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代漕運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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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夢飛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

漕運是我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用今天的話來說，它就是利用水道調運糧食的一種專業運輸。“這種形式的水運在整個封建社會，曾關聯著國計民生，被視為朝廷的血脈，備受歷代統治者的重視”。[1](P1)作為明清時期運河沿岸重要城市，漕運的興廢對明清時期徐州城市的興衰變遷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但是，長期以來學界對運河城市史的研究集中于天津、臨清、德州、濟寧、淮安、蘇州、杭州等城市，對明清徐州段運河及其漕運的研究成果較少，關于徐州運河文化的研究更是長期缺乏關注。有鑒于此，筆者在依據相關史料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以明清時期徐州段運河及其漕運為主要研究對象，重點論述漕運對明清時期徐州商品經濟、地方文化、城市建設的影響，以求為當前徐州城市發展及運河文化資源的開發和保護提供經驗和借鑒，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徐州區域社會經濟史和運河文化研究的不足，并為大運河申報世界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一定的支持。明清時期徐州地方行政區劃經歷了很大的變革，本文所指的徐州特指清代徐州(徐州府)管轄下的銅山(包括今徐州市轄區)、豐、沛、蕭、碭山、睢寧、邳州和宿遷等地區。

一、明清徐州段運河河道變遷及其漕運發展情況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東京留守杜充為抵御金兵南下，在河南滑縣李固渡以西人為地掘開黃河大堤，黃河經滑縣南、濮陽，鄄城、巨野、嘉祥、金鄉一帶注入泗水，又由泗水入淮河，經徐州、宿遷、淮安沿線的淮河入海，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黃河奪泗入淮”。從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黃河“奪泗入淮”到清朝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改道山東，黃河流經徐州長達757年，徐州黃河河道也在元明清時期相當長的時間里被用作運河河道。

（一）明清時期徐州段運河河道的變遷

元代由于定都大都，政治中心北移，為縮短陸上運道以利于南糧北運，遂在濟寧以北先后開鑿了濟州河、會通河和通惠河，初步建成貫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原來的濟寧至徐州泗水河道和徐州至淮安的黃河河道(被黃河侵奪的泗水河道)作為運道的一部分，被納入了南北漕運系統”。[2](P22)

明朝建立后，沿用元朝開鑿的運道。明代前期徐州段運河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黃運合一，黃河河道被用作運河河道。同治本《徐州府志•河防考》“運河篇”專門記載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南陽新河開鑿之前的徐州運道：“自桃源縣崔鎮而西二十里，至古城驛入宿遷縣界，又西二十里為洋河口，又十五里為陸家墩，又十里為小河口，又十五里為宿遷縣南，又十五里為駱馬湖口，又十五里為汊路河，又二十里至皂河，接邳州界，又西十里至直河口，又三十里至匙頭灣，又二十里至邳州城南，又二十里為乾溝，又二十里至睢寧縣之新安驛，又十里為馬家淺，又二十里為靈璧縣之雙溝，又五里為徐州接境之栲栳灣，又十五里至房村，又十里至呂梁洪，又二十里為黃鐘集，又十五里為樊家店，又七里為狼矢溝，又十八里至百步洪，又二里至州城，東北入泉河，又西北二十里為秦梁洪，又十里至茶城，又十里至梁境閘，又四十里至留城接沛縣境，又北十里曰謝溝閘，又十里曰下沽頭閘，又北五里曰中沽頭閘，又五里曰上沽頭閘，又七里曰金溝閘，又十里至沛縣城東，又北二十里曰廟道口閘，又北十八里曰湖陵城閘，入山東魚臺縣界。此元末至明嘉靖四十年之運道也”。[3](P439-440)

從明朝正德年間開始，徐州運道不斷受到黃河水患的危害，黃河的泛濫潰決構成了南北漕運的嚴重威脅。明清兩代為避黃保運，相繼在徐州及其附近地區開挖了南陽新河、泇河和中河等新運道。這三段新河道統稱為中運河，北起山東魯橋以南，經南陽、夏鎮、泇口、邳州、宿遷等地，至淮安入黃河。在開鑿的幾條新運道中，以泇河的開鑿對徐州的影響最為顯著，泇河開鑿以后，“徐州附近運道從此廢棄，徐州也就開始走向衰落，這是徐州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4](P97)

但是，由于所開運河河道相對狹窄，原來的徐州黃河運道仍舊發揮作用，直到清朝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北徙由山東利津入海，而山東以南、徐州以北的泗水由于淤塞嚴重而斷流，從山東境內直接入運河，泗水在徐州才完成了運河的使命，徐州漕運歷史最終結束。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北徙是“徐州城市發展史上的另一個重要轉折點，使徐州完全失去它借以發展起來的水路運輸的有力條件”。[4](P97)從此之后，徐州就逐步陷于“黃沙彌望，牢落無垠，舟車罕通”的衰敗景象。元明清時期徐州的這段黃河運道現在被徐州當地百姓稱為故黃河。

（二）明清時期徐州段運河漕運發展情況

作為南北大運河中極為重要的一段，明清時期大量漕糧經徐州段運河北上。《明史•食貨志》記載：“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后以為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5](P1918)

除正糧400萬石外，成化以后增加的江南五府專供皇帝用的白米18萬石也由此而過，據嘉靖《呂梁洪志》記載，“江東民運白糙、粳、糯，每年過洪者：曰常州府及武進等四縣；曰蘇州府及吳江等六縣，太倉州；曰松江府及華亭等二縣，共糧一十八萬八百六十余石，則以民舟運之，不下千余艘焉”。[6](P280)

唐龍《呂梁洪志序》也稱：“國家定賦，歲漕米四百萬石，白糙粳糯一十八萬石”。[7](P1955)明代萬歷年間泇河開鑿以后，經徐州段運河北上的漕船數量大為減少。清代雍正年間，徐州升州為府，邳州和宿遷劃歸當時的徐州府管轄，邳宿段運河也成為徐州段運河的一部分，每年也有大量漕船經徐州邳宿段運河北上。

漕糧之外，還有土宜。為體恤運軍，從明代洪熙元年開始，準許運軍除正糧外可附載相應貨物，以補充盤剝折耗的費用，官司機構不得阻攔。以后規定有所變化：“成化元年允許各處運糧軍附帶土產貨物至河西務、張家灣等處變賣，免其稅課；弘治年間題準運軍附帶土宜不得超過10石；正德間準許用余米買賣弓箭；嘉靖間題準運軍可附帶土宜增至40石；萬歷時又將土宜增至60石”。[8](P769)

清代“又從康熙年間的每船60石，增至嘉慶年間的150石，土宜的范圍也不斷放寬。乾隆年間又準許回空漕船免稅攜帶土宜60石，嘉慶時增至84石”。[9](P80)由以上內容我們可以看出，明清時期徐州段運河漕運之繁忙。

二、漕運對明清時期徐州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

交通是城市商業發展的重要條件。運河作為古代社會最為重要的交通運河線路之一，其主要功能就是漕運，伴隨漕運而來的私貨運銷和南來北往的客商無疑對其沿線城鎮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一）漕運與明代前期徐州商品經濟的繁榮

運河的流經與漕運的便利促進了明清時期徐州商品經濟的發展。以明代徐州為例，當時的徐州舟車鱗集，貿易興旺，大批商船往來頻繁，逐漸形成南北物資交流中心。每年由徐州段運河北上的漕船約12000艘，運軍12萬人，運送漕米達400萬石“。凡江淮以來之貢賦及四夷之物上于京者，悉由于此，千艘萬舸，晝夜罔息”。[10](P188)

明人陳仁錫《重建徐州洪神廟記》稱：“凡四方朝貢轉漕及商旅經營者，率由是道”。[11](卷54)成化年間，李東陽在其《呂梁洪修造記》中記載當時的徐州“使船往來無虛日，民船、賈舶多不可籍數，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10](P193)

清代同樣有大量商船經過徐州邳宿段運河，“起碼從明代中后期始，運河的商品流通量當已超過其漕糧運輸量，清代更遠勝于明代”。[9](P80)水陸交通的便捷，商品經濟的繁榮，使徐州城鎮規模不斷擴大。到明代中期，很多人搬到城外濱河而居，“城外臨河而居者，皆負販之細民也”。[3](P466)萬歷年間河臣劉士忠在其《酌議泇黃便宜疏》中記載當時繁榮時期的運河城鎮徐州“舳艫銜尾，旅店如云，貿易商賈，在在鬧市，不惟土著者獲利無窮，即宦于其地者，用物宏而取精多”。[7]

朝鮮人崔溥在其著作《漂海錄》中更是稱：“江以北，若揚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濟寧、臨清，繁華豐阜，無異江南”。[12](P193)明代前期徐州段運河上過往商船數量眾多，商船稅收入于是成為重要的財政來源，政府在這些客商輳集處設鈔關，“于是有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5](P1976)徐州鈔關由徐州戶部分司負責，專門征收商品流通稅。此外，還設立負責征收船料稅的呂梁洪工部分司，“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寧、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5](P1976)由徐州運河鈔關的設立可見明代前期徐州商船數量之多以及商品經濟的繁榮。

（二）明代后期泇河開通后徐州地方經濟的衰落

明代萬歷年間為避開黃河水患對運道的威脅而開鑿了泇河，泇河的開鑿帶來了運道的東移，致使徐州交通優勢喪失，商品經濟迅速走向了衰落。泇河開通前的徐州是蘇北運河沿岸一處重要而繁榮的商業城鎮。“泇河開通后的第二年，過徐州段運河北上的漕運船只就減少了三分之二，徐州的商品經濟發展因此出現了很大的衰退”。[13](P164)隨著泇河的開通,外地商販紛紛離開徐州，店鋪隨之大量遷移，以前從事碼頭服務業、搬運業的人員或失業或轉移他處，徐州流動人口大量減少。明末清初學者談遷在其《北游錄》中評價泇河開鑿后的徐州說“:自泇河改，徐、邳寥寥”，[14](P25)以此形容當時徐州經濟衰退、人煙稀少的的社會狀況。萬歷年間的《明徐州蠲免房租書冊》記載泇河開通后的徐州：“閭閻蕭條，井市零落，且連歲災沴頻仍，河工疊舉，小民艱苦可謂極矣。以關廂言之，在通衢街道數條，人煙尚而稀疏，貿易亦皆冷淡”。[15]

泇河的開鑿是徐州歷史上城鎮發展的一次重大轉折，“惟泇一成，漕向滕、嶧、郯、沭，而背徐、邳、桃、宿。向者日漸紛華，則輾然喜；背者日漸寥落，則穆然嗟”。[7](卷478)明人沈德符在其著作《萬歷野獲編》中記載泇河開通后的徐州：“自通泇后，軍民二運，俱不復經。商賈散徒，井邑蕭條，全不似一都會矣”。[16](P329)在泇河開通后的明清史料以及徐州地方志中，我們很少再看到有關徐州運河及其城鎮經濟發展的記載。泇河的開通因而成為明代徐州城市興衰發展的轉折點。

（三）漕運與清代徐州窯灣古鎮商品經濟的繁榮

泇河的開鑿在導致徐州商品經濟衰落的同時，卻給新運道沿線的窯灣提供了重要的發展機遇。新沂市窯灣古鎮在清代屬徐州府所屬邳州管轄，東臨駱馬湖，西面和南面依傍大運河，隨著泇河的開鑿而逐漸興盛。在大運河開鑿之前，窯灣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小鎮。泇河完全開通后，每年有近萬艘來自江南的漕船“取道駱馬湖,由湖面行四十里始得溝河,又二十里至窯灣口而接泇”。[17](P81)

清康熙年間靳輔等又開中河,以人工運道取代駱馬湖至淮陰間的黃河故道,因為窯灣恰好位于泇運河與駱馬湖的連接處,上承泇河，下啟中河，窯灣的地位開始變得重要,逐漸發展成運河邳州段的重要水陸運輸碼頭。邳州地方志記載了窯灣繁榮時的盛況：“窯灣，邳宿錯壤，綰轂津要，一巨鎮也，昔者，漕艘停泊,帆檣林立,通闤帶闠,百貨殷賑有幸使過客之往來，或舟，或車胥宿頓馬。繁富甲兩邑，大腹巨賈,輦金而腰玉,倚市之女,彈箏砧屣,有揚、鎮余風”。[18](P462)晚清鼎盛時期的窯灣，來自全國18個省的商賈在此設立會館，筑店經商，錢莊、當鋪、茶館等店鋪多達600余家，以至于當時的窯灣有“蘇北小上海”之稱。

三、漕運對明清時期徐州地方文化的影響

運河及其漕運在帶動明清時期徐州商品經濟發展的同時，對明清時期的徐州地方文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促進徐州運河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僅以運河與明清小說與徐州地方戲曲的形成和傳播以及徐州運河建筑文化的繁榮為例，闡釋漕運對明清時期徐州地方文化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一）徐州運河與明清小說及戲曲的形成和傳播

明清時期，隨著城市生活的豐富和市民文化的發展，明清小說走向繁榮，以《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代表了中國古典小說創作的巔峰“。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大古典文學名著均誕生于運河地區，其作者、成書背景、內容、傳播莫不與運河沿岸的生活和文化密切相關”。[19](P244)明清小說和運河文化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聯系，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運河文化哺育了明清小說，明清小說光大了運河文化”。[20](P7)具體到徐州，值得一提的是《金瓶梅》與徐州運河之間的關系。

成書于明代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的《金瓶梅》，舊題蘭陵笑笑生作，學術界關于該書作者雖然至今尚無定論，但大多數學者認為《金瓶梅》的作者為運河地區人或長期生活在運河地區，因為小說中主要人物、事跡多發生在運河城市，書中對運河城市商業經濟、市民生活的描寫深入細致，甚至有學者認為《金瓶梅》全面反映了明代京杭大運河的各種特征，并且通過黃河和運河的種種特征證明了故事敘事地點“清河”實是徐州；“臨清碼頭”實是徐州的房村碼頭”，“可見明清小說與徐州運河關系之密切”。[21](P48)運河水運的四通八達，不僅密切了南北方政治經濟聯系，也促進了南北之間文化的交流，為古典小說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條件，徐州運河作為京杭運河極為重要的一段，無疑發揮了傳播媒介的作用。

運河對促進運河沿岸城市音樂戲曲的繁榮興盛、南北方戲曲文化的交流與傳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以徐州地方戲曲丁丁腔的形成為例，徐州“丁丁腔”，初稱“太平歌”，是徐州特有的戲曲種類，它的形成與傳播和南北漕運密切相關。明末清初地處大運河、微山湖一帶的銅山、利國、季堡、厲灣等經常停泊由南方往京城漕運糧食的船只，船上有很多會唱南方小調的人。當地農民耳濡目染漸漸地學會哼唱，久而久之形成這一樣式。后在發展中不斷完善，由獨唱而對唱、合唱，發展為戲劇形式。主要伴奏樂器為月琴，以其聲“丁丁冬冬”清脆悅耳，遂以“丁丁腔”名之。

總的來說，大運河在徐州地方戲曲的形成、發展與傳播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運河沿岸的地方戲曲也成為當今運河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漕運與徐州繁榮的運河建筑文化

漕運在促進徐州商業與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孕育和滋潤了徐州豐富多彩的建筑文化。明清時期徐州運河區域的建筑文化主要分為水利工程建筑和城鎮商業建筑兩大類。明清時期徐州水利工程建筑主要包括故黃河護城石堤、荊山橋遺址、《疏鑿呂梁洪記》碑、韓壩閘、大屯閘、藺家壩、周莊閘、廣運倉遺址等近30處，這些作為目前為數不多的徐州段運河水利工程相關物質文化遺產，體現了明清時期徐州水利文化與建筑文化的繁榮，彌補了徐州運河文化研究的空白，同時為京杭大運河水利工程史、管理歷史及橋梁與建筑技術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城鎮商業建筑包括徐州戶部山古建筑群和新沂窯灣古鎮。它們見證了運河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以及獨特的運河生活，并在其歷史格局、建筑形式等空間中留下鮮明的痕跡，反映了大運河所影響的經濟和社會特征，為大運河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歷史資料。

四、漕運對明清時期徐州城市選址和建設的影響

城市的發展和其所處的地理區位密切相關。從古至今，交通運輸條件都是影響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運河漕運作為古代最為重要的交通運輸方式之一，必然對其沿岸城市的選址和建設產生重要影響。

（一）運河對明清時期徐州城市選址影響的表現

“古代徐州城市選址幾經變遷，在影響其選址的若干因素中，運河漕運的影響可謂重中之重”。[2](P25)運河作為漕運通道的社會屬性對城市選址的影響：運河使徐州古城所在的地理區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軍事政治地位，使得徐州自古以來就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盡管屢次為徐州帶來兵災，城市選址卻總是格外青睞這里。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可以看出水運交通對徐州城市選址的影響。春秋時期的彭城就建在汴泗交流之處。之后歷經漢代、東晉、南北朝、隋、唐、宋，雖然間或有汴水暴漲淹沒城池、戰爭中決水灌城、鎮壓農民起義毀城等歷史事件，但徐州古城還是一次次在原址上重建，而且規模時有擴大，更加壯觀。徐州城雖然總是毀于漕運伴生的水患和兵災，但它的屢次修復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漕運。

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年)，芝麻李起義占領徐州城，控制運河，阻斷元朝漕運通道。于是，丞相脫脫親自率領大軍攻打徐州。經鎮壓炮轟，徐州城池遭到嚴重毀壞。至正十三年(1352年)，降徐州路為武安州，遷到城南奎山北麓一帶，城址范圍非常狹小，不利于建城。明朝建立后，洪武初年，再次遷往舊城，壘石砌磚，修建了周長九里的新城。新城的城墻高三丈三尺，護城河深寬各兩丈。

天啟四年(1624年)，徐州發生了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黃河水患。《明史•河渠志》記載：“天啟四年六月，(河)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云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歷租溝東南以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淹溺，議集貲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于云龍，河事置不講矣”。[5](P2071)

黃河決口導致徐州城中水深一丈三尺，官署民房全被淹沒，不得已州城移到城南云龍山東，離舊城二里。兵備楊廷槐強請遷城于城南的二十里鋪。新城已建設十余月，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州不宜遷六議》，遷城的事情才算作罷。在其論述“徐州不宜遷”的六個原因中第一個就是“運道不當遷”。同治本《徐州府志•建置考》記載了他這段話的原文：“一為運道不當遷。每歲糧艘由清河而入，近雖有泇河可行，然河勢狹窄，冬春回空，必資黃河故道。黃水多泥而善走，六十年前，徐州以下號為銅幫鐵底，以河至此安瀾也。嗣后，呂梁之間當事者去其中流石挫，以為利于行舟，不知河無關鎮，常至泛濫。所恃者，官以倉庫錢糧，民以身家性命為防御，故不至他徙。倘城一變遷，則繕修防守必疎潰決之勢，其妨運道不小也”。[3](P465)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徐州運河漕運的存在對城市選址和建設的影響。

（二）漕運對明清時期徐州城市建設規模的影響

明代永樂年間京杭運河南北貫通以后，徐州段運河成為“咽喉命脈所關，最為緊要”的一段。運河的流經帶來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水陸交通的便捷，使當時徐州城鎮的規模不斷擴大。景泰五年(1454年)，“為了既便于儲糧護倉，又使運輸方便，擴建了徐州城的南部，將原來在城外的廣運倉擴進城內”。[3](P88)到明中期，很多民眾搬到城外濱河而居，“城外臨河而居者，皆負販之細民也”。[3](P466)“城內的街道不但數量增加，而且逐漸整齊，城鎮總體發展有穩中南遷、沿河道交通干線拓展的趨勢”。[22](P24)崇禎元年(1628年)，兵備唐煥在州城原址復修城。崇禎七年(1634年)又再次補修，三面鑿護城河，南北增筑敵臺，修復后的城池周長九里，和洪武城相同。清朝也屢次在原址重修徐州城垣。因漕運為徐州帶來越來越繁華的商業，嘉慶二年(1797年)至嘉慶五年(1800年)，擴建徐州城，將城南關戶部山一帶商業繁華的地帶也包括進來，擴建后的城池周長十四里半，規模大大超過明代的洪武城。

五、結語

交通是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國古代大多數城市與交通路線有密切的關系。一個城市往往是地處交通要道上，才由聚落逐漸發展起來成為通都大邑的；同樣也往往由于交通要道的變遷引起了城市地位的衰落”。[23](P35-36)交通路線的變遷與城鎮興衰密切相關，運河興則城鎮興，運河衰則城鎮衰。徐州是明清時期運河流經的重要地區，由保障漕運而導致的運道變遷對徐州地方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以明代萬歷年間泇河的開通對徐州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最為顯著，泇河開通后的徐州地方經濟由繁榮逐漸走向了衰落。漕運在促進徐州商品經濟發展的同時，對徐州的地方文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漕運的暢通促進了明清小說和徐州地方戲曲的傳播，徐州繁榮的運河建筑文化也與漕運密切相關。

明清時期徐州城市選址和建設幾經變遷，在影響其選址和建設規模的若干因素中，運河及漕運的影響可謂重中之重。除此之外，漕運還對徐州當地民眾的民間信仰和社會風俗產生極大沖擊。“繁忙的漕運和頻繁的河工導致了徐州和水神崇拜和水利信仰的盛行。大量外地經商人口的涌入，也使得徐州民間社會風俗中的商業色彩日益濃厚”。[24](P6)筆者已有相關論文對此進行專門研究，在此不再詳細論述。

綜上所述，由于徐州是明清時期運河流經的重要地區，伴隨運河而來的漕運給徐州地方社會的經濟、文化、城市建設以及民間信仰和社會風俗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漕運成為影響明清時期徐州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更成為引發徐州運河區域社會變遷的主要外部動力，對明清時期徐州城市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