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憂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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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憂黨意識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具有歷史和現實的多重基礎。它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立足于黨的現狀及黨面臨的“和平演變”威脅，并受到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憂黨意識的熏陶。
1、中國古代傳統憂患意識的影響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光榮傳統的民族，在歷史上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為人類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起源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故國土地和文化執著的眷戀，以及對民族命運和前途深沉的關切之情，干百年來一脈相承”。從孔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到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再到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鮮明地體現了這種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這種傳統的憂患意識深深地影響著鄧小平，積淀在他對祖國、對人民、對黨的強烈熱愛中，成為他憂患意識的認識基礎和心理基點。
2、憂黨意識的熏陶
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鄧小平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耳濡目染了的憂黨意識。早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他對黨具有濃厚的感情。在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要求全黨要戒驕戒躁、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抵制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對處在重大歷史使命轉變關頭的黨保持了冷靜的思考和他對地位轉變后黨的憂患。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特別是當時蘇聯出現的修正主義，使產生了一種擔心黨變質的深刻憂慮，當然，將這種過度的憂慮付諸實踐導致了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十年“”的發生，對黨、國家和社會造成了巨大損失。但從另一個視角來看，的這種居安思危的憂黨意識仍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品質，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鄧小平。
3、當時黨內出現的一些阿題及西方田家的。和平演變陰謀使鄧小平對黨的前途充滿憂慮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我國的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黨的執政環境的改變，使一些黨員干部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以權謀私、貪污腐化、脫離群眾等現象。再加上西方國家對我們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我們黨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集體身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一批大黨老黨紛紛失去執政地位，我國也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對黨的執政地位造成了嚴重威脅。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更增加了鄧小平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憂慮。
二、鄧小平憂黨意識的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沒有黨的執政地位的保持和鞏固，沒有黨的執政能力的不斷提高，革命和建設事業都是難以取得成功的。正是在深諳黨的領導權的重要性，并明察黨在執政興國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的基礎上，鄧小平對黨產生了深深的憂慮，其憂黨意識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憂黨的思想僵化。粉碎“”以后，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奉行“兩個凡是”的思想路線，黨內教條主義盛行，思想僵化的情況很嚴重。這種思想僵化的情況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順利進行。為此，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2、憂黨的領導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保證，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正確方向。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正確地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等各方面的建設。鄧小平指出“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誰來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誰來組織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此外，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必須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一切都無從談起。因此，鄧小平非常重視穩定，強調穩定壓倒一切，而要保持穩定的環境，也同樣離不開黨的領導。他指出：“共產黨的領導，這個丟不得一丟就是動亂局面，或者是不穩定狀態。一旦不穩定甚至動亂，什么建設也搞不成。”
3、憂黨內的腐敗現象。腐敗是侵入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與共產黨的宗旨和原則格格不入。改革開放以來，在黨員干部中存在的貪污受賄等腐敗現象，不是偶然的，有其產生的必然性和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腐敗現象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要整好我們的黨，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腐敗現象的蔓延，使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大大降低，甚至導致黨的事業遭到失敗。腐敗現象的存在和發展有其客觀的根據和條件，只要這些根據和條件不消失，腐敗現象就會繼續存在。因此，腐敗的存在不是一個短期的現象，而是長期存在的。這就要求我們“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于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
只有消除腐敗，才能重新樹立我們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才能使我們黨的事業更加生機勃勃。
4、憂黨內外民主不健全。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民主與社會主義不可分，離開了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同樣，我們的黨是馬列主義政黨，民主也是其中的應有之義。掌握政權的共產黨必須時刻注意發揮黨內外民主，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如果搞得不好，特別是民主集中制執行得不好，黨是可以變質的國家也是可以變質的，社會主義也是可以變質的。干部可以變質，個人也可以變質。”民主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也十分密切。在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注意發揮民主，多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有利于人民當家作主地位的實現，有利于方針政策的制訂和貫徹執行。“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因此，為了保證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必須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包括黨內監督、黨外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等。只有有效的監督，才能確保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正常進行，才能密切黨群關系。否則，黨就成了脫離群眾的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5、憂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力。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必須始終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動亂給全黨發出了危險的信號。鄧小平憂心忡忡地說：“十年來我們的最大失誤是在教育方面，對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夠，教育發展不夠。”在這里，鄧小平所說的教育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鄧小平這句話總結了我們黨在從改革開放到八九動亂十年來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的教訓，即忽視了對干部和青年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為此，鄧小平指出：“各級黨組織應該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業務工作，盡可能交給政府、業務部門承擔，黨的領導機關除了掌握方針政策和決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騰出主要的時間和精力來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眾工作……必須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則黨的領導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強。由此可見，思想政治工作是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的重要一環。當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泛濫鄧小平指出：“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采取堅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就會影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嚴重。…同時，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提高廣大干部群眾的思想政治覺悟，堅定社會主義信念，才能遏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從而有效地擊敗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陰謀。
6、憂黨的接班人問題。在構成黨的各種要素中，人是最根本的，是關鍵。黨的一切工作都是通過人來做的，工作做得好壞，和什么人去做關系很大。因此要做好黨的工作，領導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必須要有一支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精干的黨員干部隊伍。這就要求我們黨在選人用人問題上做好工作。選人用人的問題，也就是黨的組織路線問題。“政治路線確立了，要由人來具體地貫徹執行。由什么樣的人來執行，是由贊成黨的政治路線的人，還是由不贊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間態度的人來執行，結果不一樣。這就提出了一個要什么人來接班的問題。鄧小平進而認為，“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認真選好接班人。”“選拔接班人這件事不能拖。否則，搞四個現代化就會變成一句空話。選不好接班人，黨的政治路線就沒有合適的人去貫徹執行，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合適的人去領導、去組織，黨的事業也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三、鄧小平憂黨意識的現實意義
鄧小平憂黨意識對我們今天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永葆黨的先進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勝利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1、有利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鄧小平憂黨的領導不能堅持、憂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力，其實質是憂黨的執政能力不夠強。所謂黨的執政能力，就是黨提出和運用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領導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采取科學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在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的今天，如何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維持和鞏固領導地位，是中國共產黨面對的一項重大課題，也是鄧小平深為憂慮的一個根本性問題。為解決這一課題、回答這一問題，2004年9月1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了黨在新形勢下應該具備的五項能力：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依法執政的能力和總攬全局的能力。只有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才能有效維護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帶領人民不斷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新勝利。目前，中國共產黨正努力從建立健全和完善黨的領導決策機制、黨員教育管理機制、預警與應急機制和社會穩定協調機制入手，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2、有利于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
鄧小平憂黨內腐敗現象、憂黨的接班人問題，其實質是憂黨的先進性能不能保持。黨的先進性是黨的建設的靈魂，貫穿在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制度建設之中。黨的先進性建設是關系馬克思主義政黨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自身建設的根本任務。政黨的先進性首先體現在指導思想的先進性上，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并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1989年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以后，鄧小平在向第三代領導集體交接班時說：“常委會的同志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此后，以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牢記鄧小平的政治囑托，著重抓黨的建設，并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黨的先進性的集中體現。消除黨內腐敗現象，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必要條件。腐敗是侵入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是黨的先進性的最大威脅。要保持黨的先進性，必須花大力氣治理腐敗。
治理腐敗的途徑主要有三種：一是加強思想道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著眼于提高個體道德素質，提高免疫能力，使領導干部不愿腐敗，因此是治理腐敗的“軟”措施。從2005年1月到2006年6月在全黨范圍內開展的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對預防腐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二是加強監督力度。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曾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定理。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克頓也曾斷言：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因此，有權力就有腐敗，權力與腐敗總是相伴而生的一對矛盾。要克服這對矛盾，就必須加強對領導權力運行過程的監督，特別是要加強對黨政“一把手”的監督。通過設置嚴密的監督體系，使領導干部行使權力的整個過程都處在監督之中，從而杜絕腐敗產生的機會。三是加強對腐敗行為的查處力度。當腐敗行為已經發生，無法挽回時，必須對腐敗行為及時進行嚴肅查處，用法律對腐敗分子進行相應制裁。查處腐敗也是對現職領導干部的一種警示教育，使之不敢腐敗。無論哪種途徑，都離不開制度建設。為更好地治理腐敗，黨的反腐模式要由領導人意志模式逐步轉向制度模式，《黨內監督條例》的出臺標志著這一轉變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