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發展中美關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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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鄧小平處理中美關系的原則性體現
鄧小平同志是當今世界杰出的國際戰略家和外交家，是我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與參與者。鄧小平同志以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為指導，在處理中美關系問題上表現出堅定的原則性，充分維護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他堅定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審視中美關系大局，堅持中美互信原則，加強雙方的信任與溝通，促進中美分歧的解決。
在當今世界所有公認的國際法規范中，國家主權原則都被確認為國際關系不可超越的基本準則，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更是國際關系不可超越的基礎和前提。領土完整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具有不可分割的屬性。在涉及國家主權與領土問題上，鄧小平同志堅決斗爭，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強烈反對損害國家主權的霸權主義行徑。1974年11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會談過程中，基辛格向中方提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處境與其他國家不同，一是美臺訂有《共同防御條約》，二是美國國內存在一股親臺勢力；因此，美國愿意按“日本方式”解決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但要在臺灣設立“聯絡處”；美國將在1977年全部撤完駐臺美軍，但因沒有找到妥善解決《共同防御條約》問題的方案，希望中國聲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以便美國考慮放棄美臺“防御關系”。鄧小平指出，從本質上說，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臺”方式，在建交問題上無非是一個“倒聯絡處”方案，中國不能接受。①中國指出：中美關系正常化要以“三原則”為前提，即美國必須同臺灣當局斷絕“外交關系”，廢除同臺灣的《共同防御條約》和從臺灣撤出一切軍事力量。在美國“斷交、廢約、撤軍”之后，臺灣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己來解決，這是中國的內政，至于用何種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②1977牛8月，美國國務卿萬斯訪華，鄧小平會見萬斯時明確表示，中方反對美方提出的“倒聯絡處”方案，如果要解決，干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③。經過艱辛的多輪談判和曲折復雜的斗爭，中美雙方終于達成協議，中美關系正常化終于劃上圓滿的句號。
不干涉內政原則是現代國際法公認的基本準則，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條件。干涉他國內部事務必然造成國與國之間關系的緊張和對立，各國的事務應該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政要與代表團時多次明確表達了不干涉內政原則，并強烈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卑劣行徑，尤其是對臺灣問題的處理。“你們實際上要我們承擔不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義務，實際上還是干涉中國的內政”。①“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什么方式、什么時間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人無權干涉”。②“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實際上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涉，是給中國和平統一造成障礙，破壞中國的和平統一”。③美國國會通過的《與臺灣關系法》嚴重干涉了中國內政，鄧小平在談話中義正詞嚴地表示其抗議態度與對美國的警告。“《與臺灣關系法》無論從內容上講還是從方式上講，都是干涉中國的內政”。④“六四事件”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進行嚴厲制裁，鄧小平嚴正指出：“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國都不會讓步，中國的內政要由中國來管，什么災難到來，中國都可以接受，決不會讓步”。⑤不管是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中，還是在售臺武器問題上，《與臺灣關系法》的出臺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進行制裁的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堅決反對以任何形式和任何借口干涉我國內政，嚴格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他多次在各種場合表達其反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在處理中美關系過程中，他多次反對美國以臺灣問題和人權問題等干涉我國的內政。
處理國際關系應立足于全球戰略問題，要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出發來處理中美關系。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的思想，要處理好中美關系，必須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出發，以“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為基點，考慮發展中美兩國的關系。“歸根到底，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問題要從政治角度來考慮，要從長遠的戰略觀點來解決”，⑥“如果要使中美關系不停滯，并且要繼續發展，關鍵問題是從什么角度來觀察和對待中美關系。是從全球戰略的角度來對待，還是從一些暫時的戰術的策略來對待兩國關系”。⑦“我們有共同的信念，不是把中美關系當作一般的、一個時期的或策略性的關系，而是從全球戰略角度來看待我們的關系。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關系才能有基礎，才能發展關系，起碼是維護現有關系”。⑧因此，要正確處理好中美關系，就必須從全球戰略的角度考慮和發展中美關系。
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互信原則，要求中美兩國互相信任，共同維護和促進兩國關系的良性發展，中美兩國關系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才能發展。“中美關系還有漏洞，應該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來堵塞這些漏洞”。⑨“中美關系應該發展，但必須相互信任，中美關系要在實際行動中體現出相互信任”。⑩中美兩國之間要相互信任，增信釋疑，解決分歧，減少戰略誤判，加強中美兩國的溝通與交流，只有這樣，中美關系才能順利沿著正常軌道健康發展。
二、中美關系中靈活性策略的運用
在發展中美關系的實踐中，鄧小平同志不僅表現出堅定的原則性，而且注重外交斗爭策略的靈活性。他不斷根據變化的國際形勢，妥善處理中美關系存在的問題，根據中美兩國具體的實際情況，運用發展的觀點和靈活的策略來促進和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
國情不同，發展雙邊關系需要求同存異，根據不同的國情處理國際關系。社會制度、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的差異，在中美關系發展中曾是主要的障礙。隨著時代的變化，鄧小平同志在制定對美政策中，改變過去以意識形態劃線的思維，堅持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在發展與美國關系上，努力尋找利益匯合點，根據國際事務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決定自己的立場與態度，同時把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與發展國家間的關系區分開來。在中美建交的過程中，他指出：“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對國際政治的許多主張也不同，但我們兩國還有一些共同的語言，甚至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有些共同語言。”?輥?輯?訛鄧小平同志也指出了中美兩國政治制度的根本區別，“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與法制，我們的民主與法制是相互關聯的。人們往往把民主同美國聯系起來，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們不能照搬你的，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分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輥?輰?訛因此，中國不能照搬美國模式，否則就會引起動蕩局面。要發展中美關系，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著眼于本國的實際情況，從而進一步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指出，雖然中美兩國存在諸多分歧，但雙方可深入交換意見，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沒有關系，談不談問題，能不能解決問題都可以。這體現出鄧小平同志在矛盾中推進中美關系發展的靈活策略。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的核心問題。鄧小平同志一再指出，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最突出的政治原則問題，對于臺灣問題這樣的“苦果”中國人民是“吞不下去，不會吞下去的”。因此，鄧小平在處理中美關系時始終堅持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一原則立場。另一方面，為了妥善解決這一歷史難題，鄧小平提出了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思路，這就是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來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戰略設想，采用“一國兩制”的方式，通過和平共處的辦法解決臺灣問題。臺灣與大陸統一了，哪怕它實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變，但是形勢就穩定了。1984年12月19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指出：“‘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臺灣問題開始的。”①隨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在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上的實踐，為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良好的范例。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指出：“‘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里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社會主義。”②“一國兩制”的提出，是著眼于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最終的戰略目的是保證中國對臺灣的主權絕對擁有，不容外國插手，徹底消除美國對臺灣的覬覦。鄧小平認為，世界上的許多爭端可以用類似的辦法來解決，這就為解決國家間的爭端提供了一個新出路。“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解決中國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上的新創舉，是實現祖國統一的中國特色。論文關鍵詞:鄧小平中關關系策略現實意義
論文摘要:中關關系是影響世界格局的大國關系之一，關系到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鄧小平以堅定的原則性與高度的靈活性相結合提出了一系列關于中關關系的精辟論述，并妥善處理中美關系，對中美關系的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21世紀的中關關系中，鄧小平有關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策略對解決當前中關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0世紀70年代后，世界格局正在逐步發生變化，第三世界力量日益興起，大國關系日益交錯復雜化。中美關系不僅關系到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直接影響到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鄧小平同志在處理中美關系正常化、臺灣問題和“六四事件”后的中美關系時表現出堅定的原則性與高度的靈活性，把原則性與靈活性完美結合起來，妥善解決雙方存在的分歧。這對于21世紀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鄧小平處理中美關系的原則性體現
鄧小平同志是當今世界杰出的國際戰略家和外交家，是我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與參與者。鄧小平同志以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為指導，在處理中美關系問題上表現出堅定的原則性，充分維護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他堅定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審視中美關系大局，堅持中美互信原則，加強雙方的信任與溝通，促進中美分歧的解決。
在當今世界所有公認的國際法規范中，國家主權原則都被確認為國際關系不可超越的基本準則，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更是國際關系不可超越的基礎和前提。領土完整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具有不可分割的屬性。在涉及國家主權與領土問題上，鄧小平同志堅決斗爭，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強烈反對損害國家主權的霸權主義行徑。1974年11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會談過程中，基辛格向中方提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處境與其他國家不同，一是美臺訂有《共同防御條約》，二是美國國內存在一股親臺勢力；因此，美國愿意按“日本方式”解決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但要在臺灣設立“聯絡處”；美國將在1977年全部撤完駐臺美軍，但因沒有找到妥善解決《共同防御條約》問題的方案，希望中國聲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以便美國考慮放棄美臺“防御關系”。鄧小平指出，從本質上說，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臺”方式，在建交問題上無非是一個“倒聯絡處”方案，中國不能接受。①中國指出：中美關系正常化要以“三原則”為前提，即美國必須同臺灣當局斷絕“外交關系”，廢除同臺灣的《共同防御條約》和從臺灣撤出一切軍事力量。在美國“斷交、廢約、撤軍”之后，臺灣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己來解決，這是中國的內政，至于用何種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②1977牛8月，美國國務卿萬斯訪華，鄧小平會見萬斯時明確表示，中方反對美方提出的“倒聯絡處”方案，如果要解決，干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③。經過艱辛的多輪談判和曲折復雜的斗爭，中美雙方終于達成協議，中美關系正常化終于劃上圓滿的句號。
不干涉內政原則是現代國際法公認的基本準則，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條件。干涉他國內部事務必然造成國與國之間關系的緊張和對立，各國的事務應該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政要與代表團時多次明確表達了不干涉內政原則，并強烈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卑劣行徑，尤其是對臺灣問題的處理。“你們實際上要我們承擔不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義務，實際上還是干涉中國的內政”。①“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什么方式、什么時間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人無權干涉”。②“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實際上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涉，是給中國和平統一造成障礙，破壞中國的和平統一”。③美國國會通過的《與臺灣關系法》嚴重干涉了中國內政，鄧小平在談話中義正詞嚴地表示其抗議態度與對美國的警告。“《與臺灣關系法》無論從內容上講還是從方式上講，都是干涉中國的內政”。④“六四事件”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進行嚴厲制裁，鄧小平嚴正指出：“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國都不會讓步，中國的內政要由中國來管，什么災難到來，中國都可以接受，決不會讓步”。⑤不管是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中，還是在售臺武器問題上，《與臺灣關系法》的出臺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進行制裁的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堅決反對以任何形式和任何借口干涉我國內政，嚴格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他多次在各種場合表達其反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在處理中美關系過程中，他多次反對美國以臺灣問題和人權問題等干涉我國的內政。
處理國際關系應立足于全球戰略問題，要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出發來處理中美關系。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的思想，要處理好中美關系，必須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出發，以“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為基點，考慮發展中美兩國的關系。“歸根到底，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問題要從政治角度來考慮，要從長遠的戰略觀點來解決”，⑥“如果要使中美關系不停滯，并且要繼續發展，關鍵問題是從什么角度來觀察和對待中美關系。是從全球戰略的角度來對待，還是從一些暫時的戰術的策略來對待兩國關系”。⑦“我們有共同的信念，不是把中美關系當作一般的、一個時期的或策略性的關系，而是從全球戰略角度來看待我們的關系。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關系才能有基礎，才能發展關系，起碼是維護現有關系”。⑧因此，要正確處理好中美關系，就必須從全球戰略的角度考慮和發展中美關系。
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互信原則，要求中美兩國互相信任，共同維護和促進兩國關系的良性發展，中美兩國關系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才能發展。“中美關系還有漏洞，應該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來堵塞這些漏洞”。⑨“中美關系應該發展，但必須相互信任，中美關系要在實際行動中體現出相互信任”。⑩中美兩國之間要相互信任，增信釋疑，解決分歧，減少戰略誤判，加強中美兩國的溝通與交流，只有這樣，中美關系才能順利沿著正常軌道健康發展。
二、中美關系中靈活性策略的運用
在發展中美關系的實踐中，鄧小平同志不僅表現出堅定的原則性，而且注重外交斗爭策略的靈活性。他不斷根據變化的國際形勢，妥善處理中美關系存在的問題，根據中美兩國具體的實際情況，運用發展的觀點和靈活的策略來促進和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
國情不同，發展雙邊關系需要求同存異，根據不同的國情處理國際關系。社會制度、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的差異，在中美關系發展中曾是主要的障礙。隨著時代的變化，鄧小平同志在制定對美政策中，改變過去以意識形態劃線的思維，堅持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在發展與美國關系上，努力尋找利益匯合點，根據國際事務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決定自己的立場與態度，同時把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與發展國家間的關系區分開來。在中美建交的過程中，他指出：“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對國際政治的許多主張也不同，但我們兩國還有一些共同的語言，甚至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有些共同語言。”?輥?輯?訛鄧小平同志也指出了中美兩國政治制度的根本區別，“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與法制，我們的民主與法制是相互關聯的。人們往往把民主同美國聯系起來，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們不能照搬你的，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分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輥?輰?訛因此，中國不能照搬美國模式，否則就會引起動蕩局面。要發展中美關系，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著眼于本國的實際情況，從而進一步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指出，雖然中美兩國存在諸多分歧，但雙方可深入交換意見，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沒有關系，談不談問題，能不能解決問題都可以。這體現出鄧小平同志在矛盾中推進中美關系發展的靈活策略。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的核心問題。鄧小平同志一再指出，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最突出的政治原則問題，對于臺灣問題這樣的“苦果”中國人民是“吞不下去，不會吞下去的”。因此，鄧小平在處理中美關系時始終堅持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一原則立場。另一方面，為了妥善解決這一歷史難題，鄧小平提出了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思路，這就是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來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戰略設想，采用“一國兩制”的方式，通過和平共處的辦法解決臺灣問題。臺灣與大陸統一了，哪怕它實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變，但是形勢就穩定了。1984年12月19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指出：“‘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臺灣問題開始的。”①隨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在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上的實踐，為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良好的范例。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指出：“‘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里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社會主義。”②“一國兩制”的提出，是著眼于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最終的戰略目的是保證中國對臺灣的主權絕對擁有，不容外國插手，徹底消除美國對臺灣的覬覦。鄧小平認為，世界上的許多爭端可以用類似的辦法來解決，這就為解決國家間的爭端提供了一個新出路。“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解決中國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上的新創舉，是實現祖國統一的中國特色。
論文關鍵詞:鄧小平中關關系策略現實意義
論文摘要:中關關系是影響世界格局的大國關系之一，關系到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鄧小平以堅定的原則性與高度的靈活性相結合提出了一系列關于中關關系的精辟論述，并妥善處理中美關系，對中美關系的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21世紀的中關關系中，鄧小平有關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策略對解決當前中關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