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文化理論的起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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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說過：“我們的哲學，只有在本質上與前此的哲學有了聯系，才能夠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從前此的哲學產生出來”。[1]而哲學就是哲學史的觀點已經充分證明了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思辨性極強的學科，有其歷史的繼承性和發展的必然規律，我們可以從中尋找其較為清晰的脈絡和潛在的理論來源；哲學史的研究為我們進一步理清某種特定的哲學理論提供了一種新的更為重要的視角，有助于客觀公正的把握其歷史發展趨勢，同時可以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盡可能的明確核心概念的準確含義、理論指向和現實訴求，對我們從宏觀的角度完整準確的掌握哲學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啟蒙運動的興起和維柯的理論開創

馬克思的文化理論內在的包含于馬克思的哲學理論體系中，同時在其政治經濟學與人類學等其他著作中也有重要的發揮與論述；雖然表面上看有些凌亂，似乎不是已經成型的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如同前文所說，馬克思的理論體系具有嚴密的邏輯體系和明確的理論邊界，整體性是客觀存在不容置疑的，而且其理論的各個組成部分或是直接的、或是間接的都有其較為明確的理論來源；我們可以通過對馬克思整體的哲學體系所具有的歷史傳承性來進行分析，進而深入探索其文化理論形成發展的哲學源頭。18世紀啟蒙運動蓬勃發展，使人們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解放，也讓人們開始對自己的認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顛覆；人可以認知自然及其規律，可以掌握科學并為自己服務。笛卡爾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使思考具有了哲學的根本指向性含義，思想的意義被充分的肯定了，人類自我存在的依據就是獨立的思考能力并且這是人類的本質屬性，依賴思考可以認識自然界及其一切客觀存在，并使之在人類的思維層面上得到準確的定位，從而使人獲得永恒準確的真理和認識。但人類的思考并不能認識自我本身，因為自我的思維是不斷變化的，是難以準確把握和分析的，具有太強的不確定性；一切不確定的事物都是不真實的，因而也是不能為人類自己所能夠了解的。盡管如此，這已經對守舊的經院哲學和僵死的思維方式以巨大的沖擊，科學和理性占據了哲學的主要位置，成為不容懷疑的主流思維，西方的哲學傳統開始出現動搖。

經過啟蒙運動的沖擊，哲學從神學的婢女中解放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實現了哲學史上的革命性的轉折；但在初期階段哲學與自然科學幾乎是一體的，哲學家們將全部精力用于研究外部世界，促進了物理學、化學與生物學的快速發展，但哲學本身的作用卻淹沒在具體的自然學科之中，充其量只是一種為具體學科研究服務的重要的理論工具、哲學的定位是極其模糊的，也是不準確的。而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借助社會學、人類學的相關知識，需要對人類認識世界的能力與人類本身的發展之間的關系有明確的科學的結論；要解答人類自身在哲學上的含義是什么；如何理解哲學對人的意義等等問題，這就促成了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文化哲學的興起，并對哲學的未來轉向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而這個時期文化哲學的出現及其發展對馬克思的文化理論的影響是潛在而深遠的。

文化哲學的發展也有其歷史進程，首先是意大利的哲學家維柯，他最早對“理性中心”的觀點持批評態度，認為哲學的關注點應該放在人類的風俗習慣上，并且提出了重要的哲學概念，“人類本身的形而上學”，或者說是人自身的哲學，而這與流行的“科學理性的形而上學”是相對的；他指出，人類在自然界中創造出了人類社會或者說是“民政世界”，這是與自我發展聯系最緊密的現實世界，人類應該首先來認識它，明確人類應該具有怎樣的生存方式，如何認識人類的生存意義等。維柯在其重要的文化人類學著作《新科學》中對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做了初步的歷史階段劃分，實際上說明的是人類文化的起源史；人類不同民族具有從形式到內涵都迥異的制度與習慣，具有不同的民族語言和交流方式；但不可否認不同的民族不管差異多大，比如膚色人種的差異、東方西方的差異、先進落后的差異等，在根本上都具有全人類所共同遵守的基本制度和思維方式，無一例外。這種統一的制度對所有的民族具有廣泛的支配性，人類的生存具有不分種族的普遍意義，是對全體人類具有的歷史指向。因而維柯得出了一個基本的結論：人類未來的發展如何取決于以下方面，一是對自然界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二是對自我的合理判斷；從此哲學的發展不可避免的深深烙上了文化的印記。物化的哲學認識方式具有狹隘性，是只講物不講人的，哲學的品性出現了社會意義上的缺失，而人類自我的存在價值與意義得到彰顯填補了這個漏洞，使哲學的發展與人類的發展本身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具有了廣泛的文化意義。馬克思的理論具有階級性，即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明確了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革命的階級，是解放全人類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根本力量；這樣的論述與維柯的結論不謀而合，哲學真正的意義應該在于為人類自己所用并明確人類的未來發展。維柯所作研究的方法是溯源法，直指人類誕生之初的思維方式產生，而這恰恰客觀揭示了文化產生的本源與過程，明確了文化的本質。

人類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創造的過程，普通的動物只是為了滿足感官的需要而去適應自然；人類則是需要通過不斷的改造外部世界來判斷是否適合自己，并在特殊的智慧指引下創造了歷史，這種特殊的智慧就暗含著文化的基本含義。維柯進一步指出，盡管各民族的發展進程不盡相同，但都具有共同的必然性，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方向都是一致的，都由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因素來控制——文化，而且文化絕不是僅僅存在于個體之中的，它具有天然的整體性。這與馬克思本人對人的本質的理解有相同的部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致性，比如開始尋找歷史的起點，確認原始因素，分析相互作用的方式等，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觀點，馬克思對文化問題的研究也是這個思路，當然因為歷史時代和社會環境的巨大差異，馬克思本人的文化理論具有了更深邃的理論維度和更廣闊的理論視野，使文化研究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二、康德哲學的引導以及良好的思辨基礎

德國古典哲學是公認的馬克思理論的三大來源之一，馬克思正是在批判繼承黑格爾唯心辯證法以及費爾巴哈主觀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創建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基礎，進而構建了其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人物康德在哲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維柯等人對“理性哲學”開始的批判，哲學家們將關注的焦點置于感性與理性的關系上，人是感性與理性的集合體，理性主義主張人應該完全的理性化，這與實踐中的不可避免的感性因素影響是不相容的，從而出現了不可回避的哲學矛盾；康德最早意識到了這個根本矛盾并試圖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加以調和解決，提出了“道德的形而上學”概念，用來平衡“理性的形而上學”，促進了文化哲學的發展。康德注重人自身所應有的主體性，指出文化是人類所特有的特征，是客觀世界的對立物，而文化所具有的一系列特點是有很大的研究必要的。康德認為人是具有理性的生物，是理性的主體；人可以通過理性來認識外部世界及其規律，但人類自身的理性不是天生的，自然界的存在與發展具有盲目性，其中并不具有人類所應有的理性因子，單純依靠自然是不能產生真正含義上的“人”的。康德的理論核心有兩點：自由和道德；在概念世界中，理性作為基礎可以產生自由，這種自由并不是個人的為所欲為，毫無限制；人類世界的理性都是統一的，都有一個合理的目標，都服從于人類整體的進步與發展，理性的統一意味著利益的一致；而服從于理性的自由使得個人的道德行為具有了現實性和可能性。道德價值的大小在于自由是服從于自律還是他律。理性為基礎的自由是真正的自律，個人感性的沖動需要理性的約束才能成為自由的行為。意志是人所具有的對自己的控制能力，是人具有真正的自由，做出合理的道德行為的保障。自由的根本在于自律。人從自然存在演變為理性主體需要一個橋梁，而文化就承擔了這個橋梁的作用。但是文化對人類的發展也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文化促進了人類智力的發展進步但與此同時又對人的天性具有遏制和摧殘的負面功能，進而引出了“我們應該如何對待文化”以及“文化應該如何發展的問題”。人是具有理性的，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創造力和可塑性，可以按照自我的尺度去改造外部世界，創造“人”的生活。我們可以將文化理解為人類的生存形式，人的主體性行為所具有的價值大小在于自律的程度以及所依靠的規則，也在于其行動是否體現了真正的自由；而文化具有整體的規定性，是人類行為規則的外化，對人類作為理性主體所具有的實踐能力發揮具有重要的影響。康德從抽象的層面對文化含義的闡述對后來馬克思文化理論的形成，尤其是文化本質論、文化的功能和性質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引導作用。

三、黑格爾對文化理論的探索與闡釋

黑格爾在德國古典哲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被視為集大成者，而其哲學理念與思辨方法亦對馬克思的理論創作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黑格爾的人類精神文明發展史學說、國家理論以及世界歷史觀的闡述在相當的程度上觸及到了文化的核心問題，為文化哲學的發展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和更為深刻的解讀。在其經典著作《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詳細闡述了人類的認識過程，認識由主體的表層是如何深入到核心，把握住主體的本質的；其中如何理解“實體即是主體”這個重要論斷對我們進一步認識黑格爾在文化學和認識論上的突出貢獻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里的實體即是客觀事物或者說是認識對象，它具有外殼以及本質，而且其本質深深隱藏于實體之中；而主體即為認識主體，是認識過程的主體；而認識的過程在本質上即是主體與客體相結合，實體的本質內化于主體并成為一體的過程；在認識的終點獲得的最終結果即是絕對的認識，實體的“絕對本質”才能夠得以呈現；在這個單獨的認識過程剖析中有一個重要的躍進往往被人們所忽視，也即“實體即主體”中的“是”字，按照普遍的認識論觀點應該解釋為認識主體通過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實現了對實體本質的認識，掌握了事物的規律并由規律來指導修正認識主體的實踐行為；這是已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結論，但根據黑格爾的論述，認識過程到此并沒有徹底的結束，還有更為重要的階段使認識的意義真正在主體本身得到體現，即實現實體“絕對本質”與“主體”“絕對本質”的完整統一，只有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實體才完全“是”主體；這一飛躍對文化本質的闡釋有根本的影響，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們普遍理解為“客觀的主觀化”，是一種獨立的存在形態，既非實體的完整再現，也并非主體的主觀演繹，往往是連接主客觀的紐帶，通過文化這個主觀認識實現了主客觀的統一；這一理解根據上述推論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有些片面的，文化的本質意義并不僅僅在于發現規律來引導人們的實踐，而是引導人類回歸自身，融合自然，實現主體價值與實體價值的完美統一，這對人類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具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而實踐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它的工具性意義要大于它的哲學含義。更為可貴的是，黑格爾并沒有將眼光僅僅局限于做某個單詞的哲學研究，他將“實體即主體”的觀點進一步拓展到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層面上，這也從一個側面展現出黑格爾作為偉大的哲學家，他具有廣闊的理論視野和長遠的歷史眼光。人類社會的發展在本質上來講就是“絕對本質”（也可叫做“絕對精神”）的展現過程，實體與主體只是展現過程之中絕對本質的載體得到具體的顯現，既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文化的創造實質上講是一個不斷消失又不斷建造的過程。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只有不斷發展進步的文化才是真實的文化，有價值的文化，為文化的發展性奠定了理論基礎。黑格爾的“本質”學說為我們深入的研究文化打開了一扇窗戶，本質并不等于共同規律，否則就會造成脫離實際的刻板與教條，實體具有普遍性與特殊性，這兩種屬性密不可分，而他們存在的前提則是主體的意識，只有與主體相聯系并且與其實質統一，實體的價值才能夠得以體現；而能否統一的關鍵則在于整個人類文化基礎的是否合理，文化體系的是否完善以及文化理論的是否先進。以此看來，人類未來的發展進程與命運實際上是與文化的改革創新相關聯的，文化的歷史價值在黑格爾的哲學論述中又一次得到證明。黑格爾的國家理論與哲學在政治體制層面對文化的實際功用做了精彩的解讀，甚至可以說，黑格爾的國家理論的核心就是文化。在論述國家的本質時，黑格爾提出一個著名的論斷，“國家乃倫理理念的現實”[2]。這里的倫理理念實質就是一種泛文化的代稱，倫理是適用于社會群體內部的行為規范和準則，理念則是觀念與看法的統稱，倫理理念代表著有序健康穩定的社會本質，良性發展的社會體制；當這種理念可以完全對社會群體內部世家廣泛的影響時，各種具體的社會制度、法律體制以及上層建筑會隨之自然產生，以利于倫理理念在社會的引導與執行；這個過程實際就是國家的誕生，國家的存在即意味著倫理理念已經實現并成為長久的現狀。可以這樣說，歷史文化的特性決定了國家的體制屬性和政治內涵，社會文化既包含個人的主觀意識與個別看法（可以稱之為文化碎片），也包含群體性的文化圈與風俗，還不可避免的夾雜有異域文化因素，同時文化的發展也具有歷史必然性，傳統文化的影響也無處不在，這一切都可以規制與倫理理念之中并在國家體制中有所反應。合理合法的倫理理念是追求善的，這與柏拉圖以及亞里士多德的國家學說有相通之處，反映到國家層面，責任和一種政治現象背后都有文化的牽引與影響。在論述國家的形成過程時，黑格爾提出了著名的三階段論，即家庭到市民社會再到國家的發展進程，而劃分這三個階段的核心標準就是各個階段所受到的不同倫理理念的影響差異以及程度的差別。如果說家庭只是倫理理念的初步實現的話，則國家則是倫理理念的全部實現。而且黑格爾將國家定性為雙重實體，及政治實體與文化實體的統一，客觀實體與主觀實體的統一，法律體制與政治文化的統一。可以這樣說，文化的概念與影響貫穿于黑格爾國家理論的各個方面；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文化建設對國家的體制建設與運行機制調整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政治文化的作用應當予以正面的評價，建設先進文化的方向與目標不能改變，力度還應加強。黑格爾關于文化與國家之間關系的深刻論述對馬克思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文化話語權、構建無產階級自己的哲學體系并以之為引導建立無產階級政權有直接的指導作用；同時也對馬克思文化理論尤其是文化價值論的相關內容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當然黑格爾“民族中心論”的論述是屬于需要揚棄的部分。

任何一種理論的產生都是歷史性的，都有它所賴以存在的歷史階段和社會條件，馬克思文化理論也不例外。它總是在批判社會弊端、總結歷史經驗、順應時代潮流的過程中不斷的孕育成長直到定型，然后發展為成熟的理論并發揮其指導作用。在其中有幾個方面需要特別注意，尤其是對于全面研究一種理論來說，它為什么會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段產生、是什么原因促使其產生、是什么因素在其產生的過程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一種理論的產生是否與當時的時代相適應、會對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何種影響等；這雖然是研究理論相關的外部因素，但卻有助于我們能夠以更加宏觀的視角、用辯證的思維歷史性的去看待理論，因而對我們是否能夠更加深刻的理解理論、闡釋理論以致以后是否能夠更加合理的應用理論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馬克思曾經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所有這些體系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的，是以階級關系的歷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學的以及其他的后果為基礎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