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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樣本式”
中國哲學史研究至四十年代左右,馬克思主義哲學經過數十年代的實踐和理論洗禮較初傳時期已有質的推進,鮮明的中國性格已經顯現。代表性的著作是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侯外廬的《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和他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較成系統的著作還有趙紀彬的《中國哲學史綱要》)這也為后來“樣本式”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奠定了基調。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從書名上看研究對象是中國政治思想,實際內容則是中國哲學史。呂振羽是從唯物史觀出發,強調中國哲學及思想以中國社會變遷為基礎而展開的,它有著自身的脈絡,即使過時的思想也有合理內容,會成為新思想的資源。在書中他依據這一思路對中國思想通史中合理的因素進行了挖掘。他明顯劃分出兩大哲學及其思想走向,一是統治階級的的哲學和思想的展開,一是被統治階級的哲學和思想的展開。在社會變遷和思想發展的主要時期都存在這兩種走向,前者主要體現為唯心論,后者主要體現為唯物論。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的主旨是發掘中國思想史里唯物主義和反正統的異端思想的優良傳統,論證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這些傳統是可以結合的。在他以后主編的各卷中都是圍繞尋找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傳統相結合這個主旨進行的。當然這種論證在實質上還是“以馬釋中”的模式。他們的這種研究模式在新中國成立后已經基本上演變為范本。從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間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可以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的“獨享”。在這里可稱之為“樣本式”。代表性著作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和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這時的研究是以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為指導原則的,這個定義為“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的胚芽、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從與唯心主義的派別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那么,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史”。即眾所周知的“兩軍對陣”的公式。這成了哲學史研究不可懷疑的經典和指導原則。在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下進行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這樣有幾個基本特征:其一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即尋到思想發生的社會背景,在具體的哲學家那里做出階級的分析和斷定;其二是黨性原則,即認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兩軍”的斗爭史;其三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內在客觀規律,這個規律就是“兩軍”斗爭的規律,哲學史就是要揭示它。當然這種根據唯物與唯心的劃分來指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容忽視的有益成果,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哲學史的內容。但是,將這作為唯一的內容和模式就扼殺了個性,堵住了創造的源泉活眼。這種“樣本式”研究前途是可危的。反過來說,這同時也刺傷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使之成為一種僵化,雙雙受縛。
2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新時期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轉向”
進入新時期,哲學得到了解放。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開始擺脫束縛,突破和推進的進度逐漸加快。幾乎同時中國哲學史研究也出現了研究的新轉向、新趨向。新時期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轉向其實是研究多樣性的一種尋找,而且一直沒有停下來。在整個八十年代大體上由“兩軍對陣”轉向“認識史”,即“回到列寧”對哲學史的定義上去:哲學史“簡略地說,就是整個認識的歷史”。雖然這表明此時哲學史研究還未擺脫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尋求直接的確定答案來作為指導原則的模式,然而根據列寧關于認識史的三個觀點的指導中國哲學史研究在通史研究,個案研究和專題研究等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果,現了新氣象。在通史研究方面,強調哲學史是人類的認識史,因而力圖勾勒中國哲學史所體現的認識發展規律,即認識的矛盾運動。在個案研究上突出哲學家和哲學體系作為人類認識過程的一個環節應批判的揚棄。在專題研究方面,側重范疇、概念的研究,并且這一點成了熱門話題。這一時期新的研究成果說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完全可以有新的研究思路,新的思路會有新的境界。若我們先依照這個思路走下去,那么我們是要“回到馬克思”的,回到馬克思那里去尋找他關于哲學史的定義,然后來一番梳理。然而事實上,我們哲學史研究在接下來走上了另外的路。在九十年代形成了與八十年代哲學史是“認識史”相銜接而又不同的一個新趨向———開始轉向智慧層面的努力。這是對民族智慧的自覺反思,是推進哲學研究的一條正確道路。馮契用《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構建了一個“智慧說”體系。論證了知識層面向智慧層面轉向的必要性,而且在將知識與智慧相統一上開出了一條新途徑。作出了一種極富個性又與時代、傳統緊密結合的新探索。此時期第二個轉向是從“認識史”轉向生活世界。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側重將哲學史研究的目光投向生活世界,尋求思想觀念與生活世界的關聯與互動。這是對哲學智慧的反思,是推進哲學研究的又一條新道路。明顯這一時期的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說明它不再依附于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開始努力把握中國哲學自身的邏輯和理論特質,推進自身對哲學智慧本意的反思。它的研究模式也不再單一,有了更深刻的自覺,恢復了個性多元的面貌。這種生機的恢復并不是拋開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取得的(事實上也根本無法拋開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相互輝映。
3新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展望前“思的事情”
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在中國哲學史領域開展了有關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廣泛思考,這其實是接著九十年代的兩個趨向的更自覺更深入探究,它包括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合法性,以往中國哲學史的敘述方式的合法性和中國哲學新建的合法性三個主要問題。在這一時段的探究中,學者開始展望“中”“西”“馬”對話會通。然而作為一種探究之中的東西,總不免常常又流于泛泛而談。因此,欲尋到真切的對話,我們還是要深思一番。在思之前我們已經明了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生硬地搬入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會使雙方都受到戕害。這提醒我們在路上必須小心翼翼。思從那里開始呢?我們得從中國哲學史的造成處開始。在這里才能看到極其豐富的綜合,這綜合是關于哲學自身的事情。因為許許多多牽涉哲學自身的重大問題都在此處凝結,形成一個能夠面向無限可能的域。中國哲學史自身的造就,明顯處處是立足于“中西比較”、“中馬比較”而得的初步成果。但在這個立足于比較而形成的開端中,中國哲學史自身的特質并沒有因為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介入而完全被遮蔽。恰恰相反,中國哲學史之所以有近一百年的進展,正是說明其自身的理論特質一直是作為主線而得到貫通的。在中國哲學史的發端中,其自身的特質能通過比較更清楚地得到呈現。思到這里,我們忽然發現我們問到哲學自身上來了,因為不問它,我們就不能獲得這個發端的任何秘密。我們這樣問:是誰讓比較顯現出來,成為可能的?在傳統西方哲學中它是把從事哲學這樣的事情當做對普遍和絕對知識的把握,從而形成了它特有的本體論、認識論。中國傳統哲學恰恰與它“異質”,不具有一種傳統西方哲學所稱的那樣核心的本體論。這種異質性表現在哲學問題的指向、問題的表述和問題的解決方面是極其明顯的。中國傳統哲學則是引導一種在實際行動中體驗的智慧。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徹底挖掉了形而上學及其產生的根源,是對傳統西方哲學的一次革命。因此,中國哲學史在開端之處就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直面,并且由于其介入而形成一門學科,是有內在根源的。問到這里,我們發現使得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不同形態的原因,可以歸結到它們各自對待哲學的這樣一種態度。這種各自對待哲學的態度就是它們從事哲學活動的方式。這種態度可以讓三者之間形成一種良好互補、互動、互進。一旦從人從事哲學活動的方式,從生活世界來考察哲學,考察中國哲學的時候,我們就把哲學智慧與現實行動結合在一起考慮了。而一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刻就站到我們的面前了。我們不得不面對它,面對它對現實的人及其活動的考察,遭遇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本真精神。與此同時,西方哲學的缺陷可以被克服,它未來的超越之路也能清晰地顯現出來。中國哲學對生活智慧的熱愛與追尋、對每個人自由與發展的真切關懷,正是與馬克思對社會歷史和時代精神的把握有著相同的指向。這是一種更真意義上的“回到馬克思”,在此時才會真正體會到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局外人,恰恰是那個切身的鼓舞者和同路人。
作者:張濤單位:安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