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社會沖突對當代工農維權抗爭活動觀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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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將進入社會沖突的多發期，社會弱勢群體的工農大眾與掌握了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的社會強勢集團的博弈仍將是主要內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會利益表達機制以解決社會公平問題，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工人、農民及下層知識分子有可能實現聯合，對抗處于社會主導地位的精英聯盟。而要防止底層聯合與精英聯盟的沖突造成革命性的顛覆，需要重構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并建立公正的憲政體制。

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面臨的社會沖突問題，是一個非常敏感但卻不可回避的問題。如果不能正視社會各群體的利益訴求，特別是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群體所進行的抗爭活動，而將其排斥于體制性利益表達之外，將在客觀上積累社會動蕩和爆發的能量。

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的社會沖突狀況

以1989年六四為標志，中國的社會沖突經歷了由知識精英主導的進取性爭權，到由工農為主體的反應性維權抗爭活動的轉變。前者的特點是在民主和法治的旗幟下重構社會價值和政治體制；后者以在法定框架內爭取和維護基本權益為特征。這些轉變和特征都是由社會利益結構以及由此決定的統治秩序所決定的。

1989年后，特別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開放的經濟領域出現的下海經商潮，消解了部分知識精英的政治熱情。同時，那些仍然具有政治抱負但愿意認同現體制的知識精英，獲得了更多的進入權力體制的通道。到20世紀末，中國形成了一個具有排斥性的統治格局，社會沖突也就進入了新階段。

這個新的統治格局有如下特征：

特征一，代表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代表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文化主體的知識精英，在共同“合法”地享受著社會主要經濟成果的同時，初步形成了相互間身份轉換機制。在領導干部“知識化”的要求下，許多知識精英已成為權力精英；權力精英又可以通過下海經商或官商兼顧等方式成為經濟精英。這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他們對政權的認同，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對穩定邊界的社會統治集團，實現了所謂的“精英聯盟”。

特征二，廣大工人和農民因為貧窮被排斥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之外，邊緣化程度不斷加強，成為社會弱勢群體。特別是被大部分知識精英遺棄的工農處于無意識和無組織狀況，其生存條件和正當利益得不到正常表達，出現了工農的“失語癥”并表現為群體無組織的“散沙狀”。

特征三，這種二元社會的排斥性體制具有剛性穩定。處于強勢的社會核心組織邊界封閉功能強大，而處于弱勢的邊緣群體則不具有整體向核心集團融入的能力。而且，這種狀況并不會因經濟發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經濟的發展只會為強勢的核心組織提供更多的社會資源來加強其邊界的排斥能力。一旦這種排斥體制的邊界形成，工農的社會地位會進一步邊緣化，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這表明，在經濟大發展的“太平盛世”，由于對社會公平缺乏應有的關注，出現了一個將工農邊緣化的排斥性體制，社會沖突也有由此進入了一個以工農為主體的維權抗爭階段。據統計，全國范圍的群體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趨勢，1999年總數超過32000宗，7年間增加了3倍。最近三年（2002-2004年）均保持在40000宗以上。這些事件的誘因基本上是由于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主體也大部分是工人和農民。

知識精英的爭權活動是以較典型的社會運動形式表現出來的，是基于有關社會基本價值理念的統一訴求下進行的集體行動，它表現出一定的組織性和規模性。而工農的維權活動則是一種議題式的抗爭活動，具體的事件與具體的訴求決定了它的多發性和分散性。工人農民一般不直接沖擊社會核心理念，而是從傳統的政治話語和法律框架內尋找維權的依據。

工人“以理維權”和農民“以法抗爭”

目前工人和農民的維權抗爭活動的特點是：工人“以理維權”的主題是經濟權利及其相聯系的民主管理權利，農民的“以法抗爭”以土地爭議為焦點。由于工人和農民這兩大群體的社會地位和所面臨的問題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他們在進行維權抗爭活動時也就存在許多不同：

首先，維權抗爭的依據不同。農民是“以法抗爭”，工人則是“以理維權”。無論是為稅費還是為土地，農民多以具體的國家法律和中央文件為依據，以全面落實“減輕農民負擔”和“村民自治”作為訴求目標，認為他們所遇到的困難和痛苦是由于縣鄉政府或村級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辦事造成的。工人抗爭維權則多以意識形態為依據。在工人的訴求文本中，最常見抗爭理由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廠就是我們自己的工廠”。在許多工人的想象中自己還處在國家的權力之中，他們的抗爭可以歸結為“以理維權”。

第二，維權抗爭的內容不同。農民以減輕農民負擔和實現村民自治為主。近年來，由于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對農民土地權益的侵害，土地問題引發的沖突呈上升趨勢，農民要求維護土地權益成了中心議題。工人抗爭的主要是經濟權利。已退休的工人為了爭取應有的福利待遇提出“要吃飯”，下崗工人為了獲得勞動的權利提出“要工作”，正在進行國有企業改制的工人為了保住工作崗位提出“保護國家財產不被流失”，生活在完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雇傭工人則提出“發放足額工資”及改善工作條件等目標。

第三，維權抗爭的對象不同。農民以基層政府為直接抗爭目標。在農民看來，由于基層政府不忠實地執行國家的法律和中央政策，導致他們的權益受損。工人抗爭的對象是企業管理者和資本擁有者。作為國營企業的職工來說，他們下崗失業或不能享受到應得的福利待遇，是由于企業的管理者腐敗無能造成的。而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工人，則把資本家和企業管理者作為抗爭的對象。工人和農民抗爭對象的區別一個重要根源是，農民權益受損的表面原因在基層政府，中央將農村基層黨政作為改革對象。導致工人權益受損的決策則來自中央，地方政府比較超脫，而且國家往往站在資本的一邊，這為地方政府的行為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第四，抗爭的主體和組織形式不同。工人抗爭的組織領導者主要是有一定的知識和威望的下崗職工、退休工人或干部，包括一些黨員干部和工會干部。農民抗爭的骨干分子是退伍軍人、回鄉退休的國家干部、原村組干部。農民維權抗爭組織叫做“減負組”、“減負會”、“維權會”，有的直接叫“農民協會”，更多為“減負代表”、“上訪代表”。工人的組織叫“學習組”、“護廠隊”、“思想學習組”，有的直接叫“游行示威領導小組”或“罷工委員會”。相對而言，工人的組織較為公開、正規，有較為明確的組織紀律；農民的組織多處于地下，主要靠道義來約束，處于軟組織狀況。

農民維權活動與中國政治發展

近十年來中國農民維權活動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政治生態下發生的。雖然農民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三，但他們在經濟上被剝奪的同時，還一直被排斥在國家政治生活之外，“是一個在正式的政治過程中沒有其利益真正代表”的弱勢群體。因此，他們的抗爭活動只能屬于弱者的反抗，是一種被“法律認可”的但被“政治禁止”的行為。這說明了中國政治的非法治性。但這并不是說，農民維權活動不具有政治上的意義。農民維權活動與國家政治有十分復雜的互動，為我們正確理解中國政治提供許多相關的信息。

其一，農民維權活動構成了一種社會壓力，迫使執政者從政治高度來認識農民的處境并不停地修正其相關政策。政府多次下文，“三令五申提出明確要求和具體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門把減輕農民負擔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為農民負擔問題等權益受損而產生的農民維權活動，首先是被作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消極因素來看待的。隨著事態的發展，這些“消極因素”也就成了“政治問題”，并進而成為“十分緊迫的政治任務”，成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說明，執政者認識到了農民權益受損的政治后果，從而改變國家政策來調整利益關系。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是農民由于饑餓而對那種窮折騰的體制的背叛。這種背叛所形成的壓力被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所認可，并順勢將其變成推動中國農村改革的動力。能否繼續順應農民維權活動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將其合理地轉化為中國新的農村政策？我們已經看到，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在農民維權問題上表現出尊重民意的特色，“親民”已經成為他們最主要的政治標志。學者們所稱道的新民本主義就是以維護民權為核心內容。

當然，農民維權活動與執政者的政治行為相一致是有條件的。首要條件就是把農民的維權活動界定為體制內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協商，在制度上保征農民維權活動的合法性。農民捍衛自己法定權益的行為很難在現實政治框架內取得成效，這勢必導致農民維權活動的訴求從維權升級為爭取社會治理權。而維權活動一旦進入到政治運動階段，將對執政者構成嚴峻的挑戰。

其二，農民維權活動在許多方面改變了基層政府的施政行為，農村的政治協商已經成為可能。農民維權活動的直接目標是基層政府，他們以中央的權威作為基礎，試圖以中央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作為一種標準來衡量地方政府的行為，并在許多場合是以地方政府監督者的身份采取行動。這樣，農民就在事實上成為地方黨政必須顧及的實實在在的政治力量。

對待這種力量，地方黨政最初都力圖打壓和消滅。他們借用國家的力量或社會上的黑惡勢力，對農民維權代表進行各種迫害。這些迫害不僅沒有將農民維權代表消滅，反而引發了一系列群體性事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到社會秩序甚至執政安全。這就使中央政府采取措施約束地方黨政的行為，并對農民采取一定的安撫行為。中央政府的這種態度，讓農民感到“青天”的存在，他們的行為具有了“合法性”和“正當性”，而那些被迫害受打擊的農民維權精英也就成了英雄。這就使更多的農民參與維權活動之中。

而地方黨政在中央要求穩定和農民要求維權的雙重壓力下，有的采取放任不管的態度，有的則采用收買維權精英的辦法。在有些農民維權精英力量較為強大的地方，地方黨政已經不得不把農民維權精英看成是可以協商的對象，在執行某一政策時，聽取維權精英的意見，并希望他們幫助說服村民。雖然這種協商還只是初步的、非制度化的，但其意義十分重大。

其三，農民維權活動對知識精英進行著現代權益的啟蒙，也因此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話語狀況。一個多世紀以來，每當中國出現了社會危機，知識精英就會高舉啟蒙主義的大旗。但無論是體制內的變革還是體制外的吶喊，知識精英都將中國社會發展的話語權壟斷在自己手中。而當知識精英的話語權與當政者的統治權結合在一起時，那些被知識精英宣傳的政治話語就成為中國社會發展途徑和方式，甚至成為某些社會模式的代名稱。為了強調“知識”的政治權威，移植西方政治話語成了最常用的手法。如果這種移植離開了中國民眾社會的現實，忽視中國的歷史語境和政治文化前提，給社會帶來的并不一定是福音。中國近現代許多時期，正是在當權者和知識精英共同經營的專業化社會話語體系中，廣大工人和農民這些民眾社會的主體逐漸淪落成社會的弱勢群體。

歷史終于讓我們看到了另一種景象。近十年的維權活動中，農民以自身的力量在影響執政者，并以自身的行為在教育知識精英們。當一些先鋒知識分子舉起所謂“新民權行動”的旗幟、高呼憲政、民主和民權的時候，中國的農民早已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在抗爭。這說明，中國民眾社會的田野經驗和田野智慧具有巨大張力，這種張力發自民眾社會最為現實的生存需要。廣大農民正是根據自己的生存經驗和生存智慧，用自己特有的行為方式，來抵制那些與當權者結合在一起的知識精英的話語權。這種抵制的意義是絕不可以輕視的，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或影響到中國社會的走向。正是這種抵制，讓許多知識精英深刻地意識到，農民維權活動是中國民主和法制運動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對于中國市民社會的興起具有積極的意義。只有那些民眾從自身的生存狀況產生的社會行動，才能有長久的生命力；而在書齋里設計出來的任何社會模式或發展計劃，在農民不屈服的維權活動面前都顯得幼稚可笑。

其四，農民維權活動也在改造農民自身，他們從以法維權中獲得了政治體驗，培養了其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同時也在提升農民整體的政治訴求。農民從“依法抗爭”到“以法抗爭”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在“依法抗爭”階段，主要是“議題式維權”，就已發生的具體事件提出單一的維權訴求。到了“以法抗爭”階段，農民進行的是“法定式維權”，不再以具體事件為依托，而是以“法定權益”標準來衡量所遭遇到的一切處境。法定權利是他們行動的基本框架。他們的行動也更具理性和克制，“超越暴力”成為那些具有明確組織性的維權農民的一個重要目標和特征。可以說，從早幾年的暴力維權，到近年來的理性維權，是中國農民權利意識日益高漲的一個重要標志。

然而，盡管農民的訴求均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他們的行為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在很多場合，農民的理性抗爭并不能喚起執政者的認同。正是這種公民權利意識的高漲與執政者對公民權利的無視狀況才導致各種社會沖突的增加。這些沖突，有可能促進中國社會的進步，也完全可能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

更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在維權活動受挫后表現出來的群體意識的覺醒。農民維權活動雖然并不具有十分明確的意識形態意義，但并不是說他們沒有從農民這一社會群體來認識和理解自身的命運。他們在努力將抗爭的目標從“法定權益”引向人類普遍尊重的基本人權。那些提出“解放現代農奴”口號的維權農民就是他們當中的杰出代表。而從爭取法定權益到立法權利的抗爭也將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可以預見，從“以法抗爭”到“依法參政”將成為他們維權的下一個目標。這些都將改變中國基層政治的性質。

對未來中國社會沖突的預測和思考

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將進入社會沖突的多發期，社會弱勢群體的工農大眾與掌握了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的社會強勢集團的博弈仍將是主要內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會利益表達機制以解決社會公平問題，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工人、農民及下層知識分子有可能實現聯合，對抗處于社會主導地位的精英聯盟。而要防止底層聯合與精英聯盟的沖突造成革命性的顛覆，需要重構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并建立公正的憲政體制。

第一，中國進入了以工農大眾維權抗爭的社會沖突多發期，勞資沖突及農地沖突有可能成為最主要形式。

隨著國有企業改制的推進，傳統意義上的工人將逐漸轉變成為雇傭工人，盡管他們同那些失業待崗的工人在一定的時期內會采取多種形式的反抗，但卻是大勢已去，無可奈何。因此，工人的維權抗爭的主體將轉變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方之間的沖突。而在農村，隨著稅費改革的推進，地方政府及強勢資本集團將把目前農村最有價值的土地資源作為掠奪的主要目標，農地沖突將會持續很長一個時期，失地失業的農民將成為全社會的焦點問題。

第二，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工人、農民及下層知識分子有可能實現聯合，以對抗處于社會主導地位的精英聯盟。取決于如下因素：

1．底層群體對身份共同性的認同。與許多國家不同，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不僅僅是老、病、殘，而且是生活貧困和在就業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工人和農民群體。一般認為，目前的工人和農民雖然有共同的社會地位和利益，但他們很難成為完全獨立的社會行動力量。他們的聯合甚至需要借助于參與到社會其它群體的共同行動中。但這并不是說，他們就不能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他們中就沒有動員組織力量。目前在工人和農民這些底層群體之間有一個人數十分巨大、具有一定的社會關聯及組織動員能力的社會群體，這就是復員退伍軍人。這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社會群體，僅生活在農村的就有2100多萬人。在目前許多農民減負組織或土地維權組織中，這些人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南方某些地區，復退軍人已開始利用這一獨特的身份進行聯合性的社會動員。如湖南一些地區的復退軍人就發起成立了一個號稱有十多萬人的“反腐部隊”，它的主要成員是下崗工人和貧困的農民及下層知識分子，宣稱實現了“工農聯盟”。

2．大眾聯合的話語體系是否有效。處于社會底層的群體要進行聯合行動，需要有適合他們進行社會動員的話語體系，認識到他們共同的處境是他們采取聯合行動的重要前提。就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反腐敗”正在成為一個社會動員話語。在過去已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社會沖突中，工人和農民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有“反腐敗”的內容。在部分工人和農民看來，他們生活困境的根源就是“腐敗”，而要改變處境就需要團結起來反對他們共同的敵人—“腐敗分子”。他們對現行體制中的腐敗現象不滿，但對未來社會并沒有明確的預期，只是希望通過反腐敗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

第三，要防止底層大眾聯合與精英聯盟的沖突造成革命性的顛覆，需要重構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并建立公正的憲政體制。

中國已經存在發生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基礎性條件，但目前的工農大眾與精英集團的沖突是否會導致一場社會運動甚至社會革命，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主要取決于以下幾方面的條件：

1．最高執政者的“仁政”能否獲得既得利益集團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胡溫的親民新政獲得了底層大眾的認同和稱贊，但未見得獲得既得利益集團的真正認同，特別是那些依靠權力而發家致富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可能出現執政集團內部的分裂。事實上，在以往及現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的權威正逐漸被地方黨政的自利主張所消解。而且，國家的工作人員所追求的個人目標，也在許多方面與國家目標發生著各種形式的沖突。這表明，一個經濟開放的社會，如果沒有多元化的政治秩序是難以為繼的。

2．執政者如何對待工農維權抗爭活動。目前工農的維權抗爭活動是作為一種政治壓力而存在的。如果突破這種壓力的限度，就會使現存的統治秩序失去平衡。特別是隨著工農維權活動的不斷強化，如果不能將其納入法治軌道，就有可能發生各種形式的社會沖突事件，甚至會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這樣，就有可能使執政集團聯合或者分裂。無論是哪種結果，都會將工農的維權抗爭轉變為國家政治層面的行動。

3．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受到的沖擊無法用現存的意識形態修復。中國目前主流社會的核心價值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被統治者希望通過革命來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的這一訴求也越來越缺乏合法性。但這并不是說，那些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民眾沒有革命的沖動。革命時期所保留下來的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一筆政治遺產，可能會成為工農維權抗爭的政治資源。

但對于執政黨來說，如果將那些革命時期保留下來的政治遺產視為財富，則可以獲得工農大眾對其合法性的廣泛認同，并為全面扼制正在強化的排斥性體制提供力量。當然，這需要執政者表現出政治智慧和勇氣，重構工農“解放”的社會價值。這些價值應該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執政黨應該通過建立必要的政治制度，允許工農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以保衛他們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維護他們作為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促進全社會各階層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