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九三學社社員分析多黨合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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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執政黨、派及其成員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知，均是考察、研究多黨合作制度的重要維度。基于對課題547份有效樣本的分析，發現：高校九三學社社員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認知代表九三學社社員的主流狀況。高校社員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知比例總體居中，一般高于公務員社員，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高校社員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知既受社會政治大環境的影響，也與九三學社組織及個人因素密不可分。對于堅持和完善多黨合作制度的路徑，參與調查的社員普遍認為，九三學社要加強同科技界和教育界群體的聯系，中國共產黨和各派要通力合作，加強民主協商的制度化建設。

關鍵詞：多黨合作制度；派；九三學社；認知；高校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60多年來，多黨合作制度在運行中形成了自身特色，發揮了重大的社會功效，但仍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執政黨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知非常重要，但派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知也不可忽視。為更加客觀、準確地了解和掌握派成員自身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知狀況，筆者在山東省范圍內重點對高校社員進行了調查研究。

一、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知

多黨合作制度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這一點得到了九三學社社員的高度認同。78.31%的社員選擇“認同”，選擇“不認同”的僅有0.21%，其余的持“比較認同”的觀點。高校九三學社社員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與整體類似（表1）：76.2%的人選擇“認同”，23%的人選擇“比較認同”，僅0.8%的人選擇“不認同”。在被調研的三大類職業群體中，對持“認同”觀點的比例，高校社員居中（31.9%），高于公務員社員（25.9%），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2.2%）。但是，高校社員持“比較認同”的比例最高（38.2%），然后依次為公務員社員（31.6%）、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0.3%）。可見，盡管高達三分之二的高校社員對多黨合作制度的歷史發展必然性選擇“認同”，但是與公務員社員和其他事業單位社員相比，選擇“比較認同”的比例是最高的，僅有極個別的高校社員持否定態度。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既不同于多黨制，也不同于一黨制。關于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學理類型歸屬，在456名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選擇“中國特色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占1.03%，選擇“主從政黨制”的占44.7%，選擇“一黨制”和“多黨制”的分別為34.9%、20.4%。在114名進行回答的高校社員中（表2），46.8%的人認為是“主從政黨制”，33.9%的人認為是“一黨制”，16.1%的人認為是“多黨制”。在三大類職業群體355名作答人員中，認為是“主從政黨制”的高校社員比例居中（37.1%），高于公務員社員（22.6%），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0.3%）；認為是“一黨制”的社員中，高校社員比例居中（31.5%），高于公務員社員（28.3%），低于其他事業單位人員（40.2%）；認為是“多黨制”的社員中，高校社員比例最低（27.5%），而其他事業單位社員的比例（39.1%）高于公務員社員（33.3%）。

從學理上看，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特色”涉及三個層面：政黨與政權關系、政黨與政黨關系、政黨與社會關系。在所有作答的472名九三學社社員中，對“政黨與政權關系”和“政黨與政黨關系”的認可度較高，分別占70.6%和68.4%；對“政黨與社會關系”的認可度較低，僅為46%。高校社員的認知分布情況與全體社員一致。在121名作答的高校社員中，認為“特色”表現在“政黨與政權關系”方面的占71.1%（表3），認為表現在“政黨與政黨關系”方面的占68.6%（表4），認為表現在“政黨與社會關系”（表5）方面的不到一半（45.5%）。三大類職業群體的369名作答者中，認為“特色”表現在“政黨與政權關系”方面的高校社員比例居中（33.9%），高于公務員社員（28%），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8.2%）；認為“特色”體現在“政黨與政黨關系”的高校社員比例仍然居中（31.9%），高于公務員社員（28.5%），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9.6%）；認為“特色”體現在“政黨與社會關系”方面的高校社員比例還是居中（33.1%），高于公務員社員（25.3%），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1.6%）。一般認為，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具有促進社會整合、擴大民主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價值與功能。483名對該問題進行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選擇“擴大民主”的比例最高（85.5%），選擇“維護社會穩定”的占77.6%，選擇“促進社會整合”的占52.0%。高校社員的認知情況與全體社員基本一致。在“擴大民主”和“維護社會穩定”方面，高校社員與全體社員一致，分別為82.5%和79.4%，但超過一半的高校社員（53.2%）認可“促進社會整合”的功能。三大職業群體中，認為能夠“社會整合”的高校社員比例居中（33.0%），高于公務員社員（24.1%），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2.9%）；認為能夠“擴大民主”的高校社員比例仍然居中（31.7%），高于公務員社員（27.4%），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0.9%）；認為能夠“維護社會穩定”的高校社員同樣居中（34.5%），高于公務員社員（2.4%），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2.1%）。派作為政黨，自然具有自主性。475份有效的九三學社社員問卷中，78.1%的社員認為是自主的。125名作答的高校社員中，72.2%的人認為是自主的。三大類職業群體中，374名對該問題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30.8%的高校社員認為是自主的，對此問題的認知態度居中，高于公務員社員（26.1%），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3.1%）。高校社員的認知態度代表了主流。對于社會，派同樣具有依賴基礎上的主導性。470名對該問題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84.9%的社員認為具有主導性。123名高校社員中，83.7%的社員認為具有主導性，與全體九三學社社員的認知一致。三大職業群體367名回答此問題的九三學社社員中，認為具有自主性的高校社員居中（32.7%），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0%），高于公務員社員（27.3%）。

二、多黨合作制度認知的影響因素

高校社員之所以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認知態度不偏不倚，能夠代表全體九三學社社員的態度，既有個人因素，也有九三學社組織的因素，還與社會大環境有關。就個人而言，關于是否閱讀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及《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和《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483名對該問題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選擇“部分閱讀”的最多（46.6%），然后依次是“全部閱讀”（30.6%）、“未閱讀但部分了解”（16.8%）、“未閱讀但全部了解”（4.3%）和“絲毫不知道”（1.7%）。與全體社員的認知一致，126名高校社員中（表6），選擇“部分閱讀”的社員最多（46%），然后依次是“未閱讀但部分了解”（28.6%）、“全部閱讀”（18.3%）、“未閱讀但全部了解”（5.6%）和“絲毫不知道”（1.6%）。三大類職業群體中，377名社員作答，全部閱讀的群體中，高校社員最少（19%），其他事業單位社員最多（43%），公務員社員居中（38%）；部分閱讀的群體中，高校社員居中（34.7%），高于公務員社員（27.5%），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7.7）；未閱讀但全部了解的群體中，高校人員居中（38.9%），公務員社員最低（11.1%），其他事業單位的社員最高（50%）；未閱讀但部分了解的群體中，高校社員最高（54.5%），大大高于公務員（10.6%）和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4.8%）；絲毫不知道的群體中，高校社員和其他事業單位社員一樣多（40%），公務員社員為20%。由此可見，公務員社員對有關文件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均高于其他兩類群體。但是，高校社員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要高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知態度基本上是中立的。對上述文件的閱讀和掌握，本來應該能直接影響和決定他們對下面三個問題的回答，但情況并非如此。第一個問題：是否了解中國共產黨和派之間關系的“十六字”方針。在481名對該問題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選擇“了解”的有78.2%，選擇“部分了解”為20.0%，選擇“完全不了解”的有1.9%。高校社員的情形類似（表7）：選擇“了解”的最多（70.6%），選擇“完全不了解”的最少（1.6%），選擇“部分了解”的居中（27.8%）。

三大類職業群體中，377名作答：選擇“了解”的群體內，高校社員的比例最低（29.9%），而其他事業單位社員的比例（37.9%）比公務員社員（32.2%）高；選擇“部分了解”的群體中，高校社員的比例最高（48.6%），公務員社員最低（8.3%），其他事業單位社員居中（43.1%）；選擇“完全不了解”的群體中，其他事業單位社員的比例最高（71.4%），高校社員居中（28.6%），公務員社員中不存在此情況。第二個問題：是否了解派的“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三大基本職能。480名對該問題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選擇“了解”的最多（78.3%），選擇“完全不了解”的最少（1.3%），選擇“部分了解”的居中（20.4%）。125名作答的高校社員中（表8），選擇“了解”的占71.2%，選擇“部分了解”的占26.4%的，選擇“完全不了解”的占2.4%。高校社員的了解情況與全體九三學社社員一致。三大類職業群體中，376名作答，選擇“了解”的高校社員人數最少（29.6%），其他事業單位社員最多（38.5%），公務員社員居中（31.9%）；選擇“部分了解”的高校社員最多（47.1%），公務員社員最低（8.6%），其他事業單位社員居中（44.3%）；選擇“完全不了解”的高校社員最多（60%），其他事業單位社員次之（40%），公務員社員為0。第三個問題：是否了解派參政議政的“一參加、三參與”。482名對該問題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選擇“了解”的人數最多（55.6%），選擇“完全不了解”的最少（5.6%），選擇“部分了解”的居中（38.8%）。高校社員與全體社員的認知一致。125名作答的高校社員中（表9），選擇“部分了解”的人最多（49.2%），選擇“完全不了解”的很少（5.6%），選擇“了解”的居中（44.4%）。三大類職業群體中，376名作答，選擇“了解”的高校社員最少（25.3%），其他事業單位社員最多（41.2%），公務員社員居中（33.5%）；選擇“部分了解”的高校社員最多（44.9%），公務員社員最低（18.8%），其他事業單位社員居中（36.2%）；選擇“完全不了解”的其他事業單位社員最多（47.1%），公務員社員最少（11.8%），高校社員的人數也不少（41.2%）。可見，高校社員對中共中央頒布的有關多黨合作制度的文件知曉度較高，但主要限于知道程度，對具體內容的掌握程度不如公務員，但高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除了個人因素，九三學社的組織活動同樣能夠影響高校社員對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認知態度，特別是各級九三學社組織的有關多黨合作制度的講座。468名對該問題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81%的人表示參加過類似講座，19%的人表示沒有參加過類似講座。但是，高校社員的情況與九三學社社員的整體情況不太一致。124名作答的高校社員中，只有69.4%的人表示參加過，30.6%的人表示沒有參加過。

參加過此類講座的高校社員的比例明顯低于整體比例，沒有參加過此類講座的高校社員的比例明顯高于整體比例。三大類職業群體中，365名作答，選擇“參加過”最多的是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9.9%），而高校社員最少（29.1%），公務員社員居中（31.1%）。由此看來，對高校社員開展此類講座是必須加強的。除了九三學社社員個體因素和九三學社組織因素外，最關鍵的因素是社會大環境。第一個社會環境：所處的工作單位。對于是否參加過本單位的多黨合作實踐活動這一問題，463名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選擇“參加過”的比例（55.1%）高于“沒有參加過”的比例（44.9%）。高校社員的情況與全體類似。118名對該問題作答的高校社員中（表10），參加過的為61%，沒有參加過的達39%。三大類職業群體中，選擇“參加過”最多的群體是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6.6%），公務員社員最低（30.1%），高校社員居中（33.3%）；選擇“沒有參加”的群體中，最多的仍然是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4.5%），公務員社員最低（24%），高校社員居中（31.5%）。由此可以看出，高校社員所在單位對多黨合作實踐活動的組織不如其他事業單位，需要加強。第二個社會環境：社會政治大環境。對于參加哪些層次的參政議政和政治協商之類的多黨合作實踐活動，476名對該問題作答的全體社員中，選擇“沒有參加”的比例是35.1%，選擇“參加過市級”的最多（43.9%），然后依次是選擇“參加過縣級”（13.4%）、“參加過省級”（6.3%）和“參加過國家級”（1.3%）。高校社員與全體社員在這方面的情況不太一致。124名作答的高校社員中（表11），選擇“沒有參加”的人數最多，占43.5%；選擇“參加過活動”的人數比例依次為市級（35.5%）、縣級（10.5%）、省級（9.7%）、國家級（0.8%）。三大類職業群體中，選擇“沒有參加過”的高校社員最多（43.5%），參加過國家級、市級和縣級活動最多的都是其他事業單位社員，高校社員則是參加省級活動最多的。由此可見，今后各級多黨合作實踐活動應更多吸收高校社員參加。第三個社會環境：新聞傳媒領域。481名社員中，92.5%的社員表示“聽過或看過”派的聲音、活動。124名高校社員中，高達91.1%選擇“看過或聽過”。三大類職業群體中，選擇“看過或聽過”最多的是其他事業單位社員，公務員社員最低，高校社員居中；選擇“沒有看過或聽過”的人群中，最多的是高校社員，公務員社員最少，其他事業單位社員居中。可見，大部分高校社員的新聞閱讀量較大，他們對中共中央的文件有著較高程度的了解，但他們的閱讀偏重于專業研究。

三、對堅持與完善多黨合作制度路徑的看法

正如第一部分所分析的，約三分之二的九三學社社員表示認可中國的多黨合作制度。482名作答的社員中，28.4%的人認為目前中國的多黨合作制度規定“很合適無需調整”，57.5%的人認為“需要根據形勢調整”，另有14.1%的社員強調“需要邊調整邊落實”。高校社員的認知與整體基本相同。126名高校社員中，28.6%的社員認為“很合適無需調整”，58.7%的社員認為“需要根據形勢調整”，另有12.7%的社員強調“需要邊調整邊落實”。三大類職業群體中，認為“很合適無需調整”的高校社員比例是最低的（31.6%），而其他事業單位社員是最高的（36%）；認為“需要根據形勢進行調整”的高校社員比例居中（34.7%），而其他事業單位社員是最高的（44.6%）。由此可以看出，高校社員的批判性和批判意識高于公務員社員和其他事業單位社員。對于目前中國政黨制度存在的問題，449名社員中，82.4%的社員認為存在“形式化”；33.4%的社員認為存在“虛化”；21.7%的社員認為存在“隨意性”。高校社員與全體社員情況一致。118名高校社員中，89%的人認為存在“形式化”，28%的人認為存在“虛化”，18.6%的人認為存在“隨意性”。三大類職業群體中，關于“形式化”問題，高校社員居中（33.8%），高于公務員社員（25.7%），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0.5%）；關于“虛化”問題，高校社員的比例與公務員社員一致（27.5%），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5%）；關于“隨意性”問題，高校社員與公務員社員的比例一樣（26.5%），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7%）。程序化、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是完善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根本路徑。就程序化水平而言，480名作出回答的社員中，認為程序化水平“較高”的比例是46.7%，認為“一般”的占45.2%，認為“較低”的占8.1%。125名作答的高校社員中，認為程序化水平“較高”的比例是50.4%，認為“一般”的占42.4%，認為“較低”的占7.2%。三大類職業群體中，認為程序化水平“較高”的高校社員居中（33.5%），高于公務員社員（20.7%），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5.7%）；認為“一般”的高校社員還是居中（32.7%），低于公務員社員（35.2%），高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2.1%）；認為“較低”的高校人員仍然居中（37.5%），高于公務員社員（20.8%），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1.7%）。

就規范化程度而言，478名對該問題作答的社員中，認為“較高”的比例和認為“一般”的比例持平，分別為46.4%、46.0%；認為“較低”的比例為7.5%。高校社員的認識與全體社員稍微有些不同：認為“較高”的達48.4%，認為“一般”的占44.8%，認為“較低”的占6.4%。在三大類職業群體里，認為“較高”的高校社員居中（33.7%），高于公務員社員（23.2%），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3.1%）；認為“一般”的高校社員居中（32.7%），高于公務員社員（32.2%），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5.1%）；認為“較低”的高校社員仍然居中（38.1%），高于公務員社員（19%），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2.9%）。關于法制化程度，479名對該問題作答的社員中，認為“較高”的比例是44.9%，認為“一般”的比例是45.3%，認為“較低”的比例為9.8%。高校社員的認知與全體一致：認為“較高”的占44%；認為一般的占44.8%，認為較低的占11.2%。三大類職業群體的373名社員中，認為“較高”的高校社員居中（36.2%），高于公務員社員（23%），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0.8%）；認為“一般”的高校社員最少（27.6%），公務員社員為33.6%，其他事業單位社員為38.8%；認為“較低”的高校社員最多（44%），然后依次是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6%）、公務員社員（20%）。九三學社社員對堅持和完善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路徑的認知狀況如下：第一，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化建設，以此帶動中國多黨合作的制度化建設。在479名對該問題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化程度“較高”的占62.6%；認為“一般”的占33.2%，認為“較低”的占4.2%。對該問題作答的高校社員中，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化程度“較高”的占57.3%，認為“一般”的占33.9%，認為“較低”的占8.9%。高校社員與全體社員的看法基本一致。在三大類職業群體中，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化程度“較高”的高校社員居中（33.2%），高于公務員社員（25.1%），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占41.7%）。在三大類職業群體中，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化有利于中國多黨合作的制度化的高校社員居中（32.7%），高于公務員社員（27.9%），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9.4%）。第二，相關各方協商努力，共同發展。480名對該問題作答的社員中，認為應當依靠執政黨幫助的比例為70.8%；認為應當依靠派加強自身建設的比例為72.7%；認為應該依靠執政黨與派共同努力的比例為77.9%。高校社員的看法更具有派的特色。

125名作答的高校社員中（表12—表14），認為應當依靠執政黨幫助的比例為61.6%，認應當依靠派加強自身建設的比例為65.6%，認為應該依靠執政黨與派共同努力的比例為68.8%。三類職業群體里，認為應當依靠執政黨幫助的高校社員比例最低（28.6%），公務員社員（30.1%）比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1.3%）低；認為應當依靠派加強自身建設的高校社員比例最低（29.7%），公務員社員（31.2%）還是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9.1%）；認為應該依靠執政黨與派共同努力的高校社員比例居中（30.2%），高于公務員社員（27.4%），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2.5%）。可見，高校社員和其他事業單位社員較為強調共同努力，而非單獨依靠共產黨或派。第三，密切聯系社會各界群眾。在480名對該問題進行作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認為九三學社應該密切聯系的各界群體中，科技界最高（93.3%），教育界次之（81.5%），然后依次為新經濟組織（54.4%）、歸國留學人員（48.1%）、新媒體從業人員（44.8%）、新社會組織（40.8%）、工人（33.5%）、農民（30.6%）。高校社員的意見與全體社員基本一致。

在125名對該問題進行作答的高校社員中，認為應該密切聯系的社會群體中，科技界最高（92%），教育界次之（90.4%），然后依次是歸國留學人員（50.4%）、新經濟組織（42.4%）、新媒體從業人員（37.6%）、工人（34.4%）、農民（31.2%）、新社會組織（27.2%）。在三大類職業群體里，認為應該密切聯系工人的高校社員居中（34.1%），高于公務員社員（30.2%），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5.7%）；認為應該密切聯系農民的高校社員居中（34.2%），高于公務員社員（27.2%），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8.6%）；認為應該密切聯系科技界的高校社員居中（33%），高于公務員社員（26.1%），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0.8%）；認為應該密切聯系教育界的高校社員居中（36.3%），高于公務員社員（24.1%），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9.5%）；認為應該密切聯系新經濟組織的高校社員最少（27.6%），公務員社員（30.2%）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2.2%）；認為應該密切聯系新社會組織的高校社員最少（23.1%），公務員社員（33.3%）少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3.5%）；認為應該密切聯系歸國留學人員的高校社員居中（34.1%），高于公務員社員（25.4%），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0.5%）；認為應該密切聯系新媒體從業人員的高校社員居中（28.5%），高于公務員社員（24.8%），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6.7%）。可見，高校社員認為應該密切聯系科技界和教育界人群以及歸國留學人員。第四，加強派成員的參政議政能力建設。在所有參與調研的九三學社社員中，認為參政議政能力應該包含調查研究能力的最多（88.2%），次之為知情明政能力（86.3%），然后依次為政治把握能力（86.1%）和交流溝通能力（85.5%），對這四種能力的認可度都非常高。高校社員的看法與全體社員基本一致（表15-19），認為應該包含參政議政能力的最多（96%），次之為知情明政能力（86.4%）、調查研究能力（84.8%），然后依次為交流溝通能力（81.6%）和政治把握能力（80.8%）。

三大類職業群體中，認為應該包含政治把握能力的高校社員居中（31.3%），高于公務員社員（29.4%），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9.3%）；認為應該包含知情明政能力的高校社員居中（33.5%），高于公務員社員（24.5%），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1.9%）；認為應該包含調查研究能力的高校社員居中（32%），高于公務員社員（26.3%），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1.7%）；認為應該包含交流溝通能力的高校社員居中（31.9%），高于公務員社員（26.9%），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1.2%）；認為應該包含參政議政能力的高校社員居中（34.1%），高于公務員社員（26.7%），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39.2%）。總體看來，高校社員的立場和態度在三大類職業群體中都不偏不倚。就具體的參政議政和政黨協商方式而言，477名高校社員中，傾向會議協商的比例最高（74.4%），次之為約談協商（16.1%），最低為書面協商（9.4%）。124名作答的高校社員中，傾向會議協商的比例最高（71.8%），次之為約談協商（18.5%），最低的是書面協商（9.7%），與全體社員的選擇一致。三大類職業群體中，372名作答的社員里，傾向會議協商的高校社員居中（32.6%），高于公務員社員（27.1%），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社員（40.3%）；傾向約談協商的高校社員居中（34.3%），高于公務員社員（28.4%），低于其他事業單位的社員（37.3%）；傾向書面協商的高校社員與其他事業單位社員的人數一樣多（37.5%），均高于公務員社員（25%）。

作者：張淑蘭 單位: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