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我國鄉村文化政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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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鄉村文化建設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引領這條主線下，體現出從政治認同到文化自信的全面促進、從外源驅動到內生動力的深層激發、從一元主導到多元參與的廣泛動員，反映出黨對鄉村文化價值規律的認識更加科學、全面、系統。未來的政策設計要進一步回歸鄉村文化本位，縮小外部規劃與村民自主之間的張力，有效拓展政策意圖與群眾訴求的交集。

關鍵詞：中央一號文件；鄉村文化政策；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推動鄉村文化繁榮發展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題中之義，并貫穿于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過程。鄉村文化政策作為黨和國家的文化政策、“三農”政策在鄉村領域的融合，與國家發展戰略和“三農”工作方針具有內在邏輯的一致性、目標任務的統一性，體現了黨和國家在不同時期對鄉村文化建設的關注重點和制度安排。

一、問題的提出

中央一號文件（以下簡稱“一號文件”）是黨和國家對“三農”工作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對一號文件中有關鄉村文化政策的系統梳理，有助于從整體性視角更加全面地理解不同時期鄉村文化建設的邏輯與動力，對于新時代全面推進鄉村文化振興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明確了鄉村的定義，鄉村是城市建成區以外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和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綜合體，包括鄉鎮和村莊等［1］。這就是說，從地域上講，鄉村是相對城市而言的、在城市建成區以外的區域；從屬性而言，鄉村是一個人類聚居的，具有自然、社會和經濟特征，生產、生活、生態和文化功能的綜合體；從行政區劃來講，鄉村包括了鄉鎮和村莊。“鄉村”并不等同于“農村”，從字面分析，農村側重于農業產業，強調該地域主要從事農業生產；鄉村突破了產業局限，側重于區位條件，強調該地域位于城市以外，是一個聚合了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生態功能等多種功能和多重屬性的綜合概念。以鄉土社會為依托、以農業經濟為根基的鄉村文化，因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建設改革發展，又具備了不同于傳統鄉土文化的意涵。鄉村文化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脈、是鄉土社會延續的核心，也是理解鄉村的重要切口。本文所述鄉村文化，包含了賡續農耕文明的傳統民間鄉土文化、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近年來，學術界圍繞鄉村文化政策進行了多維度的研究。徐勇探討了政策對鄉土社會的整合，認為中國共產黨通過“政策下鄉”對高度分散的鄉土社會進行政策整合，農民由此成為接受政策所支配的政策對象［2］。劉彥武從文件政治視角在一號文件中探尋鄉村文化政策的精神實質，展望未來政策趨勢［3］。陳敘探討了鄉村文化建設過程中國家力量與鄉村社會的互動和調適，提出鄉村社會變遷要求文化建設機制不斷調整［4］。李山認為，我國農村文化政策不斷回應現實的政治治理、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的歷史訴求，形成了“政治話語”“經濟、市場話語”“社會話語”的文本敘事和演變脈絡［5］。楊在軍、楊吉華、徐秦法等在文件解讀、實地調研的基礎上，從不同角度探討了鄉村文化建設的路徑，但沒有關注其政策依賴，對鄉村文化政策與時展內在關聯的研究還缺乏系統性。本文通過提取歷年一號文件的“文化”因子，試圖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對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的鄉村文化政策進行系統梳理，探討不同時期鄉村文化的政策要義和政策意圖，廓清改革開放以來鄉村文化政策的演進邏輯，進一步厘清鄉村文化建設的角色定位和價值旨歸。

二、一號文件中鄉村文化政策的要義梳理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先后出臺了“三農”主題的一號文件23個，主要分布于兩個階段：一是改革開放初期的1982—1986年，連續5年；二是21世紀以來的2004年至今，已經連續18年。在一號文件的主導下，我國農村改革步伐堅實有力，城鄉融合、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循序漸進、高潮迭起。上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經歷了深刻變革，社會流動加快、社會分化加劇、社會價值變遷加速，鄉村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劇烈變化，鄉村文化受到強烈沖擊。從一號文件中梳理鄉村文化政策的邏輯脈絡，既能為新時代鄉村文化建設提供歷史啟示，更能為鄉村全面振興的文化動力構建提供實踐思考。

（一）改革開放初期的鄉村文化政策：政治認同基礎上的鄉村社會凝聚我國的改革從農村起步。改革開放初期，以為標志的集體經濟解體，農民生活呈現出“原子化”狀態，農村社會變革必然引發農民思想觀念變化，農民持續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改造的對象。在黨中央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連續5個一號文件對鄉村文化建設的表述，側重于強調文化的教育功能，凸顯思想政治教育對農村改革發展的保障作用。通過詞頻分析得出，在20世紀80年代連續5個一號文件中，“文化”出現11次、“文明”出現14次、“教育”多達43次，對農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強調幾乎年年提及。這一時期，鄉村文化建設的內容基本上涵蓋了以意識形態塑造為取向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掃盲為追求的識字教育、以現代技術使用為目標的農技推廣［6］。1982年一號文件提到“教育”14次、“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各2次，明確要求在農村深入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政策教育。1983年一號文件談農村經濟政策的相關問題，全文提到“教育”13次、“思想政治工作”4次，明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可代替，強調思想政治工作是農村各項改革健康發展的保證，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滲透到改革生產活動中去。1984年一號文件提到“教育”11次、“思想政治工作”2次，首次提出按照農民需要提供服務，與農民共同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明確指出，“黨在農村的政策越放寬，商品經濟越發展，就越需要加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7］。1985年一號文件提到“教育”的次數減少，主要側重于農村干部的教育，但充分肯定了農村改革的基本經驗，提出“用歷史的經驗教育干部”［7］。同年11月，中央整黨工作委員會發出《關于農村整黨工作部署的通知》，首次明確提出“從嚴治黨”，要求正確認識黨在農村改革發展經濟的各項政策。1986年一號文件在部署當年農村工作時，強調了農村整黨的重要性，提出“通過整黨加強農村黨的建設，發揮基層黨組織在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戰斗堡壘作用。”［7］20世紀80年代，黨和國家的鄉村文化政策總體上側重于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和道德教化功能，著重以精神文明建設統攬文化建設。黨通過對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強化了農民的政治認同，增強了農民集體共識和農村社會凝聚力，促進了農村改革的順利推進，保證了農村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為全面改革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背景下的鄉村文化政策：在經濟發展與城鄉融合的拉動中持續探索1987年，黨中央經濟工作重心發生轉移，一號文件不再以“三農”為主要議題。此后18年間，黨中央雖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推進農村改革，但是城鄉差距急劇拉大，農村群眾的集體意識和信仰價值隨之變化，農村文化建設面臨突出困境。首先，隨著被“鄉政村治”取代，以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推行，集體經濟年展起來的傳統文藝組織逐步解散，農民群眾不再熱情地參與民間文化活動，農村文化活力急劇降低。其次，農村文化在城鄉博弈中失去了原有的價值認同。鄉村資源向城市急速流動，不可避免地導致農村凋敝衰敗。再次，城市文化生活隨著農民工的流動進入鄉村。隨著“民工潮”出現，大量中青年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直接參與現代化生產和城市文化消費，并把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帶回農村，這些方式被視為先進的、時髦的文化，成為農村群眾競相追逐的對象，以鄉土為紐帶的鄉村文化逐漸被覆蓋或被改造。在一系列綜合因素的推動下，2004年一號文件聚焦農民增收問題，此后連年鎖定“三農”主題，盡管每年的側重點有變化，但始終在農業農村現代化總基調的基礎上，在農民增收、農業發展、城鄉融合、鄉村振興等議題上切換，每年的文件既自成體系，又有機銜接，體現了“三農”政策的循序漸進。在2004—2012年連續9個一號文件中，“文化”出現58次，“教育”出現76次，頻次呈現出起伏變化，對于文化的關注較上一階段有了明顯變化。2004年一號文件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意圖，農村文化建設在農村社會事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凸顯。2005年一號文件首次從文化建設層面關照農村文化發展，明確提出完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開啟了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新階段。2006年一號文件圍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20字要求，明確了協調推進農村文化建設的內容，確立了農村文化政策的新取向。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賡即出臺，重申了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明確了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2007年一號文件圍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持續進行政策指導，對農業的文化傳承功能予以關切，同時對文化事業提出要求，“增加農村文化事業投入，加強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7］。2008年、2009年聚焦農民增收主題，探索城鄉一體化發展，對農村公共文化、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做出專項要求。2010年一號文件圍繞“統籌城鄉發展、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主題，對農村教育衛生文化事業發展水平提升予以關切［7］。2011年一號文件專門針對農村水利建設，對水情教育、在職教育作出強調。2012年一號文件提出振興發展農業教育，促進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這一時期，黨和國家推進農村文化建設的理念出現了重大調整。此前，農村文化建設的重點聚焦于精神文明建設，體現出鮮明的政治性；其后將文化建設作為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側重于文化惠民等方面的“文化福利”共享；而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提出，則是文化建設理念上的重大變化，致力于從保障城鄉公民基本文化權益的角度來推進鄉村文化建設。但是，盡管2005年以來連續幾個一號文件都對完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出了要求，但是一些地方的農村基層文化服務依然較為薄弱，鄉村文化建設在一個時期內仍然延續著為經濟搭臺的功能，沒有回歸鄉土文化本位，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鄉土文化的扭曲。

（三）新時代鄉村文化政策：作為鄉村振興戰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實踐深化隨著黨對“三農”問題的加倍關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實踐的深入推進，對鄉村文化建設的部署更加具體，對鄉土文化價值的認識更加系統，幾乎每年一號文件都強調了農村精神文明建設、農民文化素養、優秀傳統文化和民風民俗的重要性，提出要推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一體化、保障農村文化投入、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培育文明鄉風。2013年-2016年，一號文件持續聚焦農業農村現代化主題，持續強調農村文化投入保障和農村重大文化建設項目實施，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農村文化建設。2015年一號文件明確提出開發農業的文化教育價值。在已有基礎上，2016年一號文件要求全面加強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通過建立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發揮基層公共設施整體效應［8］。由此，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的關注重點過渡到公共文化設施聯動及其整體效應發揮上來。2017年一號文件聚焦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文化建設上，一方面提出農業文化旅游“三位一體”、三產融合，另一方面持續強調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精神文明建設。2018年一號文件《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鄉村”代替了“農村”的提法，突破了過去以“大農業”為主的產業局限，更加強調城市以外地域的全面發展。鄉村文化振興作為專章論述，從思想道德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公共文化建設和移風易俗四個層面作出頂層設計和總體布局，體現了國家對鄉村文化的政治性、經濟性和社會性等綜合效益的高度關注。鄉村振興戰略被視為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體現了時代進步，回應了群眾期盼。鄉村振興語境下的鄉村文化振興，一改過去偏重以經濟標準衡量鄉村價值的單向度指標，是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對鄉村文化價值的大力弘揚和積極踐行。2019年一號文件繼續強調發展特色農業與鄉村文旅，支持建設文化禮堂、文化廣場等公共文化空間。2020年一號文件提出鄉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范圍拓展與內容改善，對送文化下鄉、鄉村文化人才培養、鄉村文藝團體發展等提出明確要求。2021年一號文件要求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在文化方面提出深入挖掘、繼承創新優秀傳統鄉土文化，賦予中華農耕文明新的時代內涵［9］。總體而言，鄉村文化政策呈現出內容持續深化的趨勢，以“文化”和“教育”關鍵詞為例，歷年文件中出現的頻次有所波動，以2018年最為密集（見圖2），鄉村文化建設的邊界不斷融合，文化“軟實力”效應與鄉村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起來。

三、一號文件中鄉村文化政策的演進邏輯

從一號文件的梳理中可以看出，隨著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變化，鄉村文化政策的關注與響應呈現出相應的調適。鄉村文化建設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引領下，體現出從政治認同到文化自信的全面促進、從外源驅動到內生動力的深層激發、從一元主導到多元參與的廣泛動員這一邏輯進路，反映出黨對鄉村文化價值規律的認識更加科學、全面、系統。

（一）從政治認同到文化自信的全面促進改革開放初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代替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式，“鄉政村治”代替了，廣大農民回到相對自由離散的“原子化”狀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萎縮，公共文化活動銳減，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機會驟降，“1980年之后，村民日常生活的一個明顯改變，就是不再有政治運動或經常性群眾會議”［10］。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社會快速變革，農民物質生活逐步改善，但精神生活相對空虛，容易產生身份焦慮、心態浮躁、價值迷失等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上世紀80年代中央連續出臺的5個一號文件，對農民思想政治教育進行了反復強調、提出了明確要求，鄉村文化建設更多側重于文化“以文化人”的教育功能。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人們對文化的認知進一步拓展，訴求更加多樣，文化在意識形態屬性以外的經濟屬性得到關注。黨的十六大報告正式提出“文化產業”概念，黨中央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對于釋放文化的生產力起到了關鍵作用。文化的市場化快速起步，“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既凸顯了文化對經濟的反作用，也體現了一個時期內文化為經濟服務的理念。21世紀以來，面對城鄉公共文化發展的嚴重失衡、文化與教育脫嵌的嚴峻現實，黨對鄉村公共文化建設的關注力度空前，2004年以來連續多個一號文件反復強調農村公共文化投入保障、文化惠民、農村公共文化服務。2018年一號文件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主題，提出統籌推進農村五位一體建設，鄉村文化振興成為鄉村振興的“四梁八柱”。從一號文件的名稱來看，5個聚焦農村經濟和農民增收，分別是1983年、1985年、2004年、2008年、2009年，對鄉村文化的關注上，上世紀80年代強調思想政治教育，21世紀以來連年強調文化事業經費保障、文化惠民工程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5個聚焦農業、農村現代化，分別是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21年，在現代化的共同指向下，對于鄉村文化建設的關注，除了持續推進文化惠民和公共文化服務，還強調了文化在三產融合和鄉村治理中的價值作用、優秀傳統鄉土文化傳承發展和文化遺產遺跡保護等內容，鄉土文化傳承與文化的現代化協力推進路徑更加細化，鄉村文化自身價值作用更加凸顯。文化成為鄉村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指標，激發人們在鄉村生活并努力振興鄉村的意愿和動力［11］。在這一過程中，鄉村文化的作用從意識形態教育上升到鄉村振興戰略統籌的深刻演進和文化自信的全面促進，鄉村文化建設與鄉村社會建設呈現出互嵌融合的狀態。

（二）從外源驅動到內生動力的深層激發改革開放后，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背景下，鄉村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城鄉人口流動加快，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就業，對物質的追求成為重要關切，為集體場域考量的公共意識一度迅速下降。由于中青年勞動力的“離場”，留守村民對公共文化參與的熱情不高，鄉村的公共場域逐漸疏離，村民成為鄉村公共文化建設的“他者”。雖然鄉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導向是滿足群眾文化需求，但需求表達渠道是借助各級黨政部門的整體表達。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延續了計劃經濟時期的一些制度設計，對農民文化需求的收集、論證等環節存在客觀上有難度和主觀上有缺失，形成了農民的不想表達和不愿表達。鄉村文化建設在生產議程、形式、渠道等方面具有明顯的輸入色彩，最終導致鄉村文化供給與村民實際需求之間的錯位，村民參與公共文化活動的愿望進一步減弱，鄉村文化建設因村民主體缺失而效能有限。以“送文化下鄉”的制度安排為例，肇始于1997年的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開啟了為農民送書、送電影、送科技文化衛生知識的活動，建立起以城帶鄉的文化聯動機制。不可否認，“送文化下鄉”對豐富農民精神文化生活、改善農村社會風氣、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送文化下鄉”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城市文化精英的“一廂情愿”，城市工業文明與農村鄉土文明連接不暢，難以促成城鄉主體的“兩情相悅”。2012年以來，一號文件連年對鄉村文化基礎設施與投入保障予以關注，但是對于鄉土文化自身價值的關照較少，直到2015年，一號文件在以往基礎上提出農業多種功能開發中的鄉村文化價值挖掘。2016年一號文件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農村主體論，明確把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增進農民福祉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由此，鄉村文化建設對農民的文化主體性關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過去的“送文化”演變為充分激發農民主觀能動性、激活鄉土文化因子的“種文化”“育文化”，浙江農民文化禮堂、四川丹棱民間眾籌文化院壩等地方實踐如火如荼。鄉村文化建設以民為主、為民所用，公共文化活動日漸活躍，農民對鄉村本土文化的認同感提高，鄉村文化的歸屬感增強，越來越多的農民主動參與鄉村文化建設，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文化支撐愈加堅實。

（三）從一元主導到多元參與的廣泛動員鄉村文化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文化。改革開放之初，地方黨委政府在鄉村文化建設上具有較強的話語權，主導作用突出，主體力量甚微。一邊是快速變遷的鄉村社會，一邊是以任務為導向的文化生產模式、以單向輸入為主的文化供給方式，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剝離，農村群眾的文化需求難以有效得到滿足。雖然1984年一號文件提及農村建設中的農民需求，但城鄉二元體制嚴重壓抑了農民在鄉村社會的文化需求，限制了農民的基本文化權益。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的互聯互動進入政策視野，鄉村文化建設趨于強調核心與多樣、政府與市場等共生發展。2005年一號文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農村文化建設。此后，一系列具體文化政策陸續出臺。2015年一號文件提出創新鄉賢文化，此后多次述及鄉賢作用。鄉賢文化將見賢思齊、崇德向善等優秀傳統文化特征與融入時代要求的文明鄉風、鄉村自治等要素聯結起來，成為鄉村振興進程中的重要元素。2020年一號文件明確提出鄉村文化人才培養工程，不僅支持鄉土文藝組織建設，還要扶持民間藝人收徒傳藝。2021年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將優秀傳統鄉土文化的保護傳承與開發利用結合起來。鄉村文化建設正在實現從鄉村社會內部邏輯重建鄉村文化秩序與村民生活方式的實踐轉向，通過基層黨委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和鄉村群眾等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在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的交往互動中深化對鄉村文化的價值認同和思想共鳴。

四、一號文件中鄉村文化政策演進的啟示

鄉村文化是在鄉村自然人文環境和經濟基礎上、在村民生產生活行為中積累形成的物質文化、精神意識、制度規約的總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就高度重視鄉村文化建設，不同階段的推進路徑形成了鄉村文化內在價值的邏輯延展和文化責任使命的自覺實踐。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23個一號文件的全面梳理，聯系不同時代背景，探究鄉村文化政策變遷的內在邏輯，對于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的全面推進具有較好啟示。

（一）思想政治引領是鄉村文化建設的內在主線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承擔了諸多意識形態功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文化軟實力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鄉村文化建設始終強調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側重于思想上的“正本清源”、精神上的“補鈣壯骨”。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意識形態教育始終是鄉村文化建設的價值追求，思想政治引領是鄉村文化建設的內在主線，是不同時期文化政策演進的邏輯支點，這是我國文化政策的優良傳統與成功經驗，構筑起不同時期推動鄉村文化繁榮發展的重要保障。

（二）鄉村文化功能在鄉村建設進程中不斷擴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文化建設主要聚焦于意識形態教育、思想道德建設、優秀鄉土文化傳承和公共文化建設等內容，在鄉村主流價值構建、鄉村文化自信培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現代文化融合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通過梳理一號文件，可以看出：對鄉村文化的功能認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得以不斷豐富深化，并帶有明確的指向。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到2006年以來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旨在推進鄉村主流價值建設，引導村民形成積極、健康、向上的思想取向與道德共識；21世紀以來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旨在回應農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農民基本文化權益，為鄉村文化發展搭建平臺；一以貫之的科學文化教育，旨在提升農民群眾文化素養，為鄉村建設發展提供人才支撐；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則致力于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進一步保護鄉村文化的傳統基因，彰顯鄉土文化價值，夯實農耕文明底蘊，增強農民文化自信。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視野下的鄉村文化建設，更是對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積極回應，不再局限于思想教化、秩序構建和行為規范，而是注重守住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以文化托起高質量生活追求的意涵，構筑文化自信的厚實底蘊。

（三）鄉村文化建設助力鄉村振興戰略走深走實鄉村文化建設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的作用更加凸顯。從經濟維度看，隨著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向前邁進，群眾美好生活需要更加多元，鄉村文化作為鄉村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等多方面的聚合，已經具備了轉換為現實生產力的主客觀條件，文化成為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內在力量。從政治維度看，鄉村文化仿佛無形之手，在鄉村治理中指引村民形成正確的行為規范，不斷釋放能動作用。從思想維度來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持久浸潤，使鄉村群眾能主動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蝕，正確應對各種錯誤思潮的挑戰，以更為隱性的方式強化了政治認同。從社會維度看，堅守中華傳統文化的根脈，促成了鄉土文化的價值回歸，推動鄉村文化自信重建，進而吸引人才回流。從生態文明維度來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等思想，為鄉村生態建設提供了哲學啟迪。文化是國家和民族的靈魂。鄉村文化是一個地域的精神基因，是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是一個群體意識和行為方式的歷史積淀，鄉村文化建設是一項久久為功的系統工程，推進鄉村文化振興既是新時代鄉村振興的重要命題，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鄉村建設的不變主題。未來的鄉村文化建設，尤其要跳出城市文化精英對鄉村的虛假想象，回歸鄉村文化本位，關注鄉村文化自身的豐富意涵和多元價值，在政策設計上進一步縮小外部規劃與村民自主之間的張力，有效拓展政策意圖與群眾訴求的交集，更好地對接村民精神文化需求，引導村民文化生活，提升鄉村文化向心力，堅定鄉村文化自信，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豐厚的道德滋養、堅實的底蘊支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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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曉蘭  單位：中共四川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