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援助的環境效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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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應可看作一種綜合性較強的援助效應，既受其他效應的牽制，如收入效應驅動環境標準提高，同時也影響其他效應，如環境標準提高驅動產業結構的清潔化，強化結構效應。政策效應體現在國際援助對環境政策的影響，環境政策表現為排污稅、排污配額等形式，研究中一般采用排污稅。Copeland&Taylor以及Abe&Sugiyama的研究中反映排污稅的變化，且均形成了援助國排污稅降低、受援國排污稅提高的格局。Copeland&Taylor采用多商品的一般均衡模型從境內污染視角將環境政策內生化，高收入的北方排污稅高于南方，人力資本豐裕不同的南北方貿易均衡的結果是北方生產清潔產品，南方生產污染密集產品。北方向南方非捆綁援助后，北方相對收入下降，排污稅下降，吸引南方邊際污染產業的轉移，結構效應增加了北方污染；同時南方接受援助后收入上升，排污稅提高，污染下降，邊際產業相對清潔，技術效應又使污染下降，最后世界總體污染水平下降①。Abe&Sugiyama強調國際援助產生收入效應和戰略效應，并影響到政策效應，從生產污染著手建立兩個小國的多種商品多種要素模型，研究非捆綁國際援助對兩國環境政策、污染的影響。兩國各自制定本國的排污稅，結論為非捆綁援助通過兩個效應降低了援助國排污稅而提高了受援國排污稅，在跨境污染物條件下國際援助提高雙方福利②。這兩項研究構建的是一個援助國對應一個受援國的模型，前者針對境內污染物，后者涉及跨境污染物，得到結論均為改善世界污染水平和雙方福利，這對發達國家提供國際援助產生正向激勵。
現實世界中一個援助國面對著多個受援國，援助款項在多個援助國中分配。Tsakiris,Hatzipanayotou&Michael的研究考察了這種情況，他們從新的視角研究了受援國的排污稅，以一個援助國兩個受援國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跨境生產污染，跨境污染來自兩個受援國，援助國決定援助額及其在兩個受援國間的分配，受援國決定其排污稅和援助款的治污比例。受援國提高援助款的治污比例必定降低污染水平，也改善了援助國的福利，而受援國的福利不確定。援助國從自身福利最大化出發，對既定數量援助款的分配取決于受援國的排污稅高低和援助款的治污比例，結果是受援國為爭取較多援助而競爭，援助款治污比例高和排污稅低的國家得到更多援助③。該研究專門針對跨境污染也更有現實價值，援助國很大程度上更關注跨境污染物，也鼓勵受援國將更多的援款用于環境保護。針對跨境污染的研究中，感知的跨境污染成為研究對象，Hatzipanayotou,Lahiri&Michael以援助國感知的跨境污染為研究對象構建多商品模型，污染僅來自受援國的生產，援助國決定援助額，受援國選擇排污稅和將援助款的治污比例，援助國與受援國的納什均衡顯示，感知的跨境污染上升帶來援助增加，援助上升又在中長期減少跨境污染④。在此基礎上，Hirazawa&Yakita將受援國的環境意識引入上述模型，受援國的環境意識越強，越愿意提高援助的治污比例，而且援助國提供的援助也越多⑤。為此國際援助改變受援國的環保意識，減少凈污染，提高了援助國福利，而受援國福利具有不確定性。這兩項研究與Tsakiris等在研究受援國排污稅問題的同時，也探討了受援國的援款治污比例對援助國決定援款額的重要性及其對環境的影響。
二、國際援助改善環境還是惡化環境
1．不對稱性與環境、福利效應援助國和受援國具有對稱性則國際援助難以影響環境，國際援助對環境的影響結果取決于雙方的不對稱性，學者們從不同側面分析影響環境的條件，得到的結果也有差異。Niho研究國際援助對生產污染的影響，基于邊際技術替代率遞減，國際援助是否改善環境取決于援助國和受援國減污技術效率的對比以及兩國在全球環境中的重要性，因此對環境質量差的國家進行援助，即使受援國減污技術效率較低，也能改善全球環境；若援助國的環境質量權重高于受援國，則援助并不改善全球環境，除非受援國的減污技術效率高于援助國⑥。基于現實中受援國的環境問題較嚴重，而且受援國的清潔技術遠落后于援助國，這一研究的結論實際上認可國際援助有助于環境改善。Ono建立基于消費外部性的一種商品模型，全球環境質量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為消費所惡化，又因環境投資而改善。受援國不將國際援助用于環境投資，則全球環境質量惡化，援助國福利下降；若受援國將援助投向環保領域，則全球環境質量和每個國家福利得到改善，這意味著與環保捆綁的援助有利于環境改善⑦。在一種商品模型的基礎上，Chao&Yu擴展為兩種商品模型，并且為Natio及Takarada所發展。Chao&Yu基于援助國和受援國對污染品的邊際消費傾向相同，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與環境捆綁的援助問題。援助無捆綁時，忽略不計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全球污染水平不變；捆綁援助時，受援國環境收益超過貿易條件損失時，受援國福利增進，而援助國福利不確定，反過來受援國環境收益低于貿易條件損失時，對兩國的福利影響多樣，甚至出現增進援助國福利而惡化受援國福利的情形⑧。該研究更為強調國際援助對雙方福利變化的影響。在此基礎上，Natio進行了擴展，一是改變了援助國與受援國邊際消費傾向相同的設定；二是考慮跨境污染；三是考察非捆綁援助。Natio建立了南北兩國生產兩種商品（污染品與清潔品）模型來考察跨境污染，援助國對污染品的邊際消費傾向大于受援國的情況下，即使援助為非捆綁，也影響貿易條件，從而改善跨境污染和兩國福利，產生帕累托改進⑨。并且與Chao&Yu相比，國際援助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全球環境。Takarada在此基礎上提出國際援助特別是非捆綁援助改善兩國環境和福利的條件更為嚴格，要求污染品在援助國為正常品而在受援國為劣質品，若污染品在兩國均為正常品則援助改善受援國而惡化援助國⑩。原因在于Takarada的研究提出污染品的生產降低清潔品的生產率，環境改善則提高清潔品的生產率并提高收入，進而又增加對污染品的需求（若污染品是正常商品），并增加了污染，從而認為Natio的分析高估了環境改善程度。這三者的研究一脈相承，不斷深化。針對援助中性論，Rübbelke圍繞氣候問題將溫室氣體（GHG）作為非純公共物品，產生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雙重特性，認為國際援助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改變在于援助國與受援國削減污染的成本差異、兩國在氣候保護的邊際支出傾向對比、兩國附屬效應的不同以及負推測的存在，國際援助的環境效應不是中性的。如果受援國削減GHG的成本低于援助國、受援國的私人物品邊際支出傾向與氣候保護的邊際支出傾向之比低于援助國、受援國的負推測在絕對值上低于援助國，則援助對全球GHG削減產生積極影響，提高雙方福利水平輯訛輥。這些研究明確了援助國與受援國的特定不對稱性使國際援助改善環境和福利，包括受援國的減污技術效率高于援助國、受援國全球環境中地位高于援助國、援助國對污染品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于受援國、援助國對環保的邊際支出傾向低于受援國、援助國削減污染的邊際成本高于受援國等，為提高國際援助的環境效應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導向和現實參考價值。
2．國際援助效應的復雜性對于國際援助是否能起到減污作用，研究結論是復雜多樣的。Schweinberger&Woodland提出了不變定理及其產生條件，即援助前后污染水平不變。該研究以勞動和資本從事生產并產生污染，污染水平為減污勞動量的減函數，分析了三種情形的長短期效應輰訛輥：一是受援國私人部門、政府及援助國援助參與減排活動，短期內捆綁式援助擠出私人部門的等量減排投入，且受援國總減排投入不變，則總體用于減污的勞動和減污水平保持不變，形成不變定理，環境狀況沒有改善；長期內援助提高資本回報率，產品生產的勞動和減污的勞動上升，產生正就業效應，并在不同條件下對污染影響不同，不變定理不成立。二是受援國政府為操控型且私人部門了解政府的排污稅函數，就業提高，私人部分的減污勞動下降，公共減污提高，總排放上升，也可能不變定理成立。三是排污稅很低的私人部門不從事減污，短期內捆綁援助部分地擠出受援國政府的減污支出，捆綁援助上升在一定條件下降低污染；長期內就業效應被強化，而排放的短期效應可被強化也可逆轉。該研究特別分析了就業效應，更符合受援國利益。Fujiwara以兩個小國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考察跨境污染，援助國以資本和勞動兩要素生產兩種商品———清潔品和污染品，受援國以勞動要素專門化生產清潔品，商品相對價格不變，如果資本的回報率低于資本折舊率，且污染品為勞動密集商品，顯示國際援助無論是在穩態階段還是在過度階段都會增加跨境污染，而且援助國福利下降而受援國福利不確定，特定條件下改善受援國福利輱訛輥。這一探討使跨境污染的研究動態化。
三、國際援助的環境有效性
國際援助是否真正改善環境，有待實證檢驗，而實證研究因起步較晚而成果較少，且得到不同的環境有效性結論。國際援助影響環境的實證研究，既有以總援助為對象展開研究的，總援助即一般國際援助，也有專門針對環境援助來研究環境有效性的。
1．一般國際援助的環境有效性一般國際援助的環境有效性考察以Arvin,Dabir-alai&Lew的實證研究為代表，其研究選取世界銀行數據以CO2衡量污染，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將受援國按收入水平分為高、中、低三組，發現受援國整體和前兩組國家在國際援助與污染減少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低收入國僅存在單向因果，隨著援助額提高，污染下降輲訛輥。該研究還以誤差修正模型檢驗單個受援國的援助與污染之間的因果關系，呈現多種結果：一些受援國（如巴西）中高援助產生了高污染，一些受援國（如韓國）為高援助產生了低污染，且有9個受援國（如印尼、韓國）因降低了污染而得到更多援助，又因污染上升而減少了援助，還有更多的受援國因降低污染而減少了援助，產生同樣結果的受援國還缺乏共同的明顯特征。Kretschmer，Hübler&Nunnenkamp用OLS回歸、GMM估計和LSDVC估計方法，以80個受援國為對象檢驗1973-2005年期間援助對能源使用強度和碳排放強度的影響，顯示出援助降低受援國的能源使用強度，但效果微弱，援助未降低受援國的碳排放強度，指出國際援助不足以改善氣候變化；研究結果還顯示能源專項援助也未能降低能源使用強度和碳排放強度輳訛輥。但該研究未作原因探索。援助的環境無效性結論并不奇怪，影響到環境變化的因素很復雜，非單一因素能顯著改變，其中是否存在對受援國投資及環境支出的擠出效應值得考證。
2．環境援助及其有效性隨著世人日益關注以氣候變化為代表的環境問題，國際援助中環境援助的比例不斷上升，學者也轉向研究有關環境援助及其效果問題。環境援助首先需要弄清其界定及范圍，Hick等作出了嘗試，建立了PLAID數據庫,包括1970-2000年期間427000個援助項目，按援助項目對環境的影響狀況將國際援助項目分為五類輴訛輥：顯性環境友好項目、隱性環境友好項目、中性項目、輕污染項目、重污染項目。后兩類項目合為環境援助項目，并進一步分為綠色項目和棕色項目，前者應對如跨國污染、生物多樣性這類全球環境問題，后者應對如土壤、水污染等地方性環境問題。Bun－taine&Parks以世界銀行的援助為基點，界定環境項目為用于改善環境的援款占項目款比例達到50%及以上，并以此標準對世界銀行1994-2007年的3817個援助項目進行了評判，僅選出274個環境項目，并篩選研究了其中的146項環境援助項目輵訛輥。Hick等以PLAID為基礎重點研究1980-2000年的環境援助狀況，顯示出環境援助在國際援助中的比重上升，但污染項目仍四倍于環境項目。20世紀90年代最大的環境援助受援國為中國、印度、巴西、肯尼亞和埃及，最大的環境援助國為丹麥、德國、美國、英國和日本。該研究還顯示援助國傾向于援助最需要的國家、鄰國、貿易伙伴、前殖民地、戰略伙伴、有效治理環境的國家等，且雙邊援助與多邊援助存在一些差異性。將環境問題按水、土壤、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來分類的話，20世紀90年代的環境援助重點偏向于水環境方面，其次是氣候變化，特別是90年代后期上升很快，但大量援助為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輶訛輥。這項研究系統地展示了環境援助的全局圖以及環境援助的影響因子，但未研究環境援助的有效性。Arvin,Kayani&A.Marisa計量分析環境援助規模與受援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聯動關系，認為環境援助規模與受援國工業化水平、環保需求正相關，且援助提高了受援國經濟發展水平輷訛輥。Arvin&Lew建立援助規模與環境結果同時決定的計量模型，結果顯示以CO2衡量環境時，CO2排放隨著援助上升而下降，而以水污染和森林退化衡量環境時則相反。這反映出援助對不同污染物的影響不同，對于跨境污染的效果更明顯輮訛輦。該研究也顯示援助國向受援國傳遞的信息復雜：對森林保護予以援助激勵，但對CO2削減不激勵，對水污染則不明顯。Buntaine&Parks利用世界銀行1994-2007年146項環境援助項目的評價結果，分析影響環境援助有效性的因素，得到的結論為受援國有效政府治理與環境援助項目的有效性呈正相關，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項目有效性低，而受援國開放度、環境惡化程度、公眾參與度等對環境援助項目的有效性沒有影響，沒有印證一些理論結論輯訛輦。
四、簡要評價
國際援助與環境的研究文獻顯示，研究的污染物集中于跨境污染，特別是來自生產的跨境污染，這可能在于跨境污染更易對發達國家提供援助產生正向激勵，研究者多來自發達國家，對跨境污染更為關注；對國際援助的分析以總援助居多，捆綁援助和非捆綁援助也各有分析，但專門研究環境援助的文獻較少；現有研究以宏觀研究為主，中觀和微觀研究較少，理論分析普遍采用援助國和受援國均為小國的一般均衡模型，可進一步向大國模型擴展。除了分析援助的減污效應，研究一般也看重援助對雙方產生的福利效應。國際援助影響環境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具有很大空間：一是在研究視角上需要向中觀和微觀研究滲透，環境援助的效果問題尚未形成統一認識，需要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系統深化援助與環境的研究；二是需要加強對如何提高國際援助的環境有效性研究，實證分析特別需要加強環境援助的減污效果研究以及針對受援國國別特征的考證。這能夠促進國際援助更大程度地減少跨境污染物排放，改善包括中國和援助國在內的全球環境。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對非洲等援助的增加，中國成為國際援助中的新興援助國，如何提高中國援助的環境正效應也是重要議題，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國內學者楊東升等更多研究援助的一般效果輰訛輦，對國際援助與環境的專門研究很少；黃淼等的研究集中于國際環境援助及其在中國實施情況的介紹與經驗總結輱訛輦。理論與實證研究都尚待開拓，需要開展中國作為受援國和援助國不同視角的環境效應研究。
作者：佘群芝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