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轉移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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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轉移的理論基礎:梯度轉移論

梯度作為表現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別的方式,在區域經濟學中被廣泛的采用。梯度轉移論是建立在客觀存在的地區二元結構基礎上。它最初來源于美國學者弗農等人首創的工業生產生命循環階段論。按照工業生產循環階段論的觀點,各工業部門,甚至各種工業產品都處在不同的生命循環階段上。它們也和生物一樣,在發展過程中必須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老四個階段。區域經濟學者把生命循環論引用到區域經濟學中,創造了區域經濟梯度轉移論,并得出以下結論:區域經濟的盛衰主要取決于它的產業結構的優劣,而產業結構的優劣又取決于地區經濟部門,特別是其主導專業化部門在工業生命循環中所處的階段。如果一個地區的主導專業化部門主要是由處在創新階段的興旺部門所組成,這種地區被列入高梯度地區。如果一個地區的主導專業部門都是由那些處在成熟階段后期或衰老階段的衰退部門所組成,這種地區屬于低梯度地區。創新活動包括新興產業部門、新產品、新技術、新的生產管理與組織方法等大都發源于高梯度地區,隨著時間的推移,生命循環階段的變化,按順序由高梯度地區逐步向低梯度地區轉移。

從梯度轉移論中可以看出,產業發展在客觀上存在的區域性梯度差異,使得產業轉移成為可能。產業轉移實質是高新技術擴散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盡管理論界對梯度發展具有不同的認識,但從現在已達到的經濟技術水平來看,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著技術梯度是明顯的事實。通過區際產業轉移,存在技術經濟水平梯度差異的兩個地區按互補性原則,將一個地區內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轉往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這樣,既可擺脫包袱,充分利用沉淀資金,獲得比較利益,又可為本地區發展其他優勢產業提供有效空間,推動產業升級。其最終結果是使各區域的產業類型和水平與自身的資源稟賦、要素價格和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相適應。

二、產業轉移有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我國目前行業性的產業轉移已露頭角,從1996年初開始正式實施的紡織業東錠西移已啟動7個項目,共計26萬錠,1997年完成24萬錠。上海市在1995年就作了將2000家國有企業轉移到西部的規劃,當年就完成了43項。煙臺市為解決勞動力價值高,原材料及能源短缺等潛在的矛盾,提出了到中西部去創業的戰略。沿海地區的許多企業也出現了“產業西進”的趨勢。盡管當前東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尚處在起步階段,但已顯示出勃勃生機。無論對區域產業結構調整,還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產業轉移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一,東部許多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經過二十年的長足發展之后,面臨著水、電、原材料、燃料運輸以及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價格上漲,投資經營成本節節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成本的優勢正在逐漸消失。而西部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和勞動力價格低的優勢。產業的生命周期性在客觀上要求東部地區將這些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在此過程中,東部地區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得以流向中西部地區,中西部的資源優勢也得以充分發揮。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沿海地區工業基地的結構老化,改變其高度化不足的局面;另一方面,中西部也因大規模的產業遷入市場獲得更多的資金和發展機會,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第二,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各地資本跨越行政區劃,進行聯合、重組、兼并收購、組建集團公司、參股、控股等產權交易活動層出不窮,生產要素在產業間及地區間優化組合加劇。這無形中促進跨區域產權結構的調整,搞活存量資產,使現有大量閑置或利用率很低的資產流動起來,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各區域經濟優勢得到較充分的發揮,對于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減少重復建設,避免區域產業結構趨同有重要意義。

第三,產業結構使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與交往更加密切,區域間分工協作觀念增強,橫向經濟聯合得以廣泛發展。各地區都重視本地區優勢的發揮和跨地區協作,以獲取分工效益和協作效益,在這個過程中還帶動了區域經濟的專業化和集約化過程。此外,產業轉移產生的企業間接聯系效應有利于打破部門、地區的封鎖和壟斷,突破生產要素流動的行政性障礙,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三、產業轉移的背景分析

從8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一體化和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沖擊,國際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為贏得全球競爭的優勢,搶占全球產業結構的制高點,發達國家紛紛把產業結構的調整推廣到全球,以產業海外轉移為手段,進行大規模的結構重組和升級,從而引發了世界范圍的產業轉移浪潮。國際性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由此導致的產業轉移,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機遇,先進國家的產業轉移能夠彌補發展中國家國內資金的不足,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先進的技術、經驗,優化其國內資源配置,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如日本曾以直接投資形式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給“四小龍”,促進了“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以后“四小龍”又以直接投資形式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給東盟國家,也帶動了東盟經濟的迅速增長。國際產業轉移的趨勢,一方面使我國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上占優勢的強大壓力;另一方面也為我們帶來了利用后發優勢,加快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因此,我國東部地區可以抓住這一歷史機遇,使自己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中西部地區則可繼續利用自己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與東部地區及跨國公司輸出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形成優勢互補,推動自身的產業結構調整。再看國內市場的需求,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短缺型經濟中的供不應求的局面已經轉為相對過剩的格局,消費需求結構從較低的層次向較高層次邁進。而適應人們更高消費需求的產品,如通訊器材、電腦和多媒體產品等,生產能力卻不足,很多要依賴進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意味著我國國內,尤其是制造業必須面臨強大的國際競爭的挑戰。面對這種嚴峻的現實,優勢企業應開展技術創新,降低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同時也應加強東部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通過跨區域的資本運營,實現沿海與內地的優勢互補,提高我國產業的整體水平。此外,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客觀規律也迫使東部地區把勞動密集型、高能耗、高物耗等比較劣勢產業向中西部適當地區轉移。同時改革的深化和體制的進一步轉換,為區際產業轉移提供了有利的時機,展示了廣闊的前景。

四、對產業轉移中幾個問題的思考

(一)產業轉移要與區域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形成產業發展和地區發展相協調的機制,一方面將產業政策區域化,即對各個產業,尤其是重點支持的主導產業、支柱產業在全國的布局,勾劃出一個基本框架,按照比較優勢稟賦狀況和地區分工原理,分解、落實到各個地區,排出各地區支持發展或限制發展的產業序列;另一方面將區域政策產業化,即國家在制定、實施區域政策時,需要以國家的產業政策為指導,充分考慮產業發展專業化、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協調化以及規模經濟的要求,通過區域政策的調控,解決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二)西部地區接受產業轉移應當有選擇、有重點地審慎進行。東部地區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驅動,可能把高能耗、粗加工、低技術、低利益和高污染的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給中西部地區的資源保護、環境保護及產業結構等帶來某些副作用。此外,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缺乏技術人才的技術管理經驗,引進技術的消化能力低下。因此,西部地區產業的引入一定要慎重,不能因為急于求成而盲目引進。可先對引進產業的可行性、市場前景進行評估分析,根據自身條件,有計劃、有步驟地合理引進。

(三)產業轉移中政策法規不適應。目前,產業轉移在實際操作中遇到諸多障礙:如產權交易程序、資產處理、國家股轉讓、金融信貸的申請與批復、土地使用權參與入股作價等問題普遍感到無法可依、政策不明。無疑為日后可能出現的產權糾紛、利益分配埋下了隱患。因此,加強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已迫在眉睫。同時,國家應在信息提供、信貸、產權變更、職工安排等方面給予必要的支持,以便轉移更為有序、合理,推動東部與中西部產業發展的協調。

(四)中西部地區在發展中面臨著交通運輸、環境惡化、水資源不足等困難,若不能有效改善投資環境,將不足以吸引東部生產要素西移和產業轉移。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加大對中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即加大對交通運輸、水利、通訊等方面的投資,尤其是高效率的交通網絡,只有這樣才能加強區域間的聯系,為產業轉移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