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西方經濟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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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堅持一分為二地看待西方經濟學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一貫堅持以一分為二的治學態度，看待和運用西方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研究，并思考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是高度發達市場經濟的產物，體現著西方經濟學家對高度發達市場經濟的種種問題的觀察、研究并由此而作出的總結。1978年后，中國開始了逐步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如何借鑒西方經濟學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必須解決的問題。面對國內一些對西方經濟學囫圇吞棗、不加辨別盲目照搬，甚至極度崇拜的現象，我認為應該正確看待西方經濟學、合理運用西方經濟學。1995年，我在《經濟學動態》第4期發表《準確地理解西方經濟學正確地運用西方經濟學》一文，指出：我國國情無論從歷史或現狀看都與西方國家有很大差異，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經濟學時，必須做到鑒別取舍，避免片面理解和盲目照搬。西方經濟學中的各種學說、理論，是應經濟情況的變化和經濟思潮的起伏而出現的，它們或更替，或消長，或屬于一時性的對策，或較持久而又有變化，眾說紛紜，真偽雜存。我們在引進西方經濟學時，應當準確完整地理解，在運用時應當結合實際。隨后不久，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際，再次《怎樣對待西方經濟學》，該文從四個方面剖析了西方經濟學及其在中國的研究現狀：一是應當理解、研究西方經濟學。當代西方經濟學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理論總結，熟悉西方經濟學可以對西方國家的經濟運行和活動方式從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便于了解國際市場的規律、規章、慣例和內情，在交易往來中，做到知己知彼爭取主動。二是應當看清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性。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中大部分理論屬于資產階級思想意識范疇，西方經濟學家對于視為異己的理論從來都是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或輕蔑地不屑一顧的，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授予更是突出地反映了西方世界意識形態的偏好。三是應當肯定多年來了解、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成果。這些成果雖然不是很大，還不很成熟，有些觀點還值得商榷，但是他們（指中青年學者）既非對西方經濟學頂禮膜拜，更非對社會主義有意攻擊。對他們努力鉆研、積極思考的精神和取得的初步成果，應當肯定和支持，要幫助他們克服缺點，引導他們繼續進行探討”。四是應當準確地理解西方經濟學，正確地運用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新理論在不斷出現，不作及時而全面的了解，就會不明是非。我認為，必須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經濟特點來吸收、借鑒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提出了不少反映現代社會大生產過程各個環節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其中不乏合理的、有益的成分，可以為我們有鑒別地加以利用，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服務，但西方經濟學是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它不同于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必須對此嚴格區別。常常有學生對西方經濟學某些理論存有疑惑，對這些理論背后的意識形態把握不清，因此，我常常對學生講：“西方經濟學有合理借鑒之處，但不能盲目照搬”，并不是每個理論都適用于中國，必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學習西方經濟學既可以幫助我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便于我們對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有充分的了解，掌握應變技巧。對于國內經濟學界在引進西方經濟學所作的各種努力，我們應當給予充分肯定。我認為，我國經濟學界對了解西方經濟學已作出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不能無視西方經濟學含有的價值標準，同時，要注意我國經濟社會的特點，準確地理解并正確地應用西方經濟學。

二逐步根據中國實踐完善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被引進到中國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基本是同步的，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中日益涌現的新問題加深了人們對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思索。雖然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但最初主要是由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創立起來的，這些經濟學家受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影響，常常把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運用于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這使發展經濟學存在著內在的缺陷和不足。首先，西方發展經濟學若明若暗地顯現出殖民經濟學的痕跡。一些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在其所寫的論著中，或者比較明顯地，或者比較隱晦地粉飾發展中國家繼續處于不平等地位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況，為舊的國際經濟秩序進行辯護，如淡化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波動幅度大且長期趨于惡化的趨勢，等等。其次，西方發展經濟學受到新古典主義的強大影響，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是有其內在缺陷的。如新古典主義漸進的、和諧的發展觀不僅在理論上存在缺陷，而且與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也不相符合。再次，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往往以發達國家往昔的經驗來規范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選擇，從而使他們的一些主張與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鑿枘不入。因此，在大量介紹國外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正確認識發展經濟學、用發展經濟學有價值的理論觀點指導中國的改革實踐，一直都是我追求的目標。為了避免發展經濟學在理論上的混沌和在政策建議上誤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我先后發表《發展經濟學的兩面觀》、《論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怎樣認識發展經濟學》等論文，剖析了發達國家發展初期的經濟發展思想與當展經濟學的關系，對發展經濟學三個階段的理論特色和弊端進行了比較和總結，同時，也就發展經濟學這門學科的“存或亡”議題作出理論解答，對發展經濟學的兩面性做了比較客觀的評價。一方面，發展經濟學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適用性和貼切性，貫穿于發展理論中的幾種不同思路均具有可借鑒的價值。比如，結構主義重視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特殊性，激進主義對窮國和富國之間不平等地位和利益沖突的描述，新古典主義強調對外開放、人力資源開發等。另一方面，發展經濟學具有與西方經濟學一樣的庸俗性，具有明顯的殖民經濟學痕跡，而新古典主義所謂自由的市場—價格機制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存在很大距離，就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況而言，自由的市場—價格機制并沒有把增長的利益擴散到廣大貧困群體，而發展中國家往往成為國際自由貿易的受害者。我認為，發展經濟學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新興分支，但它又與其他分支不同，是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應當對發展經濟學堅持兩面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樣才能啟發并完善對經濟發展問題的思考。事實上，亞洲金融危機、“華盛頓共識”的失敗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就印證了我的部分觀點。

三以可持續發展觀探討

中國經濟發展問題可持續發展觀強調發展進程要有持久性、連續性，是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我一直比較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并把它視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新的發展思想和戰略。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可持續增長研究是人類認真總結自己的歷史進程，著眼于防止生態環境的惡化和不可再生資源的耗竭，要求實現當前與未來之間的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這不僅對于發達國家，而且對于人口、資源與環境問題嚴重的發展中國家有更加重要的意義。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我對可持續發展研究與新古典主義思路進行了比較分析：較之新古典主義思路,可持續發展研究所考慮的資源最佳配置是長期而非短期的。這超出了單純的經濟分析，還涉及社會觀點、倫理、制度安排等非經濟因素。1983年，我發表了《正確處理經濟增長和人口、資源與環境的關系，為實現新的發展戰略目標而奮斗》一文。該文認為，在制定經濟計劃時，要把生產、人口、資源和環境四個因素作統一的考慮，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控制人口增長，注意資源節約，并做好環境保護。正確的經濟計劃，必須按照經濟增長、人口變動、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這四個影響全面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作出正確、合理的考慮?？衫玫馁Y源會成為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這是不可辯駁的客觀事實,我國生產結構的不合理與生產技術的落后，是造成資源和能源嚴重浪費的首要原因，要實現經濟增長、人口、資源和環境諸因素的完美協調發展，除了控制人口增長之外，節約資源和能源并保護好生態環境是基本戰略和國策。這些研究成為國內文獻資料中有關節約型社會建設的較早著述。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常常不加區分地混同使用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這兩個概念，無視它們內在的本質差異，從而出現經濟戰略上的誤導或誤用。1982年，我在《武漢大學學報》（社會學科版）第3期發表《從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史看經濟發展理論的源流》一文，區分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差異：經濟增長意味著國民經濟有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意味著產出的增加，還意味著隨著產出數量增加，而出現的產出與投入的結構上的變化以及一般經濟條件的變化。換言之，經濟增長的意義比較狹窄，是純粹意義的生產增長，而經濟發展的意義較廣，包括經濟結構、甚至某些制度上的進步。但是，促成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是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后，我再次撰文強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敖洕鲩L是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而經濟發展指隨著經濟增長而產生的社會經濟多方面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產業結構的變化，人民生活和分配狀況的變換，衛生健康狀況的變化，文化教育狀況的變化，以及生態環境的變化……決不能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戰略，或者把經濟戰略簡單化為經濟增長指標?！笨焖俚慕洕鲩L使我國的國民經濟生活質量總體上出現了很大的提升，但建立在對資源掠奪和環境破壞基礎上的高速經濟增長和粗放型的增長方式，是違背科學的可持續發展觀的，這樣的增長速度和增長方式是我堅決反對的。我認為，為了迅速改變落后面貌，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我國需要保持高經濟增長速度，但增長速度必須合理，不能超過實際經濟狀況的承受力，不能置一些重要約束條件不顧。合理的增長速度有兩重含義：其一，增長速度是適合國情并能保證發展目標順利實現的適宜速度。其二，增長速度應當保持穩定，而不是斷斷續續，大起大落。適度的增長既不造成過熱或過緊的經濟運行環境，能夠使資源和生產潛力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保持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并能達到長遠的和整體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中，必須吸取教訓，防止經濟增長速度過高過快，防止經濟增長速度大起大落。可持續的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實現統籌兼顧，把滿足全體國民的全面需求和促進每個公民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1995年，面對改革開放10多年來所取得的顯著成就，我觀察到改革中暴露出深層次的、需要引起長期關注的兩個突出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和生態環境問題。這兩個問題正是當代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所在。在1996年發表于《經濟評論》第5期的一篇文章中，我論證了這兩個問題的重要性，特別是收入分配問題。我認為，中國的社會發展目標是共同富裕，決不能以犧牲公平分配為代價去追求高增長速度。分配不公的狀況不能曠日持久，更不能繼續惡化，也不必像西方國家那樣走倒U型的軌跡。應當在高速增長中采取適當的分配政策，以既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又保證合理的分配。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我建議，第一，保持工農業適當地平衡發展，在工業比重不斷上升、農業比重不斷下降的情況下，仍然高度重視農業。第二，既要保持大企業的發展，也不忽視中小企業的發展。第三，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實現人力資本的均等分配，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建立基本的醫療保健制度。第四，確立并不斷健全促成合理再分配的稅收制度。事實上，當前國民經濟中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農業發展問題、農村社會進步問題和農民收入水平提高問題，是發展基礎教育和建立城鄉一體的醫療保健制度問題，是保障低收入階層安居樂業的問題。

四關注社會最底層民眾疾苦

在我的文章《經濟快速增長與“豐裕中貧困”》、《開發人力資本構建社會資本———解決農民貧困、農村落后問題的必由之路》、《擴大需求重在何處》、《從三個基本點深入認識科學發展觀》、《發展中國家農業問題的兩種理論與中國現實的再思考》中，弱勢群體、貧困、農民工和“三農”等是出現頻率最多的詞匯。當中國整體國民經濟日益富足起來，告別物資短缺走向豐裕時，我注意到我國存在的“豐裕中貧困”問題。在改革開放方針的指引下，我國在短短十年中，從廣大人民生計看，確確實實已由物資稀缺轉變為豐裕，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表現為需求不足、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的存在，顯性失業和隱性失業較嚴重以及生態環境惡化的現象。如果借用凱恩斯的概念，可以說，我國經濟現狀也確確實實發生了“豐裕中貧困”。這種貧困雖然在表象上與凱恩斯所講的“豐裕中的貧困”相似，但在本質上卻完全不同：在經濟高速增長、財富迅速積累的同時，不僅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顯性失業，有大量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者，而且還存在發展中國家特有的經濟結構失衡，相對貧困程度不斷上升，貧富差距繼續擴大等，而農民恰恰是這種貧困的主要群體。我認為“豐裕中貧困”的首要問題是農業問題，是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開辟通暢渠道轉移的問題，如何彌補因“入世”而造成農業的重大經濟損失，如何徹底解決農民沉重負擔、如何提高廣大農民的收入、如何基本改變農村經濟的凋敝落后的面貌，是需要舉國上下全力以赴求得解決的問題。為此，我的觀點和建議是：中國擴大內需的途徑，不僅是強調刺激消費需求，而且應當把目光轉向投資需求，民間投資很重要。在民間投資受到種種限制的情況下，政府需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興辦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但是必須同時依靠穩健的貨幣政策防止出現通貨膨脹等。研究消除“豐裕中貧困”的發展戰略，是我在發展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理論課題。豐裕社會中最貧困的群體是農民，為了解決農民貧困、農村落后面貌，我認為，不僅要大力開發農民的人力資本，更重要的是要為農民構建社會資本，通過人力資源開發把農民工固有的天賦智力和體力形成價值創造能力更高的人力資本，這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必要條件，但還需要一個條件，那就是，為農民工提供社會資本。廣大農民工憑著青壯年的體力和尚未得到啟迪的智慧離鄉進城，干著粗放的、低級的、繁重的、附加價值不高的勞動，只能賺得微薄的工資，難以改變自己和家庭的貧困狀況。隨著歲月流失，年齡老大，勞動能力逐漸下降，他們只能沉淀在城市生活的底層，或者帶著老病之軀回到家鄉，勉強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田間勞動，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中最脆弱的群體。對于那些生活在城市邊緣的農民工的生活狀況，我們也應當重點關注，進城務工的農民，雖然一時有工可做，但很不穩定，隨時有失業的風險，醫療衛生毫無保障，加上戶籍制度的種種限制，農民工及其配偶和子女在城市中都得不到與城市市民平等的待遇，他們不能融入社區生活。我認為，農民工的這種生存狀況是社會資本嚴重供給不足的表現，因此，要改變這一規模巨大的群體的生存狀態，解決農民貧困、農村落后問題，必須為農民工開發人力資本，構建農民工的社會資本。縮小城鄉差距、發展農業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根本之根本，也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然之路。我曾先后發表多篇論文，如《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現實》、《西方發展經濟學對農業重要性的再認識及借鑒意義》、《十年來我國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和應用》、《從發展經濟學看我國農業問題》等，從不同側面論證了農業的重要但依然薄弱的特征，同時在各類教學、座談、會議中，我也依然強調農業問題的重要性。最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緩慢、人口爆炸、失業和就業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絕對貧困等問題，都是和農業不發達有聯系的。持久的普遍的貧困是低收入國家農業地區的常見現象。如果置農業于不顧，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也會加重，因此，只有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收入，才能從一個方面改善分配不均的狀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發展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也有些長期存在的問題，比如慣有的重工輕農思想、農業政策的不協調性和不連續性等。面對這些長期未能足夠解決的問題，我借鑒了西方發展經濟學家關于農業重要性的一些新認識和新思維，綜合中國國情和現實，對振興與發展我國農業提出了一些原則與政策建議：在國民經濟發展戰略選擇中牢固樹立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的思想，充分認識農業在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發展過程中的戰略地位和關鍵作用；對農產品實行正確的價格政策，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和農業科技，重視對農業的投入，進行必要的農業金融改革；積極而有秩序地引導農業剩余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出去等。相隔多年后，我發現，盡管經過政策上的一再調整和各方面的種種努力，農業中的問題部分地得到了解決，但是諸如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問題依然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遷移到城市，為城市與工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但也造成城市失業問題的加重、城市資源供給短缺等社會問題。針對這些矛盾，我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流動這股洪潮，只能疏導，不可阻擋。把農民拒于城鎮之外，從經濟上看，既不利于農村，也不利于城市，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是不明智的舉措。同時，還要努力提高農民收入，減輕農民的負擔，預防農業外來風險，保護并發揚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停滯和徘徊現象，其直接原因，從深層次上看，它們反映了在我國發展理論上依舊存在著重工輕農的思想。

五、總結

2014年，我已經95歲高齡了，但我仍然關注著經濟學的教學及其新進展，時常教導學生：一定要科學嚴謹地做學問，要立足于中國實際，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人們生活富裕作出貢獻；一定要踏踏實實地、本分、謙虛地做人，取得了一點成績不能驕傲，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存在的盲區；一定要認真努力地做好本職工作，中國的經濟問題很多也很復雜，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和付出。這三條人生準則既是我對后輩學人的期望，也是我以德育人的治學思想。

作者：譚崇臺單位：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