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是否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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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城集團成立14年來，效益平均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是國有企業中的典范。但在中國加入WTO進程加快、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當口，他們卻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困惑，集團的慣有優勢還能保持多久?為此，他們決定立一部相當于國家大法的企業《憲章》，而作為國有企業，所有者是國家而不是現任的總經理，那么——

經過半年的努力，華僑城集團的《憲章》12月4日在深圳終于浮出水面。盡管企業的負責人一再強調，此《憲章》只是第四稿，還有待于進一步修改，但一個企業想為自己“立憲”的大事一經傳出，立即引起了政府官員、業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

《憲章》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企業經營者制定《憲章》的邏輯起點是什么？國有企業該不該立憲，有沒有人可以改變這個憲章？企業經營者的權利有多大，能大到制定一部《憲章》嗎？

在困惑中“立憲”

在原國家經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了數年，現任深圳華僑城集團公司總經理的任克雷，說他有幸經歷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20年，他首先是將華僑城放在整個國有企業改革的大背景下思考“立憲”問題的。

他說，“國有企業走到今天，可以利用的政策空間已經很小，市場也存在不少問題，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處在相當困難的境地。這說明原有的體制已經不適應今天的發展，如果不在制度上有所創新，企業再往前走，會遇到更大的困難。”

華僑城是1985年經國務院批準并仿照深圳蛇口成片開發模式成立的一個大型國有企業和經濟開發區，規劃面積4．8平方公里。

1994年，華僑城進行了第一次機構改革，由一個行政區轉變到企業集團的經營模式。主要涉及電子、旅游和房地產三大產業。擁有兩家上市公司，康佳是其最大的控股子公司。

任克雷強調，作為國有企業的一個縮影，華僑城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麻煩。剛剛從墨西哥考察回來的他，說自己時差還沒有倒過來，但對企業面臨的形勢卻有清醒的認識。

“國有企業面臨的競爭環境與20年前完全不同，全球經濟一體化，加速了國際間的競爭，中國的企業必須努力應對來自國際的壓力，在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同時也不可小視來自國內的非國有企業的沖擊。

另外，企業遇到的高新技術挑戰，使傳統的國企失去了技術的優勢，中國加入WTO在即，如果不從制度上有實質性的創新，華僑城的慣有優勢很難有大的作為”。

據了解，在華僑城的發展史上，曾經有過幾次大的調整，每一次的調整都是在重壓之下完成的，但每一次的重壓之后都為企業的發展開辟了新的空間。

任克雷說，搞《憲章》不是偶然的，而是希望能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道路上探索出一條新路子。

《憲章》出籠遭非議

華僑城的《憲章》涉及到集團定位、文化品位、運行機制、管理方略等七方面的內容，并對三個關鍵的問題作出了回答。一是文化選擇，要求貫通中西，適應未來變化；二是內部運行機制，但沒有涉及中央與華僑城的關系，只講了華僑城的內部關系。主要包括下屬子公司的產權制度與分配制度，下屬子公司經營者的選拔、考核、激勵與約束機制，在這個層面上試圖創新并考慮了可操作性。三是集團未來的經營思想，為了可持續發展，企業應該有哪些經營方面的核心理念和經營政策

對于《憲章》的意義，專家和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異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金碚博士告訴記者，一個企業的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種，企業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和文化屬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不能代替正式制度，但往往是正式制度的基礎。《憲章》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很有意義，但如果作為一種正式制度，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說清楚。比如產權歸屬、經營者權力等。

對于產權歸屬問題，任克雷認為。“搞清產權無非是激勵了企業家的物質利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在乎物質的追求”，在任看來，企業家賺1億元和賺10億元對生活質量的改進沒有多大意義，推進國企改革，產權改革是重要措施但絕不是惟一措施，企業家對事業的追求往往是高于物質的。

任克雷說，他不希望在任期間為企業固定太多的東西，而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一種不斷變革的觀念。“如果有一天我退休了，我的接班人仍然沿用我的那一套制度，那是我經營這個企業最大的失敗”。

他指出，對于華僑城來說，現在固定任何東西都為時尚早，如果能夠提出不斷變革的制度基礎，改革就成功了一半。在這中間，如果要強調固定的話，就固定了兩件事情，一是確立企業的核心價值，你這個企業到底要追求什么？二是制度和程序上相對固定，不要因為領導班子的變動而影響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個優秀的企業家，不僅僅是能為社會提供幾個產品，而是構造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可以使經營者永續不斷地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權力的爭論毫無意義，如果你沒有這種意識，權力再大也沒用。

“盡管我是從打工的身份做老板的，但我爭取打好這份工”。

企業可以為自己“立憲”？

對于國有企業該不該“立憲”的爭論中，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楊瑞龍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企業已經進入自由戀愛階段，有必要的話，可以先生孩子后結婚，如果生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子，父母、親人都會接受。雖然此觀點帶有重男輕女的色彩，但它畢竟承認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任克雷說，企業為自己“立憲”，實際上是一種企業文化的具化，應該主要由企業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定。

一些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感到艱難，可能不僅僅是資金、技術、人才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包容性太弱。

“企業在變革中，最大的敵人是自己，過去的成功很可能會成為明天的陷阱。因為聽到的溢美之辭太多，企業的憂患意識就會變弱，風險也就更大，如果你不主動改變基因，就會慢慢退化”，任克雷強調，華僑城“立憲”是希望開始新的征途。

業內人士認為，企業為自己“立憲”說明國企改革許多深層問題在沒有完全解決之前，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產權歸屬問題、經營者的權力等是不是經營者所看重的，是不是解決產權、經營者權力問題之后國企便可無憂無慮了。在這些問題提出的同時，也有另外一個問題需要大家思考，那些不在乎物質追求的經營者們到底需要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