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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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也應該注意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基本經驗，包括不同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存在的問題。這對于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健康發展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極為重要的。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問題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實踐的進一步推進、中共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的實施、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所屬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二級學科學位授權點的設置及其相關建設工作的開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興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熱潮。短短幾年中，國內學術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方面出版著作幾百種，數千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大量成果。但是，也應該看到，這種研究熱潮中尚存在著種種需要澄清或克服的問題。相對于其成就而言，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甚至更加值得我們關注和重視，因為它們關系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未來發展，甚至關系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途和命運。在我看來，這些問題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性質解讀上的嚴重訛誤

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性質問題，歷來都有諸多的誤解或歪曲。例如，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歸結為儒家化甚至封建化，認為它實際上是把馬克思主義化為烏有，其結果充其量也只能是變形走樣的馬克思主義。在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有些人又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性質作了另類誤讀，即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歸結為20世紀西學東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嚴重曲解。

首先，這種觀點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視為19世紀中葉以后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而潮水般地涌入中國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歪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實際上，雖然西方列強的入侵在客觀上強化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決不是西方列強入侵的伴生物，馬克思主義也不是自動“涌入”中國的。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是當時先進的中國人苦苦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結果，是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出現的中華民族的救忘圖存運動。關于這一點，說得再清楚不過了：“自從一八四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1]不澄清這一事實，整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就會走入歧途。

其次，這種觀點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命題來替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曲解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涵，實質上從根本上否認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的話說，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就是“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2]概言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它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中國的具體實際，包括用馬克思主義改鑄中國的傳統文化、推動和促進中國先進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也包括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的當前現實、特別是中國革命和建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另一方面，通過研究中國的具體實際、特別是通過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和總結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經驗，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正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與不同時期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不斷發展，產生了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理論成果，它們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新的勝利。可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命題有著根本的區別，后者所強調的是作為一種西方文化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際遇，就像一個人客居他鄉的所作所為。按照一些人的描述，產生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約一百年前傳播到了中國，然后就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并成為指導思想，使中國社會歷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自身也經歷了相當曲折的進程。顯然，在這幅題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漫畫式圖景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已變成子虛烏有的事情。

再次，這種觀點還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與“進化主義在中國”、“唯意志論哲學在中國”、“實用主義在中國”等相提并論，混淆了馬克思主義與其他西方近現代思潮之間的原則界限，實際上完全否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義。按照這種觀點，既然馬克思主義與其他西方近現代思潮一樣都是伴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而涌入中國的，那么，即使存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實，它也只不過是西方文化入侵或文化殖民的一種表現。如此一來，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其說是為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倒不如說是要拷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合法性。

總之，上述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性質的誤讀，如果不是那種極端保守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文化心態作祟的結果，那就只能理解為某種故意混淆視聽之舉。不從根本上破除這種已產生相當影響的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性質的誤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研究和現實實踐都會舉步維艱。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術定位上的重大偏差

所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定位，是指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理意涵的界定，它涉及到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性或在學術上如何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這是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所特有的問題。然而，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已經出現了重大偏差。近年來，一些人主張區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層面與政治層面，認為政治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著眼點是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所遇到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其重點是把馬克思主義與當前中國和世界現實相結合，它屬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學術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是指哲學、政治經濟學等學科的中國化，其重點是吸取和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其任務是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顯然，這里所謂的學術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與此相應，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定位實即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理論定位。在這種觀點看來，以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存在著學術含量嚴重不足的問題，而其原因正在于它缺乏準確的學術定位，經常越位到政治層面去干本屬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

應該承認，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革命家、政治家與理論家確有不同的職責和任務，盡管、鄧小平等領袖人物具有革命家和理論家的雙重品格并因此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但是，如果認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當前現實相結合主要是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而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才是致力于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理論家的本務，那就太荒謬了。這種力主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層面與政治層面作截然二分、試圖通過規避政治和現實來強化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性的觀點，不過是近年來中國學術界以“政治淡出，學術凸顯”的時髦口號為癥候的流行病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的表現。該流行病的病根在于：一些人宣稱，馬克思主義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學問，因而它不僅不應該在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居于指導地位，甚至也沒有資格在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中占據一席之地，這也就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取消論。而上述主張通過規避政治和現實來強化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性的觀點，就是一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面對馬克思主義取消論的沖擊和擠壓而采取的一種消極應對策略：你說馬克思主義不像學術或學問，我就努力按照你的標準使它成為學術或學問。其實，研究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問題與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無論是革命家、政治家還是理論家都不應該偏廢任何一方面。作為學術事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當然要重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思想養分，但更應該關注中國的當前現實，其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也是為解決中國當前現實中的問題尋覓思想資源。如果無視時代和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對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漠不關心，不僅會因缺乏現實立足點和取舍標準而使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思想養分成為空話，而且還會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面臨合法性危機，更遑論什么強化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性和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了。因此，不校正上述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定位上的偏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將會偏離正確的方向并陷入重重困境。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論題開掘上的諸多盲點

與以往的情形相比較，盡管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也開掘出了某些新的論題，但從總體上看，其論域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主要論題仍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源流、歷史進程、基本經驗、內在規律及其重要代表人物等等，其成就也主要表現為對這些原有論題的深度發掘。這種情形的出現，并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題已被開掘殆盡，而是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視野仍然較為狹窄所致。如果進一步開闊視野、特別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置于一個半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化與民族化相統一的歷史進程和近百年來中西文化大激蕩條件下中國先進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這一廣闊背景下來考察和理解，我們就可以發現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諸多盲點，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20世紀馬克思主義民族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當代全球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革命文化的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近現代中國社會思潮的演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當代中國社會的文化多元化等等。當然，這并不是說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一概都沒有涉及到上述這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確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完整的把握和深入的探討。例如，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當代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關系問題上，盡管當代國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當代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直是近年來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熱點領域，甚至人們在這一領域中也取得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但人們所從事的這種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總讓人感到是在談論一種與我們毫不相干的東西，它本身往往沒有明確的理論目的，很難說它是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服務的。而要完整地把握和深入地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當代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關系，首先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當代國外的馬克思主義都置于一個半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化與民族化相統一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總之，如果不深入、系統地研究上述問題，僅僅停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些原有論題上，是很難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新局面的。

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方法論上的種種誤區

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始終貫穿著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本身的反思，包括對既往得失的總結、現實思路的清理、發展方向的抉擇和方法論的建構。這種自我反思是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取得顯著成就的重要保證。但是，這種自我反思是不徹底的，特別是其方法論建構是不完備的。事實上，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在方法論上還有種種誤區。

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在方法論上的最大誤區，就是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對于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范式地位缺乏自覺意識。顧名思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對象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就其本來意義來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該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無可質疑的范式，換言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就是要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包括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以及作為其文本依據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當然也包括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都應該服務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根本任務和目標，都應該自覺地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只有確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對于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范式地位，才能突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狹隘視界，把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都看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真正重視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作用和貢獻。用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一些學者的話來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根據中國實際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詮釋和實踐詮釋，其中，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詮釋也就是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它要求對馬克思主義的各個領域、中國具體實際的各個方面以及二者之間的結合機制有精到的理解，這方面的任務主要靠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來承擔。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詮釋如對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主要是由革命家、政治家來完成的，但它也離不開來自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思想資源和智力支持。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不是少數領袖人物的專利，它也是中國每個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只要我們確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范式地位，這些貢獻就會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亮點。同時，也只有確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范式地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才能運用正確的標準反思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并規范其未來發展。然而，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仍然還只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作一個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等相并列的一個學術領域或研究方向，而并沒有把它理解為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等在內的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都應遵循的范式，似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等領域的研究工作可以游離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外。正因如此，所以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基本上是局限于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部而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很少關注在它看來屬于其他學術領域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更談不上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范式反思和規范這些不同學術領域的研究。

此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比較研究尚未真正展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微觀個案研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也都是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方法論誤區的表現。例如，通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總結，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規律有了初步揭示，但它對這些規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還局限于直接經驗的水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懂得比較研究的重要性。思想文化的比較研究，能夠幫助我們找出相似思想文化現象之間的共性和差異，有助于我們發現思想文化現象變化發展的規律。要揭示和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規律，也必須高度重視比較研究方法的運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這種比較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不同階段的代表人物以及同一階段不同代表人物之間的比較研究。顯然，這種立足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內部的比較研究，必須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微觀個案研究的堅實基礎上。雖然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已遍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上幾乎所有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它對這些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的涉獵還遠未達到微觀個案研究應有的水平，更未展開他們之間的比較研究。就對思想的研究來說，人們一般都強調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集體智慧，至于思想中哪些內容是本人的獨立創造、哪些內容是其他人的理論貢獻，則并沒有引起人們的充分注意。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佛教中國化之間的比較研究。馬克思主義與佛教在性質、特點、價值指向及對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意義上不可同日而語，二者本身是不可比的，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上，印度佛教的中國化是外域文化中國化的成功范例，它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社會生活曾經產生過多方面的深刻影響。在都是外域文化中國化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佛教中國化還是可以比較的。這種比較可以使我們認清中國文化認同外域文化和外域文化本土化的一般條件和機制，它至少對于我們揭示和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規律會有某種啟迪。三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化之間的比較研究。20世紀以來在馬克思主義世界化與民族化相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出現的其他各種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形式，如蘇俄的馬克思主義、東歐的馬克思主義、現代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朝鮮的馬克思主義、越南的馬克思主義、古巴的馬克思主義等等，雖然其所經歷的發展道路各不相同，在理論視角、所關注的問題及研究問題的思路和方法等許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甚至在一些問題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但它們都是把馬克思主義與本國、本民族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因而它們之間以及它們與中國馬克思主義之間必然在若干重要方面有一些共同或相似之處。開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其他形式的民族化如蘇俄化、東歐化、朝鮮化、越南化、古巴化等之間的比較研究，不僅可以為我們深刻揭示和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規律提供外部參照，而且能夠幫助我們認清哪些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特殊規律、哪些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普遍規律。

可見，不從根本上消除上述這些方法論上的誤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就會受到重重羈絆，也很難起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選集[C].人民出版社，1991(4):1469—1471.

[2]選集[C].人民出版社，1991(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