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文獻對財政農業投入研究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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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弱質產業。農業生產和科研具有外部性和準公共產品特征，如僅靠市場機制是無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農業的這些特征要求政府介入農業領域，尤其是公共財政介入其中。近年來，按照“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重大方略，在2004年至2011年連續8個中央1號文件的指導下，國家不斷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力度，尤其是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國家實施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攬子經濟計劃，農業投資大幅度增長，有效地夯實了農業基礎，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我國農業的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為農業現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關于農業財政支出能否促進農業經濟增長，以及農業財政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等問題的研究文獻，分別從支農支出總量和結構對農業經濟增長、農民增收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

1國外文獻研究

國外的很多研究主要是分離生產性支出與非生產性支出，很少有分離財政支農以作為一個項目來研究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國外研究比較多的領域是農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以及農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針對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了財政農業投入問題，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有關公共物品理論的研究“公共物品”的概念是隨著學術界對政府職能和國家財政等有關“公共”問題的研究而引入的。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是由大衛•休謨(DavidHume)1739年提出，由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AnthonySamuelson)加以規范的。薩繆爾森提出現實的市場經濟即非單純的私人經濟，也非單純的公共經濟，而是一種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組成的“混合經濟”。“混合經濟”理論的產生，是20世紀財政學的重大突破，到20世紀60年代己成為現代財政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954年，薩繆爾森發表了《公共支出的純理論分析》一文，將物品分為“私人消費品”和“集體消費品”。一年后他又發表了《公共支出理論的圖解》一文，將“集體消費品”改為“公共消費品”。因此，物品就分為“公共消費品”和“私人消費品”兩種。從理論上來講，公共產品理論作為財政理論之一，是西方國家政府財政支農的重要理論基礎。西方學者認為，農產品生產與分配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質，但農業生產本身又具有外部性和公益性，農業所帶來的效益不僅是農業自身受益所產生的經濟效益;還會帶來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如農業基礎設施、水利設施建設帶來的生態環境改善，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帶來的社會進步等。所以，農業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屬于政府財政支持范疇。

1.2有關財政農業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1961年西蒙•庫茲涅茨(SimonKuznets)出版了《經濟增長與農業貢獻》一書。庫茲涅茨在這本書中提出了農業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即產品貢獻、市場貢獻、要素貢獻以及國內農業通過出口農產品而獲取外匯收入的貢獻。1964年美國的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TheodoreW．Schultz)出版了《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依賴于農業的迅速穩定增長，而且，這個農業必須是現代農業，因為傳統農業不具備迅速穩定增長的能力，出路在于引進先進生產要素，把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農業。霍利斯•錢納里(HollisB．Chenery)、莫塞•塞爾昆(MoisesSyrquin)等人根據1950～1970年100多個國家的數據，分析經濟長期變化趨勢，發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300到1200美元的過渡時期是國民經濟結構發生迅速變化的時期，這一時期固定資產用于農業、基礎設施、服務業的比重分別為10%、40%和24%。里克•安特爾(RickAntle)1993年估計了一個單方程生產函數，指出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科研投入能夠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和提高農民收入，從而能夠提高農業生產率。而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科學研究所需費用無不依賴于政府財政農業支出。漢斯•賓斯萬格(HansP．Binswanger)等1993年估計了印度的基礎設施投入和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指出公共基礎設施應該投向生產率較高的地區。

2國內文獻研究

國內對財政農業支出與農業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視角:一是研究財政農業支出總量與農業經濟發展的關系，其主要從全國層面和地區層面研究的。二是研究財政農業支出結構與農業經濟發展的關系。

2.1全國視角下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業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1)李煥章利用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數據，驗證1986～2000年財政支農支出增長和農業產出增長之間的關系，得到結論:財政支農支出增長與農業產出增長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財政支農支出增長推動了農業產出的增長，農業產出的持續增長又進一步推動了政府增加財政支農的力度。(2)肖新成和曹子堅利用灰度綜合關聯度，分析1990～2003年的數據，檢驗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業增長的關系，得出與農業總產值和農業各稅收收入關聯度由高到低，分別是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事業費、農村救濟費、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支出和財政價格補貼。(3)王敏對我國1981～2005年的財政農業投資與農民純收入數據進行協整檢驗并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得出“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支出是影響農民純收入的最重要因素，農村基本設施建設次之，農村救濟費位居第三。(4)魏朗［1］對1999～2003年西部各省份農業經濟增長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地方財政支農支出有利于農業經濟增長，其產出彈性系數為0.06。(5)劉革、鄧慶彪通過對我國1994～2004年財政支農的規模經濟效益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其中的4年處于規模收益遞減階段，其余6年規模收益不變。影響國家財政支農績效最重要的投入因素是支農支出的規模，其次是農村救濟費的投入。(6)王文普、陳偉采用VAR模型和VEC模型，選取1978～2005年為樣本數據，得到的結論是財政支農總支出對農業增加值有著顯著的不利影響，且長期效應大于短期效應。

2.2各省財政支農與農業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1)李玉萍利用C－D生產函數得出:1993～2003年山西省財政對農業的投入絕對額逐年上升，但是占財政支出總額的比重偏低;財政支農結構不合理;財政支農管理體制不完善;財政農業投入在農業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不明顯。(2)孫美玉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雙對數模型，對1990～2004對甘肅省的財政農業投入進行了絕對量和相對量的比較分析，同時還進行了結構分析，并據此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3)胡春香以1990～2005年的有關時間序列數據為基礎，運用統計分析和計量檢驗來探討甘肅農業財政支出與農民純收入動態關系，得出了農業財政支出的增加并未能帶來農民純收入的顯著提高，說明甘肅農業財政支出效果并不顯著。(4)楊林娟、戴亨對甘肅省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財政支農支出是甘肅農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推動力。(5)陳其清［2］利用協整(co-integration)理論，對湖北省財政支農與農業經濟增長的長期均衡與因果關系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公共財政農業投入支出與農業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長期均衡關系，但也存在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

2.3最優財政支農支出規模的研究

(1)松山公紀(MatsuyamaKiminori)［3］通過財政支出在不同領域內的比較優勢，給出了農業領域內的最優投入規模實證結果，并分析了財政資金投入農業領域同投入其他領域相比的競爭優勢。(2)常(Chang，音譯)指出財政農業投入對經濟增長來說有雙重影響，既有可能通過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使城鎮化速度減慢，從而對宏觀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又有可能通過增加農業產出增加所得稅和政府支出，從而又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由此他認為財政農業投入應該有一個最優規模，但他只是給出了定性分析，并沒有得出定量結論。(3)侯石安析了我國財政農業投入目標選擇和政策優化問題，結論是財政應進一步加大農業投入規模，使未來財政投入占農業生產總值由4%上升至10%左右的水平。(4)郭玉清通過構建符合我國具體情況的農業生產函數模型，利用1981～2004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財政農業投入最優規模為8.26%。(5)何振國［4］結合巴羅的分析，政府財政支出G為最優時，MPG=1，類似地，通過對農業生產函數加入財政支農因素并分解，使用1990～2003年的數據對估計出了中國財政支農支出的最優規模大約為農業GDP的47.2%，即此時，財政支農支出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財政支農支出的邊際產出為1。

2.4財政支農資金績效方面的研究

(1)沈瓊利用C－D生產函數得出:1980～2001年河南農業財政支出總量不斷增長，支出的相對規模卻在不斷下降，分析了原因，同時預測未來十年河南農業財政支出總量;運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分析河南農業財政支出效益情況。(2)李江利用C－D生產函數得出:1984～2003年使用定量模型對新疆農業財政投入資金結構效益進行分析，并對農業財政投入資金的績效進行評價;將新疆農業財政投入納入WTO框架下進行分析，提出了相關對策建議。(3)吳建南利用邏輯模型從投入－產出－中短期結果－長期結果，四個層面構建了財政支農績效評價指標體系。(4)李星、王藝明運用增長因素分析法和邊際收益法剖析了2000～2007年中國26個省際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業產出的關系，發現不同地區地方政府財政支農不同的邊際收益。

2.5財政農業投入與農民純收入關系的研究

(1)廖紅豐等在深入分析財政農業投入對農民增收作用的基礎上，提出了增加農民收入的財政支農政策現實優化建議。(2)杜玉紅等選取1980～2002年財政資金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農村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村科技三項費用、農村救濟費5個變量，運用OLS法分析了其與農民年純收入的關系，認為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農村救濟費是農民增收的有利因素，而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則阻礙了農民收入增加。(3)劉旦運用VAR模型對財政支農結構與農民收入增長關系的研究表明，從長期角度看，農民收入與農村基本建設支出呈負相關關系;與支農支出和科技三項費用支出呈正相關關系;科技三項費用支出對農民增收的效應比較大，其次是農村基本建設支出對農民增收的效應最小。(4)王敏等對我國1981～2005年財政農業投資與農民純收入關系進行了協整檢驗，并建立了誤差修正模型，驗證了兩者之間存在的長期和短期的協整關系。研究表明，從長期看，農村生產性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支出是影響農民純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農村基本設施建設，農村救濟費位居第三位。從短期看，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事業費以及農村基本設施建設投入增長對于農民純收入增長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不如長期顯著。(5)王力等從農民收入穩定、快速增長與農業弱質性之間的矛盾出發，從實證分析角度研究了江西省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得出了政府財政支農支出中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礎上，結合江西省農業發展的實際，提出了政策性建議。(6)劉宏杰、李素娜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對1978～2007年中國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之間的關系進行經驗研究，結論表明:中國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之間有正相關關系，財政支農支出沖擊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具有正向影響。

2.6農業支持和農業保護政策的研究

(1)陳根長提出:外部政策調整和機制轉軌的核心是財政支持，要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對農業支持的政策和機制問題，國家正在進行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改革，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時機。(2)蘇明指出，隨著農業現代化程度的提高，農業持續發展對資金需求加大，調整和完善財政支農政策，強化財政對農業的投入是當務之急。(3)財政部農業司通過考察意大利、希臘的農業財政政策，提出“三個效益”和“四個依靠”，即環境效益、社會經濟和經濟效益相統一;依靠政策、依靠科技、依靠投入和依靠制度創新。(4)蘇曉艷、范兆斌通過分析，指出我國財政支農政策體系多年來不僅處于較低的水平，而且還呈現出不斷縮減和惡化的趨勢，并直接導致糧棉等主要農產品供應緊張，價格大幅度上揚，通貨膨脹壓力大。今后必須從城鄉統籌發展、糧食戰略性安全、保護生態環境和農業結構調整優化等事關我國改革與發展大局問題的角度出發，重新調整和構建我國的財政支農政策體系。(5)陳錫文、韓俊、趙陽通過制度的案例分析，指出我國縣鄉財政危機的原因，主要表現和如何治理農村公共財政危機。(6)何菊芳從公共財政的角度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指出政府應當承擔財政責任，打破城鄉分割的財政政策，對“三農”多予少取，從根本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改革現行的農村財政體制，充分滿足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

2.7從國際比較角度研究

(1)郭玉清從不同國家橫向比較情況來看，我國當前財政農業投入規模甚至比有些發展中國家20世紀90年代的投入規模還要低，更不用說同發達國家進行比較。雖然不同國家產業結構不一樣，決定財政農業投入的最優規模也不同，但數據比較結果仍然說明我國這一指標值遠遠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張彩彬［5］指出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農業財政投入總量不足，農業財政投入結構不合理和農業財政投入效率低下等問題。(3)陶學榮分析法國財政支農政策的特色，提出我國農業財政投入政策應突出支農重點，利用低息，貼息等有效支農方法。(4)秦富等對國外農業支持的政策進行了研究。(5)柯柄生研究了國外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的做法、原因及意義。

3財政農業投入研究的述評與啟發

綜上所述，從國外研究動態來看，國外關于財政農業投入的研究主要側重于財政農業投入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從國內研究文獻看，對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業增長的定量關系做了大量的分析。這些分析本涵蓋了從總量角度到結構角度，從全國總量到省際總量等。就國內而言，關于財政農業投入的研究或者形成的共識更多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判斷財政農業投入規模的大小依據財政對農業投入的多少;二是優化財政農業投入結構、提高財政農業投入效益。但是，這些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省際研究視角的文獻十分匱乏。農業是地區差異很大的產業，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農業經濟基礎和自然資源稟賦，加上產業結構的不一致，所以財政支農產出的不同是屬于正常的。尤其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需要從更微觀層次上具體分析，諸如對不同地區財政農業支出的研究，以及不同地區間的對比研究等。對于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顯得尤為重要。二是從公共財政的三大職能的實現角度，研究地方財政農業投入的文獻較少。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整體水平較高，已進入工業反哺農業時期。需要國家采取工業反哺農業政策，加強公共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實現工業、農業的協調發展階段。所以，以公共財政理論為研究依據，研究健全地方財政農業投入體制，不僅有助于健全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而且可以進一步規范財政轉移支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