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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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領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變構成了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的重要內容。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注重理性個體的作用,堅持國際關系發展的進步論?，F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從康德、威爾遜的理想主義開始,經過相互依存理論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個高潮,占據了國際關系理論的半壁河山。冷戰后以全球治理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新的方向上進行探索,注重對非主權國家行為體和世界政治中的社會性力量的研究。
關鍵詞: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理想主義;新自由主義;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義是西方政治學的重要傳統,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兩大主流流派之一。D曼寧把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概括為如下幾點:自由主義認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個人的自由是社會變革的動力;個人自由與福利、社會正義和安全有賴于法制;自由主義的歷史觀是進步的,它認為合于理性的人類社會的規范設計是可以實現的。①自由主義的發展源遠流長,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臘哲學中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柏拉圖在其名著《理想國》中對國家(城邦)先驗性正義目標以及理念的闡述可謂自由主義在此一方面的發端。②但是,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直接源頭還是來自從18世紀啟蒙運動開始的理想主義自由主義的傳統。
一、理想主義自由主義的傳統:從康德到威爾遜
18世紀開始的啟蒙運動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啟蒙運動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義的大旗,對以歐洲專制主義和宗教神權為代表的腐朽“舊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撻伐。理性主義和人類尊嚴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勢無情地蕩滌著幾百年來一直禁錮人們頭腦的陳腐渣滓。人類似乎重新發現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國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Kant)所言,這是一個“讓光明照亮人類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時代。
盡管啟蒙運動中的思想家大多是從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角度出發探討一般的哲學問題,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學基礎上對國際政治和世界秩序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這些思考成為了理想主義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直接源頭。啟蒙運動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約翰·洛克(JohnLocke)、讓雅克·盧梭和康德。這些思想家確立了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與中世紀的神權和蒙昧主義不同,他們認為,理性是人類獨有的一種天然稟賦。理性個人的目標是自我實現,這乃是一種“自然狀態”。而國家不過是社會中的個體之間訂立“契約”的產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們建立在推理基礎上的自然權利。④
在這些偉大的思想家中,對后世的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影響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義發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與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極個人自由觀念不同,在康德那里,個人自由的理念強調的是個人對政治生活的積極參與。或者說,人是自由的,他可以為自己的行為準則立法。政府應該在法律和正義的原則下維護個人的安全和福利。與馬基雅維里相反,康德認為個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積極的個人自由觀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學的核心。⑤在國際政治哲學方面,康德認為,國家之間戰爭帶來的巨大損失、公民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理性,最終會使國家之間的關系從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過渡到法制狀態,從而實現“永久和平”的目標?？档碌挠谰煤推剿枷雽τ诤笫赖墓埠妥杂芍髁x國際關系理論,即民主和平論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對此我們將在后文詳細論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國際政治領域發揮重要影響力的國際思想是傳統的均勢論,以梅特涅和俾斯麥為代表的歐洲政治家們成了維持歐洲均勢的大師,他們試圖通過復雜致密的結盟關系來維護國家利益和維持歐洲和平。但殘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無異于對這些努力的無情諷刺。為此,當時的一些政治家和學者們開始對人類理性進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擺脫這種均勢論宿命式的悲劇,這直接催生了現代意義上的理想主義國際關系思想。
從20世紀20、30年代開始,現想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國總統兼學者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約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Moon)和英國學者阿爾弗雷德·齊默恩(AlfredEZimmern)、菲利浦·諾爾貝克(PhilipNoelBaker)和大衛·米特蘭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義否認人性惡的本質是導致國家間沖突和戰爭根源的現實主義觀點。齊默恩認為人類的本性無所謂善惡,關鍵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發生戰爭不是人類缺乏國際共同體的觀念,而是知識的局限使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⑥如威爾遜所言:“惡與善俱來來,純金常被侵蝕”⑦。也就是說,盡管人的天性中存在著愚昧和無知,而獨裁者也可以利用這個弱點實現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傳的力量可以克服這個弊端。因此,理想主義者十分重視對于民眾的教化。同時,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類的理性和智慧充分發揮,彼此形成世界共同體的觀念和國際主義精神,從而在根本上杜絕戰爭的根源。
在國際政治領域,理想主義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力量來追求國際社會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義。這集中體現在威爾遜對于戰后安排的“十四點”方案,以及作為該方案的直接成果———國際聯盟的建立上。威爾遜學者和政治家的雙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義和平方案付諸實踐。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在美國國會的演說中首次提出了“十四點”計劃作為構建戰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綱領。針對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些國際政治弊端,“十四點”計劃主張,各國應當放棄秘密外交、取消貿易壁壘、公海自由航行、鼓勵民族自治、裁減軍備等;作為“十四點”計劃的核心,威爾遜強調戰后應當建立一個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為目的的國際組織。威爾遜的這一國際組織方案以集體安全原則取代了均勢原則,是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義的國際秩序理念。理想主義認為一戰前的均勢體系的瓦解及一戰的爆發,是各國漠視國際法和國際道德正義原則的惡果,而建立一個普遍性國際組織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良好途徑。⑧一戰后建立的國際聯盟是這一理想主義理念的偉大試驗⑨。它所體現的理想主義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具有非凡的意義,對于后來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但國際聯盟在20世紀30年代的國際政治進程中并沒有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等事件中表現得軟弱無力,特別是,它沒能阻止法西斯勢力的發展并最終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些事態促使愛德華·H·卡爾、漢斯·摩根索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國際關系理論家開始反思理想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有效性問題,對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設和內在邏輯進行大膽的質疑,認為理想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用“應該如何”(shouldbe)的烏托邦式假設代替了“現實如何”(tobe)的理性主義思考,從而必定在現實國際政治中遭到挫敗。⑩他們進一步提出了以強權和利益為核心的國際政治范式,從而創立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主義學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現實主義在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研究中占據了統治地位。盡管如此,理想主義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具有非凡的意義,對于后來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是一筆不可多得的思想財富。
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諸流派
20世紀50、60年代的國際關系理論是在傳統主義和科學行為主義辯論中發展的。這場爭論盡管十分激烈,但從根本上來說卻是“一場虛假的戰爭”,雙方的爭論僅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盡管這對于推動學科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但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觀念和思想層面卻鮮有深入的探討。從這個意義上說,戰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真正巨大進步是20世紀60、70年代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出現,以及它們在理論上的交鋒,這些構成了延續至今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主導潮流。所謂“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標簽,是為了區別于傳統的理想主義自由主義和經典現實主義。
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世界政治的發展呈現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如核戰爭的恐怖陰云、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石油危機、全球環境問題等,這些問題大大增強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從而引發了國際政治理論家們對世界政治本質的重新思考,他們開始反思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進一步從早期理想主義的遺產中發掘出了有價值的思想,與世界政治發展的實際相結合,發展出新的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國際關系理論,并逐漸成為當代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義”的標簽只是一種泛指,因其研究重點和具體觀念的差異,其中還存在著不同的流派。在這里,我們把它簡單歸納為三個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論
核武器的巨大殺傷力使處于冷戰中的人們認識到,核戰爭的結果無異于人類的集體毀滅;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發展使得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環境生態等全球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日益加劇。這些深化了國際政治研究者們對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認識,也最終促進了相互依存理論的誕生。
相互依存理論的代表人物有羅伯特·基歐漢(RobertKeohane)、約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歐漢現為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奈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兩人長期合作研究,成果豐碩,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國際關系理論學界被傳為佳話。相互依存理論就是兩人共同創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國關系和世界政治》、《權力與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論的巔峰之作。羅斯克蘭斯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貿易國家的興起》。
相互依存理論全方位挑戰了現實主義的一些基本設定?，F實主義認為,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為體,國家之間的關系構成了國際政治的基本內容,非國家行為體盡管存在,卻不能發揮什么實質性作用,只是主權國家權力政治的從屬物。相互依存理論反對國家中心主義,認為主權國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為體,越來越多的超國家和跨國家組織在國際層次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論重視對跨國關系的研究,注重對一體化后果及影響的分析?，F實主義認為,主權國家的首要目標是追求軍事上的安全,其次才會考慮經濟、環境等事務。相互依存理論認為,一體化的發展不僅使得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加深了,而且加強了軍事、政治、經濟、環境和生態等領域全方位的“復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dependence)”,現實主義從軍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經濟、環境等“低政治”過渡的優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務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以主權國家強權和利益為核心的國際間政治模式應該逐步讓位于超越主權國家范圍的眾多跨國問題研究議程。
相互依存理論的出現打破了現實主義理論獨霸國際關系理論領域的狀態,大大拓寬了理論研究的視野,帶來了一種全新的世界政治變革分析的思路和議程,為現代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迅速發展和崛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論或復合相互依存理論的基礎上,新自由制度主義才得以誕生,并對于冷戰后出現的全球治理論等最新自由主義世界政治理論產生了直接影響。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論的代表作《權力和相互依存》被譽為“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二)新自由制度主義
在復合相互依存理論的基礎上,以基歐漢為中心的一批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進一步深化和豐富了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提出了被稱為“制度理論(institutiontheory)”或“規制理論(regimetheory)”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除基歐漢以外,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還有奧蘭·揚(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與相互依存理論不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接納了新現實主義理論的若干基本假設,如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為體、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等,盡管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釋。與此同時,它還吸收了博弈論、理性選擇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論分析更加嚴謹而實用。
根據斯蒂芬·克萊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義,所謂“規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行為體對特定國際關系問題領域的預期圍繞它匯聚起來”。盡管不同的學者對于“制度”或“規制”有不同的定義,但其基本含義大多包含在這個定義中,強調了制度在規范行為體的行動,匯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
建立在博弈論基礎上的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義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論工具。理性選擇理論又稱公共選擇理論,它最早來自經濟學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觀點包括,把集體行動的個體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為者,這些個體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動中他們可以在權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選擇。從而構成集體行動的一般邏輯。理性行為體通過功能、博弈和學習三種途徑建立合作。
相應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分析起點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國家。自由制度主義同樣承認國家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但它認為,即使是在無政府狀態的自助的國際體系里,國家之間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實現的?；鶜W漢認為,主權國家之間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賴利他主義、理想主義、個人榮譽、共同目的、規范的內化或對某種文化價值觀的共同信仰。相反的,富于算計的理性的國家之間關系并不必然是沖突,國家的優先目標也并非僅僅是軍事安全。在國際制度和規制的規范和強化作用下,國家之間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開始時創建制度主導合作的霸權國家消失后,霸權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在這里,制度的力量逐漸發揮了獨立而持久的作用,國家關注的不再是相對收益,而更多的是絕對收益。為此,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目標應當轉移到探討合作在何種條件下得以出現并維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變上來。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并得以維持,行為體的預期就會受其規范,增加彼此獲取的信息,建立信用體系,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終推動該制度下所有行為體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借鑒了現實主義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認為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從而在世界觀上持有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它緊緊把握住了世界政治發展的新趨勢和新問題,給出了全新的解釋。新自由制度主義在20世紀70、80年代的崛起在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尤其是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義。盡管基歐漢自己也承認它存在不少缺點,但它對當代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意義卻是顯而易見的。作為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它和新現實主義之間的爭論構成了冷戰結束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的主要內容。當然,制度主義并非這一時期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論(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紀70年代的出現及其在冷戰結束前的“再發現”就是明證。
(三)共和自由主義:民主和平論
雖然“民主和平論”被認為是冷戰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義的成果。但作為一種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稱作“重新發現的”(rediscovered)理論。最早提出類似理論的是康德,他論述了被稱之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國組成的不斷擴大的共同體可以在國際法的原則下最終達到“永久和平”。因為共和政體的制約機制能阻止共和國家冒險進行戰爭;而非民主國家是否進行戰爭則全憑獨裁者不受制約的意志。康德的思想被稱作“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它在一戰前后得到進一步發展,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十四點”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決定自己制度的國家”“愛好和平”,“能夠獲得正義的保證,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損人利己的侵略”。1919年J·熊彼特進一步提出“民主的資本主義能導致和平”的命題。當代學者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重新認識民主和平的問題,并逐步理論化系統化。斯莫爾(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為一種基于經驗事實的現象進行描述;1983年多伊爾(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義遺產與外交》一文中正式將“民主和平”作為一種理論提出來;冷戰結束后,“民主和平論”成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的研究熱點之一,有關著作層出不窮,其中,布魯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戰后世界的原則》中對它作了系統論述。
作為一種關于國際安全模式的假說,現代“民主和平論”的主要觀點有:(1)國際關系中的一條經驗法則是,民主國家之間從不(或很少)發生沖突;(2)即使它們之間發生沖突,彼此也不大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因為這有悖于民主的原則和理性;(3)專制國家之間或者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更容易發生沖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決爭端。更有甚者認為,與民主國家相比非民主國家更加好戰(Warprone)。
作為一種經驗法制,“民主和平論”者的重要依據之一便是“民主國家少戰爭”的“經驗事實”(empiricalfacts)。如果說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種理想的話,那么當代“民主和平論”者則試圖通過各種統計與分析,證明這一現象在不同的時間段內普遍存在。斯莫爾和辛格及多伊爾認為,自1816年以來民主國家之間幾乎就沒有真正發生過戰爭。
對此,“民主和平論”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國家內部的制度約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國家之間共同的民主規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一方面,“民主和平論”者認為,國內政治中發展起來的一些制度和規范影響一國對外行為模式,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在國內政治上的差異導致了雙方在對外政策決策上的不同。民主政體強調通過和平方式進行有規則的政治競爭,因而民主國家國內政治矛盾的解決不是通過消滅對手而實現的,這使得民主社會無論從國家、地區還是個人層面上來說,都是穩定的。而在非民主國家的政治競爭中勝者得到全部,敗者沒有機會重新崛起;非民主國家的穩定必須建立在沒有有效的的基礎之上。具體來說,制度約束體現為:首先,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決定政府要對選舉實體(electionbody)負責。其次,民主國家政體中的分權(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則使得外交決策責任多元化,從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極端的決定。另外,由于民主國家進行戰爭要經過公開辯論和民主政治諸環節的認可,故備戰的時間更長,也為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在時間上提供了緩沖機會。
對于民主的規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論”者認為,民主國家所共同擁有的精神氣質(ethos)也使得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發生戰爭,這些精神氣質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競爭和政治妥協。一個民主國家會設想其它民主國家也會以有規則和平競爭的辦法解決爭端,并且將其運用到對外關系中,因此,民主國家對其他民主國家的印象是積極的,從而民主國家彼此認為是和平的,并會形成相互尊重的關系。相反,民主國家同非民主國家之間缺乏這種抑制紛爭的精神氣質。
盡管“民主和平論”從概念、事實到邏輯均存在著諸多缺陷,被為數不少的學者所批評,但因其一個暗含的邏輯便是世界和平的穩固基礎在于擴展西方所認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和政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開辟了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思考的一條引人注目的蹊徑
三、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新發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從20世紀新自由主義異軍突起開始,它和同時誕生的新現實主義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但是和前兩次大論戰不同,雙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現了明顯的所謂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合流的趨勢。即論戰的雙方都從自己最初的立場退卻,互相吸收對手的一些基本理論要素,使得它們在一些基本理論要素方面趨同,甚至基歐漢自己都承認制度理論被貼上自由主義的標簽幾乎是一種“誤導”。從而,爭論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價值和意義都大受影響。自由主義甚至整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轉向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特別是,1991年冷戰以一種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解釋力不足的窘境令諸多國際關系理論家措手不及。這使得一些學者開始另辟蹊徑,致力于發展一些解釋力和預測性更為強大的理論。其中,從本質上屬于自由主義傳統的全球治理理論以其新穎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引人注目。當代全球治理理論的最著名的國際關系理論家是現任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的詹姆斯·N·羅斯諾(JamesNRosenau),此外還有大衛·赫爾德(DavidHeld)、奧蘭·揚、恩斯特奧托澤姆佩(ErnstOttoCzempie)、馬丁·休遜(MartinHewson)、馬克·贊齊(MarkW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Murphy)、多米尼克·鮑威爾(DominicPowell)等人。
羅斯諾對當代學理意義上的全球治理觀念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特別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tion)論”的世界觀成為全球治理理論的哲學基礎,為該理論在當代的發展建立了一個共同的知識平臺?！胺趾稀?fragmegration)的英語單詞是由“分散(fragmentation)”一詞的前半部分(fragme)和“整合”(integration)一詞的后半部分(gration)結合而成。該詞的構成形象地表達了“分合論”世界觀的思想內核:當代世界政治變遷的動因包含著分散化和一體化兩個同時起作用的趨勢,這兩個因素在當代全球政治的進程中又分別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區域化(localizing)的現象。當代全球政治的圖景正是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
當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區域化在時間是共時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間上是相互交疊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隨著跨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信息和通信技術的進步、全球公共問題領域的涌現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進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眾多的少數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團體的增生、形形色色認知共同體(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現為標志,區域化的趨勢也日益突出。當代世界“分合”的進程正在三大領域展開。在經濟領域,經濟全球化和新的“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nationalism)。相互交疊。在社會領域,“分合”的趨勢也十分明顯,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會”(globalcivilsociety)意識就逐漸形成,另一方面,國家自主權和權威的散失使得人們覺得必須依靠歸屬于適當的集體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并獲得心理上的安慰。恐怖組織和民族宗教分離主義勢力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領域,全球化的動因使得傳統的民族國家治理面臨著巨大的危機。當代世界政治中越來越多的議題超越了民族國家主權的界限。在跨國和超國家層面上,主權國家處理政治事務時深受諸多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的制約。幾乎與國際組織作用不斷加強同步,一般民眾的政治視野更加開闊,主權國家的政治決策也越來越難以博得大多數國民的支持。在“分合”進程的影響下,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權威結構大受侵蝕,當代世界政治體系正在經歷意義深遠的變革,這一變革集中體現在全球事務中的權威遷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論者認為,推動權威遷移的因素來自六個方面。首先是冷戰的結束和美蘇兩大超級大國競爭的終結去除了兩極結構的束縛,使權威遷移的進程在體系層面上成為可能。其次,兩極結構的崩解造成了冷戰后世界局勢的動蕩狀態(turbulence),與此同時,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這個世界日益縮小,這些前所未有的態勢促使人們去尋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組織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們能夠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時更加容易地參與集體行動來表達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來自次團體主義(subgroupism)的發展。社會越來越分化出大量有組織的實體,它們成為新的權威中心和忠誠目標。第五個因素是國家和地方經濟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維系商業和金融關系的傳統方式。最后,權威遷移的進程被不斷出現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態所加速,這些事態強化了跨國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斷高漲的社會運動。總之,權威遷移的動因來自“分合”世界觀下同時展開的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間的互動。有些情況下,超越國家邊界的控制機制得到加強,而在另外的情況下,鄰里間心理安慰和種族歸屬等需要則催生和強化了區域化的控制機制。
盡管當代世界事務大多數仍然是在主權國家管轄的框架內展開的,但是隨著國家內部和外部各種新的控制機制的出現,越來越“呼喚全球政治權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羅斯諾把這種“新形式”稱作“權威領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所謂權威領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權力的行為體,在各自相應領域里可以得到民眾的支持和服從。與國家主權權威不同的是,這種服從主要不是依靠國家機器的強制力獲得的,其服從主要來自民眾對于它的信任和認可。權威領域往往沒有正式的組織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領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區域性的,同時其影響范圍在不斷地發生擴大或縮小的變化。
國家主權權威向形形色色的權威領域的遷移是當代世界政治變革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在許多問題上國家也要和其他權威領域一樣去爭取自己的權力以獲得人們的認同。當代世界政治的主軸開始從主權國家為中心的統治(governent)向以權威領域為中心的“治理”變革隨著世界政治分合趨勢的不斷發展和權威遷移的不斷加速,國內(domestic)和國外(foreign)之間的分野不斷淡化,以前清晰堅固的劃分國內和國外的邊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滲(porous),以權威領域為基礎的治理(governance)則大行其道。特別是,眾多全球公共問題的出現使得全球規模的治理成為世界政治美好未來的必由之路。
總之,“治理從頭起便須區別于傳統的政府統治概念”。全球治理論對自由主義理論的回歸深刻地體現了這一點。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不同,全球治理論大膽地放棄了國家中心論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理論緯度,敏銳地發現了其中最新的發展趨勢。在本體論和世界觀上,全球治理無疑是自由主義傳統和全球主義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論上,它一方面沒有徹底放棄實證主義的實在論和個體主義,同時也能夠吸收諸如建構主義和英國學派國際社會理論的社會建構方法和整體主義,這無疑折射出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精神,為走進新千年的五彩繽紛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增加了一個新的方法和門徑,不僅對于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創建富有啟迪意義,還為解決當今世界政治面臨的困境指明了一條有益的道路。
注釋:
①DavidJManning,Liberalism,London:Demt,1971,pp14-23
②參見范明生:《柏拉圖哲學述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特別是其中的第3章和第6章。
③MarvinPerry,MyruaChase,JamesRJacb,MargaretCJacb,TheodoreHVonLaue,WesternCivilization,HoughtonMifflinCompany,p388
④盧梭:《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⑤李梅:《權利與正義:康德政治哲學研究》,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頁。
⑥AlfredZimmern,“LecturesontheHarrisfoundation1936”,inQuincyWright,ed,NeutralityandCollectiveSecurity,TheUnivofChicagoPress,1936,pp8-9
⑦伍德羅·威爾遜:“首任總統就職演講詞”,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編:《美國歷史文獻選集》,北京,1985年,第127頁。
⑧伍德羅·威爾遜:“十四點計劃”,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編:《美國歷史文獻選集》,第134頁。
⑨ALeRoyBennet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PrinciplesandIssues,PrenticeHall,1995,p22
⑩EdwardHCarr,TheTwentyYearssCrisis,1919-1939: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Palgrave,2001
11.KlauseKnorrandJamesNRosenau,ContendingApproaches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9,p12
12.相互依存理論的代表作可參見:RobertKeohaneandJosephNye,PowerandInterdepen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PrenticeHallInc,2001;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eds,Transnationalrelationsandworldpolitic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2;RichardRosecranse,TheRiseoftheTradingStates,BasicBooks,1986
13.HansMorgenthau,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NewYork:AlfredAKnopf,Inc,pp18-25
14.RobertKeohaneandJosephNye,PowerandInterdepen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backcover
15.對regime一詞,目前國內學術界有不同的翻譯方法,如“機制、規制、制度、規則”等這里采用“規制”一詞,參見劉豐、張睿壯:《關于幾個重要國際關系術語中文譯法的討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0期。
16.新自由制度主義研究的代表作有:ErnstHass,“OnSystemandInternationalRegimes”,WorldPolitics,Vol27,No2,1975,pp147-174;StephenKrasner,ed,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OranYoung,“InternationalRegimes:ProblemsofConceptFormation”,WorldPolitics,Vol32,1979-1980,pp331-405;JohnRuggie,MultilateralismMatter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
17.大衛·A·鮑德溫:“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和世界政治”,大衛·A·鮑德溫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1頁。
18.StephenCrasner,“StructuralCauseandRegimeConsequences:RegimesAsInterveningVariabl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6,1982,p186
19.BrunoSFrey,“ThePublicChoic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winter1984,pp201-202;RolandVaubel,“APublicChoiceView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inRolandVaubel＆ThomasWillett,eds,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PublicChoiceApproachWestviewPress,1991
20.王杰主編:《國際機制論》,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84頁。
21.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TwoApproache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32,No4,1988
22.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
23.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蘇長和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年,中文版序言,第21-26頁。
24.ZeevMaozandBruceRussett,“NormativeandStructuralCausesofDemocraticPea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p624
25.DavidESpiro,“TheInsignificanceoftheLiberalPeace”,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2,Fall1994,p50
26.ImannelKant,PerpetualPeace,Indianapolis:LiberalArtsPress,1957,以及KantsPoliticalWritings,HansReiss,ed,HBNisbet,tra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0
27.MichaelWDoyle,“LiberalismandWorldPolitic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0,No4,December1986
28.威爾遜:“十四點”,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編,《美國歷史文獻選集》,第131-134頁。
30.Joseph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Cleveland:WorldPublishingCo,1955
31.MekvinSmallandDavidSinger,“TheWarpronessofDemocraticRegime,1816-1865”,Jerusalem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Summer1976MichaelDoyle,“Kant,LiberalLegacyandForeignAffairs”,PhilosophyandPublicAffairs,(Summer1983),pp323-353
32.BruceRussett,edGraspingtheDemocraticPeace:PrinciplesforPostColdWarWorld(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3)
33.關于“民主和平論”有代表性的論述,可參見,MichaleDoyle,“Kant,LiberalLegacies,andForeignAffairs”,PhilosophyandPublicAffairs,Summer1983,pp323-353;BruceRussett,edGraspingtheDemocraticPeace:PrinciplesforPostColdWarWorld,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3;MichaelWDoyle,“LiberalismandWorldPolitic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0,No4,December1986;ZeevMaozandBruceRusset,“NormativeandStructuralCausesofDemocraticPeace,1946-1986”,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7,No3,September1993
34.DavidALake,“PowerfulPacifist:DemocraticStatesandWa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6,No1,March1992,pp28-29
35.MichaelDoyle,“Kant,LiberalLegacyandForeignAffairs”,pp205-235;SmallandDavidSinger,“TheWarpronessofDemocraticRegime(1816-1865)”
36.這種解釋可參見:Russett,GraspingtheDemocraticPeace,以及ZeevMaozandBruceRusset,“NormativeandStructuralCausesofDemocraticPeace,1949-1986”,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7,No3,September1993,pp624-638
37.ZeevMaozandBruceRusset,“NormativeandStructuralCausesofDemocraticPeace”,p625
38.Russett,GraspingtheDemocraticPeace,p33
39.參見鄭安光:“民主和平論及其對冷戰后美國外交戰略的影響”,《美國研究》,1999年第2期,第31-51頁。
40.羅伯特·基歐漢:“制度理論和冷戰后時代現實主義的挑戰”,大衛·A·鮑德溫主編,肖歡容譯:《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第272頁。
41.JamesNRosenau,AlongtheDomesticforeignFrontier,p107
42.Ibid,p112
43.Ibid,p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