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營企業非正當政治行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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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業政治行為是企業為謀求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外部環境而采取的影響政府政策、法規制定及實施的企業行為。隨著我國民營經濟迅速發展和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其政治參與意愿及訴求日益明顯，都希望通過政治參與，為企業發展和企業家謀求在資源、政策法規、稅收等諸方面的利好政策。民營企業存在一些類型的非制度性不正當政治行為，并呈現出一些主要特點，提出了規范政府行為、制定企業政治參與法案、加強反腐倡廉及監督力度的治理對策。

［關鍵詞］民營企業;政治參與;非正當政治行為

企業政治行為是企業為謀求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外部環境而采取的影響政府政策、法規制定及實施的企業行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民營經濟迅速發展和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其政治參與意愿及訴求日益明顯，都希望通過政治參與，為企業發展和企業家謀求在社會資源、政策、法規、稅收等諸方面的利好政策，但其政治行為差異很大。本文主要研究民營企業一些非制度性的不正當政治行為的類型、成因及治理對策。

1縣域民營企業不當政治行為的類型

民營經濟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近年來一直保持增長勢頭，民營企業作為民營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與政府政策支持和引導息息相關，政府政策制定也需要聽到他們的聲音。而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不當政治行為卻極易引發腐敗、資源無效或低效配置、無序市場競爭、政府權威喪失等一系列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直接賄賂型。各種名義向政府官員或其親屬送錢、饋贈高價禮品;以產品體驗為名向政府官員或其親屬贈送企業相關產品，或提供免費服務;為政府官員家庭行為提供財力支持;趁政府官員家族的婚喪嫁娶之機贈送高額“人情錢”。間接賄賂。借同鄉、好友之名豪華宴請政府官員或其親屬，進行高檔娛樂消費;以外地考查為幌子請政府官員外出旅游;出錢請政府官員賭博、。給付紅利型。聘請政府官員擔任企業顧問，并支付咨詢費;利誘政府相關官員為企業“代言”，提供關鍵政策信息、為供需雙方牽線搭橋，并給付“代言費”“辛苦費”。隱瞞欺騙。向政府職能部門虛報、數據以獲得政府支持;采取造假等手段降低企業生產安全成本、環保成本。輿論誤導型。通過簽名請愿的方式表達所謂民意，影響政策制定;將與重要領導人的合影用于宣傳或其他商業用途，誤導受眾視聽。

2縣域民營企業不當政治行為的主要特點

2.1競爭的模仿效應更突出

由于縣域企業所處的地理環境，競爭模仿效應表現得更突出。民營企業生產技術的改進、生產規模的壯大和產品成本的降低在一定時期內，光靠企業自身的市場化運作無法有相對較大的發展空間。身處激烈的行業競爭中，民營企業為了擺脫“黔驢技窮”的隱慮，必然本能地將這種隱慮轉換成另覓他徑的動力，因此就很容易受到市場環境的影響(比如社會風氣、兄弟企業發展動態等)。此時，競爭對手若采取了不當政治行動并因此獲利，建立了某種競爭優勢，那么，企業會馬上思考此辦法是否對自己的企業有用，自己是否行得通，若是則進行模仿。由于縣域區域范圍狹小，人際關系復雜，消息傳播便捷，不正當政治行為的成本大多低廉，隨即這種模仿效應會很快蔓延。從辯證邏輯關系分析，希望企業終止這種行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的。

2.2人員素質不高，反不正當政治行為困難更大

由于群眾素質所限，規制不正當政治行為困難較大。一方面，縣域地區大部分群眾受教育程度不高，政治冷漠，對政治行為的合法性界定不清，對不正當政治行為的危害性意識不明。在不少群眾眼中，有的甚至認為官商勾結說明企業有派頭，企業主面子大。另一方面，縣域民營企業員工絕大多數都是當地居民，或互相之間有親緣關系，或是同鄉熟人，關系網盤根錯節，同企業工作同地區生活的現實狀況使其結成某種程度上的“利益共同體”。本就對政府職能、法律知識了解程度很低，加上隱形的利益相關使得他們不愿意成為“破壞”全局的那顆“壞子”。部分群眾認為只要自己所在的企業效益好，老板能接大工程甚至是政府工程，自己有錢發就足以，其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3縣域民營企業不當政治行為的成因

3.1受利益驅使

利益驅使，逐利是企業和人的天性。馬克思曾用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來形容資本:“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不僅僅是企業員工、企業主，包括政府官員，在利益面前都會表現出自然人的逐利天性。

3.2因正當參與渠道受阻

當自身利益的表達渠道受阻(缺位)時，人總會以各種非正式表達途徑來彌補。縣域民營企業的企業規模不大，經營規劃前瞻性不強，大多因勢利導，利用所在地區的自然資源對某項產業進行階段內生產，企業政治訴求一定時期內表現得明確而具體。同時，“商機錯過，損失無可估量”的經商戒律對于小成本經營的縣域民營企業來說并不完全是一種危言聳聽。“全行業用于尋求政治保護的花費占全行業銷售額的比重(T值)會隨著企業數量的增加而降低。”“當市場的壟斷程度更強時，企業會更樂于向政府提供高額的政治捐助維持自己的壟斷優勢。”企業數量不多和地區壟斷的現狀使得企業們將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政治行為，政治參與渠道的暢通尤為重要。但當通過正當渠道維護企業政治訴求有困難時，企業就會謀求不正當途徑以達成目的。下面從不正當政治行為的兩個主要對象———企業和政府來進行具體分析。

首先，站在企業的角度分析其選擇不正當政治行為的原因:第一，政府掌控企業發展所需的重要資源，且具有通過政策調整改變資源配置結構的權力，企業通過給政府官員提供物質好處，拉攏關系，一定程度上為企業培養代言人，進而有可能影響政府決策，獲得資源。第二，對縣域民營企業來說，最主要最直接的參政方式是通過行業組織和工商聯反映情況，再就是直接找政府部門反映情況。但這些參政方式對他們來說實際上處在“參政無門”的窘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企業人員自身能力素質所限;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官僚主義根深蒂固，“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辦事效率低下。其次，從政府角度分析不正當政治行為最終得以實現的原因:孟德斯鳩曾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政府官員同樣難以拒絕利益的誘惑，政府有權，企業有錢，在縣域濃重的“人情關系網”籠罩下，資本與權力極易結盟。吃拿卡要的手伸長了，嚴重腐敗必然滋長。劉漢、劉維涉黑犯罪集團案中，檢方指控，劉漢、劉維等人千方百計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尋求保護，鞏固和擴張其社會影響力。一起被提起公訴的，還有當地3名政法干部:原德陽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政委劉學軍、原德陽市公安局裝備財務處處長呂斌和原什邡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劉忠偉。劉漢、劉維這兩位紅極一時的民營企業家、慈善家，為了滿足一己私欲，官商勾結、惡意結盟、排斥競爭、謀求壟斷結成利益集團，對內影響政策制定與實施，對外目無王法強奸民意。

3.3因政策落實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完善

不當政治行為的存在與發展，不能單單歸結于人性的弱點，而應該意識到社會制度對意識形態的不良一面的規制。企業不當政治行為總是隨著市場的發展形勢、政策制度的落實情況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著變化。但我國的制度建設好像永遠跟不上企業政治行為的變化。政府好像總是在對已經出現的不當政治行為進行立法，而少有未雨綢繆的先行之舉。

4縣域民營企業不當

政治行為的治理企業不當政治行為是制度、政府、企業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壞蘋果理論”可以看出，在企業政治參與活動出現問題的初期，就應馬上分析原因，果斷采取行動予以改善，有問題早處理，防止事態惡化，以免造成更大地人民損失。

4.1加大縣域政府治理的改革力度，制定企業政治參與法案

實現參政的制度化、程序化、簡易化，減少參政成本，是縣域政治體制改革的主旨。馬克思曾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因此，規范政治參與行為使其在制度內運行，需要首先站在企業的角度，從他們的利益訴求出發，當他們的正當訴求與現有制度相抵觸時，不應草率地一竿子打死，而應勇于實踐，在實踐中創造，從而探索出一些符合新形勢、滿足新要求的好的政治參與形式。要簡化參政程序，增加參政制度的可操作性。這點在縣域地區來說尤為重要。很多縣域政治參與的實際操作中沒有考慮到人員素質的制約因素。企業主往往連參政途徑都沒弄明白，就開始為當選下屆地區人大代表而絞盡腦汁地謀劃如何請客送禮了。

4.2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廉政善政

找準政府的職能定位是縣域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前提。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類似于一種權力－依賴網絡，在這個網絡結構中，處于權力弱勢的企業通過俘獲行為有效地改善其在網絡中的地位，提升并維持其在網絡中的優勢地位。政府在順應這樣的需求趨勢時，應首先明確自身的職能定位。在政治參與領域，政府應該扮演引導、規范、制約的角色。政府規制的作用在于彌補法律框架和法律執行之間的斷層，法律審查的內容通常關注規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規制與法律相輔相成，互不可缺，共同構成兩種不同特點相互補充的控制制度工具。政府不是“家長式”的事無巨細，更不是官僚制的趾高氣昂。當企業有求上門，哪些“求”是政府應該應的，該應的就要馬上反映，并要一直管下去，徹底行使政府職能;哪些“求”是市場運作問題，就理應交由市場做出它的抉擇。政府工作人員行為失范一方面緣于對制度褻瀆。要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地域特點的崗位準則和工作辦法。要通過立法明確政府部門的職能范圍，第一個要回答的就是“這個部門是解決什么問題的”。對政府工作人員，要制定具體的工作準則，使他們弄清“你的工作是什么”。

4.3反腐工作長抓不懈

官員的手不能伸向企業的口袋。反腐制度建設可以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俄羅斯把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律從業人員專業水平作為《俄羅斯聯邦國家反腐敗計劃》的重要措施，重點是完善教育培訓機制，提高法學領域的教育質量;在實行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聯邦國家教育機構內，在遵紀守法和精神道德教育中增加反腐敗教育的內容;整體提高社會法制文化水平等。芬蘭的年青人進入公務員系統，第一項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從政的清廉，弄清腐敗的界限，即接受禮品或請吃的上限。德國的法律細到官員15歐元以上的禮品必須上報都有明確規定。澳大利亞監察機關用20多種語言下發各種小冊子與卡片，向群眾宣傳什么是受賄，如何舉報，并公布舉報電話，使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4.4加大監督力度

多方參與，強化監督效能。加強對政府官員的思想教育，明確其職能范圍，要制定符合當下社會現實的監督制度，建立對政治捐獻、籌資披露、游說限制、利益沖突和資產申報等行為的法律管制，并建立實施監管獨立部門，把人大監督、政黨監督、群眾監督、法律監督結合起來，大力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從不同角度，通過不同渠道，不同職能系統進行疊加，形成一張強大嚴密的監督網絡防止權力濫用，這樣才能真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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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嚴雄飛，唐姍姍 單位：湖北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