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視域下課程思政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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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課程思政”本質上屬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鮮明的政治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內容的一部分，“課程思政”的使命是通過價值融入，增強高校學生對執政黨現階段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政治認同；作為“課程思政”踐行主體的高校教師，實現其自身的政治認同至關重要。

關鍵詞：“課程思政”；政治性；高校教師；政治認同

一、“課程思政”本質上屬于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鮮明的政治性

“課程思政”概念提出的目的，是想和思想政治理論課程一道，同向同行，共同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全程育人的目標。思想政治教育既可以指理論研究，也可以指實踐工作。作為實踐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一直作為“生命線”而不斷踐行的一項工作；作為理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對我黨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所開展的所有思想政治工作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從而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這一理論是我們黨區別于資產階級政黨意識形態工作的顯著標志，突出反映了我們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風格。[2]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功能具有鮮明的政治性。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對（黨）內教育黨員，對（黨）外宣傳群眾。從中共一大開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就明確規定了黨對宣傳工作的絕對領導，其中的第二條明確規定，“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每個地方組織均有權出版地方通報、日報、周刊、傳單和通告。不論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應受黨員的領導。任何出版物，無論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的文章。”[3]這份決議總共只有六條，在當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期短暫、被迫臨時更換開會地點的緊急情況下，還能就我們黨的對外宣傳工作做出規定，這充分說明我們黨從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對外宣傳群眾”這一功能。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任務具有鮮明的政治性。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所堅持的理論、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與中共黨員和人民群眾對這些內容的實際思想認識水平總是存在一定差距。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就是彌補這些認識差距，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幫助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最大程度地增強對我黨在各個時期的理論、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政治認同，從而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到與這些內容有關的實踐中去，在黨的帶領下，與黨一道前行，為實現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做出應有的貢獻。在我們黨領導各個革命階段彼此銜接的關鍵時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為重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內容是在廣大農村宣傳動員貧雇農，消滅摘要：“課程思政”本質上屬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鮮明的政治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內容的一部分，“課程思政”的使命富農和地主階級。全面抗戰開始后，我們黨就要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團結抗戰的各個階級，包括土地革命時期打擊的富農和地主階級等革命對象。面對這種轉變，廣大貧雇農群眾肯定想不開，為什么過去我們革命的對象現在變成了我們要團結的對象?？箲饎倮?，再次發動內戰，我們黨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在農村要動員農民參加，對象是富農和地主階級，廣大農民群眾不免再次困惑：之前不是要團結他們嗎，現在怎么又成了革命對象了？這些關鍵時期產生的困惑，都是通過艱難細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到解決的。我們黨成為執政黨后，經歷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時期，經歷了從社會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轉變時期，經歷了從社會主義建設到社會主義改革的轉變時期，如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七十年來，這每一個轉變時期都是不輕松的，每一次轉變的完成，都少不了我們黨艱難細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此，我們黨才能團結一致。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踐行主體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列寧針對崇拜自發性而忽視政治教育的錯誤觀點，要求無產階級政黨有組織、有領導地對工人群眾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政治教育。十月革命后，蘇俄設立了“政治教育總委員會”，由列寧親自負責建立宣傳員和鼓動員制度。[4]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其各個支部設有專人負責宣傳教育，當時北京支部的書記是，主管宣傳的是羅章龍。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的就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人員應該具備的素質是政治立場堅定，具有寫作才能。在《紅軍宣傳工作問題》一文中，指出，“宣傳員成分太差，俘虜兵也有，伙夫馬夫也有，吃鴉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裝塞進宣傳隊去的也有，當司書當不成器便送入宣傳隊去的也有，因殘廢了別的工作機關不要塞進宣傳隊去的也有，現在的宣傳隊簡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執行它的任務了?！盵5]當時紅軍中的“宣傳隊不健全”，“對宣傳隊的訓練沒有計劃”，而“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傳隊”，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宣傳員成分太差”。[5]1931年4月，《關于蘇區宣傳鼓動工作決議》提出，蘇區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須設立一個以上的黨校，以培養黨的干部。1933年3月13日成立于瑞金洋溪村的蘇區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校長是，副校長是董必武，教育長是羅明?？梢姡谛旅裰髦髁x革命時期，是由中共高級領導人主抓思想政治工作。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在全國范圍執政的政黨，隨著不同時期黨的中心任務的開展，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黨內機構一直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其領導下的、遍布各個行業領域的黨的思想政治工作隊伍也始終是中共黨員?！?5方案”實施后，原則上擔任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教師也必須是中共黨員。

二、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內容的一部分，“課程思政”的使命是通過價值融入，增強高校學生對執政黨現階段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政治認同

2014年以來對“課程思政”實施路徑的研究中，很多學者認為“課程思政”踐行主體應該在自己的專業課堂設計中極力發現并融入盡可能多的思政元素，來增加自己課堂上學生的政治認同。作者認為，不同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顯性教育，“課程思政”應該更多地通過價值融入，更多地通過隱性教育幫助實現高校大學生的政治認同，主要原因如下：

（一）進行價值融入的隱性教育，符合意識形態傳播規律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既遵循一般意識形態傳播的規律，又有知識傳播的特點。[6]知識傳播是指傳播者闡明這一知識的科學性與正確性后，受眾才會接受。對于思想政治教育來說，這一知識傳播的任務可以通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教學中完成。但是，作為一般意識形態傳播，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融入“課堂思政”，則要遵循一般意識形態傳播規律，即“課程思政”踐行主體通過滿足高校學生對利益、價值、精神和情感的要求[6]來增強他們的政治認同。這要求高校教師對學生的授課要有溫度，要有一定親和力。自從高校擴招以來，以專業為單位劃分的班級規模變得越來越大，班級人數越來越多，各門課程的授課老師整堂課下來，很難照顧到每個同學，更別提與個別同學進行面對面交流。很多高校教師課前幾分鐘到課室，下了課就離開，沒課期間由于不需要坐班，學生很難在課后找到老師交流。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課程思政”踐行主體滿足學生的精神與情感要求，從而沒有辦法通過隱性教育影響學生的政治認同。

（二）進行價值融入的隱性教育，符合當代世界各國政黨意識形態工作的潮流特點

除了新加坡、韓國、法國等國家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行直接調控外，許多國家只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行部分干預，放權給地方教育機構，如新西蘭、澳大利亞、英國、比利時、德國等；還有些國家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直接干預，而是采取開放、多元、分權的教育體制，如美國、加拿大、丹麥等國。[7]隨著我國改革進程不斷加深和開放進程不斷擴大，我國居民去國外讀書、投資、移民的數量越來越多。隨著交流不斷增多，國內學生必然越來越熟悉國外意識形態傳播的特點及其意識形態傳播的隱蔽性，這必然對我國長久以來以顯性思想政治教育為主的局面造成一定沖擊。當然，“思想政治理論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我們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就是要理直氣壯開好思政課”，“思政課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課教師隊伍責任重大?！盵8]為了配合思想政治理論課實現協同育人、全程育人，發揮“課程思政”價值融入的隱性教育功能，更有助于順利完成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任務與目標。

（三）進行價值融入的隱性教育，符合教育的基本規律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9]在學生眼中，老師就是楷模。老師的一言一行，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老師向學生傳授專業知識的同時，可能在經意或不經意間，將自己對某些事物的看法流露于言語間，聽者有意或無意地謹記于心，并對老師的觀點產生認同，從而影響學生以后對類似事物的看法和做法。大學階段的師生關系尤其如此。身處大學時期的青年學生，樂于接受各種理念各種思想、關心社會關心時事、什么都懂一點兒卻又知之不深。這一時期，往往是一個學生政治生命開始的時候，而能夠深刻影響學生政治觀點的，往往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資深課程教師。言傳身教，老師傳授給學生的，不僅僅是知識本身，學生的生活態度、價值判斷也深受影響。

三、作為“課程思政”踐行主體的高校教師，實現其自身的政治認同至關重要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要構成人員，是高校黨委、團委、輔導員隊伍以及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罢n程思政”踐行主體絕大多數并非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他們僅有的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經驗可能來自于自己從小到大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在通過“課程思政”進行價值融入、增強學生的政治認同前，首先要確保高校教師自身的政治認同，而高校教師往往可能缺乏這種認同，這是因為，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看，高校教師往往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具有一般高、中級知識分子身上都可能有的優越清高心理[10]，無法與普通勞動群眾打成一片。這些人一般都是社會精英階層，工資待遇不菲，物質生活優渥。除非來自工農階層的原生家庭，否則，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既不能接受無產階級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也無法與來自普通勞動群眾家庭的大學生們產生價值、精神和情感共鳴，既不能產生、也不能傳播這種政治認同。當年的延安時期，從國統區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有25萬余人，這些人當中，絕大多數都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之所以能夠轉變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實現階級屬性的轉變，主要靠當時的我們黨舉辦各類學校，集中教育和培養知識分子、改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又經過艱苦的革命實踐才得以實現的。[11]第二，具有好為人師、高明于人的心理[10]，輕易不肯接受或認同別的個人或組織的觀點，其長期以來獨立思考的個性，令其尤其不太愿意接受主流意識形態觀點，更不愿意宣傳并傳播主旋律，往往特立獨行、各行其是、自由散漫。當年的延安時期，也是因為國難當頭，抗日救亡及建設民主主義新國家的共同革命理想，與構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共識，以及共產黨強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使得延安知識分子拋棄了傳統知識分子那種“文人相輕”、“門戶之見”的陋習，以及過去那種自由散漫的傾向，實現了空前難得的知識分子大團結。[11]第三，具有關心“天下事”、喜歡發表“對比性”很強的議論的習慣。[10]某些高校教師可能在講授專業課程之余，即興在課堂發表一些自己對國家與社會熱點問題的看法。還有些老師可能將自己個人在生活中的某些不如意，當作社會普遍現象講給學生聽。又因為這個老師恰好是某個專業領域的權威專家，其負面評論對學生的影響就會異常深遠，學生不會區分老師是在就專業問題發表意見，還是在對生活問題發表意見，學生只知道這是在某某專業領域令其十分敬佩的老師的意見，因而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在“課程思政”實施過程中，關鍵環節是加強針對高校教師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強其自身的政治認同，使其在日常課堂教學中站穩政治立場，把穩政治方向。否則，“課程思政”不僅不會增強、反而可能削弱與思想政治理論課一道協同育人的功能。

作者:劉艷紅 單位:廣州中醫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