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是市場社會主義者嗎 當前西方學術界市場社會主義辯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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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5961（2000）04—0023—07

馬克思是市場社會主義者嗎？鑒于馬克思對市場的批判和對計劃的推崇眾所周知，不少人難免會對此嗤之以鼻。然而事實上這個問題不是外行隨便提出來的，而是當前西方學術界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辯論中的一個嚴肅話題。由于蘇東計劃社會主義的失敗向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提出了挑戰，當前西方學術界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辯論已越出了經濟學界和西方主流學術范式。一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政治學家也開始進行反思，試圖重新詮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使其適應變化了的現實。因此，在西方社會主義者內部，也展開了一場使用馬克思主義學術范式的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論戰。1995年4月，在紐約召開的社會主義學者大會上，有兩位美國學者圍繞馬克思是否市場社會主義者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一位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哲學系教授詹姆斯·勞勒，另一位是紐約大學政治系教授伯特爾·奧爾曼。會議的論文集《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內部的辯論》收集了兩位學者的論文及他們相互進行的批評與反批評。

一

勞勒是市場社會主義的支持者。他的文章題為《作為市場社會主義者的馬克思》，明確提出馬克思是市場社會主義者。

其實，早在1993年，美國加州大學圣迭哥分校的哲學教授斯坦利·摩爾在其《馬克思與市場》一書中就指出，馬克思曾經主張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搞市場社會主義。摩爾立論的依據是《共產黨宣言》。根據《宣言》的論述，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綱領包括剝奪地產、征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集中信貸與運輸業于國家之手等措施。實施這些措施的最終結果是形成市場與計劃相結合的社會主義經濟。摩爾強調，“這種將市場與計劃結合起來的無階級經濟現在被稱為市場社會主義”。但他聲稱馬克思后來在《哥達綱領批判》和《資本論》中放棄了《宣言》中的市場社會主義綱領。（注：StanleyMoore,MarxVersusMarket(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Press1993),pp.66—68.）勞勒的不同之處在于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來重新詮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構思出一整套復雜精致的論據，試圖證明馬克思是始終如一的市場社會主義者。

勞勒不同意對《宣言》所作的傳統的計劃社會主義式的詮釋。誠然，《宣言》提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但仔細研究就會發現：生產工具集中于國家之手是“一步一步地”進行的；對所有權的強制性干涉只是在“初期”才有必要；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綱領在資產階級生產的條件下實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這意味著在革命后初期采取必要的強制性政治措施后，社會將經歷無產階級生產條件逐漸發展和資產階級生產條件逐漸消亡的長期演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已經不是政治權力，而是經濟邏輯。據此，勞勒得出了與摩爾同樣的結論：過渡綱領將開創一個“市場社會主義”社會。至于《宣言》提到無產階級“用強制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勞勒的解釋是：《宣言》所說的“強制力”有“直接”與“間接”之分，在最初對經濟直接進行強制性干涉后，必須尊重經濟關系的邏輯，只能用間接強制力。（注：伯特爾·奧爾曼主編：《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內部的辯論》，紐約1998年版第24、26、27頁。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93—294頁。）

勞勒特別強調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出的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綱領性措施，認為它們回答了在初期的強制性干涉后無產階級國家如何獲取其余的私有企業的問題。第二條措施是：“一部分用國家工業競爭的辦法，一部分直接用紙幣贖買的辦法，逐步剝奪土地所有者、工廠主、鐵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財產。”這意味著對經濟邏輯和市場規則的尊重。第四條措施至關重要：“在國家農場、工廠和作坊中組織勞動或者讓無產者就業，這樣就會消除工人之間的競爭，并迫使還存在的廠主支付同國家一樣高的工資。”勞勒認為，這一條表明了共產主義綱領與社會民主主義綱領的區別。無產階級政府的近期任務不是消除競爭本身，而是消除資本剝削勞動的關鍵——工人在勞動力價格上的競爭。換句話說，應該消滅的不是一切市場，而是勞動力市場。但為什么要實行國有制而不立刻讓工人共同管理生產呢？勞勒指出，根據《原理》的論述，革命后立刻實行共同管理生產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并不在于無產階級國家沒有掌握奪取資產階級所有財產的權力，或缺乏實行中央計劃的干部，而是在于直接生產者無產階級自身尚不具備所要求的文化素質和技能。（注：伯特爾·奧爾曼主編：《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內部的辯論》，紐約1998年版第31、32頁。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39—243頁。）勞勒從恩格斯的論述中得出兩個重要結論：第一，共同管理的含義是由社會大眾進行管理，不是由少數專家組成的機構實行中央計劃；第二，資本主義以后的社會分為兩個階段，即社會主義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共存的市場經濟階段和工人自己共同管理經濟的階段。

勞勒認為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并未放棄《宣言》中的市場社會主義綱領，相反，其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后社會性質的論點可以從《資本論》中找到理論依據。勞勒強調馬克思的“辯證社會主義”的觀點——新社會是在舊社會中并通過舊社會產生的。他認為，《資本論》并未將資本主義等同于市場生產，資本主義只是市場生產歷史上的一個特殊階段。在勞勒看來，“人的勞動力的商品化或市場化才構成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但勞動力的商品化導致勞動條件的惡化，引起工人運動和知識分子的抗議。結果，工廠法規定十小時工作日并限制童工。馬克思將英國工廠法稱為“社會對其生產過程自發形成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劃的反作用”。（注：伯特爾·奧爾曼主編：《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內部的辯論》，紐約1998年版第35頁。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527頁。）工廠法代表了整個社會對勞動力市場運作的有意識的限制。與自由主義的市場改革不同，社會主義革命是市場演進過程中完全消滅勞動力市場的階段。《資本論》揭示出，這個階段不是烏托邦主義者的臆造，它本身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現實產物。

勞勒指出，他對《資本論》的這種詮釋得到馬克思在19世紀60、70年表的言論的支持。在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馬克思將英國工廠法和合作工廠運動稱為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兩個重大的勝利。他指出，“要解放勞動群眾，合作勞動必須在全國范圍內發展。”（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606頁。）勞勒斷言，1848—1864年間，馬克思、恩格斯修改了他們關于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戰略的概念：他們不再提倡將國有制作為從舊社會向新社會過渡的主要形式，而是將工人合作制視為最有前途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將工人合作運動的出現視為新社會的起點。1871年，馬克思在論述巴黎公社時甚至直截了當地將全國范圍的工人合作制稱為“‘可能的’共產主義”。勞勒認為，公社超越了《宣言》，它實行的不是《宣言》中的國家市場社會主義，而是限制國家權力的合作市場社會主義。

摩爾確信馬克思后期放棄了市場社會主義綱領的主要依據是《哥達綱領批判》。勞勒不以為然。確實，馬克思在該文中稱：“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但這段話指的是革命后社會的第二階段，即工人共同管理生產的階段，它與此前存在一個市場社會主義階段并不矛盾。緊接著，馬克思重申了他的辯證社會主義的概念：“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303、304頁。）很難設想，馬克思會違背上述概念，主張工人革命政府在一夜之間奪取所有生產工具，不依賴市場交換而直接生產。勞勒認為，許多人誤解了《哥達綱領批判》中那段關于過渡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著名論述。他指出，這段話有兩層意思：第一，存在一個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革命轉變時期；第二，這個過渡時期包括兩方面——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力及與之相對應的社會經濟過程。在革命轉變時期確實需要從政治上保障已經在舊社會內部發展的新社會的萌芽茁壯成長，但根據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觀，無產階級的國家權力不能“創造”一個新社會，不能“憑一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現成的烏托邦”，而只能“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60頁。）

最后，勞勒論述了無產階級革命后社會發展分期問題和共產主義社會整個辯證發展的歷史進程問題。在《宣言》和《原理》中，革命后的社會分為兩個時期，即過渡時期與共產主義時期。但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實際上預言革命后社會可分為三個時期：過渡時期與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工作仍然是謀生的手段，這一階段還未達到《宣言》中的共產主義階段。它似乎在《宣言》描述的過渡時期之內，但在《原理》描述的過渡時期之外，后者在實現生產的共同管理時結束。階級消滅時實行社會共同管理的技術條件和主觀條件可能尚未成熟，因此，似乎有理由推斷，從資本主義所有制基本消失到生產的共同管理取代市場生產之前，可能存在一個“純粹的市場社會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合作企業占主導地位，但市場生產仍然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這樣，共產主義整個辯證發展的歷史進程一共有六個關鍵時期。1.工廠法播下了新社會的種子。2.工人合作企業是新社會的最初萌芽。3.革命后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至資本主義所有制消滅時結束。4.“純粹市場社會主義時期”，5.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此時合作生產已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實現，但它在各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事實上的交換制度仍然存在，某種“市場”仍然起著調節生產的作用。6.完全成熟的共產主義階段，此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社會自由發展的基礎。

二

奧爾曼是市場社會主義的反對者，他的文章題為《資本主義社會與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中市場的蒙蔽作用》。奧爾曼立論的基礎是所謂市場的“蒙蔽作用”（mystification）這個概念。蒙蔽作用是指隱瞞、歪曲、假象、混淆與謊言所造成的廣泛的誤解。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是缺乏透明度，主要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市場使人們形成一整套信念和思維方式，這套信念和思維方式一方面促使交換順利進行，另一方面也給人以自由感，模糊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認識，起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的意識形態的辯護機制的作用。奧爾曼批評市場社會主義保留市場及其必然產生的蒙蔽作用，確保了資本主義的大多數弊端繼續存在，不但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且阻礙目前的社會向真正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發展。

奧爾曼認為勞勒等人試圖將馬克思描繪成市場社會主義者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明確告誡，合作企業使合作勞動者成為“他們自己的資本家”，工人合作組織“再生產出并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20頁。）他只不過將工人合作社視為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若干趨勢之一，并對拉薩爾鼓吹的國家資助工人合作社的計劃持嚴厲的批判態度。因此，盡管馬克思看到工人合作社的進步因素，但他不相信工人合作社提供了一種社會主義模式或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斗爭戰略。此外，不能將馬克思同意社會主義革命后短期內保留市場作為他相信整個社會主義階段自始至終存在市場的證據。奧爾曼承認，《宣言》的過渡綱領實施后仍然存在受管制的市場，經濟中私有成分占優勢，但他認為社會主義政府將采取各種手段逐步削弱并最終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他估計這一社會化進程最多需要四五十年。奧爾曼指出，只有在這一進程結束以后，才能進入實行“民主計劃”的社會主義階段。他強調，革命后的幾十年不是一個單獨的社會主義階段，而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可以視為社會主義革命初期的一個“時段”（moment）或社會主義革命本身的繼續。

勞勒對奧爾曼的文章進行了批評。資本主義確實有蒙蔽作用和異化作用，但根據《資本論》的辯證邏輯，資本主義市場力量也為工人將自身從自己的異化勞動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創造了必要的條件。馬克思熱情稱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的新社會的“最初萌芽”——工人合作社，并指出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發展起來的工廠制度與信用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他還認為，在合作工廠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已經被揚棄”。當然舊社會中產生的工人合作社有其局限性，但奧爾曼暗示似乎工人合作社只不過是資本的另一種形式，與馬克思的原義相去甚遠。勞勒堅持工人合作社已成為馬克思確定的政治戰略。馬克思肯定合作勞動“在原則上”優越，在實際上有利，妨礙工人合作制充分發展的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因此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勞勒看來，奧爾曼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截然對立，是一種“虛無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念。勞勒強調，馬克思主張工人自己“獨立”創辦合作工廠，他對拉薩爾“國家社會主義”的批判不是針對合作社本身，而是反對由國家建立合作社。勞勒指責奧爾曼自相矛盾：一方面極力論證市場與社會主義水火不相容，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馬克思的革命后的漸進主義，提出在四五十年的過渡時期內讓市場生產繼續存在。

奧爾曼也對勞勒的文章進行了批評。奧爾曼認為勞勒在論證馬克思是市場社會主義者時犯了五點錯誤。首先，勞勒歪曲了恩格斯關于合作制的思想。恩格斯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后應立即將大地產轉交給將組織成合作社的農業工人使用，前提是“在社會監督下”。（注：伯特爾·奧爾曼主編：《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內部的辯論》，紐約1998年版第40頁。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503頁。）但勞勒卻曲解為將所有權轉交給了“企業中的工人”控制。經過這種更改，恩格斯似乎成了以合作制為主導的經濟的支持者，進而成為社會市場的支持者。然而，如果所有權由社會控制，實行全社會范圍的中央計劃就順理成章。其次，勞勒誤解了馬克思關于“新社會的最初萌芽”的比喻。奧爾曼強調舊社會本身孕育的新社會的因素已被資本主義嚴重扭曲。社會主義決不只是簡單地或基本上繼續保留舊社會已有的東西。“萌芽”畢竟不是大樹，舊社會向新社會過渡必須發生質變。第三，勞勒錯誤地將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贊揚等同于馬克思接受公社的整個經濟綱領。第四，勞勒錯誤地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中的“勞動憑證”理解為一種貨幣。但馬克思說這些“勞動憑證”同戲票一樣，不是“貨幣”。“勞動憑證”沒有起到決定生產的作用，因此將它們與消費品的交換視為市場繼續存在也是錯誤的。勞勒似乎忽視了這個事實：如果勞動憑證由勞動時間決定，這就進一步證明工人合作社此時已不復存在，因為合作社工人的收入由經營的成敗決定。第五，勞勒引用了馬克思關于全國范圍的合作制生產是共產主義的論述，但忽略了馬克思同時指出它必須“按照共同的計劃調節全國生產”的思想。

勞勒回應了奧爾曼的批評。首先，勞勒認為，奧爾曼將“按照共同的計劃調節全國生產”解釋為中央計劃與原文不符。馬克思并未主張“合作制生產”必須按照中央機構的共同的計劃來調節，他的意思是“合作制社會”自己按照共同計劃調節生產。他還指出，從建立無產階級政府到按照共同的計劃對生產進行共產主義式的調節之前，工人階級“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顯然，馬克思強調只有經過長期的物質與心理改造時期，直接生產者自己合作計劃調節社會生產才有可能。因此，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有一個相當長的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其次，勞勒重申了馬克思的“辯證社會主義”。馬克思在分析英國工廠法時指出：“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第一次在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面前公開投降了。”他將“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界定為“由社會預見指導社會生產”。（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605頁。）這表明，早在19世紀中期，資本的旋渦就已經產生與其流向相反的旋渦，社會的邏輯第一次戰勝了資本的邏輯。人們無須等待遙遠的共產主義未來才開始實行有意識的社會控制。這樣的社會控制正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產生，而傾向于逐漸自我否定的資本的邏輯則促進其發展。按照馬克思的思路，在無產階級革命后，問題不在于選擇市場生產或中央計劃，而在于兩者動態的綜合，社會的邏輯在繼續存在的市場生產的框架內成長。既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有意識的控制都能發揮作用，市場社會主義肯定會進一步加快社會控制的發展進程，逐步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并最終實現完全的共產主義。第三，勞勒堅持自己正確地詮釋了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贖買資本家”的戰略時所提出的關于合作制的思想。恩格斯要求將某些農業地產“在社會的控制之下”轉交給農民使用，但這并不意味著贊成蘇聯式的廣泛的中央計劃。馬克思的由社會預見控制生產意味著制定游戲規則，而且贖買資本家的戰略決定了市場生產的繼續。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奧爾曼也回應了勞勒的批評。奧爾曼承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合作社的種種進步作用，但鑒于工人合作社幫助再生產資本主義市場的蒙蔽作用，不能設想它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運作。只有在民主的中央計劃指導下進行生產才能使社會關系完全透明化，才能不僅促進企業內部而且促進企業之間工人的合作。勞勒稱以工人合作社取代資本家，取消了勞動力市場，就等于消滅了資本主義本身。但奧爾曼強調，資本主義的本質不是資本家階級，而是資本。馬克思將其主要著作命名為《資本論》，而非《資本主義論》，實非偶然。在該書中，馬克思主要關注的是資本而非資本家階級，后者不過是資本的“體現”與“人格化”。資本是自我擴張的價值，市場是資本的運動方式和自我擴張機制。《資本論》描述了資本對與之相關的一切產生無法抗拒的巨大影響的全過程。作為資本積累的機制，市場具有與資本一樣的影響力。一旦資本和市場的全部力量釋放出來，人類免除它們帶來的痛苦的惟一辦法是以理性的計劃取代通過市場自我擴張的價值。任何部分改革都將冒被拖回資本旋渦的風險，因為資本的邏輯將挫敗一切試圖控制它的措施。奧爾曼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資本的邏輯被為滿足社會需要進行生產的邏輯所取代，而不是勞勒所理解的工人統治。

三

勞勒與奧爾曼孰是孰非？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不然。首先要解決如何界定市場社會主義的問題，而這又涉及“社會主義”這個以含混著稱的概念。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著作，從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之間的過渡時期，實行混合經濟，市場機制仍然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要確定這個時期的經濟制度是否具有市場社會主義性質，是又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此外，還有一個何謂市場社會主義者的問題。如只主張在很短的過渡時期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的人，算不算市場社會主義者？即使這些問題都解決了，還存在一個判斷馬克思是否市場社會主義者的事實依據問題。如果馬克思仍然在世，他可以用自己的最新的“話語”對有關問題作權威性解答。然而，馬克思早已作古，他去世時“市場社會主義”這個術語尚未問世。惟一現實的解決辦法是依據馬克思過去的“話語”——他的著作或“文本”。但正如后結構主義所揭示的，“文本解讀最容易產生歧義”。對于《紅樓夢》，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種解讀。一部著作尚且如此，馬克思著作卷帙浩繁，反映了馬克思各個時期極其豐富的思想，進行“神圣名義下的爭鳴”的各派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解讀馬克思的花樣之多，可想而知。

勞勒與奧爾曼辯論的實質是市場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的作用問題。把馬克思牽扯進去是為了用馬克思來論證各自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對馬克思的文本的傳統解讀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反市場的。這種解讀一度非常流行，在實踐中表現為斯大林模式——國有制加技術官僚型中央計劃。蘇聯東歐計劃社會主義的失敗使計劃社會主義模式名聲掃地。但以民主計劃來挽救計劃社會主義的企圖并未銷聲匿跡。奧爾曼的民主的中央計劃社會主義模式就是這種企圖的一種體現。正本清源，根據《宣言》中的經典定義，馬克思心目中的取代資本主義舊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94頁。）如果說高度集權的斯大林模式與這種其成員自由發展的社會格格不入的話，那么奧爾曼的民主的中央計劃社會主義模式不難在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依據。蘇東劇變后，市場社會主義思潮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中是主流，但要在馬克思的文本中為其尋找依據卻頗費心思。市場社會主義者勞勒解構傳統解讀的策略有五：1.強調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綱領；2.強調馬克思、恩格斯對工人合作制的正面評價；3.強調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淡化馬克思對市場的哲學批判與道義批判；4.將馬克思與恩格斯聯系起來解讀；5.盡量對文本作有利于自己觀點的寬泛的詮釋。這樣一來，盡管勞勒在論證自己的觀點時顯得有些牽強，而且他用的《宣言》、《原理》和《資本論》等英譯本與德文原著不盡一致，但他論證馬克思是市場社會主義者尚能自圓其說，不失為一家之言。換句話說，從文本依據的角度判斷，奧爾曼將馬克思稱為計劃社會主義者固然名正言順，勞勒將馬克思稱為市場社會主義者也未嘗不可。

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對人類的現代化進程的負面效應的批判性反應。在馬克思看來，他生活于其中的“現代”社會存在種種弊端——剝削、異化、失業、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種社會自身內在的矛盾的發展使它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被共產主義新社會所取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克服了現代社會種種弊端的理想化的“自由王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話語中帶有道義批判的成分，他的關于新社會的構想無異于建立“至善”的人間天國，難免有烏托邦之嫌。這些與其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形成對照。此外，馬克思不僅是一位具有批判意識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革命家。作為革命家，馬克思對于無產階級革命后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的設想呈現不同的特點。如在《宣言》中，近期的過渡綱領是現實主義的，遠期的共產主義綱領是理想主義的，至于兩者之間的中間階段應怎么辦卻語焉不詳，成了勞勒所說的有待于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家填補的“歷史空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的上述特點是勞勒與奧爾曼能夠對馬克思的文本進行截然相反的解讀與詮釋的原因。

盡管如此，不應將勞勒與奧爾曼的這場辯論簡單地看作無聊的經院式的爭論。辯論除了涉及馬克思主義范式中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以外，更重要的是在應該如何對待馬克思的理論遺產的問題上給人以啟迪。如果說奧爾曼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的話，那么勞勒顯然試圖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來重新建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從社會理論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不是馬克思對19世紀幼年的工業社會的批判，更不是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發現”的必然取代舊社會的理想化的新社會方案，而是他率先提出的觀察與分析人類社會的獨特的方法——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對于這種歷史觀，有各種不同的詮釋，其中一種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具有決定論的性質，其遠景能夠科學地加以預測。依我之見，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本義是用辯證的、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并非歷史決定論。所謂辯證的觀點，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說的：“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361頁。）所謂唯物主義的觀點，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始終站在現實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92頁。）奧爾曼從所謂市場的“蒙蔽作用”和資本的不可抗拒的“旋渦邏輯”的觀念得出市場與社會主義水火不相容的結論，帶有濃厚的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的色彩。相比之下，勞勒的“辯證社會主義”力求從人類物質生產的現實出發，考察市場和社會主義的產生和消逝的過程與條件，更符合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勞勒在馬克思主義學術范式內出色地論證了市場與社會主義的相容性，從而表明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革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使之適應與19世紀的歷史條件迥異的現實的巨大潛力。

然而，嚴格來說，勞勒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并不徹底。他對工人合作企業的優越性的信念、他的工人合作社會主義模式、他的自由的直接生產者自己按照共同計劃調節生產的設想、他的關于共產主義發展的進程與分期的理論，無不帶有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的味道。勞勒的理論缺陷部分與馬克思主義學術范式的特點有關。該范式的側重點是對現代化進程的負面效應的批判，對現代化進程的巨大代價的反思，論證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但現代化進程不但有負面效應，而且有正面效應，不但有代價，而且有利益。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迄今為止，從世界范圍來看，相對于負面效應與代價而言，現代化進程的正面效應和利益是主要的。尤其是占全球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世界仍然面臨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艱巨任務。因此，有必要從跨范式的理論高度全面審視現代化這一復雜的歷史進程。只有從正面審視現代化進程的理論范式，才能對作為現代化進程的核心機制的市場制度給予充分的積極評價，才不易陷入包括市場社會主義在內的人為設計理想社會模式的誤區。致力于現代化的國家和民族，需要從相互競爭的、往往是互補的理論范式中尋求觀念上的動力和理論上的智慧，以克服文化守成主義的負面影響，加速現代化進程。要成功地做到這一點，理性的開放態度與科學的求實精神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