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養傳播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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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女失聯”事件的傳播學

解讀“少女失聯”事件如何發酵，如何形成輿論熱點，如何影響公眾情緒，而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等，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在新媒體環境下，用傳播學視角解讀以上問題，將有助于我們正確認知該事件。刻板印象是指個人受社會影響而對某些人或事持穩定不變的看法。“少女失聯”事件之所以得到了高關注度，與人們對“女大學生”的“刻板印象”有直接關系。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克里斯托•布倫特•祖克教授認為，“一個童貞、純潔、金發的公主失蹤，在社會階層、性誘惑和年齡上有太多的文章可作”，同理，女大學生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往往是天真、無邪、青春、純真的象征，同時又被冠以“手無縛雞之力的高級知識分子”形象，這些都導致了人們對女大學生失聯現象的過分關注，對失聯少女的同情，對兇手的痛恨，對每一起事件都投注了熱情，加速了事件的發酵。20世紀20年代，美國著名新聞評論員沃爾特•李普曼在其《公眾輿論》一書中，提出了擬態環境的概念。由于人們對于女大學生這一群體所具有固定的刻板印象，大眾傳媒則會選擇人們普遍關注的興趣點進行報道。在新媒體環境下，人們置身于巨大的信息漩渦之中，想要與整個外部環境保持“經驗型接觸”已經不可能，而只能借助新聞機構的選擇和呈現，來了解身處其中的外部環境。所以，大眾傳媒8月份的集中報道，9月份相關報道的斷斷續續出現，幾乎使少女失聯成為一種“常態”，也使其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人們持續關注的話題。大眾傳媒通過報道塑造了一個少女作為弱勢群體隨時都可能被侵害的擬態環境，大眾在接收報道后，可能將其視為社會真實環境，進而對該類事件更加關注，引發人們的思考和討論。美國傳播學者馬克斯維爾•麥考姆斯認為：“大眾傳媒迫使受眾關注某些特定的問題，它們樹立政治人物的形象，他們不斷地向大眾建議他們所思，所知，所感的內容應該是什么。”1963年，伯納德•科恩在《報紙與外交政策》一書中對議程設置做出有影響力的表述，他認為：“大眾傳播可能無法影響人們怎么想，卻可以影響人們想什么。”在整個對“少女失聯”事件的報道過程中，大眾媒體對該事件的處理直接導致了“少女失聯”成為社會輿論熱點。從地方臺到央視，從報紙到網站，再到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把“少女失聯”事件推向輿論高峰。首先是社交網站爆出事件，引起部分網民的跟帖討論，大眾傳媒捕捉到其中的新聞點，“少女、失聯、性侵、暴力”，這些關鍵詞構成了炒作新聞的熱點。隨之，關注度迅速提高，設置議題進行廣泛擴散傳播。8月9日第一起事件的出現到8月17日的各媒體的集中關注，使得此類事件進入到公眾視野，經過不斷發酵，最終成為人們討論和思考的社會焦點問題。在整個8月份，各家媒體在報道中都把“少女失聯”新聞作為報道重點之一，無論是大豫網、騰訊網等網站的消息推送，還是鳳凰網等網站的深度報道，媒介在設置議程時都對該事件做了“突出報道”的處理，引導人們關注、思考、討論“少女失聯”現象。尤其是央視的深度介入，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議程設置理論探討媒體和公眾之間的關系，媒體為公眾設置議程的同時，公眾的興趣點也為媒體設置了議程。社會輿論熱點的形成可以說是在媒體和公眾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美國傳播學者格伯納指出，媒體對犯罪行為的報道會影響人們對現實環境的判斷，即如果媒體報道越多的犯罪行為，則人們會認為社會治安越不穩定。這種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培養”的過程，它在不知不覺當中制約著人們的現實觀。用格伯納的“培養分析”理論審視“少女失聯”事件，不難看出，輿論場的形成正是由于媒體對該類事件的密集關注和鋪天蓋地的報道。

如重慶晚報《20歲女孩錯上陌生人車失聯家屬5萬元尋線索(圖)》的報道，消息一出即被網易新聞、中國青年網、華聲在線、新華網等多家媒體轉載，同時，@央視新聞、@楚天都市報、@新聞晨報、@京華時報、@人民網等眾多微博也都轉發呼吁尋找。多家媒體的同時報道，所形成的態勢遠遠超出事件的嚴重性。“少女失聯”事件所帶來的效應不是某家媒體的某次報道活動產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為整體的大眾傳播具有較長時間跨度的一系列報道活動所產生的綜合的、宏觀的社會效果。“少女失聯”事件的出現，給媒體提供了很大的“施展”空間，而“失聯”的影響也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人人都在關注著事態的發展，擔心類似事件是否會發生在自己周圍，甚至是否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人們對現實的這種判斷會產生如“某家長因數小時內聯系不上自己的女兒而焦慮萬分，實則是她女兒因坐飛機手機關機”的極端例子。

二、“少女失聯”事件帶來的反思

“少女失聯事件”自發生數月來，大眾媒體報道量在逐漸下降，公眾的態度也漸漸趨于理性化。對這一系列事件的分析，既可看出公眾媒介素養亟待提高，同時顯示了媒介自律的缺失。當今信息社會對公眾的媒介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介素養已經成為現代人的基本素養之一。媒介素養是受眾對信息的接收和選擇能力，表現為：能在紛繁復雜的海量信息中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對接收到的信息具備甄別能力；能夠運用信息提高自己。在“少女失聯”事件中，受眾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盲從，高估了危險性，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果公眾能在對失聯事件的關注中更加理智，關注事態進展同時，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社會治安體系的完善上，就能通過輿論推動社會制度的完善。公眾媒介素養的提升應從兩個方面做起：

第一，回歸常識。社會發展有一定的規律可循，社會矛盾沖突與協調也有一定的范式可資借鑒，這些規律，范式經過歷史的輪回檢驗，逐漸積淀為生活中的常識，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勢和行為規范，只要公眾稍加理性地分析，就不難發現其中的關鍵所在，并逐漸掌握其運行軌跡。“歷史往往驚人的相似”，很多看似突發的事件與危機，總能通過歷史的回顧和反思，從中看出端倪，然后再結合現實情況加以比較，事情的原委就可以清楚地呈現。一方面，社會發展速度快，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糾紛便會不斷地發生和呈現出來，危機出現應是常態，關鍵是我們如何去應對和解決危機；另一方面，社會快速發展進程中，原有的觀念，管理方式和運作手段都相對滯后，必然有一個調整與適應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之中，危機爆發讓公眾感到突如其來，猝不及防，以致出現心理方面的障礙和行為方面的失當，然后情緒化地宣泄和表達也屬一種調節自我，適應社會的方式。

第二，拓寬渠道。傳播學上有種理論叫“一面提示和兩面提示”，這是就傳播技巧對傳播效果方面的影響而言的。若從受眾角度看，要正確地解讀信息，就要做到“兼聽則明”，從人際渠道，組織平臺，大眾媒體等諸多信息通道中認知信息，尤其是多媒體傳播的信源廣泛性可以為我們讀解信息提供多維視角，再加上相關的背景鏈接，就可以全方面呈現出事情的真相，從而避免偏聽偏信以訛傳訛的傳播陷阱。如果說媒介最初對“少女失聯”事件的報道出于該事件本身具有的新聞性，那么在失聯現象形成社會輿論熱點、不斷發酵的過程中，經濟利益的驅使則是更為主要的因素。為吸引讀者眼球，媒體在報道中所出現的“拋尸水中”、“囚禁性奴”等詞匯，對事件極力渲染，一方面讓公眾特別是女生陷入莫名的恐慌氛圍之中，另一方面使公眾對犯罪分子的痛恨超出對事實真相的追問，這阻礙了對事件的理性分析，不利于發現社會治安管理中的漏洞。從而造成該輿論熱點過去之后，“失聯”便退出大眾的視野，而社會、個人對類似問題的應對能力并沒有增強。“少女失聯”事件所造成的社會恐慌，無非就是大眾對于公共安全的訴求，媒體在報道中更應呼吁加強對黑車的治理，對違法行為的監管，對人流量大環境差社區的排查等。大眾傳媒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要本著“客觀，公正，全面，準確”的原則，努力堅守自己的職責和底線，以追問真相為核心，推動社會發展。

作者：盧昊楊單位：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