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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在日本文學教學中采用的是狹義上的比較文學的概念。總體來看,無論是贊同“平行研究”的美國學派,還是贊同“影響研究”的歐洲學派,還是新興的贊同“闡發研究”的中國學派,都具有跨文化、跨民族、跨語言的特性;同時,隨著科學技術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各民族之間的文化與文學也相互碰撞、相互影響,從而形成了多元共存、相互對話、相互闡釋的新格局,這就形成了比較文學的開放性。也正是由于這些特性,比較文學能夠拓寬文學研究的視野,提高人們對文學的認識和理解。我們把“比較”這一方法引入到日本文學教學中,目的就是要培養學生“比較視閾”的思維習慣,開拓學生思考問題的視野。文學教育的本質是文化教育,利用“比較”這一方法能夠使學生的知識從單一走向多元,反思傳統看法,探析作品的真意,同時又能使學生用“他者”的眼光審視自我,知曉文化差異,對“他文化”多一份包容與理解,得到較為全面的發展,這與“素質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
比較文學應用于日本文學教學的可能性及必要性
日本近代以來經濟和社會飛速發展,而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兩者的發展軌跡驚人的相似。日語教師應注意到這一點,把文學教學放到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下,并引入比較文學這一方法,把中國文學引入到日本文學的教學中,通過聯系兩國的歷史和文化,引導學生對中日社會進行對比,這樣能夠使學生更深刻地理解日本文學,同時也反思中國文學,更好地培養學生的文學興趣,提高其文學鑒賞能力。傳統的日本文學教學一般以介紹作家作品為主,教師只要熟悉作家經歷和作品情節,再加上分析人物、總結作品特色,就能把文學課上得生動有趣。這種模式的教學雖然受到一部分學生的歡迎,但是卻把作家作品屏蔽在某一時空中進行孤立地解析,無法建立新的思考角度,無法培養學生的開放意識,也無法給學生提供一個熟悉的參照物來了解日本文學和日本社會文化,更無法引導學生反思中國的文學文化和社會。若將比較文學作為一種方法論,將中日文學作為比較文學理論的素材,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雙贏的格局,使傳統的教學模式從平面上升為立體與宏觀的層面。學習日本文學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比較鑒賞的過程,中國文學文化始終是我們潛在的參照系,學習日本文學的作用之一就是正確認識我們自身的文學文化特點,這有利于提高教學質量,有利于培養創新型與復合型人才。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文學是語言的高級形式。很多教師已經對文學教學中比較文學理方法的應用進行了研究,在課堂上,只要教師善于引導,就很容易喚起學生自覺比較的意識。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日本“私小說”作家佐藤春夫以艷美清朗的詩歌和倦怠憂郁的小說知名,活躍于大正和昭和時期的文壇。在向學生介紹佐藤春夫時可以引入學生在中學語文課本中已學過的中國作家郁達夫,引導學生思考深受其影響的郁達夫的憂郁氣質和“自我敘述”式的創作方式,進而引導學生思考佐藤春夫的創作方法,同時還可點出郁達夫對佐藤春夫有選擇地借鑒學習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意義。這樣的引導其實就是比較研究中影響比較方法的一些運用。
再比如,我們講解日本當代女作家柳美里時,便可引進中國當代女性作家池莉作為參照。教師可以以這兩位女作家的同名作《口紅》為例,通過平行比較方法指出柳美里和池莉都在作品中揭示了傳統家庭觀與女性自我意識間的尖銳矛盾。但是柳美里打破了傳統的家庭觀念,不以血緣、婚姻關系組建家庭;而池莉緊緊地圍繞血緣上的家庭來尋找和構建自己的精神家園。這種相似與差異與中日兩國近現代相似的發展曲線和由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導致的不同的價值觀念密不可分。把日本文學的教學當作語言教學的延伸是遠遠不夠的,日語只是了解日本文學文化的一個媒介,教師應該通過文學教學來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教師在教學活動中不必系統講述比較文學理論,而應有效地整合比較研究方法,并隨機地進行比較教學,從而培養學生的“比較視閾”。
作者:馬曉光單位:黑龍江大學東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