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收入財產分配差異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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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目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與不合理現象；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思考等進行講述，包括了不同群體收入差距大、勞動報酬分配太少、少數人收入受益大、少數人財產比重過大、國家儲蓄增速過快、“二元”經濟結構存在是導致收入分配擴大的根本原因、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拉大居民間的貧富差距、制度轉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應建立有利于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逐步化解城鄉二元矛盾、讓更多的人擁有財產性收入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在我國個人收入實行按勞分配與目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與不合理現象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條件下，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社會個人收入分配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這種趨勢還在與日俱增，個人收入差距擴大問題不容忽視。它關系國計民生，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因此，要實行科學的分配制度，建立合理的分配機制，這不僅有助于妥善處理社會各個階層、群體的利益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而且有利于激發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保持社會的良性運行。，
關鍵詞：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財產性收入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分配制度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目前我國社會比較突出，并引起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從改革開放之初的絕對平均主義到注重效率、適當拉開差距、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到現在部分社會成員差距過大這樣一個過程的轉變，使我們認識到，絕對平均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過大，將影響社會公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當今天社會上出現個人收入差距過大，可能影響社會安定的時候，就必須對這個問題高度重視并采取措施予以解決。
一、目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與不合理現象
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制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城鄉居民收入在快速增長的同時，應看到轉型期急劇變動的社會結構及尚存欠缺的調節機制，使中國收入分配差距呈“全范圍、多層次”擴大之勢。目前中國個人收入差距不合理表現在：
(一)不同群體收入差距大
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及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其中行業間收入差距與不同群體問差距過大情況呈加速化傾向。普通職工，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及私營企業的職工和農民工的勞動報酬不僅過低，而且增長慢，過大的收入差距，甚至使“平均工資”指標難以反映普通職工真實的收入增長情況。更值得關注的是，收入擴大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加速，至今仍呈逐年擴大之勢。
(二)勞動報酬分配太少
資本分配太多、勞動分配太少，導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偏移。據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社會發展研究室介紹，2003年中國勞動分配率(勞動報酬占CDP比重)為57.6％，2005年則降為41.4％，兩年之內下降16個百分點。與此對應的則是資本分配的比重提高，達到了1／3以上，遠高于發達國家。居民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也呈下降趨勢。2004—2006年的統計顯示，職工工資占CDP比重分別為10.6％、10.8％和11.1％。
(三)少數人收入受益大
盡管改革使大多數人收入有了顯著提高，但受益最大的和受益最小的群體相對固定。對于中低收入居民來講，由于醫療教育改革偏差，使中低收入者醫療教育負擔過重，加上住房以賣代租和房價暴漲，使他們受益較小。而極少數的部分群體受益較大。經國家有關部門測算，從家用汽車擁有量、住宅、銀行存款分布差距等與收入水平的關系等指標分析，國民收入分配向高收入階層傾斜態勢。
(四)少數人財產比重過大
中國城鄉居民財產分布的差距已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比重已經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財產總額所占比重約為1％。近年來，全國人均財產性收入增長速度已是勞動收入(城鎮工薪收入和農村經營性收入)增長速度的一倍。盡管財產分布差距是收入差距逐年累計形成的，但目前的情況是多數人還不具備依靠財產改善收入的條件。高收人階層在股市、房市等方面的加速擴張，將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不合理狀況。
(五)國家儲蓄增速過快
國家和企業儲蓄增速明顯快于城鄉居民儲蓄增速。近年來企業的儲蓄率在穩步上升，政府的儲蓄率也呈急劇上升趨勢，而居民儲蓄率則在下降。
個人收入分配持續擴大，沉淀了許多社會矛盾，構成了巨大的社會張力，有些甚至到了一觸即發的嚴重程度，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所以，對收人分配進行調整已是形勢所迫。
二、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
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基本因素是我國分配方式變革的結果。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收入差距特別是初次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一種必然現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合理的收人差距是一種動力，有利于經濟發展和效益提高，有利于激發個人資本投入和智力投入積極性的發揮，是符合改革初衷的。但是，目前我國現實生活中個人收人分配差距擴大，是由許多不合理因素造成的，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二元”經濟結構存在是導致收入分配擴大的根本原因
我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社會，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我國城鄉差距之所以顯著，這與政策有較大的關系。城鄉差距問題在解放前就存在。新中國建立后，我國提出了加速實現工業化的奮斗目標。于是，政府通過政策和制度手段，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資本從農業轉向工業。據統計，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過“剪刀差”大約取得了5100億元；在1979—1994年的16年問，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從農民那里占有了大約15000億元的收入，同期農業稅收總額1755億元，各項支農支出3769億元，政府通過農村稅費制度提取農業剩余約12986億元，農民平均每年的總負擔高達811億元。“剪刀差”的長期存在，是造成我國城鄉差距持續拉大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近30多年的改革在消除城鄉差別方面取得明顯成效，但城鄉二元體制尚未從根本上發生改變。2003年我國城鄉居民可統計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到3.23倍，2004年和2005年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維持在3.20倍的高位上。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種補貼和福利，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要更大。
(二)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拉大居民間的貧富差距
制度因素對居民個人收入有著直接的影響。社會經濟制度上的缺陷對居民收人分配最有直接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對低收入者保障不夠和對高收入的調節不力兩個方面。對高收入的調節不力，主要體現為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不夠。由于當前稅制還有諸多缺陷，這一方面影響了對高收入者實施有效的稅收淵節，另一方面又大大限制了政府對低收入者實施轉移支付的能力。一是城鄉居民之間承擔的稅負不均。二是高低收入者之間承擔的稅負不均，目前，國家的個人所得稅收人中，工薪階層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一些高收入者卻通過各種方式偷漏稅，高低收入者的稅負不均。三是收入再分配方面缺乏完善的政策措施，開征的稅種少，稅率低，管理不嚴，偷漏稅現象嚴重，查處困難。由于稅收不力，高收入掙得多，交得少，拉大了貧富差距，也刺激了低收入群體的不平衡心理。
(三)制度轉型中的不合理收入
許多不正常收入乃至非法收入都同轉型期的種種無序狀態有關。政府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是對的，也極大的激勵了生產力的發展，問題在于許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條件是“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1984年，我國開始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但同時伴生的竟是國有資產流失，特別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競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費午餐”。這些年，因為監督機制缺位，甚至是權力的介入，產生大量黑色收入，導致一部分人暴富，為廣大人民深惡痛絕。另外，還有一些介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收入”。西方把這種因享有特權而獲得的額外利益的現象稱為尋租行為。尋租泛濫，很多人產生嚴重的不平等。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較高的起點上，在新一輪的角逐中，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四)勞動報酬水平偏低、增長幅度偏小，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平均水平快速增長，但收入差距也不斷拉大，成為影響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的因素。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復雜，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部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結構比較單一，并且主要通過初次分配的形式來獲得。而初次分配勞動報酬存在水平偏低、增長幅度偏小的情況。此外，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保障體系覆蓋面較窄，保障水平低。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和國家財力的制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基本局限于城鎮居民，廣大農村居民基本上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并且社會保障基金基礎脆弱，征收困難，缺口較大，總體保障水平低，沒有發揮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撫恤、社會福利救濟和社會保障的補助支出的費用占居民總收入的比例只有3％。
三、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思考
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目前我國社會比較突出，并引起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而且這種趨勢還在與日俱增，在社會生活中的負面影響也是很大的。因此，這個問題不容忽視，它關系國計民生，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必須對這個問題高度重視并采取措施予以解決。怎樣縮小個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筆者有以下幾方面的思考：
(一)應建立有利于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逐步化解城鄉二元矛盾
關于農民收入的問題，這幾年農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長，但是遇到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城鄉收入差距在繼續擴大。2004年、2005年、200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比上年增長6.8％、6.2％和7.4％，農民收入增幅連續三年超過6％，是1985年以來的首次。盡管這幾年農民收人增長的速度較快，但仍然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所以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相對差距和絕對差距仍在擴大。2004年和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分別為3.21：1和3.22：1，2006年擴大到3.28：1，絕對額的收入差距達到8172.5元。所以說，農民持續增收的長效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促進農民增收的任務還非常艱巨。中央提出了“兩個趨向”重要論斷：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根據上述論斷，自2004年以來已經有22個省市陸續取消了農業稅，從而標志著中國“以工哺農”時代的來臨。不過，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農民人口比重較大，遠遠超過了別的國家實施“以工哺農”時候的水平，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要建立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在穩定、完善和強化農業扶持政策的同時，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切實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大力推進農業科技進步，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和農產品市場化。借鑒國際經驗，加速城市化和鄉鎮化發展，促進農村人口快速遷移，建立一個城鄉和諧發展的社會環境。
(二)讓更多的人擁有財產性收入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關于如何改革分配體制，如何增長廣大民眾的收入，是解決民生問題的重要部分。對財產性的收入要放在中國當前現實的經濟生活中來理解，按勞分配一直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群眾的勞動收入在增長，財富也在勞動中不斷增長。如何讓財富成為資本，成為收入的重要來源，重要的是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而不是“少數群眾”擁有。目前我國已經有一部分城鎮居民獲得了財產性收入，2006年城鎮住戶擁有財產性收入的家庭占18.2％，比2002年16.4％提高了1.8％個百分點。但還存在著問題：一是獲得財產性收入的還很少，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也就是少數高收入者獲得了絕大多數的財產性收入。2006年最高收入10％家庭人均擁有財產性收入為1279.28元，而最低收入10％家庭人均只有35.29元。二是獲得財產性收入的比例還比較低，2006年，我國城鎮居民獲得財產性收入僅為244.01元，占當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1％。三是獲得層次性收入的途徑還比較窄。主要通過出租房屋收入所得、股息與紅利收入所得。現在看來，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最關鍵的是勞動收入提高。十七大報告指出“提高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現在，國家稅收增長過快，是GDP增速的3倍。因此，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勞動報酬的可行的辦法就是適當減稅。建立企業員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一是企業員工工資的增長與企業收入增長保持同步。二是企業員工貨幣工資要與物價指數掛鉤。現在物價指數在漲，而居民收入增長相對過慢。另外，在經濟轉軌中，國有財富的轉化與分配制度要做到公平公正，否則，居民財產性收入在最初始的地方就存在嚴重的分配不公，這不僅不能為廣大群眾創造財產性收入，而且還會人為制造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導致社會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三)加強法制建設，大力懲治腐敗
非法非正常收入等分配不公現象搞亂了經濟秩序，極大地抵消了擴張政策的效力。利用權力、地位致富的人手中掌握資金雖多，但是，既不會用于投資也因職務高消費而無需再消費，故使大量資金不能形成國內有效需求。分配不公使部分人將主要精力放在鉆政策空子、投機鉆營牟、取暴利，而非法致富上，根本不會借助正當的生產經營來做大企業、擴大生產、發展經濟，而謀求合法利益。分配不公會帶來一定的經濟風險，加劇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混亂，加深城鄉經濟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制約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前，由經濟違法及腐敗造成的貧富懸殊性質惡劣，已引起人們的不滿，對此進行依法治理已刻不容緩。對侵吞公有財產、偷逃漏稅、行賄受賄、權錢交易等取得的收入必須堅決依法懲處。要通過立法規定公務員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權力的制約機制，完善稅法，加強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條件與環境。
(四)努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擴張需求總量
要改變我國低收人群體特別龐大的現狀，唯一的辦法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從而迅速壓縮低收入群體，擴張中等收入群體。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約為15％～20％，按照“橄欖型”最佳結構的要求，到2020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應擴大到35％～40％。當前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應采取下列措施：大力發展經濟，興辦新興產業、朝陽產業和優質高效農業，大量吸納高素質勞動者，形成較高回報，積極培育中等收入群體；加大分配制度改革力度，多方面探索按要素分配的途徑，為中低收入者獲取資產性收益創造條件；想方設法為低收入者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機會，提高能力素質，努力增加中高級勞動者人數，擴大就業；拆除城鄉壁壘，切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等等。
總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個人收入在快速增長，致使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為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但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由于城鄉的“二元”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健全、少數人通過非法權力與手段獲取不正常與非法收入、宏觀調控機制不健全與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諸多原因，致使不同人民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這雖有它的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隨之產生一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為了推進和諧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迅速建立有利于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讓更多的人擁有財產性收入、加強法制建設以消除非法正常收入現象、興辦新型產業以努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從而有效的長期保持不同群體收入增長中的適當而合理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