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生態的價值意義與文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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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還蘊含有物與物、人與物和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價值內涵：一方面，生態系統中的每一個存在物都有著生存、繁衍、體現和實現自身價值的權利，每個個體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助于維護生態系統整體豐富性和多樣性，而這種豐富性和多樣性也正是生態系統得以穩定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因而，每個存在物對整個生態系統而言都是有價值的，作為與整體相關的一部分或某個個體，它們相互間的內在價值也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人在自然生態系統中，是唯一有意識且能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人們在生產生活中不斷地改造和影響著自然界的存在和發展，但只有尊重與自然萬物之間的相互平等來不斷擴大與自然界的認同面，方能實現其自身的價值。人與自然萬物內在地關聯著，也不過是眾多物種中平等的一員而已。所以，生態內涵表達的是任何一個生命都是平等的，與其他生命、與環境也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體現出平等的價值內涵。消除生態環境危機的根本出路并不是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平等，而是要實現人與人關系的平等，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不能分裂的，生態環境危機的發生從根本上講就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平等而帶來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平等才引發的。威廉•萊斯就看到了控制自然與控制人的內在關聯，他認為生態危機表面上看是出自于控制自然，而實際上出自于控制人，“在由‘征服’自然的觀念培養起來的虛妄的希望中隱藏著現時代最致命的歷史動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間的不可分割的聯系”[2]6。而且，控制自然就是為了控制人，“如果控制自然的觀念有任何意義的話，那就是通過這些手段，即通過具有優越的技術能力———一些人企圖統治和控制他人”[2]109-110。安德烈•高茲認為，生態危機的產生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宗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因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會破壞生態環境，它們的“生產邏輯”無法解決生態問題，以及與這些生態問題緊密相連的全面社會危機。他說“：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下，把這些要素聯合在一起就能生產出最大限度的利潤（任何一個企業都對獲取利潤感興趣。在這種情況下，意味著資本家會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資，以使自己作為強者存在于世界市場上）。”[3]15最后，正如西方社會生態學創始人默雷•布克欽直接提出的那樣，“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及社會制度才是生態危機的真正元兇，人對自然的支配本質上源于人對人的支配”[4]71。這就是說，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平等才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平等。所以，盡管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人與人的關系平等，但在當前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和西方文化觀念的沖擊下，也會因為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不協調而帶來人與自然的矛盾，最終也同樣會引起生態環境破壞，這樣生態文明建設在搞好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需要特別從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公平正義的社會建設和實現人民福祉的目標建設幾個方面著力加強，構建一種人與人平等和真正的民主和諧社會，實現生態的本真內涵。
保障有力的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這既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逐步深入和進一步細化，又凸顯出制度建設將成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保障。諾思說：“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是為決定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約束。制度通過建立一個相互作用的、穩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確定和限制了人們的選擇集合。”[5]3-7這表明，合理的制度的確能夠推動和引導社會的有序發展，但制度同時還體現著一定社會階級的思想，是其意識形態的主要表現形式。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首先必然是體現人類社會發展價值和趨向的社會意識形態，再則就是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具體的制度建設。我國的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同樣包含著這樣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實現生態文明的社會意識形態建設。因為生態文明本身就體現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態合理性論證。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福斯特認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資本主義制度對待環境的種種弊端，在當今我們通常稱之為‘環境危機’的領域里是顯而易見的”[6]4。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資本邏輯追求利潤和追求資本無限增長的真實本性就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積累的邏輯無情地制造了社會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的斷層，切斷了自然資源再生產的基本進程”[7]9。此外，資本主義生產還導致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背離，生產擴大只是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消費主義的盛行使得消費異化成為一種欲望消費和奢侈消費，這種“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浪費”模式必陷入生態環境破壞的惡性循環。最后，福斯特得出結論，資本主義與生態是一對矛盾，他說：“生態與資本主義是互相對立的兩個領域，這種對立不是表現在每一個實例之中，而是作為一個整體表現在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之中。”[6]1所以，消除生態環境危機必須變革造成這一矛盾的制度性根源———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而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制度，這種制度實現了社會生產的有計劃和按比例良性發展，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最大程度上滿足了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需要，合理地調節著人與自然間的物質變換。馬克思說：“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8]928同時，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為了實現交換價值向使用價值的復歸，也實現了對各類自然資源、能源的有節制開采和使用，符合人類社會長遠發展的利益要求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9]301因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就成為人的需要，摒棄了資本主義條件下造成的勞動異化、人的異化和消費異化，不僅利于人的全面發展，而且能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所以，社會主義與生態緊密相連，它不但強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平等，而且強調人與人的關系平等和民主控制，徹底解決資本主義制度下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對立，使自然界得以真正復活，實現了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和社會的進步，代表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
另一層面，就是推進生態文明的基本制度體系建設。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更是社會主義文明體系的基礎，生態文明建設融于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之中，與我國當前各種具體社會實際情況密不可分，跟制度的建立健全更是息息相關。而當前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雖然取得一定成就，但在體制、機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環境產權制度不明晰和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不完善，環境與經濟發展綜合決策機制和全社會參與機制尚未建立，環境執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和監管機制不完善，政績考核體系中生態環保指標權重低等，這些不足都容易帶來環境產權界定不清、利益主體不明、生態補償機制不能落實和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機制缺乏等問題，這必然會影響到生態文明建設的扎實有效推進和生態文明新時代目標的實現。制度作為規范社會成員行為的有效手段，制度的缺失必然會使生態文明建設失去制度保障。生態文明具體制度建設既包括樹立生態文明觀念的非正式制度建設，又包括各項制度具體立法的正式制度建設，還包括各項制度有效實施的體制機制建設。于是，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護制度；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加強環境監管，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形成合理消費的社會風尚，營造愛護生態環境的良好風氣。這樣，十八大就從獎懲機制、生態補償制度、耕地保護、水資源保護、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稅費改革、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到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等方面，完善或出臺了生態文明建設剛性的制度、評價機制和硬約束，形成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長效機制，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目標提供了強有力保障。
公平正義的生態文明社會建設
公平正義作為一個社會性評價概念，是指人們道義上和愿望上追求利益關系合理性的價值理念和價值標準，也是人類永恒的價值訴求。如果說制度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力保障，那么，實現和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則是生態文明社會建設的基本要求和目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羅爾斯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第一美德，恰如真是思想體系的第一美德。”[10]3生態文明建設要實現的社會公平正義，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絕對的，而是一個歷史的、具體的和相對的目標要求。首先，公平正義作為發展著的歷史范疇具有歷史性特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它的認識是不一樣的，它的裁量也沒有恒定不變的標尺。或許在當前我們認為的一些“不公正”現象，在歷史上可能就以一個“公正”的面貌存在過；而當今我們認為很“公平”的事情，隨著歷史的發展也有可能逐漸演變為一種“不公平”。馬克思說：“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于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11]212其次，公平正義不僅是歷史的，而且是具體的，在經濟、政治、社會的不同領域有著不同的具體內涵。如目前社會輿論關注得較多和議論較集中的可能還是經濟領域出現的公平與否問題，因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已經習慣于用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來體現平等，把機會均等和公平競爭理解為理所當然，而實際上是否具有同等條件和規則才是經濟領域產生差異或差距等公平問題的關鍵。雖然社會領域包括經濟領域，但不等同于經濟領域，一個健全的社會首先要保障所有社會成員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基本需求和條件，這才是作為評價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尺度。所以，公平正義置于各具體領域，針對具體人群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能籠統地加以套用。第三，公平正義還是相對的。世上沒有絕對的公平，絕對公平只可能存在于觀念或幻想中，如我們盡管在社會思想觀念層面或政策法規層面強調權利要公平、規則要公平、機會要公平和分配要公平等等，但實際上由于客觀現實的差異、人們所處經濟社會條件的不同和個人稟賦及家庭狀況的不同，在實際中也只能求得大致的或相對的公平，那種純粹的、理想化的公平或絕對平等也是做不到的；同時，要真正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人們的主觀意志或是善意所能決定的，而是要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制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程度直接決定和影響著公平正義的實現程度，后者是一個不斷進步的發展過程。
馬克思認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生態的平等價值內涵則要求平等地對待世界，那么，進行公平正義的生態文明社會建設就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說“：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涉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只有切實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人們的心情才能舒暢，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協調，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充分發揮出來。”[12]14人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人們在社會利益的沖突中能否獲得滿足，關鍵就取決于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因此公平正義就成為人的本質要求，又構成人全面、自由地發展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由此，生態文明價值訴求的多樣化，要求按照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目標，做好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和代際之間的公正正義；生態文明預示著人類的政治發展需要一種新的替代性選擇，必須建立在公民廣泛參與的基礎上，要遵循理性反思，鼓勵公民廣泛參與，在尊重不同利益和觀點的基礎上促進合法決策，制定符合生態文明建設要求和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的合法政策；要尊重差異，能夠通過對話形成共識，化解各種沖突，促成生態文明轉型的有效共識；要通過明確責任，使每個行為者個體以及社會共同承擔建設生態文明的責任，形成促進公共利益政策建議的共識；要在生態文明建設的交往與互動中培養公民精神，創造一個熟練駕馭生態文明建設的公民群體。
人民福祉的生態文明目標建設
中國共產黨始終恒守人民理念和增進人民福祉。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提高到戰略高度，指出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體現了黨中央對形勢的準確判斷與超強應對能力，這也是黨自十七大提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和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到建黨90周年指出黨的執政信念和執政原則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以來對這條理念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彰顯黨始終如一地以人為本和執政為民理念，必將增強全黨全國人民建設“美麗中國”的信心和決心。人民福祉是任何民主國家或民主社會發展的根本目標，也表達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價值目標，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是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其權力來自人民，由人民賦予，經受住了長期的革命斗爭和建設實踐考驗，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其根本且唯一的職責所在，把群眾是否滿意、是否高興和是否幸福作為其政治合格的根本評價尺度，真正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取得革命的成功和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說：“我們黨公開聲明，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正是由于我們黨始終堅持了這一條，所以我們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都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13]183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把它當作關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但生態文明建設絕不是簡單的生態環境保護，也不等同于天更藍、地更綠和水更清，而是要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人的和諧中真正實現人民福祉的最終目標。十八大提出“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不僅是黨和政府的政治任務，也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共理性選擇和共同任務，目標的實現需要黨和政府根據生態的本真內涵科學決策生態文明的建設思路，更是社會全體成員的政治認同、公共理性和集體行動，否則生態文明新時代的美好理想只會變成流于形式的空洞幻想。
黨的十八大“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一節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就是為了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和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這也是“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而作出的戰略舉措，其目的就是為了人民在美麗中國享受生活，實現人民福祉的目標。因此，在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實現人民福祉的目標，就是既要實現經濟又好又快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繼續提高，又要克服土地、水、能源等資源約束的愈發趨緊而帶來的生態環境承載力愈顯脆弱；既要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又要走出一條經濟與生態和諧發展的路子；既要改變人們“一手拎著錢袋子、一手提著藥罐子”的日子，又要打造藍天白云之城、青山綠水之城。必須積極采取調整產業結構、關停污染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加大造林綠化力度、修復山水生態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藍天越來越多，森林越來越密，河水越來越清，人民群眾的生活越來越舒適，對生態環境的滿意度也越來越高。要一切以人民的根本權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從物質到精神、從生存到發展，全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人民看到黨和政府攻堅克難的決心信心，看到社會主義中國更加美好的前景，實現為了人民福祉的最高目標，讓人民在和諧的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中享受生活。
作者：熊韻波李堯齊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蚌埠醫學院思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