特別是3499個生卒年俱詳的記錄，對我們分析人口狀況及其變動，尤為重要的資料。

這樣一個有30個字段的數據庫，基本可以全面反映該譜的所有人口信息，并較為方便地編制程序進行各種統計和檢索。

婚姻基本狀況

一、婚姻締結

*比率此項，所統計僅為22代至34代，而略去了基數太小的19、20、21代和修譜時年齡尚小的35、36代。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復彥房男子結婚人數（等于全部配偶數）只占全部男子數的57.8％左右。這個比例，在已有的統計數字中是比較低的（如劉翠溶對南方23個家族的同一統計數字是65.9％[6]，而毗鄰的宜黃北山黃氏則為71％。）。由于本數字已經略去了修譜時年齡普遍尚小的世代，且漏載數量不會很多，所以導致其偏低的可能原因只有兩個，即早卒未婚和成年未婚的人數較多。據上表，50歲以上未婚而卒的男子為66人，占1.5％。因這個數字僅是有生卒時間者，故偏低；如與生卒時間俱全的男子總數相比，則上升到2.6％。筆者另統計了30歲以上到50歲以下死亡的未婚男子，結果是占男子總數的2％和生卒時間俱全的男子3.4％。但二者相加最高仍不超過6％，說明男子30歲以下未婚而卒的達34％以上，即未婚的主要原因是早卒，排除這一因素，結婚是極為普遍的。然而男子未婚數量之大，畢竟值得注意，這將對生育率產生直接的影響，也從一個特定方面證明流坑未成年男性死亡率較高的事實。

第二，該房男子有較高的再婚率。在傳統社會中，由于死亡率高，較高的再婚率乃是普遍的事實。但是流坑繼室與元配比為22％，不僅大于宜黃黃氏家族的15.5％，也大于劉翠溶調查的23個南方家族中的任何一個（以下所稱南方家族，均指此），并比其平均數字高出近一倍。本譜中妻子被丈夫生出的情況極為少見，不構成再婚的一個要素。求其緣故，當地童養媳較多似為一重要原因。道光年間，流坑一位老儒提到家族中“童養之婦，世俗動以未合不成婦而為辭，往往兄亡

弟收，弟亡兄收”；又反對溺女，贊成“與他姓童養為婦”[7]，可證當地有此習俗。檢索本譜有確切生卒時間的成員，有13位夭亡于10歲以下的男孩是已婚之身，另有9位元配死亡年齡在10歲以下，因本譜對配偶未過門即死亡的均有說明，則這些男孩的妻子和早死的元配屬于童養媳無疑。而下面我們會看到，流坑元配妻子的結婚年齡明顯低于其他地方，說明童養媳可能非常普遍。由于她們具有更多的死亡歷時，所以童養媳多必然導致男子的再婚率高的事實。再看這里的男子三婚率和四婚率，分別為18.3％和18.6％，也高于劉氏的數字，似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第三，復彥房男子納妾的現象較少。妾只占全部配偶的0.6％，在劉氏研究的南方家族中居于非常低的水平而大大低于平均數（3.7％）。從另一個角度看，納妾男子只占結婚男性的0.89％（21位側室分屬19位男性），也充分說明了這一事實。據劉氏的研究，城鎮家族的納妾比例較高，以江西本省的南昌東關甘氏為例，其比例為8％，13倍于復彥房。流坑基本上屬于農村聚落，低于城鎮家族亦在情理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宜黃黃氏家族的納妾比例也比較低，為2.3％，這也許示意著贛中農村的共性；第二，復彥房納妾行為始于27代，其時間大致為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葉，正好是該房竹木貿易大發展的時期，這不是偶然的。再看表二：

*此二人均納二妾。

從表二可知，取妾者近70％為有各種身分之人，平民只占31.6％（納妾數則為28.6％）。而根據我們的研究，這些有身分之人除儒士（童生）和秀才外，全是通過捐納取得地位的，且幾乎全是商人。即使是表二之平民和童生、秀才中，也有若干商人子弟。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流坑士紳特別是商人家庭，納妾的可能性遠大于一般家庭；也就是說，流坑清代納妾現象的發展，和當地竹木貿易的發展直接相關。這和劉翠溶的研究有一致之處。

二、初婚年齡、夫妻年齡差和平均年齡

初婚年齡，族譜中均不記載，但可以通過父母（元配）與長子的年齡差大致加以推斷。筆者將復彥房無女兒的家庭挑出，統計得到該房長子出生時夫妻的平均年齡，夫齡為28.70歲，妻齡為23.12歲。而劉翠溶對南方十五個家族的統計數字是，夫齡在27至31之間（筆者據以計算其平均數為28.56），元配年齡為24至25歲（平均數24.76）之間。兩相比較，流坑男性在長子出生時的年齡非常接均數字，但女性則低于平均數1.64歲，也低于十五個家族中的任何一個，說明流坑女性婚齡顯著偏小。如果我們按照劉女士的推算方法，假定由結婚到長子出生間隔為三年[8]，那么流坑的平均初婚年齡大約在男25.70，女20.12歲左右。這組數字的意義在于，雖然大量存在早婚的事實，但男性平均婚齡并不太小，也就是說實際上仍有相當多的人是在比較大的年齡上才結婚的。而女性婚齡偏小，可能印證了當地收養童養媳之風較甚，這在上面已經提到了。

依據族譜中每一對夫妻生日（如果有記載的話），即可以知道他們之間的年齡差。表三的第一欄即是元配、繼室和側室與丈夫的平均年齡差。丈夫比元配要大近5歲（這和上面根據長子生育時間計算出來的初婚年齡差5.58歲相近），這是一個比較高的數據[9]，再次證明了女性結婚年齡偏低的事實。而且顯然，隨著婚姻次數的增加，丈夫與配偶之間的年齡差距也逐漸拉大。這表明，流坑男性在妻子死后再次結婚時，更傾向于選擇較年輕因而可能未婚的女性。而比較年輕女性的家長愿意把女兒嫁給董氏年齡較大的男子，則可能是董氏在當地有較為突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所致。

不過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有一定數量的女性年齡大于她們的丈夫。元配組為五分之一強，這個數字在北方地區無足稱道，但在南方就是特別高者。就是繼室組也高達8.68％，接近于南方地區一些家族元配的水平[10]。甚至再繼之中，她們也依然存在。故而流坑男子娶妻并無男必須大于女的約束。但檢索的結果表明，極少有妻子比丈夫大10歲以上的事實（元配亦只有0.14％），而且還有一部分大妻其實與丈夫為同年出生的同齡人（元配3.01％，繼室1.74％），這與丈夫常常大于妻子20、30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根據生卒時間俱全的記錄，統計得到復彥房男性平均年齡為42.84歲，女性為47.04歲。女性壽命長于男子，這是一般的通例，可是這里女性平均年齡超過男性較多，原因在于女性多為成年嫁入，不像男性有許多夭殤者進入統計。

三、守寡與醮出

由于復彥譜對女性生、卒記載不如男性詳盡，特別是醮出者的卒年一律闕如，表四a、b的守寡數字，只是配偶雙方有明確生、卒時間記錄從而可以判定的寡婦和有“出”即醮出記載的寡婦數字，很不完全。盡管如此，其仍然可以幫助了解流坑女性守寡和出醮的一些情況。本表只列出數據較充分的元、繼配的數字，再繼和三繼因數據較少從略，但保留側室的數據以為參照。

復彥房的婦女元配守寡的比例為43.89％，繼室為45.59％，總比例為47.28％，接近半數。雖然明顯低于劉翠溶的南方15家族57.9％的平均守寡率，但也還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元配45歲以上的守寡人數少于45歲以下者，與南方諸家族情形完全相反，只有繼室是45歲以上組大于以下組。如果不是因為有大量無法歸屬的數據存在影響了計算精確的話，則首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復彥房未成年男性的死亡率較高，這對元配45歲以下守寡比例較高是有影響的。而且劉氏的45歲以下組只包括20到44歲的妻子，沒有計入事實上并不算少的20歲以下的寡婦（如上面提到的童養媳中的一些人及其他低齡妻子）。復彥房元配中20歲以下的寡婦為43人，占總數的6.07％，減去她們后差距就有所減少（46.61對33.90變為40.54對33.90）。從理論上說，該房妻子的平均壽命是47.04歲，丈夫的平均壽命為42.84歲，由于婦女婚齡偏低，夫婦之間有約5歲的年齡差，故婦女37歲時就有極大的守寡可能性，所以45歲以上者守寡比例有限。

另外從總體上看，隨著婚姻次數的增加，續娶配偶守寡的比例也有所提高，這顯然是因為繼妻與丈夫的年齡差越來越大的緣故。

再看醮出。復彥房共有元配女子235人醮出，是所觀察的元配寡婦總數的33.19％。即是說，大體上守寡的元配里面，每三個就有一個改嫁。而在總體上，大約每四個寡婦會有一人改嫁。所以，宋代以來理學家們和政府努力提倡的極度貞節觀，在贛中農村和許多地方一樣，實際上并未能成為支配的觀念。當時流坑的一位士人說：“守貞難得三從，自是經常；逐物易移再醮，亦屬權變。與其淫奔而玷戶，不如改節以棲身”[11]，這很可以說明當時社區精英們對此也是持寬容態度的。當然，流坑至今還能發現一些清代官員表彰節烈女子的牌匾，族譜里面也不乏類似的文字和榜樣，但這種極力的贊美與提倡，恰恰說明當時社區中大量存在的，其實是相反的事實（復彥房譜的《貞節傳》收入33人，僅占婦女總數的1.21％而已）。

再一個明顯的情況是，45歲以下寡婦改嫁的比例遠遠超過以上者。表中元配是15倍，繼室則是8倍。計算兩組寡婦改嫁的比例（醮出人數/守寡人數），45歲以下組為26.05％，以上組則為2.32％。前者也是后者的11.23倍。因為有大量不詳歸屬于何組的寡婦和醮出者，這兩個比例肯定都偏小。如果將不詳歸屬的寡婦按1:1分到兩組，即使按照2:1的比例分配不詳歸屬的醮出者，45歲以下者仍將達到43.83％，以上者則為17.97％；如按3:1分配醮出者，這兩個數字則為46.60％和11.89％。可以認為，復彥房的妻子如果不到45歲死去丈夫，近半數甚至更多會改嫁；以上組就少得多，最多不會超過20％。

復彥房娶進女子與女兒所嫁姓氏極其近似。前十位中有9個相同，而且位次和總比例也很接近。前二十位中則有18個相同，即90％保持一致。這說明，該房無論嫁娶，通婚對象均很一致，而且主要是固定在一二十個姓氏上（按:通婚姓氏總數為107個）。這種通婚對象的相近有諸多原因（詳下），其中亦包括“親上加親”的傳統習俗，以及在社會交往較少的情況下出嫁女性在助成婚姻方面的重要作用。能夠說明這一點的一個現象是，譜中母親和女兒出嫁對象的姓氏往往相同。房譜共計949位女性有生女記載，生女2243人，內1240人有所嫁姓氏記載，而與母姓相同的為135人。可知14.23％的母親至少有一位女兒會嫁給自己的同姓；10.89％女兒的夫君與母親同姓。如果說這一比例還不算高的話，房譜還表明，有更大數量的女兒出嫁后婆家之姓與其繼母、嫂子或嬸子相同，這更能反映同樣的事實。

根據梁洪生對流坑其他房支明中期到近代婚入姓氏的統計，胤明房前15位依次為王、陳、曾、黃、丁、張、胡、譚、吳、鄧、詹、徐、袁、樂、邱；坦然公房為王、陳、曾、丁、邱、黃、譚、張、詹、元、鄧、闕、劉、謝。比較起來，復彥房前15名與二者相同的均有10位（66.67％）。這說明整個流坑的通婚對象有很大的共同性。但某些姓氏的出入，特別是某些房位置在前的姓氏在另一房可能位次很后，如復彥房列第九的謝氏在胤明房的的前15名中蹤跡皆無，而胤明房的樂氏和坦然房的闕氏在復彥房的通婚對象中僅都只有0.32％，僅在30位左右。個中差別，說明各房的通婚對象亦具有一定的特點。

復彥房90％以上的通婚對象在本縣范圍內，這是傳統農村社區帶有普遍性的現實。但有兩個現象應該關注：一是仍然有一定的跨縣甚至跨省的婚姻，主要是入嫁女性有11.34％來自縣外；二是娶入和出嫁，亦即男女兩方面之通婚地域有微妙的差異，男子在外縣娶妻的比例大大高于女兒出嫁到外縣，且有1.14％的跨省婚姻。這表示，當地婚姻并不是完全封閉的，男性獲得配偶的范圍尤較女性為大。仔細觀察上述地點可以發現，縣外婚姻較多地集中在永豐和贛江、長江水道上（湖北一例為小池，江蘇一例為南京）。流坑所在的“下樂安”地區本屬永豐，南宋才分出，但歷來方言、風俗一致，交通便利，至今居民心理上仍很親密。而恩江經永豐下注贛江，經吉水、樟樹、豐城、南昌、鄱陽湖到長江中下游的水道，則是流坑竹木貿易的主要路線。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上述地點的分布。另外跨省婚姻中湖南和浙江兩例，都是外出做官者娶的側室，乃是男性社會政治活動的結果。所以，這里傳統社會中主要由男子進行的各種超越社區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行為，是部分打破通婚圈的封閉的主要原因。

同姓氏一樣，在復彥房100個左右的通婚地點中，有一二十個最集中的地點，而全部又都在樂安南部的恩江流域即所謂“上樂安”地區，具有非常高集中性。從地圖上看，這塊地域南北約50公里，東西40公里，即董氏的主要通婚圈。由于大族聚族而居，所以這和上面姓氏的集中實際上是相通的。雖然同地未必同姓，但同姓的比例很高。以幾個大姓為例，見表十：

上表是根據譜中出嫁地和所嫁姓氏俱全的記錄，統計得出的從十大通婚姓氏主要居住地婚入女子在所有同姓配偶中所占比例。其從近80％到20％不等，成為相同姓氏中的主要通婚對象。其實，有不少同姓本為一支所孽，如譚港、員陂、官莊等處的黃氏，水南和蓮河等處的丁氏，將他們合并計算后，黃、丁二氏的比例即上升到53.85％和97.22％。所以流坑董氏的通婚對象，實際上主要為一些類似董氏這樣在當地有地位和影響的聚族而居的大家族。當然，也有的地方雜居程度很高，如縣城21個婚入的女子分屬10個姓氏，這是城鎮的特別之處，體現了流坑董姓在縣境內的地位及其與縣城士紳的較深關系。

流坑的婚姻，確實存在著一個空間狹小、大家族之間世為婚姻的固定圈子，這是不容置疑的。這種圈子的形成，除了是上面指出的歷史、風俗和交通、商貿等因素的產物，還與鄉村宗族成員和精英人物試圖獲取和保持社會聲望和地位，維系宗族組織的穩固與和諧相關聯。明代中、期以來一批董氏士紳不斷地在加強宗族的制度化，其中就包括加強婚姻限制。由知縣董極撰寫的萬歷大宗譜之祠規，明定可以通婚的若干“鄉中世姓與凡清白守禮之家”。有敢于“開列之外，乖亂成法，”“貪利忍恥，將男女約婚小姓”者，處以“罰銀十兩”和“追譜黜族”的嚴厲處分[13]，在若干族譜里我們看到一些具體事例，證明這一規定曾確實得到執行，其對世婚的確定和維持作用，自不待言。所以，至少在較早的譜牒中，出嫁地和嫁入地的明確記載，是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的。

然而也需看到，復彥房存在著不少與小姓結婚的例子，約40個僅一、二見的婚入姓氏，恐怕多屬于此。其中如蕪頭的周氏，燒元的李氏，在其他房譜內明見娶而受罰的記錄；又如藍、鐘、賴、雷之類的姓氏，應為客家山民，也不屬于世族。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兩個族人娶了本村的外姓女子（一姓李，一姓羅），我們知道，村中極少數的外姓人均為董族的佃仆賤役，其為嚴禁通婚的對象無疑。可是復彥譜中竟無一人因此而有受處罰的記錄，令人囑目。這些現象較多發生在29代也就是清代中期以后，可能表明隨著乾隆以來人口的急劇增長和商貿活動的發展，流坑通婚世姓的傳統規條有所松動。這對于我們研究流坑董氏家族的解體過程，有一定的意義。不過，某些房這一時期制定的家法還在強調“娶必相當，先分良賤；配非其偶，重玷門楣。如果貪財辱宗，定行削譜黜族”[14]，并且確有具體記載，表明各房之間這種松動的程度是不同的。

進一步觀察復彥房紳士家庭的婚姻情況，我們還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認識。這里所說的紳士，是指包括童生以上有科舉名分或通過捐納、軍功等途徑得以取得散官或實職者。請看表十一和表十二：

比較表十一、十二可以看出：復彥房的士紳無論娶妻嫁女，在可能的情況下總是追求門當戶對，所以該房絕大多數對方為紳士的婚姻（婚入為93.75％，出嫁為82.35％）都發生在這個圈子里頭，普通成員極少。反過來說，對方之所以愿意與其通婚，也是因為其社會地位相近。表十三可以進一步說明這一點：由表中可見，復彥房的士紳主要是兩類人，一是低級的科舉功名的獲得者，一是捐納人員（本表國學以下至議敘全為捐納所至），二者的地位都不高。他們的親家，也完全是這兩類低級士紳。但他們之間同一身分者數量多較懸殊，則表明他們在結親時并不要求絕對對等，兩類人員間也沒有明顯的隔閡。超級秘書網

但是在另一方面，事實上他們也遠遠達不到真正的門戶相當。只有7.59％的士紳在娶妻時、7.09％的士紳在嫁女時能夠如愿以償，大部分則只能與平民通婚。從全房的范圍來說，在婚入和出嫁的兩種場合，董氏的親家中紳士都只占1％多一點，所以實際上，當地社區中士紳通婚的次數，在總數中是不足道的。復彥房的紳士人數該房是男性成員的9.08％（395/4349），其和親家的差距也許反映了流坑紳士比例較高的特點（流坑董氏利用族大人繁、控扼河流，壟斷流域的竹木貿易后，大量捐納職、監和資助子弟讀書，形成了較大的商人和生、監群體，這方面深入的計量研究，將另文探討），這也是他們會較多地與平民通婚的原因之一。當然這些平民可能較為富有，而不是下層的貧民。

注釋：

[1]本文是流坑研究計劃的一部分。該項研究工作主要由江西師大歷史系的梁洪生副教授和我進行，并得到了周鑾書研究員、鄭振滿博士的指導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資助。本文計算和寫作過程中，又得到了曹樹基博士和胡振鵬博士的熱忱幫助，在此一并致謝。

[2]劉女士有關研究成果很多，最集中和完整的見《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8年6月。

[3]《宜黃北山黃氏之成長與社會經濟活動》，《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1989。以下有關這個家族的情況，均據此文。

[3]梁洪生：《家族組織的整合與鄉紳──樂安流坑村“彰義堂”祭祀歷史考察》；邵鴻：《竹木貿易與明清贛中山區土著宗族社會之變遷──樂安縣流坑村的個案研究》，俱見周天游主編：《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梁洪生：《社區建設實驗──江右王門學者與流坑村》，1995年香港“經營文化：中國社會單元之組織與營運”學術討論會論文。梁洪生：《流坑村何楊神崇拜考述》；邵鴻：《明代江西農村社區中的會──以樂安縣流坑村為例》，俱見《南昌大學學報》贛文化專號，1996年。

[4]劉翠溶上揭書中所研究的族譜，知道生年者為80-68％，卒年為40％左右，見該書第一章。又劉氏研究的北山黃氏族譜，生年詳知的男子占97％，女子占72％；卒年詳知者男子占56％，女子占43％，劉氏已認為“此譜對于成員的生命日期記載相當完整。”

[5][6][8][9]劉翠溶：《明清人口之增殖與遷移──長江中下游地區族譜資料之分析》，《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83。

[7]董泰然：《家戒八條》，道光十九年（1839）《樂邑流坑董胤明公房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