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稅政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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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從1994年開始稅制改革以來，出口退稅政策經歷了從整體性到結構性的5次調整。每一次調整的背后都有深層次的原因，本文通過對其發展演變的分析，探究出口退稅政策和宏觀調控之間的內在聯系。出口退稅政策的不斷調整表明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逐漸由“一刀切”向“協調性、可持續性”方向發展。[關鍵詞]出口退稅宏觀調控關系出口退稅作為一項外貿政策，可以增強一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作為宏觀調控手段中的一種，既可以影響一國的財政收支狀況，也可以反映一國整體的宏觀調控方向。我國出口退稅政策幾次大的調整，對改善經濟的宏觀調控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一、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相對應的，進出口總額也呈大幅度增長態勢。巨大的貿易順差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快速發展的機會，綜合國力逐漸增強。但是長期的外貿順差對經濟發展也有不利的一面，如引發貿易摩擦、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和宏觀調控難度等等。伴隨著出口貿易由逆差走向順差，國家的出口退稅制度也經歷了從鼓勵各行業出口的高出口退稅率到限制部分行業出口的低出口退稅率。1993年以來我國的出口退稅政策主要經歷了5次調整。1.第一次調整。1994年實行新稅制時，增值稅制度規定，對出口產品實行零稅率，也就是按照產品適用的增值稅稅率實行全額退稅。但由于受到稅收征管水平的影響以及財政承受能力的影響，這個政策只執行了一年多，1995年和1996年便降低了出口貨物退稅率，調整為3%、6%和9%三檔①，平均退稅率為8.3%。2.第二次調整。在世界各國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的形勢下，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1997年我國的出口嚴重下滑。為擺脫這次危機的負面影響，1998年我國提高了部分出口產品退稅率，變為5%、13%和15%、17%四檔，平均出口退稅率從之前的8.3%達到15.51%。3.第三次調整。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加上外貿出口連續三年大幅度、超計劃增長，累計拖欠的退稅款已經形成較大規模，2003年10月，國務院提出了“新賬不欠、老賬要還、完善機制、共同負擔、推進改革”的改革目標。10月13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了《關于調整出口貨物退稅率的通知》，決定對現行出口貨物退稅率進行結構性調整。調整后的出口退稅率為17%、13%、11%、8%、5%五檔，自2004年1月1日起實行②。按現行出口結構，綜合退稅率由原來的15.51%平均下調2.93%～2.94%個百分點。出口退稅超基數部分由中央與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共同負擔等。4.第四次調整。2005年3月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新的《出口貨物退(免)稅管理辦法》，標志著我國出口貨物退稅制度進入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為了進一步控制“兩高一資”產品①的出口、優化出口結構、鼓勵高科技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國家又分期分批調低和取消了部分“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把出口退稅超基數部分的中央與地方分擔比例調整為92.5:7.5；規范了地方出口退稅分擔辦法；出口退庫改由中央統一退庫，年終中央與地方清算退稅。2006年9月，國家取消了大部分非金屬類礦產品、煤炭、金屬陶瓷等商品的出口退稅，降低了鋼材、陶瓷、紡織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了重大技術裝備、生物醫藥產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稅率。5.第五次調整。為進一步控制外貿出口的過快增長，緩解我國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抑制“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貿易的平衡，減少貿易摩擦，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商同國家發改委、商務部、海關總署通知，規定自2007年7月1日起，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取消瀕危動植物及其制品等553項“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降低服裝、鞋帽等2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將花生果仁等10項商品的出口退稅改為出口免稅政策②。二、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經濟背景分析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所進行的這幾次大的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既是對外貿行業的調整，也是做為一種宏觀調控手段對整體經濟的調整。我國實行的是以出口導向型為主的經濟發展戰略，通過出口退稅政策的變動就可以有效地影響整體經濟的發展。根據出口退稅的調整情況，可以將歷次出口退稅的調整分為兩個類型，一是整體出口退稅率的調整，二是結構性調整。（一）整體性調整1993年以來出口退稅的前兩次調整都屬于這種類型。這一時期我國經濟出現了“四熱、四高、四緊、一亂”問題③。同時,出口增長乏力、進口增長加快、外匯儲備下降等問題也日益突出。1994年出口退稅率的調整是為了促進出口的增長，但整體經濟的過熱導致國家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出口退稅政策隨之發生變化，從1994年出口貨物全額免征17%的增值稅稅率到平均出口退稅率為8.3%，經歷了出口退稅率從高到低的過程。經過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中國經濟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為抵制隨后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外貿出口受到嚴重沖擊，國內市場出現了供過于求的現象。內需擴大受阻，物價急劇回落，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下崗失業人員增加，出現了通貨緊縮現象。為了改善需求不足，擴大出口，我國于1998年提高了部分出口產品退稅率，激發了外貿出口企業的生產積極性，緩解了國際收支的壓力，外匯儲備逐漸升高，有效遏制了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一歷史階段，出口退稅政策主要是從整體的出口退稅率上來進行調整，是為了實現出口增長、穩定財政收入、避免經濟過熱和遏制經濟衰退等宏觀目標而作出的調整，是全面性的調整。（二）結構性調整在擴張性經濟政策調控下，從1998年到2003年，我國經濟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至2003年末外匯儲備達到4032.51億美元④。這時我國的經濟已經從之前的計劃和市場并存轉變到單一的市場經濟上來，經濟中最突出的矛盾已經不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摩擦，而轉變為經濟結構本身的問題。在內需增長緩慢的情況下，長期依靠出口的增加、資本的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導致經濟結構很不合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很大的能源消耗、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我國的第十個五年計劃提出要以結構調整和結構升級作為主線。也就是應根據我國的資源稟賦狀況，以發展低能耗、低資源投入、又能發揮我國人力資源優勢的產業為方向。但是，在我國剛剛建立的市場經濟中，地方政府還保留有很大的資源配置的權力，這次結構調整被各級地方政府理解為把資本和其他資源優先投入產值大、利稅收入高的簡單加工裝配工業或重化工業。而這次重化工業熱潮是依靠高投資、高消耗所帶動的。比如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大量增產電解鋁、硅鐵、電石等高能耗、高污染產品，不但供應國內市場，還大量出口換取外匯。這次重化工業的浪潮帶來了很多問題，稀缺資源的高度緊張、生態環境加速惡化,抑制了對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率關系重大的服務業的發展,增加了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等等。2005年以來我國分批調低和取消了部分“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適當降低了紡織品等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出口退稅率，同時提高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尤其是2007年7月1日的這次調整，主要是針對“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調整，雖然政府指出這次調整的主要目標是緩解我國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但是從經濟整體來看，也是對我國現有經濟結構的一次調整，是對近幾年的重化工業化浪潮的一次調整。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段時期出口退稅的調整是從實際出發，分類指導，不搞“急剎車”和“一刀切”，采取有保有壓的政策。而同時期，我國整體的宏觀調控政策也開始采取“區別情況、分別對待、分類指導、有保有壓”的做法，在控制外需的同時擴大內需，著重于優化產業結構，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良性發展。三、從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看我國宏觀調控的變化我國的出口退稅政策和宏觀調控基本上保持了協調一致。通過上述對出口退稅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的宏觀調控經歷了這樣幾個轉變：首先，在出口導向型戰略的指導下，我國早期實行出口退稅主要是為了增加產口的出口，通過出口帶動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增長是一種外延型、粗放型的增長模式。宏觀調控最終是要確保經濟的快速增長。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保證出口的長久競爭力和緩解外貿順差，出口退稅開始注重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為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宏觀調控也不只是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開始注重經濟的和諧發展，針對不同的產業、不同的地區采取不同的宏觀政策，對于“高能耗、高污染、資源型”產業實行限制發展。其次，從1994年到2003年的三次出口退稅調整，是當時宏觀經濟形勢和調控手段下的一種被動的改變。而從2005年開始的出口退稅，則是一種積極的主動性的變化。在我國各種資源特別是稀缺性資源十分匱乏、環境污染日益嚴重、電力資源嚴重不足以及貿易摩擦加劇的情況下，“兩高一資”等產品的規模型出口對我國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愈來愈嚴重。2005年和2007年的兩次主動出擊的出口退稅調整，既緩解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是一種明確的政策導向，對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再次，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過程中，國家也不斷完善出口退稅制度，加大出口退稅的法制建設，使財政、金融等宏觀調控的管理體制得到不斷完善。法制建設進程的加快也推動了宏觀調控法律手段的實施。綜上所述，從出口退稅政策的演變來看，我國的宏觀調控開始著眼于經濟的長遠發展、可持續發展，區別情況，分類指導，有保有壓，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規范經濟主體的行為；在完善體制的同時加快法制建設；在控制外需的同時擴大內需；在控制投資的同時擴大消費；在控制“兩高一低”工業的同時加快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服務業、生態環境產業和循環經濟的發展。[參考文獻][1]劉書蘭.對我國出口退稅制度演變過程的探究及思考[J].經濟論壇，2006，(8).[2]孫健.中國經濟通史（1949～2000年）下卷[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3]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M].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4]吳敬璉.中國增長模式抉擇[M].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5]汪同三.歷次宏觀調控的回顧與反思[J].瞭望新聞周刊，20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