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參與下新農村精神文化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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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變化，新農村建設迅速發展，在物質需求逐漸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對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越來越豐富，精神文化建設作為新農村建設的組成部分，其重要性凸顯。由此，當下需對農村居民實施道德與文化生活上的指引和教育，積極引導居民參與精神文化建設。以新楊村為例，從社區參與視角解讀發現，當下村民參與精神文化活動類型有限、層次低，在文化建設方面村民話語權缺失，精神文化建設內生動力不足，這些問題迫切需要在精神文化建設過程中突出村民的主體地位，推動社區參與發展，改變村莊運營管理模式、增強村民主體意識、建立村內互動反饋機制以及重塑村落集體感。
建設經濟繁榮、設施完善、環境優美、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十六大以來黨中央為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而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農村在土地確權與流轉、農村金融服務、綜治維穩等多個方面獲得巨大進步，但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設卻仍顯不溫不火。在物質需求逐漸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對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愈發豐富。同時，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農村社會作為承載農村居民物質生產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場所也在不斷發生裂變，加強農村社會的精神文化建設是預防社會進步脫節、減少社會矛盾的必要之舉。由此，當下必須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對農村居民實施道德與文化生活上的引導和教育，不斷豐富其精神文化追求，積極引導村民參與精神文化建設，幫助他們在更深層次上實現自身的存在價值。自積極推進社區民主協商、增強社區治理能力成為社會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以來，社區參與這一視角被廣泛討論，并在許多領域建設中具有解釋力。精神文化建設作為農村社區參與的重要部分，涉及當地政府、村委會、村民、社區組織等多個主體，其中當地農民或農村居民是精神文化建設的最終受益者，更是道德建設實踐的主角，他們的參與決定了精神文化活動建設的方向與成效。因此，為助力新農村建設，給農村精神文化建設提供新的思路，讓更多的農村居民參與到精神文化建設活動中，更好地滿足農村居民的精神需求、提高道德素質，本研究從社區參與視角出發，強調農村居民的核心主體地位，以揚州市新楊村為例，通過問卷發放、村民訪談，總結了目前農村社區參與精神文化建設活動的現狀，探究其背后的問題與不足，并據此生成相應路徑。
1社區參與的內容解讀
隨著社會的發展，學術界對社區參與概念的探究越來越深入，但是對于“社區參與”這一概念的界定始終各有說辭。綜合各學者研究，本文將社區參與界定為政府、社區組織和社區居民等多元主體在各自的利益訴求及公共精神驅使下，為實現自我發展和社區進步而進行的一切社區公共事務及活動的參與。具體而言有以下特征：
1.1參與主體多元
狹義的社區參與僅指社區居民參與，而廣義的社區參與主體除了社區居民，還包括社區政府組織、自治組織、企事業單位等，馮敏良學者認為一切與社區利益相關的個人、組織都是社區參與的主體。但無論采用狹義或廣義的定義，各學者普遍認為，居民是社區參與的核心主體。本文認為社區參與是居民為核心的多元主體不斷互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強調各主體之間明確的分工定位、良好的互動關系、有效的互動方式。
1.2參與客體內容豐富，層次多樣
社區參與的參與客體是一切社區事務與社區活動，包括衛生健康、文化體育治安巡邏等簡單具體的粗放型活動，也包括社區管理、決策等抽象復雜高層次的事項。就農村精神文化建設而言，社區參與不僅包括居民觀看戲劇表演、公映電影等簡單的活動參加，更包括組織文化建設活動的協商、討論、反饋、監督等。
1.3參與動機和目標兼具個體性和共同性
每個主體的行動背后都有一條邏輯鏈，邏輯鏈的背后是各自的理性選擇。政府、社區組織、社區居民出于各自的利益訴求進行社區參與，但由于社區的“共同體”特性，各個主體參與的背后還有至關重要的公共精神。與參與動機相對應，社區參與不僅要實現各參與主體的目標，更注重所有參與主體的協同發展和社區整體的進步。農村社區“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具有較強的共同性，但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個體化對鄉村產生了較大沖擊，個體性越來越突出。
2新楊村精神文化建設的社區參與現狀
新楊村地處揚州市西郊，緊靠揚州市城區。作為傳統農業村莊，新楊村是揚州市西區規劃布局的重點關注村莊，走在新農村建設的前沿，先后被評為小康村、市級衛生村、市級平安農機示范村等，在精神文化建設方面具有較豐富的工作經驗。
2.1政府
通過訪談得知，政府為當地的精神文化建設提供政策性支持和引導，會定期下派精神文化建設的相關任務，并且每年撥冗一定的資金予以相關建設，屬于垂直管理的角色。
2.2農村社區組織
新農村社區組織包括黨組織、居民委員會和群眾性組織。社區組織是社區治理、調整社區運行和發展的主導力量，也是社區居民實踐其“主體性”的重要組織依托。村黨組織是社區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村委會是統籌村莊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解決村民問題的重要場所，這兩者在新楊村精神文化建設上都發揮著巨大作用。然而，在群眾性組織方面，新楊村雖然有各種處理村莊事務的社區組織或工作室，如調節家庭矛盾的謝月紅個人調解工作室，但目前尚無精神文化建設方面的群眾性組織，居民以個人形式參與活動，極少以團體的形式進行參與，形式較為單一，精神文化建設的活力不夠充分。
2.3農村居民
2.3.1參與類型與層次。新楊村村民參與的精神文化建設活動主要有電影放映、文藝晚會、戲曲表演、法制宣傳會等，但主要是以觀眾或聽眾的身份參與，鮮有參與活動的組織規劃與決策等高層次活動。對于五好家庭評選、文明戶評選活動，村民普遍表示“似有似無”，只有被評選為優秀家庭或文明戶的家庭才知曉，未被評上的家庭則不太清楚，也未直接參與過投票評選。
2.3.2參與頻率與意愿。接受調查的新楊村村民普遍表示只要有時間都會參加村里舉辦的各種文化活動，村里近2/3的文化活動都會參加，而不參加的原因主要是忙于家務。對于精神文化活動，他們抱有極大的期待，但認為現有的文化活動舉辦頻率并不能很好地滿足他們的需求，一般只有大型節假日或特殊日子才會有文藝表演、戲曲演唱等活動。此外，新楊村舉辦的諸多文化活動多針對于青少年，如爭做雷鋒好青年活動、新年包餃子活動以及各類科普活動。然而，在現代化發展帶來的劇烈變動下，集中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有效減少了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數量，許多農民的田地集中在了種田大戶的手里，本人已經不再從事農業生產，加之城鎮化進程使農村社會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空心化的發展趨勢，村里的年輕人都外出打工，長期生活在農村的老年人成為了“無業游民”，他們的生活主要就是做家務、帶孩子，精神生活空虛，理應獲得更廣泛的關注。當村民被問及如果被邀請參與組織精神建設活動，是否愿意出言獻策，村民們紛紛表示欣然愿意，但普遍認為“哪里有我們什么事兒”“輪不到我們說話”，又或者認為即便是提出意見，也得不到反饋，無法從中獲益。
2.3.3參與效果。從村民的反映來看，作為觀眾或聽眾參與娛樂類精神文化建設活動獲得的反響較好，認為參與此類活動豐富了他們的生活，但多數村民表示每年的活動都很類似，缺少新意，參與活動獲得的幸福感和收獲感越來越少。而對于思想道德教育宣傳會一類的會議或活動，在他們看來僅僅是為了執行政府指令或完成硬性指標，故常常與會時聊天，村民的參與往往流于表面，參與效果不甚理想。
3新楊村精神文化建設的社區參與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由上述現狀發現，新楊村精神文化建設活動的社區參與出現了群眾性組織缺失，村民參與活動類型有限、層次低，村民話語權缺失，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從社區參與的主體、客體及動機和目的角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3.1主體定位不合理，工作不到位，運營模式行政力量干預強
各地新農村精神文化建設仍處于探索階段，但主要停留在“政府主導”層面，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政府對農村的管理主要依靠村黨支部和村民民主選舉產生的村民委員會的支持與配合，本質上屬于縱向的政治權力體系支配下的組織控制與制度控制模式。村委會雖然是村民自治組織，但對于文化事業的投入主要依賴政府的“項目制”，通過專項經費或者“一事一議”的方式組織，常常疲于應對地方政府派發的建設任務，而在村本身的精神文化建設上缺少自我發揮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各類先進的評選和政策文件的宣傳程式化傾向嚴重，村民的意見也常常被忽視。然而國家雖主要在統籌規劃、市場建設、技術扶持等方面提供服務，但它從根本上來說不屬于農村社區系統內部，而是一個來自外部的、自上而下的嵌入者，屬于外部供給主體。而村民是新農村精神文化和道德建設的直接參與者，也是新農村精神文化建設的最終受益者，是精神文化建設的核心主體。他們長期生活在農村，了解和熟悉農村的道德狀況，最清楚居民對于精神文化建設的需求，對于如何結合本地實際情況來進行精神文化建設具有發言權。但這種政府布置任務、村委會安排工作、村民被動接受的運營模式使得農村精神文化建設缺乏內生動力，村民的主體地位無法突出，村民有力無處施展，在行政力量較強的情況下，主體意識散失。
3.2有效互動機制缺失，居民缺少反饋的渠道
農村居民對精神建設活動的參與除了以觀眾或聽眾身份直接參與村里舉辦的各項活動，還包括參與舉辦精神建設活動的討論與決策，為精神文化建設活動建言獻策。然而，現存于村委會和村民之間的互動機制不夠健全，參與主體之間的互動呈現單向性。村委會與村民之間往往是通知與被通知的關系，村委會通過村廣播或村民代表將信息傳達到位，但是缺少主動向村民征集建議的過程，村民代表與村民的互動往往是以偶遇聊天的方式進行，基本不會專門向村民收集建議，村民缺少提出建議的渠道，更無參與決策的機會。有村民表示曾主動向村委會干部提供精神文化建設方面的建議，但并無后文，村民的建議未得到及時的反饋。
3.3村民日趨“原子化”，集體認同散失
社區居民積極進行社區參與的重要動機除了滿足個人利益，還有公共精神。農村居民是新農村精神文化建設最直接的利益相關者，但是，隨著農村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和城鎮化的迅速擴張，農村的人、財、物都在流向城鎮，農民人心浮動，對村莊生活的預期越來越短，農民個體也日趨“原子化”，村民共同體傳統的價值體系、集體認同和關系紐帶被不同程度撕裂，在村民個體原子化以及農村空心化的雙重擠壓下，農村村民組織能力一度十分薄弱。在“各人自掃門前雪”觀念的影響下，村民不愿意與其他人形成群眾性自發組織參加活動，精神文化建設缺乏群眾組織性力量，組織性活力缺失。
4新農村精神文化建設的路徑生成
4.1厘清主體關系，突出村民主體地位是根本途徑
新農村精神文化建設的出發點是以農民、農村居民為本，最終落腳點是提高農民素質、促進農民全面發展，因此，厘清主體關系、突出村民的主體地位和核心建設力量是根本之策。一方面，政府要進一步轉變職能，在保證一定的資金投入的同時，簡政放權，減弱政府行政干預力量，更多地承擔引導、幫助和服務的角色，給村莊的自我精神文化建設提供充足的空間。村委會作為政府和村民之間的“中介人”，應積極接受政府的引導，并主動在精神文化建設方面投入一定的精力與財力，結合當地村莊的特色與特征，不斷創新，舉辦貼合村民生活的多樣活動。另一方面，要不斷突出村民的主體地位，培養村民的主體意識。這種主體地位的突出和主體意識的培養可以從個人與組織兩方面入手。從個人出發，應調動農村精英參與精神文明建設的熱情，并通過這些領頭人帶動其他村民為精神文明建設建言獻策。鄉村精英包括以村干部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農民企業家為代表的經濟精英和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社會精英，他們在社區中的地位和威望較高，然而如今隨著村莊“一體共同感”的散失，他們對村莊、其他村民的責任感并不強。因此應先從這些具有突出特征的農村精英出發，將參與精神文明建設的意識與熱情逐步推廣于全村。從組織出發，應鼓勵村民發展群眾性自發組織，在村民自發成立組織能力弱的情況下，村干部可以起一定的引導作用，切不可因擔心村民組織的建立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怕出亂子，而采取完全保守的態度，使得精神文化建設缺乏活力。
4.2建立有效的互動反饋機制是必要手段
突出村民主體地位，培養村民主體意識，讓村民直接或間接參與到村莊的精神建設活動必須要有充分的交流溝通渠道和載體。首先要改變村民會議的開展模式，改變村委會負責人和村民之間純粹的“講”與“聽”模式，增添討論會的形式，鼓勵村民在會議上發言。其次，要通過入戶慰問等方式定期向村民征集精神文化建設方面的建議，并且建立村民反饋機制，保證村民提的建議件件有回應，句句有落實，讓村民們認為自己的合理訴求能夠得到回應。
4.3增強鄉村共同體感是長久之策
城鎮化進程使農村和城市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越來越多的農村人、財、物流向城鎮，農民也越發向往城市生活，期待能拆遷進城，村民的共同體感越來越弱。這不利于包括精神文化建設在內的多方面村莊治理與建設，但時代的車輪很難阻止這種趨勢，因此應把增強鄉村認同感、維系村莊內部的集體感作為一項長久的工作。一方面要保持村莊的和諧生活環境，既要注重物質條件的改善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也要關注村民包括婚姻關系、代際關系、鄰里關系、農民與村組關系在內的具體生活。另一方面，要為當地的村民提供充足的互動空間和多樣的互動機會，讓村民們在活動中保持聯絡，維系彼此之間的感情。
5結語
從社區參與角度解讀目前鄉村的精神文化建設現狀發現，當下村民參與活動類型有限、層次低，在文化建設方面村民話語權缺失，精神文化建設內生動力不足，這些問題迫切需要村莊運營管理模式的改變、村民主體意識的增強、村內互動反饋機制的建立以及村落集體感的重塑。新農村建設的最終目標是讓農民共享現代工業文明的成果，將農村社區建設成“文明祥和的生活共同體”，精神文化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農村精神文化建設不僅僅是為了在社會轉型期安頓人心，更有關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長久發展。農村社會具有獨特而鮮明的特征，村民的文化生活也有其自身的特點，精神文化建設必須在緊跟時代方向的同時結合實情，滿足農村人民需求。歸根結底，農村精神文化建設離不開廣袤土地上最本真的農民和村民，必須始終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從人民群眾出發，充分調動農村人民的積極性，鼓勵更多的農民或農村居民參與到新農村精神文化建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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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錢文婧 單位：南京農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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