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改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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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的目的是，對制度選擇的理性選擇觀加以修正，以解釋后共產國家選舉制度的起源和變革。我們區分出研究選舉制度的設計和改革的三種觀察的角度，承認決策者動機的多樣性。通過考察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革以及理念和理性因素在制度形成和變革過程中的相互作用，我們希望不必再從“行動”還是“結構”、“利益”還是“理念”這種二元的角度考慮問題。

「英文摘要」Thispaperattemptstorectifytherationalchoiceapproachwhichisdominantintheexistingliteratureonpost-communistelectoralreforms.Weareabletoidentifythreedistinctapproachesinrelationtothemultitudeofdecisionmakersandtheirmotives.Withtheemphasisontheinteractionsbetweenideasandrationality，weintendtosupersedethefamiliardichotomiesof“agencyvs.structure”or“interestvs.idea”。Suchare-thinkingoftheexistingexplanationsisthebeginningofaprocesstowardsfurtherempiricalinvestigations.

一、導言

對選舉制度及其影響的研究，一向是政治科學的核心主題之一，而且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在大多數成熟的民主國家，選舉制度通常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但是在過去十幾年里，在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中，選舉改革和選舉工程的問題又被提上了政策研究的議事日程。在1989年歐洲的共產主義制度消解后，研究民主化的學者都會問，這些正經歷民主轉型的國家，應該采用哪些游戲規則，以達致成功的民主轉型呢？

塑造選舉制度不僅是憲法專家或法律專家的責任。選舉制度關系到政治的本質，它塑造著政黨和政黨體系，支配著社會團體的政治代表和選民的選擇，影響著政府的穩定，因此決定著未來政治競爭的性質和范圍。在處于轉型期的國家，參政者為了在民眾中獲得合法性，得到國際民主社會的承認，最先致力于設計的往往就是選舉制度。明智地設計并適時采用的選舉規則，能夠有效疏導和約束各個新出現的政黨之間的權力之爭，增加其行為的可預測性。①

改革治理體制的愿望是一回事，要清楚解釋制度改革過程的本質，則是另一回事。選舉制度發揮著深刻的分配作用，這是政治參與者——政黨、政治領袖和社會團體——為何對不同的選舉方案以及另一些政治改革設計展開激烈競爭的原因。民主的選舉制度，可以根據選票及國會內議席的比例，將選舉制度分成比例代表制、多數決制度及其它混合的選舉安排。不過，在研究這種現象時，有關比例代表制和多數決制度兩者之優劣的傳統分析是不夠的。參與者對選舉改革的意義會有不同的看法：（1）促進所有相關各方的集體利益；（2）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使另一部分參與者獲益；或（3）只對某些參與者有利，與另一些人無關。對提高效率的選舉改革和再分配性質的選舉改革加以區分，對于理解我們這里所研究的問題有著重要意義。選舉改革既可以限制政治參與者，也可以壯大它們的勢力。我們很容易想象，選舉改革注定會觸發激烈的辯論。

選舉改革的政治學的特點是，對改革的命運起著決定作用的人，也是直接受到改革影響的人。換言之，為了使潛在的贏家和輸家都接受選舉制度的合法性，需要達成某種政治協議。若想解釋選舉制度如何產生，我們必須搞清楚政治參與者的意圖和他們之間的互動。由于參與者和目標的多樣性，幾乎不可能只有一個設計師。因此，一種制度可能是參與者有意圖的行動之產物，但不可能完全是某個人的行動的結果。

以往的研究側重于描述不同選舉制度的機制及其政治后果，不太重視理解選舉制度的成因。我們對不同類型的選舉制度的后果知之甚多，對導致其形成或變革的因素卻知之甚少。為了理解選舉規則的出現及其在時間中的演變，就要進行更多的比較研究，要搞清楚特定選舉制度的起源、影響和穩定性。選舉改革會否造成政局不穩，選舉改革的過程至少同最終采用的規則同樣重要。

說出問題的所在，并不等于解決了問題。現有文獻在比較和評價“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choicetheory）和“規范性理論”（normativetheory）所提供的不同視角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步。最常見的解釋是，政治參與者為了保住和擴大他們在國家權力中所占的份額，會選擇對他們最有利的選舉制度。另一種不太流行的觀點認為，理想（ideal）和規范性的價值（norms）激勵著政治參與者做出可能不符合他們眼前的選舉利益的選擇。利益（interest）這個概念可以寬泛地用來表示那些代表自己說話的人所表達的各種愿望。不過，在很多討論選舉改革的文獻中，利益這個概念也許充其量是一個起點。現有文獻偏向于認為，現實主義的制度選擇立場優于理想主義的立場。但在協商的過程中，參與者基于利益的計算同規范性的價值之間有著怎樣的互動關系，對此我們所知甚少。這個領域的系統研究微不足道，更看不到綜合性的研究。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把解釋選舉制度設計的各種明確觀點加以綜合，對制度選擇的理性選擇觀加以修正，從而把選舉研究推向一個更深的層次。我們認為，理性選擇觀中存在著一個特殊的理論盲點，它使我們有機會去改進我們對規范的作用及其對選舉設計的影響的理解。概言之，這就是本文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二、理論之爭

對選舉改革工程的研究，主要是由研究政治領袖的選擇及其后果的文獻組成的。在展開討論之前，有必要界定一下我們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和用語。

首先，政治行為中的行動（agency）和結構（structure）的基本的劃分。注重結構的學者認為，政治參與者的活動或選擇空間顯然受到結構性因素的約束。結構一般是指背景，是限定參與者的行動范圍的物質條件。這些因素多是一些環境的因素，如社會的狀況、社會的結構、經濟發展的程度等等。相反，注重行為的學者側重于研究參與者影響環境的能力。

以為能夠給結構和行動的對立找出一種解決辦法，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倒不如超越這種非此即彼的觀點。一方面，結構固然重要，但結構主義提供的預測并非確定不移，它僅僅是具有或然性的預測。另一方面，參與者會重新設計和建立制度的秩序，它最后有可能導致出入預料的變化，但這種變化肯定與環境有關。

因此，僅僅用結構性因素，無法解釋選舉改革采取的具體形式。結構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狀態。我們必須承認參與者的行動，把變化的可能性納入結構概念。從這個角度說，行動是個反思性的概念，強調參與者如何自覺利用結構資源，根據不斷變化的境況調整自己的想法和行為。

可以說，當政體正在經歷轉型時，這種轉型有可能表現為一個變化多端的曲折過程，這將大大擴展行動的范圍。因此，政體轉型只能被理解為一個不知道會持續多久的時期，它的特點是有著異乎尋常的不確定性，這時的行為是不確定的，有關選擇的規定也是不嚴格的。換言之，這個時期的政治參與者的思想和行動很難事先確定，甚至事后也難以根據他們的結構地位去判明原因。

不確定性的概念對我們分析選舉的變革具有重要意義，原因有二。首先，在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尤其是在經歷了制度更替之后，很多有關的參與者對于自己當前和未來的實際利益，并不是十分清楚，更不用說如何實現他們的利益。其次，制度革新意味著，無論結構還是制度就政治行為和決策可提供線索都是不穩定的，參與者之間可能出現新的互動模式。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再把參與者的自身利益作為解釋其選舉設計選擇的毫無爭議的現成工具。

Elster把人類在制定規則過程中的動機描述成一個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的復雜現象，它包括各種不偏不倚的論證（reasons）、利益（參與者自身、選民、黨派以及他們所屬的制度的利益）以及情緒和偏見等感情因素。②追問決定著政策后果的因素是理念還是利益，是一種錯誤的提問方式。這種非此即彼的分析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它忽視了第三種可能：兩者之間的互動在起著決定作用；它們相輔相成的關系在于一個協商過程之中，而選舉法是在這一過程中被提出、討論、修改和表決。我們不能僅僅關注選舉法的出現。為了幫助我們理解某些選舉制度得到采用或革新的原因，我們得借助于三個思想流派——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和協商性決策（deliberativedecision-making）——的見解。下面我們就來談談這三種有關選舉工程的觀點。

三、理性選擇理論的貧困

“理性選擇理論”做出一些同人的自利動機有關的簡單假設，然后試圖描述和檢驗從這些假設中邏輯地推導出來的預測。主要假設有三：第一，個人知道自己的需要；第二，他們試圖滿足那些需要；第三，行動者希望掌握相關信息，以便對自己的選項加以評估，盡可能做出最好的選擇。因此，制度變革的機制具有工具理性的特點，它是以當事人自私的選擇為基礎。

所以Ordeshook聲稱，“政治制度是其建立者的自身利益的產物。”③也許我們可以放心地假設，參與選舉法協商過程的大多數政黨，是從未來的權力分配這個角度看待自己的利益。政治行動者只會同意那些有利于他們擴大或維持權力份額的改革。換言之，假如他們預期提高效率的改革——對各方都有利的改革——能夠提升他們的政治地位，他們就會支持這種改革。但是，假如涉及再分配的改革有可能以某一方為代價讓另一方獲益，那么前者是不可能支持這種改革的。

乍看上去，這種“理性選擇論”提供了一個很不錯的理論模型，它對選舉改革的過程做出了簡單明了的解釋。假如各種選擇一目了然，其后果也較為明晰，這種理論便為制度選擇提供了一個微觀基礎。換言之，新的游戲規則在政治參與者的戰略性討價還價中產生。具體而言，假如（1）一個國家里存在著處于支配地位的參與者或參與者聯盟，并且他們希望在另一種選舉安排下得到更多的席位或權力；（2）這些參與者利用其支配地位而做出選舉法的變革。不過，在選舉改革的后果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自利的參與者為了避免全盤皆輸，傾向于采取回避風險的立場。這是因為當事人雖然很清楚自身的利益所在，但對于如何實現它們并無把握。④可以預見到兩種不同的后果。其一，這可能導致政治參與者將比例代表制和多數決制度采取混合的安排。其二，政治參與者有可能阻止變革，維持現有的規則。

然而，相關文獻可能夸大了“理性選擇理論”的優點。首先，自私自利遠不是一個毫無問題的概念。如果用來辨別利益的方法是行動者對某些選舉制度的選擇，即根據行動者的行動去識別他們的目的，那么至少可以說這是一種“自我證明”（self-confirmatory）的理論。根據從行動者身上觀察到的他們對選舉安排或制度的偏好，去確定他們的意圖或利益，畢竟不能充分揭示工具性選擇的機制，更糟糕的是，它還有同義反復（tautology）之嫌。

于是，有些信奉“理性選擇理論”的人轉而采用一種演繹法，從個人自利的假設，把行動者的選擇理解為他對改革預期的效果。這種確認行動者動機的演繹法雖然有著比歸納法較堅實的基礎，卻會使它破綻百出。工具理性的考慮聽上去簡單動人，但是根本沒有理由相信行動者的選擇將會產生符合其意向的結果。一旦碰到改革的失算或意外后果，其最終結果經常對他們不利。這種工具理性對于分析復雜多變的政治環境顯然用處不大，因為其中的政黨、政治領袖和公民之間的關系極不穩定，尤其是在經歷了數十年的獨裁統治之后。因此，行動者有可能不清楚制度改革會產生甚么結果，從而也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利益所在。

Bunce和Csanadi提出，“流動性和變化不定”是后共產主義國家現時的規則。⑤共產主義政權已被拉下來，但新的游戲規則卻似乎經常處于不穩定狀態。Havel贊成這種說法：

那種每樣東西都在破裂的感覺十分普遍。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真確的。以前支撐秩序的方法——中央集權、官僚主義和顢頇的體制——不能維持并且正在崩潰，新的體制在各方面正在誕生、準備和考慮之中，但它仍未站穩腳步和行動自如。⑥

在這種背景下，民主政治添上了困難的特性。問題是多種多樣的，例如，政黨、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種族或宗教團體和選民之間的關系遠遠未能清楚地表現出來；選民基本上未決定是否對政黨表示認同，或者他們對政黨的認同仍搖擺不定。在很多國家，政黨和利益團體兩者都不是緊密團結的，亦不是強大得足以用權威的口吻替它們的支持者說話，以及保證政府會聽從它們最低的要求。政黨畢竟不能夠向一群浮動的選民負責——這些選民的社會經濟利益和身份正經歷一個不穩定的毀滅和重建過程。

即使在相對穩定的選舉環境中，行動也會因為一些偶然事件而導致不同的結果；或者，個人有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行動給分配造成的結果。政治參與者有時不得不在缺少明確利益的情況下采取行動。人們在確定自己的利益需要什么時，往往是根據一些變化不定的理由。例如，如果贏得下一次選舉有可能不符合他們的中長期利益，那么，在界定“自身利益”時應以哪一種利益為主？可見，像Colomer那樣假定“參與選擇選舉制度的政治參與者十分了解不同規則的誘因（incentives）和可能的結果”，是有悖于現實的。⑦

其次，“理性選擇理論”作為一種簡化的設計不無用處，卻不足以對選舉設計和改革做出富有成果的解釋，往往導致片面的分析。而且，這種分析很容易因為有選擇地歪曲事實使其符合理論。這種方法忽略了太多的因素，嚴重簡化了人類行為的復雜動機或Elster所說的“建立規則的心理學”（thePsychologyofrulemaking）。它的另一個弊端是，當發現經驗數據與模型不符時對理論進行事后調整，對于同它競爭的理論不予理睬。“利益”的概念時有被延伸，把政治行動者的選舉收獲之外的許多考慮都納入它的名下，結果是所有的動機都變成了同樣的理性。明乎此，宣稱政治參與者的“自利”決定他們對選舉規則的選擇，仿佛是一種可以解釋一切可能的結果的戰略分析。只是，這種事后孔明的理論，其實什么都沒有解釋。

面對這些批評，我們首先要把“理性選擇理論”的假設作為應予檢驗的臨時性假設。而且還要隨時準備承認，這種理論并沒有解釋所有的行為，因為世界上還存在著非“自利”的動機和行為。在我們看來，“理性選擇理論”僅僅是一項試驗，旨在發現假如人們是理性的時候他們將如何采取行動，以及他們的行為方式是否符合他們是理性人的假設。如他們對選舉規則的選取始終令人費解，那么我們一定要勇于承認這種假設不適用于此。此外，假如“理性選擇論”排斥各種規范、理念、意識形態偏好以及習俗或文化因素，那么它顯然也是不正確的。

在現實世界中，人類行為并非總是“自私自利”的。對于行動者的真實動機到底是什么，很難直接給出回答。所以我們必須把眼光超越“自利行為”的假設，在歷史分析的基礎上思考文化傳統、慣性因素、外來或歷史模式的影響、民主政治的規范信念、有關選舉原則的理想主義、計算失誤以及純粹的偶然事件等等因素各自發揮的作用。我們將在下一節說明，制度的理念如何對一般政治和具體的選舉工程產生影響。

四、制度的理念基礎與制度變革

“理念論”（ideationalapproach）是個概括性的觀點，用來表示一種有關制度建設的立場，它強調道德價值、規范和集體利益的重要性，不把黨派利益作為制度選擇的指南。人們確實有時會根據各種經驗、教條、意識形態和“半生不熟的”的理論采取行動，它們可能是來自某些歷史的或外來的制度模式。近年來，對于“理性選擇論”的不滿，使重視“理念”的研究方法得以復興，它被用來補充甚至取代主流的方法。⑧搞清楚“理念”如何發展，以及它對行動者的偏好有何影響，有助取代利益為本的理性假設這個黑匣子的不二法門。

但是，“理念”的重要性何在呢？說它總是很重要，會引起一些復雜的感覺。⑨一方面，對于這個概念以及它對制度發揮的影響，理論闡述一向就很貧乏。對“理念”的作用只有一些含糊的、描述性的或假設性的說明。另一方面，一些“理念論”者往往更關心的是“正確的”理念得到采納，而不是“理念”本身對制度發展能夠產生的政治影響。但對于本文的研究來說，所有這些分析都是有益的。這些討論給一種為理解理念對制度改革的作用和意義的“理念論”提供了基礎。

首先，“理念”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為行動者提供了一張航線圖。假如一些理念與某些言之成理的原則性信念一起傳播，并且反映著一種有的放矢的政治行動觀，它們對行動者的選擇產生獨立影響的潛力就會得到加強。因此，“理念”可以給政治行動者采取的特定行動提供充足的理由，從而沿著十分明確的方向推動政治決策。

第二，人們普遍承認，“規范”總是在政治決策中發揮一定作用，但卻一直沒有得到明確的解釋。關鍵在于搞清楚規范如何形成行動者的價值和偏好、從而塑造其行為的過程。實際上，行動者可以只字不提自己的利益，只用某種正義或公平意識去解釋自己的決定（道德化解釋）。

第三，“理念”發揮著聚焦的作用，它使行動者能夠對形勢形成明確的看法，從而對結果具有一定控制力，這是因為行動者如何去界定問題本身便決定著解決方案的性質。在任何政治環境中，政治領袖和其它參與者都有必要說明和表述他們對問題的診斷，并使大眾相信某種制度或政策建議能夠用于解決緊迫的問題，是一種可以接受的方案。行動者如果事先缺少可以用來闡明形勢的理念，他也不可能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采取行動。在政體轉型同時出現的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就更是如此。由此可見，行動者用來提供穩定感、使有目的的行為成為可能的一套理念，對決定新的制度形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四，“理念”的重要性還在于它確實能夠改變行動者對“自身利益”的看法。這兩套概念雖然可以分而論之，但它們并非互不相干的東西。其實，“利益”的表達需要以“理念”為媒介。因此，強迫我們在它們之間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場是錯誤的。如果行動者能夠根據一些“理念”去界定他們的“利益”，那么他們對制度或政策的選取也是由“理念”所致。

總之，對于解釋選舉制度的選擇，著眼于理念的方法較之以利益為基礎的方法更為先進。政治制度是有形的理念，它們是一些根據有關人們對環境的解釋去組織事物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顯然有著理念的基礎。如此一來，制度變革本身就變成了對現有制度的理念基礎挑戰。

但是，制度的設計與演變不可能完全用“理念”本身的存在加以解釋。在經歷民主化轉型的國家，可供利用的“理念”實在是五花八門，所以選舉制度的選擇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各種改革的理念互爭高下的情形并不罕見。同樣，由于政治行動者各持己見，政治光譜中的價值觀也是形形色色。如果不只一種理念影響著政治行動者，為他們提供辯論有關最佳行動方式的立足點，那么這種理念之爭就會成為討論各種選舉制度之優劣的典型特征。正如Norris所說，在有關多數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孰優孰劣的辯論背后，有著“無法解決的價值沖突”。⑩贊成一方的人和贊成另一方的人，對代議制民主的看法大相徑庭。

按照傳統的智慧，在公平代表和政治穩定之間存在著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有人想要政治穩定的話，他就得選擇多數決的代表制，假如更看重公平代表，他就得選擇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有利于議會中出現更多的政黨和觀點，因為沒有哪個政黨能在議會中贏得絕對多數的席位，所以通常需要組成聯合政府。相反，多數決的代表制較容易把組織政府的責任委托給一個在議會中獲得簡單多數議席的政黨。

尋求“最好的”制度，是各種制度設計之優劣的討論中的一種常見的毛病。例如Lijphart十分相信，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allthingsbeingequal），把議會制政府同一種溫和的比例代表制結合起來將有利于政治穩定，因此從長遠看能夠增加鞏固民主制度的可能性。（11）還有人從規范的角度主張，政治穩定或民主制度的前提是找出公平反映民意的方法。如果制度安排的公平性和穩定性是相互關聯的，那么關心政治穩定的人也會同時關心公平的理念。然而并非人人都相信這一點。在Blau看來，目前并不存在完美的理論解釋為何我們應當按照比例代表制分配議會席位。（12）他以英國為例表明，“公平”的概念不可能成為選擇比例代表制的標準，因為它的含義是見仁見智的。

放諸四海皆準的民主制度并不存在；民主政治可以用多種方法組織起來，但基本假設是，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誘因和遏制因素會產生不同的政治行為。制度研究的主要任務，是找出哪些在制度方面的設計對穩定和有效的政治體制最有利。例如，為了確保新生的政黨體制順利運作，提供制度方法的專家都贊成以下幾點是重要的：防止兩極分化和極端主義、維護少數人的代表權、鼓勵向心的動力，以及確保政黨不僅要對人民負責，而且能成立強而穩定的政府。學者主要關心的是那些能聚集社會利益、建立共識以及領導民主過程且甚少分裂的政黨體制的發展，所以，建立健全的制度是必須的，尤是以達致不僅在政黨競爭和合作之間，而且在代表性和管治能力之間一個健康的平衡。同樣重要的，是游戲規則應該小心地修改，以適應和響應每一個國家的特殊環境。

1989年后東歐與前蘇聯共和國引進的選舉，是由過渡到競爭性政黨體制的一個重要部分。沒有公開、自由、公平和定期的選舉讓人民通過不記名投票的方法決定哪一個（或哪些）政黨有權管治國家，民主政府是無法想象的。此外，選舉結果不僅顯示個別政黨的受歡迎程度，而且更表現出政黨制度整體的發展。選舉肯定是代議民主制必不可少的部分。

學界對多數決制度的偏愛旨在強化正在發展的民主政體。但我們必須注意，多數決制度的優點在有激烈種族、地區或宗教分歧的地方會減少，在這些情況下，學者擔心若把少數團體排除在政治程序之外，可能會引致激進、不負責任的政治活動和離心性的競爭，到頭來會削弱民主政體的合法性。因此，大量減少比例性以禁止極端利益和觀點在議會中的代表權是不明智的。在鮮明的對比下，比例代表制雖然有那么多缺點，但它不僅確保了少數人的代表權，而且鼓勵在有分歧的社會里實行權力分享的做法，所以，比例代表制可以減少政治上強烈的分歧，避免這些分歧演變為派別暴力和內戰。事實上，大部分的后共產主義國家在創立議會政體的選舉后，都在它們的選舉制上作了重大的修改。匈牙利與俄羅斯的選舉制改革形成了一個混合的制度，保障了比例代表制和簡單多數制的優點在理論上的結合。（13）但在保留比例代表制的地方，政黨都試圖利用引入較高的全國性選舉門坎（electoralthreshold）或縮減選區的大小等方法去培養溫和的多黨制。在區內刻意策劃選舉制最著名的國家是波蘭，它是唯一一個經歷了五次全國性議會選舉，而當中四次都采用不同選舉制的國家。

自1989年起，后共產主義政體廣泛地試驗多種制度上的選擇，從而達到它們心目中政府與政治之間的平衡，但經常性的改變是對游戲規則經常性改變的期望，增加了在建立新政治秩序時所面對的不明確情況。在一些例子中，基本規則本身因狹隘的黨派之爭而時常被破壞。

無論如何，“理念”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事實上，選舉改革只能由行動者去實施，所以他們對不同的選舉模式的支持度，對于選舉設計的過程至關重要。可以說，鼓吹改革者的力量越強大，他們的“理念”的力量也就越強大。“理念”的力量歸根到底取決于它在政黨、政治領袖和重要的社會精英及知識分子間得到了多少支持，以及這些關鍵人士有多少制度化的渠道影響國家里主要的決策部門（政府、立法機構和憲法法院）。

同樣重要的是，如果“理念”針對緊迫問題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它被接受的程度也會隨之提高。如果政治行動者無法促成這種聯系，那么縱使最有效的理念也會被置之不理。因為只有當它被融入一種共同的思維狀態，其提倡者才能取得政治上的優勢。重要的是，建議中的選舉設計要適合于它實施時所處的社會和政治背景。

不過我們不同意Elster的觀點，他認為：“假如我們能夠預知一部完美的憲法將不被采納，那么提出這部憲法也是沒有意義的。”（14）為了不去破壞理想主義者的努力，我們切莫忘記，上述兩種相互關聯的因素可以把選舉設計成功落實。理想主義者不應放棄為決策者提供他們認為采納最優的制度的理由。如果后者接受理想主義者的論證，并根據提供的理由采取行動，最后形成的制度就會留下這種最優設計的特色。用Blais、Dobrzynska和Indribson的話說，許多國家在實行民主之初采用比例代表制的“起因十分簡單：存在著這種理念，實施的方法也已設計出來，并且逐漸被人們視為最‘民主的’的選舉制度。”（15）

可見，“理念論”闡明了“理念”影響行動者對自身利益和認同的機制，從而也對制度選擇形成怎樣的約束或落實的契機。首先，“理念”的重要性在于，它對行動者的選舉規則的取向發揮著獨立的影響，其次，有關制度的理念對制度建設有多大影響，則取決于（1）它是否為當前的問題提供了明確而簡單的解決方案；（2）支持者是否以政治上恰當的方式表述出來；（3）處于關鍵地位的決策者是否接納這些理念。

“理念論”實際上認為人不僅是自私的或精于攻略的，而是具有反思或交流的能力的。事實上，從政者在思考改革時，會把許多目標納入他們的計算之中。這些目標至少包括：設法滿足“自身利益”；通過強有力的領導建立穩定的政治體制；及制定公平而民主的新規則。視乎情況，決策者必須反思應該訴諸哪些原則和目標。一味考慮黨派的眼前利益的策略型行動者有可能自找麻煩，無法使自己偏好的制度獲得廣泛的支持。因此我們假定，選舉改革需要通過一個對等協商的過程才能獲得支持，相關的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提出自己贊成某種改革建議的合理觀點和理由。我們在下一節所要討論的，便是這個協商和建立共識的過程。

五、選舉工程中的協商與共識建設

如上所說，政治制度和民主轉型的研究中，人們普遍認為政治行動者只顧追求私利。因此，理論上人們便覺得選舉安排的最終形式取決于討價還價的策略型行動者，多于協商決策的過程。假如協商的過程要求行動者不能展示自己的“真實動機”，即他們狹隘的黨派利益或私利，而是要求他們訴諸超越政治分歧的價值，那么協商決策的觀點便是一種很成問題的方法。因此Kim懷疑，應否“期望政客為了促進國家的利益而犧牲自身利益”。（16）在“理性選擇”的角度看來，支配著政治過程的是討價還價和基于私利的損益計算。當自我利益與集體利益不一致時，占上風的總是前者。而對整體利益表現出的無私關切，應當被視為一種掩飾“真正”黨派利益的偽裝，或是為了占領道德高地而擺出的策略性姿態。

但是，這種分析似乎忽略了一點。要是想政治協商做到合情合理，就必須以大眾可接受的理由（publicreasons）作為根據——這種觀點也同時指出了協商應當采用的方式。為了使協商行之有效，行動者就不能僅僅是自私自利的，他還得通情達理。具體而言，他必須樂于傾聽和跟對手交流各種理由。不應當把協商簡化為一種損益分析。協商是以各種理由、主張和考慮，志在形成、更新和維持各方的對等關系。

當有人提出一種理由時，他是在解釋自己為何把某一件事情當成“好事”——而且別人處于同樣的角度也會同意。這些理由把“我”轉化成更具普遍性的“我們”。當行動者一起說理時，他們便確立了一種帶有某種規范性和實用性的思辯程序。協商的過程推動著他們共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以便解決他們面對的復雜問題和困境，幫助他們消除不同層面的沖突。參與協商的人士的理念、認同感和利益，是協商和建立共識的過程之產物，而不是由外在的“客觀”因素事先決定的，并會在多回合協商中形成并發生著變化。

真正的對話要以尊重對方作為最起碼的條件。協商的結果不僅是作出了一些結論和選擇，而且使參與者注意到別人的一些想法。不過，協商的過程不能保證把眾人的分歧引向一個跨黨派的目標。倒不如說，行動者必須估計到，只強調有利于特定利益的說詞很有可能弄巧成拙。換句話說，贊成某種選舉設計的論點和理由，必須是能夠得到別人支持的論點和理由，它們一定要被人視為恰當和合理才成。做不到這一點最終的決定的認受性也會繼續遇上重大挑戰，助長選舉改革的爭執。關鍵在于，為了取得有認受性的結論，參與者需要超越功利性的算計。

現有的文獻在評估選舉設計工程時，一向極不重視政治協商對具體制度選擇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但是，我們也不難認識到對一套選舉規則的選擇的理由，始終涉及政黨、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的關系、選民等等，并在考慮所有的相關利益和價值時牽涉到一種互相牽動意識（asenseofinter-subjectivity）。假如互動形式的確存在的話，行動者就會傾向選取追求共贏的途徑，而不是只顧擴展自身利益的行動。因此，這種“有動員力的論據”（mobilisingarguments）有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決策的過程的性質。

六、研究后共產時代歐洲的選舉選擇

要在后共產時代東歐變化莫測的政治環境中擬定一套新的規則，肯定是個十分艱難的過程。加上缺少有凝聚力和享有穩定社會支持的政黨，使事情變得更加復雜，制度改革的方向更難以預料。因此Alexander發現，各種制度隨時被人修改的情況，往往比人們想象的還要嚴重。（17）自從1989年共產黨政權垮臺以來，這個地區的大多數選舉制度都經歷了相當大的變化（表一）。這些新興的民主國家和成熟的民主國家一樣，也傾向于采用一種有選舉門坎的分級制或混合不同選舉方法（graduatedelectoralthresholdsorhybridizedinstitutions）的溫和的比例代表制。這類奇怪的安排一般被視為綜合了比例代表制和多數決代表制的優點。（18）

雖然后共產國家在選擇選舉制度時大體上采取了相同的路徑，其關鍵性的細節有重要差別，它們都沒有徑直模仿西方的民主制度。波蘭顯然在選舉方式上付出了較多的努力，花費了更多的時間。而匈牙利則迅速建立了一種混合型的選舉制度，事后證明它十分穩定。事實上，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各種理念、利益、策略和情緒都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因此必然產生復雜的互動，影響制度的建立。

Lijphart認為，“對數個案例進行嚴格的比較分析，也許比對很多案例進行膚淺的統計分析更有價值。”（19）就本研究的目的而言，所選取的案例包括以下各國對其選舉制度的改革：波蘭（1989，1991，1993，1997，2001）、捷克共和國（1990，1992，1995，1998）、愛沙尼亞（1992，1994，1999）、匈牙利（1989，1994，1998）和斯洛文尼亞（1992，1995）。這五個國家已經加入了歐盟，亦被認定為穩定的民主國家，但他們的政治制度在過去十多年的后共產主義過渡中產生了很多重要的變化。既然這些后共產主義國家的歷史和政治傳統的背景十分類近，它們在民主轉型中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是個值得研究的課題。透過政黨的文獻及在選舉制度立法過程中的會議記錄，把我們所知甚少的協商過程加以有系統的分析，研究行動者給自己的行動提出的理由。筆者希望找出選舉制度的演變及其背后的原因。

研究策略方面，筆者既著眼于案例，也有歷史的取向，并且包含以下九個方面的分析：

1.背景：變革的背景是什么？它的政治背景方面（憲法性基本原則、政黨體系、主要的政治參與者、支配著立法過程的規則、現行的選舉制度等等）有什么系統性的特點？

2.觸發變革的因素：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有哪些變化？

3.變革的類型：變革的主流理念是什么？建議中的變革涉及哪些人的價值、態度和利益？是否有相互抗衡的改革方案？

4.參與者：是否有處于支配地位的參與者（或者由他們組成的聯盟）？誰在要求變革？誰反對變革？誰在起草具體的改革方案？誰在協助推動變革？體制內的參與者在憲法和立法程序中的相對地位（總統、政府、議會和政黨）？體制外的行動者，如專家顧問、壓力集團、媒體等等，以及外國的參與者，如歐洲理事會和歐盟，起著什么作用？

5.參與者對建議中的改革含義之不確定性的認識：參與者對改革影響其選情的前景，是否有充分的了解并抱有信心？他們是否知道選民的投票意向？

6.變革的機制：在討論和落實變革時采用什么方式？參與者在什么條件下會啟動、參與或否決選舉制度改革？在解決參與者之間的沖突時采用什么方式？

7.協商和討價還價的作用：參與者在協商的過程中是否改變立場？假如有改變，是以何種方式？假如沒有改變，原因為何？

8.結果：建議中的改革是否被采納？

9.含義：建議中的變革的整體后果（有意的或無意的）是什么？

這一共同的分析架構有利于將個別案例延伸到跨國比較的層面。我們將可以報告和分析東歐共產黨統治結束后選舉改革的軌跡，以及各種選舉制度的特征和它們的短期及長期的影響。個案研究和統一的數據庫將為此后的斷面研究和全面的比較提供主要材料。

共產主義在東歐的結束，為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鋪路，被很多評論譽為“返回歐洲”和“自由主義的勝利”。（20）戲劇性的轉向自由民主模式被視為是區內擯棄共產主義一個明白無誤的象征。明顯地，西方的民主政體和資本主義不僅揭露了共產主義的缺點，而且因為這個緣故，令自由民主體制在東歐人的心目中成為一個優越的模式：結果是民主化和市場化普遍被視為是提供良好的政府、穩定和繁榮而且互相支持的兩種制度。

近期，學者集中在一個爭論上，就是民主政府不保證經濟繁榮，但如果簡單地把它與其它非民主而專橫的政體比較，人們是偏愛選擇民主政體的。關鍵問題是，民主是否普遍被視為唯一合法的政府模式。（21）當然，在某一個國家，人民對民主的訴求越強，那個國家能建立民主的機會便越大，這種由“負面合法性”轉為“正面合法性”的態度會對區內新的民主政體是否能鞏固起關鍵作用。Linz和Stepan亦認為，“人們會在政治和經濟傾向上作獨立——甚至是相反——的評估。［所以，］經濟惡化未必會迅速侵蝕人們對政治體系的支持。”（22）事實上，民主在后共產主義世界的前途一般都頗為穩定。盡管經濟表現參差，但大多數人對新秩序的評價都高于以前的共產主義政體。（23）當自由選舉的經驗迅速建立，給予改革者新的政治權力時，鞏固民主政體的努力即使在沒有實時成功的經濟支持下仍可能普及起來。

當然，在這項研究的下一個階段，我們應當把嚴格的理論闡述和系統的經驗驗證結合在一起。由于篇幅所限，我們在這里只限于闡明理論問題。

七、結語

本文提出了一種綜合的研究策略，考察主要決策者的動機和信念，以解釋后共產國家選舉制度的起源和變革。研究制度變革的“理性選擇取向”和“理念論取向”，并不像一些作者認為的那樣南轅北轍，而是相得益彰。因為這些理論都重視行動者和決策的過程。各人都有需要獎勵的支持者、予以打擊的對手和必須捍衛的原則。因此我們能夠區分出研究選舉制度的設計和改革的三種觀察的角度，即（1）注重結果的論點，理性選擇是根據參與者預期選舉將會導致的潛在損益；（2）理念論的觀點，則以“良好的理念”為根據，不考慮選舉制度對參與決策者的特殊利益損益；（3）合理性的論點，則以協商式決策為基礎，使決策者能夠對照本身和別人的價值或身份認同。這種綜合的方法承認人類動機的多樣性，可以用來闡明導致做出選舉制度選擇的協商過程。

我們希望，通過考察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革以及理念和理性因素在制度形成和變革過程中的相互作用，我們不必再從“行動”還是“結構”、“利益”還是“理念”這種二元的角度考慮問題。只有通過不同理論觀點之間的對話和互補，才能提升我們的整體知識。因此，我們要探索如何把不同的理論綜合在一起，以便提出更全面、更有力的解釋。本文雖然主要討論理論，但它希望為民主化的研究論戰提供一些新的見解，增進我們對現實生活中的民主轉型過程的理解。希望用不多久，我們就能夠提供從這項有關選舉制度的起源和變革的深入研究中得出更具體、更有意義的發現。

我們暫不能在這里下最后的定論。重要的是，后共產主義時代給予這些國家的人民和領袖一組獨特的形勢、限制、要求和選擇在內的全新布局。政體的建立沒有一幅藍圖——它必須通過反復試錯之中達致。每一個局中人都必須繼續這個迅速適應和調整的過程。

注釋：

①GiovanniSartori（1994），ComparativeConstitutionalEngineering：AnInquiryintoStructures，IncentivesandOutcomes，London：Macmillan.ReinTaagepera（1998），“HowElectoralSystemsMatterforDemocratization”，Democratization，5：3，68—91.

②JonElster（1997），“WaysofConstitution-Making”，inAxelHadenius（ed.），Democrat''''sVictoryandCrisi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③PeterC.Ordeshook（1993），“SomeRulesofConstitutionalDesign”，SocialPhilosophyandPolicy，10：2，198—232.

④TimothyFrye（1997），“APoliticsofInstitutionalChoice：Post-CommunistPresidencies”，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30：5：523—52.

⑤ValerieBunceandMariaCsanadi（1993），“UncertaintyinTransition：Post-CommunistHungry”，EastEuropeanPoliticsandSocieties7：2，250—74.

⑥VaclavHavel（1992），SummerMeditationonPolitics，MoralityandCivilityinaTimeofTransition，London：FaberandFaber，34.

⑦JosepM.Colomer（2005），“ItisPartiesthatChooseElectoralSystems”，PoliticalStudies，53，2.

⑧MarkBlyth（2002），GreatTransformations：EconomicIdeasandInstitutionalChangeintheTwentiethCentur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⑨KennethKa-LokChan（2001），“IdealismversusRealisminInstitutionalChoice：ExplainingElectoralReformsinPoland”，WestEuropeanPolitics24：7：65—88.

⑩PippaNorris（1997），“ChoosingElectoralSystems”，InternationalPoliticalScienceReview，18：3，311.

（11）ArendLijphart（1991），“ConstitutionalChoiceforNewDemocracies”，JournalofDemocracy，2：1，72—84.

（12）AdrianBlau（2004），“FairnessandElectoralReform”，BritishJournalofPolitic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6，165—181.

（13）GabriellaIlonszki（1993），“TraditionandInnovationintheDevelopmentofParliamentaryGovernmentinHungary”，JournalofTheoreticalPolitics5：2，253—63.

（14）JonElster（1997），“WaysofConstitution-Making”，inAxelHadenius（ed.），Democrat''''sVictoryandCrisi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32.

（15）AndreBlais，AgnieszkaDobrzynskaandIndridiH.Indribson（2005），“ToAdoptorNottoAdoptProportionalRepresentation：ThePoliticsofInstitutionalChoice”，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35，18.

（16）HeeMinKim（1999），RationalActors，InstitutionalChoices，andDemocracyinKorea，Glasgow：CentrefortheStudyofPublicPolicy，UniversityofStrathclyde.

（17）GerardAlexander（2001），“Institutions，PathDependency，andDemocraticConsolidation”，JournalofTheoreticalPolitics13：3：249—70.

（18）SarahBirch（2003），ElectoralSystemsandPoliticalTransformationinPost-CommunistEurope，NewYork：Palgrave.

（19）ArendLijphart（1971），“ComparativePoliticsandComparativeMethod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65：3，685—688.

（20）FrancisFukuyama（1992），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London：Hamilton.

（21）LaurenceWhitehead（1989），“TheConsolidationofFragileDemocracies”，inRobertA.pastor（ed.），DemocracyintheAmericas，NewYork：HolmesandMeier，76—95.

（22）JuanLinzandAlfredStepan（1996），“TowardConsolidatedDemocracies”，JournalofDemocracy7：2，14—33.

（23）WilliamMishlerandRochardRose（1996），“TrajectoriesofFearandHope：SupportforDemocracyinPost-CommunistEurope”，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28：4，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