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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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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理性特征

      如果把世俗趣味的高漲和自由秩序的擴展看作是現代社會的另一個基本特征,那么,現代社會的另一個基本特征,可概括為科學精神的昂揚和工具理性的蔓延。今天,人們對自然奧秘的破解不僅達到至為精確的地步,而且還以科學原則為指導,對包括經濟、政治法律等各個方面在內的社會生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制度型構與合理組織。科技發展作為帶動文明進步的火車頭,既在征服自然和創造財富的過程中釋放出巨大能量,也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和愈益加深的程度洗刷著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與情感體驗方式?;蛟S沒有別的說法比所謂“數字化生存”更能顯示科學技術對現代人類生活的深刻影響了。

      工具理性的特征

      作為一種精神氣質和行為方式,理性主義的源頭雖然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臘,但它被提升為一種主導性的價值規范,其重要界碑則首推啟蒙運動。康德曾就理性在啟蒙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做過一個精當的評論。他認為,“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因此,大膽運用自己的理智,在理智的導引下,破除迷信,擺脫外在權威,自主行使道德判斷,即為成熟的標志。[1]

      當康德把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界定為追求一種免于盲從的自由而成熟的健康生活的時候,他在與蒙昧主義相對立的意義上,將理性當成了確證道德自律的正義理想的承載者。這樣的理性,韋伯稱為“價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但歷史發展的一個悖論在于,啟蒙理性對蒙昧主義的最終勝利,是借助于理性在認知和駕馭客觀對象方面的無可匹敵的技術優勢才取得的。后者可稱作“工具理性”或“功用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工具理性以可計算和可預測的技術性方式確定功用目標,并致力于選擇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徑,因而顯示了一種與價值理性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悖的取向與品格。其典型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抽象還原、定量計算的標準化邏輯

      這種邏輯的原初樣板是數學。懷特海說:“數學的特點是:我們在這里可以完全擺脫特殊事例,甚至可以擺脫任何一類特殊的實有?!盵2]因此,數學的清晰、嚴謹和確定,是建立在撇開具體內容的純形式的抽象性和齊一性基礎之上的。伽里略把宇宙看作一部用數學符號寫成的大書,在某種意義上可看作一個象征性界碑,它表明一種將自然數學化的努力已逐步定型為標準的理性認知模式。按照這種模式,“在時空世界中的無限多樣的物體的共存本身是一種數學的理性的共存。”[3]因此,講究普適性、規范性的理性思維,原則上不承認什么獨一無二的東西。對它來說,任何事物都可以在形式上還原化約,并能依據自明的公理和規則在量上精確地加以運演計算。所謂工具理性的社會蔓延,從根本上講,就是這樣一種將自然數學化的努力由科學領域向技術、經濟、政治、法律及日常生活等廣泛的社會領域全方位移植。

      2.預測和控制外部對象的基本旨趣

      培根關于“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口號,表露了作為一般進步潮流的啟蒙精神的工具理性取向。這個取向由兩個旨趣鎖合而成。其一,就對自然的認知來說,啟蒙理性訴諸科學而不是巫術。它通過抽象還原和定量計算,將自然對象轉變為在數學等式中可理解的東西。“人們一旦掌握了公式,就能對具體的實際的直觀的生活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實踐上所需要的,且具有確定性的預言。”[4]只有緊緊依靠這種確定性預言,才能合理地設計出現實可行的操作目標。其二,就對自然的控制來說,啟蒙理性訴諸標準化技術而不是傳統的個人技藝。因為,“如果從其特殊的方面來看待現象的話,那么每一事件就會永遠是新的、不可預測和不可控制的。而反之,……如果我們希望去預測和控制,那么我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重復的要素上’,每一個實例必須被看作是某一規律或規則性的一個指標……。一旦現象以這種方式被簡化為秩序,一旦它們被簡化為一種共同的單位,它們就變成可駕馭的了?!盵5]由于標準化技術的運用不僅嚴格遵循科學認知的一般原則,而且還在控制自然的努力中顯示出無與倫比的效率優勢,因此,在成功經驗的誘導和激勵下,它必定會向經濟、政治及其他社會領域迅速擴散。

      3.追求最優方案、最佳手段、最高效率的有效性思維

      工具理性主導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根本說來與道德理想追求無涉,而與一種或公開、或隱蔽的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功利主義發生著密切關聯。在這個問題上,休謨主張燒掉不含有數量方面的抽象推論和實在事實方面的經驗推論的神學著作與哲學著作,可視為一個象征口號,它喻示著,講究實證有效的工具理性在本質上拒斥任何形式的非理性追求——不僅包括神話巫術和傳統習慣,而且也包括形而上的終極關懷和浪漫主義的情感沖動。對它來說,所有問題都是“技術性的”,而理性的價值,完全取決于它在具體境況中解決實際問題的功用和效果。因此,一方面不是從道義理想而是從科學預測出發,權衡利害,合理地設計行動目標;另一方面不是從情感和良知而是從功能與形式出發,以少求多,合理地選擇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徑,構成了工具理性的思維模式和行為取向。“它強調功能關系和數量。它的行動目標是效率和最佳標準?!盵6]服從于這一標準,將不僅把自然物,而且也會把人本身還原為可通約、可置換、可計量的職能角色,像機器部件一樣來組織、協調、控制和管理。4.人類物質需求相對于其他需求的絕對優先性

      工具理性是一種效率邏輯;而所謂效率,歸根到底是以旨在滿足人類物質需求的生產發展和經濟增長為落腳點的。在這個意義上,工具理性與世俗功利趣味有著本質的契合。一方面,市場經濟體系對工具理性的社會蔓延給予有力驅動;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又為最合理地利用資源提供了科學技巧。這種技巧的高明之處在于,它能以較小的投入獲得較大的產出,從而使經濟生活不再成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損的比賽”,而在某種程度上使“每個人最終都可能成為勝利者,盡管收獲有所不同?!盵7]這就以極其誘人的豐裕前景強化了財富增長相對于人類其他需求,包括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不可倒置的優先權。結果就是,人類不僅把自己的才華大規模地投入技術-經濟體系,而且所有的社會組織與安排都必須適應和服務于這個體系,以保障它不斷創造出越來越多的財富和越來越高的生產率。今天,實行科學決策,合理配置資源,維護和保障技術-經濟體系的高效運作,甚至成了毋容置疑的合法性論據。

      “經濟是邏輯的母體”

      論及工具理性的社會蔓延,有必要提及熊彼特的著名論斷:“經濟是邏輯的母體”。[8]熊彼特對自己的這句警言甚為得意。他形象地評論說,假定某個“原始人”得心應手的工具,比如一根棍子,在他手里斷成了兩撅。如果他背誦一個巫術咒語,指望念到第九遍時兩段斷根會重新接上,那么,他就處在前合理化的思路與行為水平。倘若他不是念咒,而是去摸索接上斷棍或再取得一根棍子的可行辦法,則他就開始了由前合理化水平向合理化水平的重大跳躍。兩種態度都是可能的。但熊彼特強調,這個例子表明,在經濟行為中巫術咒語的失敗,要比在戀愛中渴望幸?;驈牧夹纳舷撟锔械奈字湔Z的失敗明顯得多。因此,正是經濟行為的鐵面無情的明確性和得化特征,迫使人們不得不嘗試以合理化的方式去處理問題。“合理的態度大體上首先是由于經濟必要性而強加于人類心靈的。正是日常經濟事務,才使我們作為一個族類獲得了合理思想和合理行為的初步訓練?!盵9]而一當合理的習慣確定下來,由于有利經驗的熏陶,它就會散布到經濟以外的諸領域。在這個意義上,合理化邏輯及其擴張,根本說來發端于經濟模式。

      由于經濟活動幾乎和人類文明史一樣的久長,因此,合理思想與合理行為的初步訓練也就先于資本主義時代。然而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合理思想與合理行為只是一種特殊的、孤立的和無系統的現象,而且作為這樣一種現象,它通常附屬于一個總體上處于前合理化水平的主導性社會文化結構。僅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才開始按照自己的品格塑造全社會,從而成為占支配地位的主導結構本身。因此,歷史地看問題,只有聯系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才能夠對合理思想與合理行為由原始形式到成熟形式的根本性跳躍予以恰當的把握。其關節點可以概括為相互貫通的三個方面:

      首先是價值秩序的倒轉。在傳統時代,社會是一個講究血統和身份的等級體系。價值評判依據“先賦”原則,地位升遷受到極大的限制。即使在垂直社會流動方面保有某種回旋空間,也優先對征戰衛國、獻身教會一類富有超個人意義的活動開放。同這些偉大、熱烈、神圣的活動相對照,以功利計算為特征的私人經濟活動,乃是大受鄙視的一個分支,它沒有,也不可能掙得足以與高貴等級并肩的身份地位。[10]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資本主義的一個成功之處,就在于它以開放、流動的商品經濟破壞凝固的封建等級結構,并借助財富增長的誘人前景不斷強化了人類物質需求相對于其他需求的價值優先性。這樣,它既為“屹立在經濟領域的個人成就上的一個新階級”開辟廣闊天地,又反過來把“具有堅強的意志和高超的智力的人”吸引到了這個領域之中。經濟活動于是取代貴族血統和教會階梯而成為飛黃騰達的便捷通道。在熊彼特看來,由于資本主義拉走大多數善于管理、經營、籌劃和計算的精英人才,它也就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為“合理主義”的發動機注入了巨大的蒸汽能量。[11]

      其次是市場機制的調節。雖然謀利沖動古來就有,但資本主義在交換價值這一可感覺又超感覺的抽象形式上使之獲得了可以無限伸展的純粹形態。熊彼特因此把資本主義稱為一個“按照純粹的模型”塑造出來的社會?!八牡鼗?、梁和瞭望臺完全是用經濟材料做成的?!盵12]在市場機制的主導下,獲利的無窮誘惑和競爭的外部壓力,給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確定了一個比以往任何經濟形式都更加嚴酷無情的灰暗色調。在這里,成功與失敗被簡潔明了地歸結為賺錢和賠本,兩者都不可能用閑談和幻想來打發。因此,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將迫使任何進入經濟領域的人不得不運用他精明的頭腦,對成本一利潤進行嚴格核算,并盡可能地把合理、高效的科學手段、技術手段及管理手段融入他的企業經營。

      最后是計算單位的統一。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方式的發育成熟,市場邏輯不僅以失敗的經常威脅把一種合理化的態度強加給人類心靈,而且還為合理謀劃提供了一個標準的計算尺度。這就是交換價值及其符號化身――貨幣。“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有量的差別?!盵13]在交換價值及其貨幣符號的同質形式上,商品成為“天生的平等派”,“它隨時準備不僅用自己的靈魂而且用自己的肉體去同任何別的商品交換,哪怕這個商品生得比馬立托奈斯還丑”;[14]創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被還原為肌肉神經的一般運作,因此可以在量上去計算它耗費的大小或多少;各式各樣的行業或職業受同一種商品經濟結構的“普照之光”的照耀,它們原則上可以通過交易達成共識,因而所有的虔誠、血性、溫柔、憐憫和莊嚴統統淹沒于功利謀劃的冰冷之水;如此等等。總之,就像把自然數學化的科學進步一樣,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也把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數學化,最后在交換價值及其貨幣符號的標準形式上完成了對所有人類行為的還原與通約。或許沒有別的什么比這種還原與通約能夠更加有力地驅動工具理性的社會蔓延了。

      因為這個緣故,古典經濟學家確立“經濟人”的基本假定,并試圖運用科學方法來分析“經濟人”的理性選擇,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實際上,即便沒有理論家指點迷津,營業公房里的大小老板也自會在“看不見的手”的調教下撥動他們的算盤珠。他們沒有超凡的人格魅力,但卻在收支等式與數字表格中實踐和散播了給現代文明打上深刻各印的合理化邏輯。隨著交易網絡的擴張和財務數據的日超復雜,以計算、審核為主要任務的會計工作,在市場經濟時代盛行起來,并且逐步演化成了一種具有知識權力意味的規訓制度。[15]熊彼特于是發出感慨:“資本主義實踐將貨幣單位轉換成為合理的成本-利潤計算的工具,復式簿記是它的高聳的紀念塔。”[16]

      按照熊彼特的分析,會計作為一種財務審核與管理的知識技術,原本是經濟行為合理化要求的產物;但它的日漸完善,卻又反過來借數字上的精確化而有力地推動了現代企業邏輯的定型。投入與產出、成本與利潤、資本與收益、存量與流量、循環與周轉等等,都因會計工作而變得簡潔化、條理化,以致可以說,現代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數字管理式的經濟。由于這種經濟模式的運行極其規范,且能帶來高效率,因此,在成功經驗的激勵下,講究精確計量和嚴格評估的合理化邏輯也就隨之“開始了它的征服者的生涯”。[17]它不僅要為各類機構和組織定基調,而且試圖按照自己的模式來規訓日常生活與人際交往。

      正因如此,一些思想家將數字化的貨幣經濟看作透視現代性的典型樣本,可以說抓住了問題的一個關鍵環節。布羅代爾指出,在現代社會中,貨幣并不僅僅簡單地充當交換媒介,它毋寧是一種人人都必須學會和使用的“統一的語言”。[18]這種語言的基本詞匯是數字。一個人可以不會讀書、寫文章,因為那是具有高等文化的象征;但他若是不會數數,那就意味著基本生活技能的缺乏。齊美爾分析說,由于數字化的貨幣經濟發生著強勢影響,理智遂成為現代人心理能量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人們慣于用“腦”而不是用“心”來作出反應,于是養成了一種計算型性格。[19]這種性格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現出一種冷靜態度。它將特定的、個別的、品質的東西,統統化約為多的或少的、大的或小的、長的或短的、寬的或窄的一類僅能用數字表示的因素,而余下的全部問題,就在于依據這些毫無色彩的冰冷數字進行精細的利害權衡。凡是不能用數量計算加以透徹把握的事務或關系,它都不感興趣。在它眼里,對待人亦如同對付數碼一般。

      齊美爾將這稱為一種貶損品質抬升數量,或者使品質消融于數量的生活傾向。貨幣經濟通過給這種傾向施以強烈刺激而推動它一步一步地達到了頂峰。這便是現代生活的數學化。齊美爾指出:“由貨幣經濟導致的實際生活的計算性,符合自然科學的理想。它把世界轉化成一道數學題,根據數學公式將世界的每一部分連結起來。”[20]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不給神話巫術留有余地,也不需要浪漫的激情沖動。刀劍的揮舞和肉體的勇敢同樣派不上用場。對它來說,還原化約、定量計算、精確評估和理性選擇才是問題的根本。在這個意義上,熊彼特認為,以商品經濟為母體的合理化進程,就本質而言是反神秘主義、反英雄主義和反浪漫主義的?!百Y本主義過程合理化了行為和觀念,由于它這樣做,它從我們心中趕走了形而上學的信仰,也趕走了各式各樣的神秘的和浪漫的觀念。這樣,它不僅改造了我們達到目的的方法,也改造了最終目的本身?!盵21]效率原則制導下的技術合理性

      商品經濟之所以作為母體孕育工具理性并為其社會蔓延提供強大的推動力,一個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破壞以超驗信仰和靈魂拯救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規范,把謀利活動提升為優選追求,并使效率獲得了效益這一特定的歷史表現形式。貝爾將這一形式的合理化取向概括為節儉?!皬捏w質上說,節儉就是效益,即以最小的成本換回最大的收益。”[22]

      倘說對利潤的無限渴求以及利潤在貨幣形式上的可計算性構成效益原則的本質,那么很顯然,要達到少投入多產出的目的,就必須在工具、手段、途徑諸方面謀求最佳選擇。這種最佳選擇,在現代經濟體系中首先表現為生產程序的科學化、規范化和標準化。因此,歷史地看,只是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科學技術才得到大規模的生產應用,這是順理成章的。馬克思提出,各種特殊的手藝直到18世紀還稱為秘訣,只有個別經驗豐富的內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奧妙。這是一種本質上保守的和不合理的傳統生產方式。與此相反,大工業則不崇尚什么難以言傳的工藝秘密。它把生產過程“分解為自然科學的自覺按計劃的和為取得預期有用效果而系統分類的應用”,不斷以愈益規范、標準的形式,消解建立在個人經驗和特殊技藝基礎之上從而無法定量評估、準確預測和有效控制的傳統成規。這便是所謂的工藝科學。[23]

      工藝之為科學,從形式特征來看,就是把特殊實例還原成附屬于普遍規則的一個可替代性要素。18世紀末,美國發明家惠特尼革新傳統工藝,以互換部件的方式制造槍械,走出了標準化生產的關鍵一步;而后來在工廠體系中得到廣泛運用的裝配線流水作業法,則是標準化生產的最成功范例。它的技術要求是,任何機器零件的生產都必須精密、標準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它能夠便捷地安裝到同一型號的任何一部機器上面。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樣一種講究齊一性、通用性、可重復性的可置換性的標準化工藝,乃是數學分析模式的技術運用和機械復制;而這種運用與復制之所以得到迅速推廣,則主要是因為它所帶來的生產的大批量、高效率和低成本,同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經營的效益原則存在著高度的契合。

      于是我們就看到,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科學與技術之間出現了一種不斷加速同時也愈顯偏狹的雙向互動。一方面,實現標準化生產的技術努力,要以根據數學化原則揭示自然萬物之普適性規律的科學知識為效法樣板。在這個意義上,科學知識構成技術控制的邏輯基礎?!霸诎烟厥饫C統攝于普遍性之下并使之服從于普遍性的過程中,思想實現了對種種特殊例證的統治。它不僅能理解它們,而且能影響它們,控制它們。”[24]另一方面,在技術運用中,科學不但成為給出現實力量的知識,而且它那以數學化方式對自然現象的設定、理解和計算,僅僅作為推進技術控制的概念工具而發揮效能。在這個意義上,又可說有效駕馭和操縱對現象的技術要求塑造了科學知識的工具主義品格?!白匀豢茖W是在把自然設想為控制和組織的潛在工具和材料的技術先驗論條件下得到發展的?!盵25]

      所謂“技術先驗論”,若納入市場經濟體系來考察,實質上就是由效益原則制導的效率優先論。就其以最小成本換取最大收益的具體表現形式而言,它是傾向于無度擴張的最大功利目標與可以不斷改進的最佳技術手段的相互激勵。由此驅動的合理化進程,具有兩個鮮明的工具主義取向。其一是對自然的限定,即把自然限定為必須交付實用價值的質料或材料,并依據這個定勢盡其所能地加以技術開發,不計后果。其二是對人自身的限定,即把技術體系中的人限定為職能角色,并按照標準化模式對其予以組織、管理和規訓,而不管他的屬人特征。從傳統手工業到分工協作再到機器大工業的歷史演進,顯示出一條清晰的軌跡,循此可以發現,工具理性的社會蔓延在非人格的物化或異化之維上究竟達到了怎樣的廣度和深度。

      工廠體系與人的角色還原

      盧卡奇分析說,效益原則制導的合理化邏輯,客觀上要求對勞動過程進行切割細分,亦即必須放棄以傳統經驗為基礎的無法精確計量和規范控制的生產單位。[26]因此,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的較早階段――工場手工業階段,最終制成品也不再是工人勞動過程的直接操作對象。它被肢解開來,分離起來,爾后再在單個工人的局部活動背后完成它的組織配制。馬克思就此作過這樣的說明:“商品從一個要完成許多種操作的獨立手工業者的個人產品,變成了不斷地只完成同一種局部操作的各個手工業者的聯合體的社會產品?!盵27]這意味著,傳統條件下個人勞動活動那種相對來說的“綜合性”,現在轉移到了由相互補充的單個工人組成的“總體工人”身上,而單個工人則萎縮成他的機體的某一部分――手或腿,頭或肩。[28]

      其所以成為優點,正如斯密所指出的,是因為在局部操作獨立化為一個人的專門職能以后,“勞動者的技藝因業專而進”,而耗費在這一操作上的時間又因日進的技巧而縮短,等等。[29]倘說這樣一種生產程序的機械化同時也產生了職業的癡呆,那么在早期的企業管理者以及企業管理的研究者看來,只要能提高效率使應給予充分的認可。緣此,以祛除巫魅為特征的合理化進程,在滲入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初始階段,便自然而然地表現為抑制工人的思索和想象。弗格林就此作了一個一個精當的注腳:“無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業之母。思索和想象會產生錯誤,但是手足活動的習慣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較少用腦筋的地方,工場手工業也就最繁榮,所以,可以把工場看成一部機器,而人是機器的各個部分?!盵30]

      既然工人只是工場這部大機器的一部分,僅僅扮演著無個性特征的職能角色,那么,“他”不僅可以由具備相同職能的任何別的“他”隨時替代,而且原則上可以由更迅速、更準確、更有效地完成這一職能的真正的機器所置換。這種置換隨著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過渡而逐步變成了現實。在機器生產中,“整個過程客觀地按其本身的性質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每個局部過程如何完成和各個局部如何結合的問題,由力學、化學等等在技術上的應用來解決?!盵31]因此,機器體系脫離工人而獨立運行;而工人的活動,不論其愿意與否,都必須依附于這一隆隆作響的工業上的永動機。這個永動機甚至都不表現為工人的工具。“它通過在自身中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自己的靈魂?!盵32]在這個被科學賦予生命和智慧的機器面前,工人逐漸淪落到充當附屬部件的地步。于是就產生了主客關系的顛倒。自行運轉的機器體系以標準的運動訓練出工人動作的整齊劃一;以恒定的節奏使順從這一節奏的工人變得麻木刻板;以對“東西”的分配配置把工人也變成了可分解配置的“東西”。它壓抑靈性,摒除想象,只認可一種行為形式:準確無誤、規范高效的的技術操作。季節變換晝夜流轉已不再對它構成限制,時間被均勻間隔,工藝流程因而可以連續進行。工人的生理局限靠換班來克服,就像更換過度磨損的機械零件一樣。

      因此,工廠體系愈益合理化的過程,從某種角度看,不外是消解工人的人格特征,將其還原為標準化的機械動作的過程。穆勒明確地說:“人的活動可以還原為很簡單的一些要素。他只不過做一些動作罷了?!盵33]隨著工人的角色擔當在標準動作方面得到通約,對其進行定量評估與合理控制也就有了某種“科學”的基礎。這一點對于工廠管理制度顯得特別重要。馬克思指出:“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盵34]芒圖評論道,行使這種職能的工廠主是“真正的工業界巨頭”,掌握著如同軍隊統帥一樣的最高指揮權。[35]當他們竭力實現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利潤的目標時候,面對激烈的市場搏殺,“動作管理”和“時間管理”就成了他們最高超的指揮藝術。他們要把工人訓練成“肉體機械”,并使之在動作上盡可能地做到精確、連慣和銜接有序。工人進入工廠,“就正如進入兵營或監獄一樣?!盵36]在這里,嚴明的組織紀律不容許隨意中斷或結束工作的情況發生。工人的生理機能和心理感受按照機器的運轉來調節,進廠、出廠都須遵循嚴格的管理規章,甚至連吃飯也有明確規定的標準鐘點。同這樣的“敲鐘工廠”相比,傳統社會的勞動節奏和管理模式顯得太隨意、太不規范了。[37]

      “摩登時代”是一個不斷趨向標準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鐘表的發明和使用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位分析家說:“時鐘不僅是一種計時手段,也是協調人類活動的最好方法。工業社會最關鍵的機械就是時鐘,而不是蒸汽機。決定能量,確定標準,實行自動化,研究更為精確的計時方法,每種都與鐘表有密切關系,都表明鐘表是現代技術最了不起的機械產品。”[38]在大工業時代的工廠體系中,這個了不起的機械產品同企業管理的合理化要求呈現出天然的耦合。它使時間喪失其在主觀體驗上的可變的、流動的性質,而凝結為均勻間隔的標準刻度。對企業管理者來說,這些標準刻度實際上是一個填充著物化的單位要素或曰機械動作的連續系統。于是時間就轉化成了“抽象的、可以精確地測量的物理空間?!盵39]

      在實際生產過程中,這個空間的填充物是可以同財富劃等號的。因此,那些貪婪的工廠主總要千方百計使自己能夠獨占的部分放大。放大的原始辦法是延長工時。[40]但這種辦法既易受阻,又不夠合理。所以,隨著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一種注重內涵,即單位時間工作效率的新辦法就浮出水面,并逐步取代延長工時的舊辦法而成了現代企業管理的較為純粹的表現形態。這被泰羅等人稱為科學的管理或管理的科學:

      管理這門學問注定會具有更富于技術的性質。那些現在還被認為是精密知識領域的基本因素,很快都會像其他工程的基本因素那樣加以標準化,制成表格,被接受和利用。管理將會像一門技術那樣被研習,不再是依靠從個人接觸到的少數組織的有限觀察中所得到的一些模糊觀念,而將是建立在一種被廣泛承認、有明確界說和原已經確立的基本原則之上。[41]

      在這段著名的文字中,泰羅提出了兩個關鍵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管理必須像精密科學那樣予以“標準化”。所謂“標準化”,就其完備程度而言,不僅要按照機器運作的恒定節奏來一般地訓練工人的規范操作行為,而且還要根據工藝流程的具體要求對工人進行職能上更為細密的分工或分級。一方面,承擔同一職能的工人要按照現一標準進行大批量培訓,并能做到像每支步槍上的部件都可以裝配在同種型號的任何別的步槍上那樣兼容互換;另一方面,對不同工種的工人要參照特定的角色要求確立不同的理想標準,切不可“用一匹千黑馬去拉一輛販賣雜貨的流動車?!比缡?,才能實現人力資源的最優配置。

      如果說,在泰羅制中,“人不見了,剩下的只是在根據精細的勞動分工而進行精密科學測定的基礎上安排的‘手’和‘物’”,[63]那么同樣,在官僚制中,人也不見了,剩下的只是根據職位的非人格指令而進行程式化公文寫作的“筆”和“紙”。于是人再一交被還原化約:知識成了無個性特征的抽象技能,世界觀鈍化為無惡無好的價值中立,道德良心讓位給了無情感色彩的例行公事?!爸腔叟c思想已成為商品?!盵64]技術官僚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書寫提示別人做什么事情的備忘錄,而不是提供告知人們應該如何去做的醒世箴言。在這個意義上,韋伯認為,官僚科層制越是追求技術手段的先進高效,即在形式上合乎理性,就越是偏離價值理想,即在實質上變得不合理了。它發展的完備程度,是同它祛除巫魅,亦即擯斥不可測量的情感因素的非人格化的程度相對應的。可是,這種非人格化的工具主義取向由于能帶來高效率,又特別為現代文明所迷戀。因此,工具理性蔓延的最后結果就是各個領域的全盤官僚制化,以致整個社會都仿佛被組織成了一個大工廠,一個沒有縫隙的機械鐵籠。當韋伯對這個機械鐵籠即表示恐懼又感到無奈的時候,他以先知般的智慧洞察了現代文明的兩難窘困。

      以上,我們對工具理性的社會蔓延做了簡要的歷史考察。應當說,這個考察并未結束。至少就主要方面而論,詳細地說明還應該包括科學主義、實證主義、技術統治論對人的思維方式的影響,以及在現代傳播媒介、大眾娛樂手段那里得到充分體現的機械復制原則,對人的心理習性和經驗感受方式的潛移默化的改造。

      工具理性的優勢和缺陷都非常明顯。不妨說,它的優勢的充分發揮,就是它的缺陷的充分暴露。因此可以理解,正是工具理性在社會化方面的不斷成功,矛盾地然而又是合乎邏輯地孕育了它的極端的反抗者——以非理性為特征的人本主義和浪漫主義。但是,一如工具理性主義,人本主義和浪漫主義若成為組織社會的唯一原則或壓倒一切的價值取向,也有它的嚴重問題。說明這些問題,需要將非理性的超驗追求與理性的道德關切作細致而慎重的比較研究。

      與此相關聯,泰羅還提出了第二個問題,那就是要把管理當作一項專門技術來“研習”。研習的目的在于超越模糊的樸素經驗,而把管理提升到全新的科學水平。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泰羅運用了當時他所能夠掌握的先進技術手段和統計方法。他雄心勃勃地要“為全廠的每部或每一類工具機特制一把計算尺”,并通過顯示每件活的最好的機械加工方式來“給工人詳細指明方向”。[42]在泰羅看來,如果說工廠體系中的工人不過是在做一些機械動作,那么,科學管理的一個要義即在于動作的“節約”。以下是他為提高管理效率所確定的幾個主要步驟:

      第一,找10-15個不同的人(最好來自國內各部門的眾多不同的企業),這些人對所要分析的工種具有特殊的專長。

      第二,研究其中每個人在干被調查的活計時所應用的基本動作或意圖的確切次序,以及他所使用的工具。

      第三,用秒表去檢驗做這些基本動作的每一步所需要的時間,進而選擇能用最快速度去干活計時的動作的每個組成部分。

      第四,排除一切假動作、慢動作和無用的動作。

      第五,在摒棄了一切不必要的動作之后,把最快的動作和最佳的工具匯集成一個系列。[43]

      這便是效率。按照科學管理的一般邏輯,高效率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對操作程序的分解化約和標準化控制;而在泰羅制那里,化約和控制的最后結果,甚至連工人的心理屬性也作為可以精確計算的抽象數據,以一種與他的自主人格相分離的形式被整合進了高度科學化和技術化的管理系統。20世紀20年代,“裝配線大量制造,這種用于芝加哥屠宰場的方法(這種方法用于將豬肉驅體放在傳送帶上逐一送到每個工人面前),已在汽車工業、電氣工業以及生產藏器和許多其他產品方面推廣運用?!盵44]在流水線作業的強力規訓下,工人的動作頻率和神經緊張都達到極限,以致有人驚呼,隨著泰羅制和福特制等等的廣泛實施,“智慧已從各車間和各工廠中被趕走”,現在所剩下的,只不過是些“沒有頭腦的雙肩”或“改裝成鋼鐵機器人的肌肉機器人”罷了。[45]這便是摩登時代的基本景觀。

      法理統治形式下的科層行政

      如果把現代文明的演進看作是一個不斷趨向合理化的過程,那么概括說來,抽象還原、定量計算、準確預測和有效控制,便構成了它所依循的基本邏輯。這種邏輯最初發端于數理科學,爾后經由一系列社會文化因素,特別是商品經濟因素的配合與支持,一步一步地展開了它的征服者的生涯。這個生涯會有一個盡頭嗎?更具體地說,當合理化邏輯基于某種無法收斂的本性而不斷拓殖的時候,它能否在政治-行政領域也獲得像在技術-經濟領域那樣的成功呢?

      按照熊彼特的看法,經濟模式之所以成為邏輯的母體,根本上是因為它的鐵面無情的明確性和量化特征,會自然而然地逼迫每一個進入這一領域的人自行放棄巫術手段,而訴諸合理的計算與運籌。市場體系的日趨完備和科技含量的不斷提高,更使經濟的運作變得越來越“自動化”和“非人格化”。[46]然而縱觀歷史,我們在政治生活領域卻難以獲得同樣的印象。在常規條件下,傳統統治的合法性往往與“君權神授”、“奉天承運”之類的超驗信仰相勾聯;而出現于社會大動蕩時期的魅力型權威,則幾乎是無條件地仰賴精英人物的超凡稟賦。兩種統治類型都倡揚個人效忠,實行獨斷的人治,其價值取向與行為方式,被種種神秘主義、蒙昧主義或者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的色彩所包裹,因而無法按照某種明晰的普適性規則予以通約和測度。但是,韋伯于傳統型和魅力型統治之分,又提出一種政治統治的法理類型,這為我們考察祛魅過程在政治-行政領域的具體表現確立了一個重要的路標。循著這個路標指示的方向,自不難體會合理化邏輯的無法抵擋的擴張勢頭。

      倘若采納一般的看法,把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歸結為某種形式的自愿認同,那么,法理型統治區別于傳統型和魅力型統治的根本特征,即在于它將認同對象由人格化的君主或精英轉換為非人格化的法律典則,從而營構了一種具有抽象意味的普遍主義精神。這便是所謂的法治或法律主治。在韋伯那里,法理型統治原是一種理想類型,但這種理想類型被提出,無論從歷史上看還是從邏輯上說,顯然都參照了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實際樣本。昂格爾強調,一種具有公共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的法律秩序的出現,是同現代資本主義的成長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47]其所以如此,除開契約因素的重要影響,一個十分關鍵的原因在于,“龐大的現代資本主義企業本身就是無可比擬的徹底官僚化的組織。其業務操作完全以日益提高的準確性、持續性和速度為基礎。”[48]就此而論,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客觀上需要這樣一個法律系統和行政系統,這個系統至少在原則上能夠根據確定的一般規則加以合理的計算,如同一臺機器的可能的運行能夠被加以合理的計算一樣。

      哈耶克曾對法治國家的典型特征作過精辟的分析。按照他的看法,一種與自由擴展秩序相容的法律必須合乎兩個要求。其一是普遍性,即法律規則必須能夠平等地和沒有例外地適用于所有的社會成員,而不管其出身、性別、種族、家庭、財產、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存在多大差異。惟其如此,才能談論依法治國。其二是抽象性,即法律規則必須與任何特定的具體目的脫鉤,而展現為某種一般形式的“抽象秩序”。[49]只有這樣,才能為合理地評判人們的社會行為及其法律后果提供條件。在上述意義上,“理想形態的法律,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指向不確定的任何人的‘一勞永逸’的命令,它乃是對所有時空下的特定情況的抽象,并僅僅指涉那些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及任何時候的情況?!盵50]換句話說,法理型統治所依據的法律,在形式上表現為一套邏輯清晰、首尾一貫、普遍有效的抽象規則。所謂司法,依韋伯的評論,就是由公認的合法權威按照嚴格的程序“把這些規則應用于具體的個案”。[51]這意味著,法律體系的形式運作變得像機械化工藝流程那樣具有標準規范和可計算性特征了。

      不僅如此。在韋伯看來格外重要的一點是,法理型統治的日趨完善,合乎邏輯地要求并最終建立了一種結構合理、辦事高效的公共行政系統。這便是所謂的官僚制或科層制。[52]與恣意專斷、職責不明、任人唯親的傳統組織機構和管理迥乎不類,在現代科層體制下,每個職位都有法律明文規定的職權范圍;各種職位按等級原則組成一個有序體系,下級服從上級的指令與監督;官員的任用注重專業技能,獎勵與晉升依據資歷和業績定奪;各級官員都不把相應的職位占為己有,而只是在規則約束下進行事務性的管理工作;行政決策和決議均用書面形式提出,官員依據文件處理公務。于是,整個行政系統的運作就變成了職責明晰、上下協調、前后連慣的標準化組織行為。[53]韋伯特別強調,科層行政的精確、穩定、快速和可靠,在技術上可以達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因此,它是實行法理統治的最恰當的示范樣態。[54]

      依照韋伯分析,這樣示范樣態即便不是為資本主義所獨具,至少也是為資本主義所首創的。因為從歷史上看,正是現代資本主義企業按效益原則的加速繞轉,以及隨著這種繞轉,整個分工體系的愈益細密和社會事務的日趨復雜,才產生了對“持久穩定的、嚴肅緊張的和可預計性的行政管理”的急迫需要。[55]因為同樣的緣故,現代科層行政按照工具合理性取向來營構,也就成了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韋伯指出,一如實行專門化分工的現代企業,官僚科層制在組織安排上也剔除基于傳統習慣和人格魅力的不可測量因素,根據合理化的技術指標實行職能分工。它不是對人而只是對職務提出要求,并由一套正式頒布的規章來界定各種職務和責任與權限。如此,個人的特殊魅力和主觀偏好就讓位給了一種形式化的、無人格的普遍主義精神。[56]占據某個職位的當權者,在進行與他的職位有關的行動,包括對他人發出指示時,他都在服從一種無人格的命令。反過來,當法人群體的成員對當權者的命令表示服從的時候,他們也往往把這種有從看作是對某種職能角色的服從,而不管扮演這個角色的當權者的個性特征如何?!叭藗兎念I班的,因為他是領班;人們服從船長,因為他是船長,而不考慮領班的或船長有無才能?!盵57]在這里,“權威經職位傳遞,而不是經人傳遞。社會交換(必須相互吻合的工作)只在角色之間進行?!盵58]

      由于官僚科層制剔除個人情感色彩,僅僅把權力授予“職位”,這就使公務辦理變得可以計算、可以預測、可以控制了。對它來說,官員類似于一臺自動的辦公機器。只要你把申請單塞入這臺機器,并一同塞入必要的費用,你就會從它那里得到具有或多或少無法反駁的理由的規范性判決。因此,從純技術的角度看,官僚科層制是一種高效率的行政管理體制。“一個充分發展的官僚行政與非官僚的行政相比,如同機械化與非機械化生產方式的比較。在官僚組織里,檔案的準確、快速、一致和可取性,保密的持續和可能性,合作的協同和嚴格性,以及人力、物力的最小代價等等,無不通過經嚴格官僚化、尤其是單一組織的行政機構來達到?!盵59]可以講,科層行政是歷史上已知行政模式中最為合理的一種。

      道理很明顯:既然技術效率是科層行政的首要追求,那么,各類官員便應是通曉本部的業務的內行專家。韋伯認為,相對于傳統統治方式,科層制由于推崇技術知識在高效行政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使人才的甄選范圍得到擴大,即從注重血統門第轉變到了注重教育程度、技能培訓和專業資格。這樣,有權的人就不再需要一雙“閃光的眼睛”或一個“宏亮的嗓門”,他或她只要能取得某種職務所需的文憑或證書就可以了。僅此而論,“官僚體制的行政管理意味著根據知識進行統治,這是它固有的特別合理的基本性質?!盵60]在這個意義上,科層官員不外是一些技術官僚。

      這些官僚的確在行動中表現得規范合理。之所以如此,在韋伯看來,不但因為他們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更重要的是,他們作為政策的咨詢者和執行者,僅僅充當著龐大官僚機器上的一個小小的部件。不論其愿意與否,他們都必須自己的情感需求、價值偏好和創造精神,以適應不停運轉的官僚機器的非人格化的指令。因此,有人把他們描述為用“標準的手續”來耐心地、不知疲地處理問題的能手。他們“對任何偏離已構成他組織基礎的習慣的、行之有效的做法都持懷疑態度?!盵61]依普通的見解,這種懷疑態度,或更準確地說,這種墨守成規的形式主義的刻板行為方式,體現了技術官僚所應具備的職業道德,但按照盧卡奇的批判性評論,道德之附屬于職業,正表明它已同人的真正本性相分離:

      官僚主義的特殊類型的“良心”和公正,個別官僚對其所面臨諸多事物之間的關系體系的必須的絕對服從,把這種絕對服從完全看作是自己的“榮譽”和“責任感”的思想,所有這些都指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泰羅制中侵襲了人的“靈魂”的分工,在這里已經侵入了道德的領域。[62]

      注釋:

      [1]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2頁。

      [2]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1頁。

      [3]胡塞爾:《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頁。

      [4]胡塞爾:《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第51-52頁。

      [5]默頓:《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頁。

      [6]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212頁。

      [7]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05-306頁。

      [8]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第154頁。

      [9]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第153頁。

      [10]舍勒:《資本主義的未來》,第16頁。

      [11]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第156-157頁。

      [12]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第93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50頁。

      [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103頁。

      [15]霍斯金、麥克夫在“會計學:一門學科規訓”一文中對這個問題作了精彩的分析。見《學科·知識·權力》,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85-124頁。

      [16]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第154頁。

      [17]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第155頁。

      [18]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566頁。

      [19]齊美爾:《貨幣哲學》,倫敦,1978年英文版,第409頁。

      [20]沃爾夫編:《格奧爾格·齊美爾的社會學》,紐約,1956年英文版,第412頁。

      [21]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第159頁。

      [22]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57頁。

      [2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533頁。

      [24]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第150頁。

      [25]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第137頁。

      [26]盧卡奇:《歷史階級意識》,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頁。

      [27]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375頁。

      [28]人的片面化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萊蒙特說;“我們十分驚異,在古代,一個人既是杰出的哲學家,同時又是詩人、演說家、歷史學家、牧師、執政者和戰略家。這樣多方面的活動使我們吃驚。現在每一個人都在為自己筑起一道蕃籬,把自己束縛在里面。我不知道這樣分割之后集體的活動面是否會擴大,但是我卻清楚地知道,這樣一來,人是縮小了?!保ㄒ浴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1-172頁。)他被迫從事某一特殊的操作,完成某一既定的專門職能,并因而以其熟能生巧的疇型發展,為分工協作體系裝上了飛速旋轉同時又可精確檢測的標準化齒輪。“局部工作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優點。”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338-339頁。

      [29]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387頁。

      [30]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400頁。

      [3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417頁。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08頁。

      [33]引自小喬治:《管理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5版,第82頁。

      [3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459頁。

      [35]芒圖:《十八世紀產業革命》,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06頁。

      [36]芒圖作過一個對比。他說,當工人在傳統的小作坊做工的時候,雖然收入微薄且十分辛苦,但他可以較為隨意地開始工作或停止工作。甚至在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場里干活,他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隨著機器大工業時代的到來,工人都“像一個機輪那樣被卷入無靈魂的機械裝置的不停運轉之中?!保ā妒耸兰o產業革命》,第333頁。)

      [37]芒圖舉過一韋德伍德工廠的例子。“在這個工廠里,勞動時間是用鐘聲通報的。因此在鄰近地方,人們就給它起了一個‘敲鐘工廠’(theBee-works)的名字。”(《十八世紀產業革命》,第486頁。)這個名字很有象征意義。

      [38]列文:《時間地圖》,安微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0頁。

      [39]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第89頁。

      [40]“靠超過法定時間的過度勞動獲得額外利潤,對許多工廠主來說,是一個難以抗拒的巨大誘惑。他們指望不被發覺,而且心中盤算,即使被發現了,拿出一筆小小的罰款和訴訟費,也仍然有利可圖?!睘榱斯澥∵@筆小小的罰款和訴訟費,以便更加有利可圖,精明的工廠主很快學會了零敲碎打地盜竊額外時間,譬如占用工人的休息時間和“偷啃吃飯時間”等等。(參見《資本論》,第一卷,第271頁。)需要指出,在機器大工業起步的初始階段,工作日的延長和勞動強調的強化常常是并行的,因此表現得極其殘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此作過細致的分析。

      [41]泰羅:《科學管理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頁。

      [42]泰羅:《科學管理原理》,第33頁。泰羅當時所使用主要技術工具是秒表和計算尺。在他之后,吉爾布雷斯開始用電影攝影機來顯示工人動作的速度和頻率。他還發明了可以記錄1/2000分種時間的瞬時器,以克服動作分析的不精確性。單是手的動作就被分為“抓”、“握”、“搬運”、“放置”、“固定”等17種單元成分,足見其精密和細致。(參見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頁。)

      [43]泰羅:《科學管理原理》,第210-211頁。

      [44]博德:《資本主義史》,第202頁。

      [45]博德:《資本主義》,第190頁。

      [46]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第166頁。

      [47]昂格爾:《現代社會中的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8頁。

      [48]韋伯:《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頁。

      [49]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一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頁。

      [50]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冊,第185頁。

      [51]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43頁。

      [52]在韋伯那里,“官僚制”(bureaucracy)系指具有專門職能、明確規章和嚴格程序的行政管理體制,因此,它與科層制基本上是同義語??肆_吉耶曾分析過“官僚”的三層涵義。最初,官僚指由“坐辦公室的人”組成的政府,即由正式任命、權威分等的文官所組成的國家機關,它們依附于大權在握的中央政權。其次,官僚又指一種適用一切組織的管理機構,其特點是等級化、權力非人格化和把任務及程序“公式化”。最后,“官僚”一詞在日常用語中還帶有一種貶意,使人聯想到墨守成規,繁文縟節,缺乏感情,甚至人格萎縮等等。但實際上這不是官僚的第三種涵義,而是前兩種涵義的帶貶意的引申。(參見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頁。)

      [53]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第243-245頁。

      [54]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第248頁。

      [55]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第249頁。

      [56]韋伯:《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第325頁。

      [57]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第171頁。

      [58]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57頁。

      [59]韋伯:《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第351頁。

      [60]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第250頁。

      [61]阿爾蒙德:《比較政治學》,第323頁。

      [62]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第100頁。

      [63]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第390頁。

      [64]米爾斯:《白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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