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農民問題與社會發展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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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農民問題一直是貫穿歷史過程的大問題。農民是我國人口構成的主體，也是社會構成的主體。探索我國社會當代的發展方向，離不開對農民的分析研究。

一、我國社會的運行基礎我國幾千年專制歷史證明，以家庭宗法制形成組織起來的農民建立了東方的金色帝國，奠定了斷而相續的歷代王朝的基礎。從秦帝國的初建和統一到漢唐帝國的強盛和播譽四海，到宋元的對峙和橫跨亞歐，再到明清的回光返照式的輝煌，兩千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的農民用他們的賦稅、勞役為帝國的建立貢獻他們的力量和汗水，更輔之以少有間斷的血水的流淌。仍是農民群體的意志和情緒。農民的生產、生活、意志和要求，是潛在的無形而巨大的力員，從根木上左右著古代中國社會運動的趨勢及其動向。西漢的大思想家賈誼早在帝國的初創和鞏固期，就看到作為帝國統治基礎的農民的偉大而可怕的原動力作用。他指出:“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新書•大政)我國的古代文化是輝煌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居于世界前列。文化的廣義創造者也是農民。專制政體從政治上、經濟上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保證了一切藝術文化創造的物質基礎，也造就了文化創造的精神氛圍。不錯，在封建時代，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但地主有文化是以無文化的農民艱辛的物質創造為前提的。沒有農民世世代代對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供養.再有才能的文人也不可能進行文化創造。更不用說巍峨的宮殿、壯麗的廟宇的建造者就是工匠(手工業者和有技藝的農民)，民間文化的創造者、參與者本身就是農民。而這一切又為文人的創造(嚴格意義上是再創造)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礦藏和源泉。文人的文學史離不開民間的俗文學史;杰出文人的文化創造也離不開農民的主題。以王朝更迭、社櫻興亡為標志的杜會大變動，對社會各階層的強烈觸動和情緒激發而導致有時代意義的文化創造，究其根木是以農民狀況的急劇變化為契機的。但是文化創造者并不享受文化的雨澤滋潤，他們是以文盲加群盲的存在形式承受著兒千年不變的愚味與落后。高度的文明與極端的無知，這是我國專制帝國固有礎上重建、再生、更生，陷入一圈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怪圈”運動時，起決定作用的是農民的生活狀況和農民的意志，是他們忍受或暴動，順從或反抗。無論是農民大暴動失敗后的“分裂”，或者大暴動“成功”后(范文瀾語)的再統一，歷史運行的軌跡，都是作為專制政體基礎的農民狀況及其變化的結果。不自覺的無“目的”的群眾運動，雖然是由成功或失敗的統治者的參與或組織實施的，但最原始的力量的矛盾。矛盾的沖撞.發展了帝國的文明，也一次次地摧毀了帝國的統治。民族的主體不能接受高度發展的文化教育，也就無法創造摧毀舊的社會體制的新機制。這就是封建帝國對其莫基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文化政策的社會政治效應。

二、百年變遷中的農民經過幾千年的滄桑歷程，歷史走到了四世紀。中華大地在外國的炮火轟擊和內部的烏云彌漫下開始了她的新時代。這個時代的社會角色有所變化，多了有地主轉變而來的新式士紳，有雙重色彩的維新人士，有資產階級的新階層，也有從破產農民演變而來的工人。他們都是從傳統社會脫胎蛻變而來，與舊時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整個歷史舞臺上活動的社會主角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新的社會角色不論他們具有多大的活動能量，也不能取代農民潛在的力量;他們想的和做的一切.如果不同農民聯系，都將難有所成。統治者要維護近代中國風雨飄搖的統治，雖然面臨著咄咄通人、高鼻深目的外國侵略者.但首先要解決的仍然是農民問題。一切改革者、反叛者要解決中國的間題，提出變革中國、適應潮流的方案，也要首先針對農民問題。他們可以超前，如西化歐化中國，但如果把農民擱在一起.他們改良、改革、革命只能以失敗告終。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論斷，無疑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必須強調，“中華民族”和“人民大眾”的主要構成，不是其他階層，而是農民群眾。中國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真正看到農民是近代中國社會運動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國改革的主要對象并提出深刻見解的，為數不多。龔自珍寫有(農宗》一文，強調“唯農為初有宗”。太平天國出于農民的本能要求.揉合上帝倡導平等的思想提出(天朝田畝制度》。維新大師康有為提出:“國以民為本，不思養之，是自拔其本也。”“以農立國，可靖民怨。”((上請帝第二書))這些生長在農民耕耘本土有見解的思想家.都不期而至地把眼光投向世界的同時也投向農民。近代兩位對農民問題予以重視并提出了正確方案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孫中山和。他們相繼對中國農民問題進行了精辟深刻的論述，提出了解決這個中國社會第一問題的不同方案。不論他們的觀點和主張有多少同異，他們的思想仍然代表千百年來志士仁人對農民問題嚴重性和迫切性認識的最高水平，也是他們本人思想和當代中國思想的精華。農民的生存是和土地密切相關的。有農民就會有土地問題。在舊時代，“有土始有財”不僅是地方老財的追求，也是農民最大的愿望。因為土地是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的最必需的生存條件，是維持生命再生產的最基本條件。古代社會沒有一次社會政治改革.沒有一次社會動蕩，沒有一次農民的反抗，不是因為土地間題而激發。作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大量社會實踐雖然在華僑中進行，但他出身農民，深知農民的艱辛，了解農民的生存是中國社會正常運轉和發展的條件。他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既順應歷史傳統，又符合中國現實，反映了農民的迫切要求。從科學性、適應性和可行性上看，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比傳統農民的劫富濟貧和太平天國未曾實行的‘’天朝田畝制度”的設想，更切實可行。但孫中山的過早逝世和近代中國復雜的社會矛盾，使他的理論無法付諸實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根木問題還是對農民的問題。說十年內戰史是土地革命史無疑是貼切的。核心問題正是農民用暴力奪取地主占有的土地。這造成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對峙和斗爭。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使共產黨操了勝券(加上日本的侵略導致以農民為主體的民族斗爭的歷史轉機)。當在解放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茶的1947年頒布土地法大綱，把幾億農民爭取到革命陣營內，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拼命斗爭，這就決定了不能解決農民問題的政權在大陸統治的徹底失敗。由此可見，誰爭取了農民，誰就取得了政權;誰真正熹得了農民的心，誰就能有效地鞏固政權。如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的變革一樣，100多年中國近現代社會的變遷是巨大的。歷史發展的速率加快了.科學的發展迅速了，外來文化與思想的沖擊加強了。但這一切并沒有徹底改變農民問題還是中國社會變動、變遷、變革的決定性問題的性質。農民在中國社會扎的根太深太廣，什么問題都要刨根問底，問中國的農村，問中國的農民。錯綜復雜的近代中國社會矛盾，中華民族同外來勢力的矛盾，人民大眾同封建主義的矛盾，由農民轉化的工人階級同從地主士紳轉化的資產階級矛盾，政權同國民、執政黨同民眾的矛盾，貫穿這種種矛盾與斗爭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和處置農民的問題。誰摸準農民的脈搏，正確處置了農民問題，誰就執了中國社會的牛耳，就真正統治了中國的9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原因非常簡單: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最大多數的人是農民。

三、現實與未來的農民問題中國歷史進程大體證明了一條法則:農民戰爭勝利的結果是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以西漢、東漢、明為代表);而農民戰爭的失敗則導致分裂割據(如三國兩晉、五代十國)。新中國的成立，宣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國家新時代的開始。這個新國家新政權在20世紀中葉的現代社會，面臨著把傳統的落后的農業國轉向現代化工業國的大問題。兒千年的積淀與近代的滄桑，使這一轉變過程迫切而強烈，漫長而艱難。如何實現工業化?現實使政治家們決定，只有從農民著手，讓農民為中國的工業化作出貢獻。特別是建國初期，工業化發展的資金、原料和勞力都來自農村。早在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中就著重論述了農民對中國未來的重要性。他除了指出“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這一事實外，還強調指出農民是中國工人的前身.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的分析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建國以后的運動以及相應的社會政治運動，實質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用非和平方式完成的耕者有其田的運動，被長期壓抑的農村生產力終于得到了解放。在一個并不太長的時間里，被釋放的農村生產力基本上還是以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的形式，對國門被緊密封鎖的國民經濟作出了有力的經濟支持。國家依靠農民的支持，加上當時一些友好國家的幫助，開始建立了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國的經濟獲得恢復和發展。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此后相當一段時間內，社會的發展是以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又在不斷進行的農村過快的超越實際的社會改革(初級社、高級社、)的前提下進行的。對中國農村社會超越實際的變革，使“耕者有其田”急劇地變化為“一大二公”的。物極必反，發展了的農村生產力由此遭受了極大破壞，巨大的人口增長和遍及全國的糧食匾乏，逆轉了工業化的進程。在后來被迫采取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下，一切再從被破壞的基礎上重新做起。嚴重的歷史教訓昭示了一個十分清楚的事實和真理，就是在中國當代，即使取得政權以后，第一位的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正確地認識農民問題，制定正確的農村政策并在實踐中貫徹落實，才有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才有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70年代末開始的“撥亂反正”和中國社會的大變革.溯其根源，仍然是從中國農村、從農民開始的。從四川、安徽農村開始的包產到戶和聯產承包的生產責任制，是冷酷的現實把人們發熱的頭腦冷下來.使他們(主要是各級干部)回到切實可行的軌道上去。

在中國這個有深厚東方社會基礎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由于傳統體制的影響和雙重體制的轉軌與交叉，會面臨著許多復雜的問題，如國有企業的改革，社會財富分配的均衡，政治體制的改革.民族關系的處理，意識形態的變化，等等。千頭萬緒的工作都要抓，但涉及中國未來發展的第一位問題還是農民問題，即農業的生存、發展與農村現代化間題。以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來說，早就預見到:“將來還要有兒千萬農民進人城市，進人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77頁)當前中國正進人這一階段。除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農村人口變成城市人口的過程比較順理成章外，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而導致的約1億左右的流動人口呈現某種無序狀態，已成為全國性的社會問題，其核心問題仍是農民問題。這個問題要引起警覺，要未雨綢繆。農民從“安土”到“離土”在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并引起社會的災難。當前中國農民的這一現象上的重復，不能與古代社會同日而語，有其新的時代因素，即除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原因以外.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在東南沿海地區的推行，吸引了大批內地的農業人口。但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流動人口在發達地區由于生活無著落而導致各種犯罪的現象日益增多。當然可以用法律手段來嚴懲犯罪的流動人口，但這并不等于有效地遏止了人口的無序流動.也不等于解決了這個問題背后的深層次問題—農民問題。如果變革中的農民問題得不到妥善的解決，潛在的問題就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導致社會的震蕩和破壞。鑒于農民在中國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科學的估量上，還是在政策的制定上，都應該充分估計到農民的重要性。農村穩定，社會就基本穩定。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切以民為本，有遠見的統治者都注意恤農固木。以穩固農村、安定農民作為穩固國家統治的立足根基，這是足可彌珍的歷史經驗，也是千古不敗的安邦寶典。在中國，只要農民占人口構成的大多數，就必須把農民看成是立國的基礎，是中國現代化發展中不可缺少不能忽視的力量。但是必須承認，從總體上說，中國農民的素質是不高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句名言應當包括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全部內涵。中國當代政治的改革與進步，最深層的基礎在農民。農民素質的全而提高，是中國民主政治堅實而穩固的基礎。至于經濟的現代化，當然離不開改革開放，引進外來資金、技術和現代化管理，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農民在經濟現代化中的作用，“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最的工業品”((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77頁)。整個中國現代化的過程，都必須依靠農民，必須最大限度地解決農民問題。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戰略問題。要了解農民的生存處境，正確地理解農民.研究農民現實需求與發展愿望，制定相應的農村政策。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在中國大地，發展的矢鍵和核心是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