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自然控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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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自然的控制；人的控制；相互作用；自然的解放

【論文摘要】：威廉·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中詳盡論述了自然的控制和人的控制的概念及其相互作用的辯證法，并指出只有通過拋棄控制自然概念中的意識形態內容才能實現自然的解放。

一

萊斯在《自然的控制》的序言中就對那種把環境問題僅僅看作是一個經濟代價問題的觀點進行了批判。萊斯指出，由于這種觀點“在現存的言談的框架內確定這個問題的位置，也就是承認現存的框架本身是不受挑戰的”1，所以，“環境質量可以用現鈔購得”2。但是，“如果對問題的這種提法被廣泛接受，那么已經流行的社會行為規范將更加根深蒂固”3。也就是說，這種觀點沒有觸及到環境問題的本質和核心，也就無法根本解決環境問題。在萊斯看來，環境問題實際上只是一種更深刻問題的征兆而已，而某些把環境問題歸結為科學技術的發展，譴責科學技術的發展，“提倡詩意的神秘主義或東方宗教的方式”4的觀點也錯誤地把征兆當作了根源，這些都無助于問題的解決。萊斯指出，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控制自然的觀念，既是進步性也是退步性的根源。萊斯分析了控制自然是如何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而且，這種意識形態是何以表現為進步性和退步性的。

首先，萊斯對控制自然的觀念進行了歷史的考察，詳盡地分析了這種觀念的歷史演變。萊斯引入了一個傳奇性的神話故事。一個惡魔附體的孩子用鐵礦石制作了金屬機器人，殺死了自己的母親，征服了世界，創造了大量的非自然的特別是金屬的工具，進行邪惡的統治。最終，大地女神和生命之樹施展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并消滅了這種邪惡文明的一切痕跡。萊斯用這個故事來說明，在人類文明的早期，一方面，人們認識到科學和技術的工具中蘊藏著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們對這種能量又有著深深的恐懼。其次，萊斯探討了宗教的根源。萊斯指出，“在圣經《創世紀》中，上帝進行創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對宇宙的統治權以及人對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創造物的派生統治權。”5上帝是宇宙的絕對統治者，人則是根據上帝所賦予的次級權力來管理地球事務，人之外的其它事物受人的支配。然而，人的這種支配權有一定的限制，“自然界有一種與其做為人類活動物質基礎的功能完全無關的意義：它是神的創造，所以是神圣的”6。這樣，萊斯認為，“基督教的教義是通過約束人操縱更高的權力的方法來遏制人的現世的野心”7，這使得科學和技術的運用只能在宗教的框架內進行。這種情況，一直到培根以后才發生了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萊斯在他引用的布里克特的《日歷的故事》中說道，培根“在控制人的方面失敗了，現在，他把自己的余生獻給了人類如何最好地控制自然力的研究事業”8，這似乎暗示了培根把控制人放在控制自然的前面，而在后文中萊斯對培根著作的分析也與之遙相呼應。培根把控制自然的觀念和基督教結合起來，他指出，人由于墮落而失去了道德的清白和對地球上創造物的統治權，然而，這兩種喪失通過宗教信仰和發展科學都可以得到恢復或者部分的恢復。在培根看來，“最清白和最有價值的征服”就是“征服自然的工作”，然而，培根反復強調，只有在宗教的體系之內，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才不會形成無控制的混亂狀態。培根認為，征服自然是為了增加和擴大人的收益和擁有，但是，在任何探究中人們首要的職責是考慮到什么是神性的東西。他將自然知識和道德知識區分開來，指出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體現了人類的能力和技巧，與人的道德知識和信仰有明確的區分，知識的進步有利于免除人和自然關系所引起的不利和人與人之間關系引起的不利。在《新大西島》中，培根指出要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社會應用實行卓有成效的控制，他說道，“我們做這些事情：我們有協商議會，進行發明和實驗，有了發現就加以公布；而有些事情則不能做，應當盡力來保守秘密。我們隱瞞了那些我們認為應當保守的秘密；雖然我們所做的事情中有的揭示了國家的秘密而有的卻沒有”9。然而，萊斯指出，培根的后繼者們忽視了這一重要前提，僅僅將控制自然的觀念視為培根世界觀對一個長久時代的杰出貢獻，17和18世紀的思想家贊頌培根僅僅為了他熱情地提倡的必須堅持機械技術和物理科學的進步。

“通過科學和技術征服自然的觀念，在17世紀以后日益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東西”10，由培根所開辟的崎嶇小徑很快變成了一條康莊大道，控制自然的觀念不再被認為有必要做進一步的分析和解剖，人們只是無休止地重復著控制自然所帶來的優點，這就是笛卡爾所指出的，這使我們能夠毫無阻礙地享受到地球和從地球上發現的所有好的事物的成果。圣西門則進一步認為，在現代工業和技術的條件下，開發外部自然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有益于社會的和諧。到現代社會，科學的發展，控制自然的發展和人類能力的發展被看作是一回事，科學使人類的能力得到增長，使人們能夠比以往所知道的任何東西都能夠更大程度地控制自然。萊斯借用了約翰·赫爾曼·蘭道爾和著名的原子能科學家海森堡來說明這一點。蘭道爾通過將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和現代的理論進行對比發現，前者作為一種統治古代自然哲學和中世紀的思想，其認識的著重點是事物的“為什么”，而后者則是對改革世界方法的研究，主要關注“怎么樣”的問題。海森堡也認為，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從沉思轉變為實用，自然科學轉化為技術科學，知識的進步總是與其實際應用相關聯。正如阿列克賽·柯里指出，現代社會中發生了一場大的轉變，“行動”取代了“沉思”的最高價值地位。至此，控制自然會使社會朝著有利的方向轉變的觀念正式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意識形態。然而，萊斯指出，如同月亮有永遠看不到的黑暗面一樣，控制自然的觀念總是掩蓋了對社會的控制，對于社會控制，萊斯問道，“是什么樣的控制？是什么樣的社會？”11對于控制自然，萊斯問道，“對自然要取得什么樣的控制或統治？在這個過程中要控制的是什么樣的‘自然’？”12萊斯在第二篇中結合馬克斯·舍勒、胡塞爾和馬克斯·霍克海默這三位哲學家就科學、技術和自然的控制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二

萊斯指出，舍勒的“為了控制的知識”明顯地受到尼采關于“權力意志”評論的影響。尼采認為，知識是一種強力起作用的工具，知識發展的背后的動機是滿足人們自我保存的需要，對知識的需求程度取決于在一個族類中權力意志的程度。舍勒不同意尼采關于一切知識都是權力意志的表現形式的思想，他認為存在三種類型的知識：控制學（或“實證科學”）、形而上學、宗教思想，指出只有控制學即為使環境服從人的目的而發展出來的各種技術，是專門反映控制自然的意圖的。其次，舍勒認為，尼采權力意志的概念中缺失了權力意志演進的不同階段的討論，控制學（實證科學）歷來是從屬于其他類型的知識的。在亞里士多德的體系中，實證科學是作為形而上學世界觀的一部分而建立的，其思維方式是“非實踐的沉思”。17世紀歐洲文明的世界觀取代了亞里士多德體系，這種轉變與歐洲歷史上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同步，在社會階級關系，經濟、政治制度，以及所有思想生活領域——宗教，倫理，政治思想，自然科學等等中表現出來，其中，對自然的態度的變化是決定性的。這些變化表明，實證科學已從形而上學的監護下解放出來，它把科學知識對象理解為價值中立的，人類可以根據其使用目的來對事物加以改造。舍勒指出，在中世紀追求權力是為了統治人，而在現代社會對權力的追求則是為了控制物，控制自然成為現代時期權力意志的主要焦點。萊斯對舍勒控制自然的理論進行了批判，他指出，舍勒控制自然的理論的錯誤之一在于，舍勒沒有對人的目標和目的的范圍進行分析，只研究了整體對強力的追求而沒有進一步分析它的相互沖突的成分，而后者才是理解追求控制的歷史動力的關鍵；錯誤之二在于，舍勒認為中世紀以控制人而現代社會以控制物為表現形式，這種人為的對置是不正確的。萊斯說道，“中世紀的控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人群中的特殊階層對于物質手段（不動產）的控制，同樣，在現代社會中人對人的控制也沒有由于控制物的魔法而成為多余的。”13萊斯指出，舍勒沒有看到控制自然作為科學和哲學轉變的表現，和控制自然作為與現代時期的社會沖突結構有關的現象是不同一的，期望通過科學方法論本身的合理性原封不動地被“轉移”到社會過程中去并通過加強開發自然資源滿足人的需要來緩和社會沖突的企圖是不能成立的。

萊斯指出，科學知識本身并不導致對外部自然的“控制”，科學知識只是通過技術應用來影響人的實踐，來進行對自然的控制。然而，萊斯指出，“談論‘人對自然的征服’或‘人對自然的統治’是荒謬的：這項事業的假定的主體是不存在的。”14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在和平的社會秩序中聯合起來并最終決定它在自由條件下的生存的觀念還尚未實現。在一切由一個特殊集團統治的社會形態中，無論是科學還是技術，都不能作為人的整體解放的手段，而只能作為控制的工具起作用，因為技術上的發展加強了統治集團在社會以及在國家之間關系中的力量，有助于鞏固統治集團對被統治者的控制，所以，控制的真正對象不是自然，只有他人才可能成為控制的對象。換句話說，是一些人通過優越的技術手段，通過控制自然來控制他人。

萊斯深刻指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廣泛的社會矛盾的一種可見的指示器。它是以自覺的形式努力代表有動機的個人和團體的利益。然而它的價值取決于這些人對他們自己的需求和被它們推動的社會動力的全部意義的理解程度。”15控制自然也是當代的意識形態，如同自然權力概念一樣，它以普遍的名義被說成是人類的任務，它會對整個人類而不是任何特殊集團帶來利益。然而，人類控制自然的歷史已經證明了：控制自然從來就不是人類共同的事業，而是維護特殊統治集團利益的手段。萊斯認為，要擺脫對自然的控制和對人的控制的相互作用的辯證法的束縛，必須停止把科學和技術作為控制自然的主導力量，而是作為提高生活的能力，必須建立培養和保護這種能力的社會制度。這樣，才能夠實現自然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