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析上以義和團運動為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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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當歷史開始進入二十世紀的時候，在中國的心臟地帶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西方侵略的群眾運動。事變肇端於山東地區零星發生的民教沖突，從一八九九年起事態像脫僵的野馬一樣迅速發展，演變為一股席捲整個北中國的排外浪潮。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沒有統一的領導，沒有明確的宗旨，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將來自不同地域，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們組織為一支隊伍；是仇恨引導他們拆除鐵路，割斷電線，焚毀教堂并包圍使館區；又是仇恨使得他們忘卻恐懼，拿起冷兵器時代的武器抗擊馬克沁機槍和克虜伯缐膛炮裝備的八國聯軍。在一八九九--一九○○年運動高潮期間大量表現出來的癲狂行為是人類在飽受外部刺激、累積的敵對情緒超出心理抑制閥限（注一）情況下的一種強烈的情緒反應。引發這種反應的不是國與國之間純粹的利害沖突，而是屈辱，一種深入人心靈的屈辱。祗有當尊嚴遭到最粗暴地踐踏的時候，一個民族才會迸發出這樣野蠻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

將義和團運動置於世界歷史的背景前面，我們就會看到這樣一幅圖景：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少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產業革命之后形成的巨大的經濟、軍事、技術的優勢瘋狂地掠奪殖民地，瓜分「勢力范圍」，在人類的歷史上第一次確立了一個全球性的國家關系體系（注二）??近代國際關系體系。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統治世界的國際秩序--原來存在於[文明世界]的國家關系的規范被規定為國際關系準則，作為這些規范的核心的西方哲學則提升為普遍的國家行為的道德基礎。隨著十九世紀中后期西方的勢力和影響空前膨脹，基督教民族對其文化和哲學的信心也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傳教士將他們的神奉為「唯一真神」，以一種不可抑制的熱情反對其它民族的[偶像崇拜]；政治家、實業家和商人則是世俗的傳教士，他們將西方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奉為人類文明生活的唯一模式，帶著同樣的宗教狂熱強迫其它民族接受他們的哲學和價值觀。當所有這些人的欲望和意志在國家政策的層面上反映出來的時候，人格化的國家作為國際關系行為體（注三）也就扮演了熱衷於使和它們文化背景不同的國家[改宗]的[西方文明宣教師]的角色。迅速發展的生產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巨大的軍事優勢為西方國家將其意志強加非西方世界提供了暴力手段，而西方版本的國際關系體系則替這種國家行為簽發了一份「通行證」。對「文明國家」來說，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是一個使它們的權力欲不斷得到滿足的機制，而對非西方民族來說，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則是一個使其每時每刻都在蒙受屈辱的機制；越是熱愛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就對這種屈辱感受得越深刻。強烈的自信和不可抑制的熱情幫助基督教民族擴張勢力和影響，在世界的范圍確立了西方的統治；而當這種自信和熱情發展到利用近代國際關系體系肆無忌憚地觸犯其它民族的文化禁忌，傷害這些民族歷史地形成的民族感情的時候，事物的發展就走到了它的反面--西方世界的文化滲透激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首先作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仇恨發展起來的近代民族主義成為一面最有感召力的旗幟；被壓迫民族的反抗斗爭風起云涌，不斷沖擊著以基督教民族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近代國際關系體系。

作為世界范圍民族主義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義和團運動為我們提供了一樁在國際關系中由文化和哲學的對立引發國際沖突的典型個案。本文將分四個部分探討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和義和團運動之間的聯系，以及義和團運動對我們建立一個健康的國際秩序有什么啟示。

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源於三十年戰爭之后正式形成的西方國家關系體系。十五世紀末之后，歐洲各主要國家開始進入絕對主義時代。絕對君主制（注四）代替了等級君主制（注五），權力從分散的貴族那里集中到專制君主的手中，松散的多元的早期國家逐步演變為中央集權的近代民族國家。各國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動給國際政治注入了全新的內容：曾經盛極一時的封建領主的私人外交隨著封建主的沒落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民族國家開始作為新型的外交主體登上了權力斗爭的舞臺。倫敦、巴黎、華沙、馬德里、維也納、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取代了中世紀星羅棋布的采邑成為歐洲的權力中心。圍繞著領土和權力，新興的民族國家展開了縱橫捭闔的外交活動和軍事斗爭，力圖最大限度地攫取國家利益。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將幾乎所有的歐洲強國都裹挾進去。戰爭的殘酷性和持久性使各國的君主普遍意識到只有確立一個包括共同利益、規則和單一價值觀的國家關系體系，才能阻止各自的利益持續受到損害。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里亞條約》（TheTreatyofWestphalia）重新劃分各國領土和德國各諸侯的領地，將武力作出的裁決以多邊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三十年戰爭是西方國家關系體系的催生婆，在戰爭的瓦礫堆上，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開始出現。根據美國國際政治學者弗雷德里克·舒曼的研究，西方國家關系體系主要包括：

1．相互承認擁有國家主權的國家。

2．以國際法的原則處理相互關系。

3．根據[勢力均衡]的政策謀求本國生存的國際社會是通過基督教結合起來的。（注六）

這一關系體的內容是由中世紀末期以來歐洲的政治現實--幾個勢力均衡的力量中心長期對峙；共同利益要求一個包容所有國家的集體安全體制以避免永無止盡的國際沖突；而相同或近似的文化背景使得它們在尋求一定程度的政治聯合時可以找到共同的語言--所決定的。西方國家關系體系形成之時也正是近代資本主義在歐洲蓬勃興起，科學技術和工商業的結合使得生產力以幾何級數迅速增長的年代。不可遏止的工業增長和科技進步賦予西方國家關系體系以無限擴張的可能性。可以說，這一體系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注定要向外擴張，形成全球性的近代國際關系體系。近代國際關系體系不是西方國家關系體系這一調整各平權主體關系的道德規范體系在世界范圍的簡單的復制，而是一個維護西方國家對世界統治的不折不扣的法律秩序。在這一秩序里，西方國家集團是立法者和審判者，源於西方哲學和價值觀的國際法和國際習慣是法律條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呼喚出來的巨大的生產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強大的軍事力量是保證法律實施的強制力。[眾神之王]用[閃電霹靂]確立了奧林匹斯山的秩序，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則用[堅船巨炮]確立了近代國際關系體系。這一進程始於西方國家關系體系開始向外擴張之時，在十九世紀后期瓜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狂潮中最后完成。這樣，歷史的際會就將宰治世界的權力第一次交給少數幾個國家；這些國家是人類歷史上最幼稚的國家，剛剛經過一場反對神權的人文主義運動的洗禮。在這浪潮的沖擊下，宗教的節制精神被擯棄；古代社會的禁忌傳統遭到徹底的破壞；禁錮千年的人欲從「所羅門銅瓶」（注七）中釋放出來，像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熱烈的歡呼。沒有節制的欲望是仇恨的種子。隨著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向全世界擴張，人類歷史開始進入一個充滿對立、沖突和動蕩的時代。

早在西方國家關系體系形成之前，舊大陸另一端的中國就出現了在一個強大的國家領導下的邦國部族關系體系――畿服制。畿服制讬始於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聯合體制。相傳「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遠近貢入賦棐」（注八）。「貢賦」這一象征著政治上臣屬關系的經濟義務的規定，標志著廣大地域內的部落已經聯結為圍繞著一個權力中心的政治共同體。紀元前十七--十一世紀的商代是信史時代的開端。留存下來的文獻資料和出土的甲骨文字表明，在那個文明的曙光剛剛照亮天際的時代就已經存在著一個比較成熟的邦國關系體系──「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注九）「外服」乃商的附屬國的領土，由封君管轄；「內服」即王畿，由商王的職官治理。殷墟出土的「受年卜辭」有「受中商年」（注一○）、「南土受年」（注一一）、「東受年、西方受年、北方受年」（注十二）的記錄，可與文獻相佐證。

商代末年，渭水流域的「小邦周」迅速崛起。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注一三），在邦國關系體系內部和商展開了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位。前十一世紀的武王革命結束商朝六百年的統治，實現了王朝嬗代。對時人來說，殷周交替不僅是一次驚心動魄的政治變故，而且也是一場觀念形態和社會心理的大震蕩--曾經不可一世的武力灰飛煙滅；古帝的血胤淪為下賤的奴隸（注一四）；偉大的邦國滅亡了，就像一片枯葉在瑟瑟秋風中隕落--歷史運動的「勢」無情地嘲弄了人間的力量和人類視為永恒的價值。親身經歷鼎革巨變的人們無不為命運的無常所震怖。他們相信一個國家的運祚是由人格化的「天」決定的；「天高聽卑」（注一五），根據世人的所作所為降下吉兇休咎；只有敬畏天命，始終謹慎地行使權力，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握自身的命運。繼承商朝政治遺產的周人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一六）的心態建設一個以「禮」為核心的邦國關系體系。周代（紀元前十一世紀至紀元前二五六年）的畿服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各級諸侯受封建國，拱衛王室，就像滿天的星斗圍繞著北極星作有規律的運行。畿服制是以和自然狀熊下的國家關系體系完全不同的原理運作的。在這里，國家行為的動因不是無魘地攫取利益的欲望，而是神秘莫測的主宰的畏懼；國際政治不是對國家權力進行精密運算的高等數學，而是尋求宇宙和諧的藝術。當追逐土地、財富、權力的欲念澄靜下來，對萬物主宰的敬畏籠罩人心的時候，天地間便呈現出和諧、肅穆、莊嚴的美。這種美源于人類對宇宙和人生的深邃的理解，具有超越時間的魅力。在人欲橫流的時代，它就像一盞明亮的燈，引導著在蠻荒的原野上迷失路途的游子回到自己的故鄉。

十四世紀后期明帝國（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建立之后，隨著理學運動和政治權力的結合，中國開始進入古代哲學全面復興的時期。體現這一哲學的畿服制也在亞洲大陸東部的廣大范圍內重新建立起來。明清時期（一三六八--一九一一）的畿服制主要分三個層次：

1．朝廷直接管轄的行省。

2．臣屬于中央政府的少數族自治政權。

3．和中國保持「朝貢」關系的附屬國。

作為東亞的主導國家，中國放棄了蒙古人的擴張主義政策，它把建設一個合乎古代圣賢政治理想的和諧的宇宙秩序視為最大的利益。困擾民生的普遍義務兵役制被廢除，火器制造技術在它的故鄉原地踏步--如果說人類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黃金時代」，那么，它就是從「善」和「力」遇到一起的時候開始的。在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擴張到東亞大陸之前，中國領導下的國際社會維持了近五百年的和平。和平的基礎不是「勢力均衡」，而是力量掌握在不熱衷于使用力量的人們的手中；唯其如此，這種和平才是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

在十九世紀前期的世界政治地圖上，畿服制的疆域隨著清帝國國力的衰退逐漸萎縮；而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正挾工業文明釋放出來的巨大的能量緩緩西來，前鋒直逼亞洲大陸東部。根植于人類對天人關系截然相反的認識的兩個世界秩序，注定要在時空的原野上發生激烈的碰撞。

二

一八四○年六月出現在澳門海面的懿律艦隊中斷了一個古老的民族連續的歷史發展，以此為起點開始了近代中國坎坷多舛的歷程。義和團運動不是發生在草原民族像蝗蟲一樣蹂躪中原的時候，也不是發生在海上的倭寇像狂飆一樣襲擾沿海的時候，而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的一起典型的「近代事件」。

「近代」在這里并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時間概念，它還表示發端于中世紀末期的亞平寧半島的一股勢力在其緩慢的但確定不移的擴張過程中、在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打下的烙印。這股勢力就是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后逐步統治世界的「近代文明」。作為一個對古代世界崇拜外在力量的宗教反動的宗教體系，它信奉這樣的教義：人是宇宙萬物的主宰；人類的欲望是神圣的「最高存在」，只有不斷地滿足欲望，靈魂才能得到拯救；理性是衡量事物的唯一尺度，「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辯護或充棄存在的權利。」（注一七）正如對上帝的崇拜開創了中世紀，對人的自身的崇拜也開創了人類歷史的一個嶄新的時代--「近代」。「近代」是和謙卑、儉藥、誠篤、虔敬這些美好的德行格格不入的時代。在「理性」這面旗幟的指引下，人類不僅向養育自己幾百萬年的大自然發動了一場十字軍遠征，而且還將討伐的鋒芒指向它的同群。

當維護中世紀歐洲國家關系的基督教信念在懷疑主義思潮的沖擊下逐漸幻滅的時候，舊世界也就無可挽回地走向分崩離析。從「卡諾落晉見」（注一八）到「阿維農之囚」（注一九），梵蒂岡在失去精神世界的權力的同時也喪失了它在塵世的權力；曾幾何時，那些匍匐在教皇的權杖下的國家已經成為歐洲的真正的主宰。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圍繞著權力運轉的機制。納入這一體系的國家就像見到了紅布的斗牛一樣瘋狂地追逐著「國家權力」。不信「業報」，也不信「末日審判」，新世界完全泯滅了良知和道義感。對它來說，權力就意味著可以隨心所欲地掠奪財富，就意味著可以毫無顧忌地將意志強加他人以獲得邪惡的滿足。這是一個由恐懼心、羞恥心、艷羨心、競爭心等情感叢集而成的強磁場，一個民族的靈魂一旦「吸附」其中，它就永遠喪失了選擇自己命運的自由。和歷史上游牧民族簡單粗糙的「野蠻」相比，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所體現的「文明」代表了我們這顆藍色的星球上自有生命以來出現過的最復雜最高級的「野蠻形態」。「文明世界」將自然界這所巨大的角斗場的競賽規則發揮到了可以稱為完美的極致；而在這些規則背后的，又是一個將所有宗教的魔鬼在萬神殿的神龕里面供奉起來的宗教。

在十七世紀后半期以及整個十八世紀，當黑暗隨著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擴張的腳步吞噬著新舊大陸廣袤的土地的時候，偉大的「天朝」在世界的東方正煥發出人類文明的燦燦的光芒。中國周邊的民族懷著仰慕之心將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擬為「天朝」，不僅因為中國的力量，而且還因為它的以「禮」為核心的優雅的文化傳統。「禮」是一種代價，可以理解為人為了主宰自己的命運作出的必要的犧牲。在「禮」的背后隱藏著人類對「必然」的恐懼和對「自由」的熱望。從邈古洪荒不可窮詰的歲月以來，人類就在自然界殘酷的生存競爭中和其它的物種一起旋生旋滅，將自己的命運托付給冥冥的上蒼，直到這么一天，當它意識到需要約束其自然屬性，并且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時候，人才真正脫離了動物界，作為完全意義上的人在大地上站起來。古代的中國人將「禮」視為文明和野蠻的分野。「諸夏」之所以為「諸夏」，不是因為種族和血統的高貴，而是因為它經過「禮」的熏陶；而「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注二○）「夷狄」不論擁有多么強大的力量，在本質上和禽獸并沒有什么區別。自從前十一世紀周公制訂了包括畿服制在內的「周禮」之后，中國人就將「禮」的文化作為自己永久的精神家園。當腐朽沒落的人本主義思潮和「黑死病」一起在歐洲肆虐的時候，以人類的自身完善為宗旨的偉大的理學運動正風靡整個東亞大陸。這是一次由儒家學派的矩子和明清兩代賢明的政治家同領導的人類靈魂的革命，就像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在幾代人的時間內締造了當時世界上最文明的社會。前近代中國將重新發明的古典哲學看作滋養生命的五谷；儒家學派經典的研究蔚然成風；綰黃紆紫的「圣人之徙」是整個社會的良師，他們孜孜不倦地教育人民區分善惡。

中土不聞「天演」之說久矣，「為國以禮」的思想已經作為全社會的共識而深入人心。在清代有關歷史上的民族沖突的大量的通俗小說、戲曲、彈詞（注二一）、子弟書（注二二）中，中國是和詭詐暴戾的蠻族相對立的「禮義」的化身，它的勝利通常被公式化地表現為接受蠻夷君長逞遞的「降書順表」的道義上的勝利。信念可以造成人類想像力的障凝：就像二十世紀的公眾不能設想離開欲念我們這顆星球還能照常運轉一樣，中古時代末葉的中國人也很難想像一個沒有「禮義」的世界。

一七九三年九月，由馬戛爾尼爵士率領的龐大的英國使團經過將近一年的旅行前來避暑山莊萬樹園「覲見天顏」。他們不僅帶來了天文地理儀器、樂器、鐘表、車輛、軍器、船式等「英國文明的成果」，而且還帶來了由中國自己體面地向日益迫近的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打開大門的一個機會。萬樹園的主人非常禮貌地招待了來自遠方的賓客。但卻帶著滲透到每一個毛孔的驕傲將這個機會像塵埃一樣輕輕地抹去。當一個人知道自己正看護著從周公孔子那里薪傳不絕的文明的火種、而這火種燎原之后會為廣漠的宇宙帶來光明和溫暖的時候，他的驕傲是可想而知的。乾隆大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是「哲王」，其答復也就是一個有著四千多年悠久歷史的民族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作出的答覆。當這個度盡劫波的民族在十四世紀后期終於找到自己的歸宿的時候，它就知道了什么是真正可貴的價值，而什么祗不過是歷史的長河中漂浮著的泡沫。

文明常與孱弱結伴，就像野蠻往往與力量搭擋，這是人類的一個宿命的悲哀。鴉片戰爭之后，被不列顛的炮艦強行納入近代國際關系體系的中國，突然發現它面對著自兩晉南北朝（二六五――五八九年）和金元（一一一五--一三六八年）以來又一輪「胡化運動」的沖擊。如果說「文明世界」在處理人類的種群內部關系方面與其「前驅」相比取得了什么顯著的「進步」的話，那就是野蠻民族「恢復宇宙本性的自由」（注二三）的沖動在西方人那里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為一個無限地催發欲望的信念體系。新時代的「世界征服者」已經不再滿足於僅僅征服遼闊的土地，他們還要征服無論是阿提拉大帝還是成吉思汗都無力染指的世界--人類的心靈。在近代歷史這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進程中，近五百年來沐浴著人類文明的中國人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深切地感受到近代國際關系體系的令人窒息的「動物文明」。「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樣離奇的悲劇題材」（注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