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定理和國企產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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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科斯陷阱初探》一文中的若干推理過程及其結論提出了異議，認為科斯的理論對現實世界確有巨大的指導價值，尤其對于正處于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中國國有企業。

關鍵字：科斯定理產權國有企業改制

一.導言

在《經濟學家》雜志2002年第3期上，刊登了一篇題為《科斯陷阱初探》（以下簡稱《科》）的文章，作者試圖論證科斯定理中存在著“科斯陷阱”這樣一種謬誤，并據此分析了現實社會中的一些現象，然后提出自己對一些經濟學重大問題的觀點。

但我作為一名剛剛涉足博大精深的經濟學世界的學生，與此文卻有不同的觀點，并運用一些簡單的經濟學分析工具進行了探討，然后由科斯的理論聯想到了當前中國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中的若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二.關于所謂的科斯陷阱

科斯定理有許多種表述方式，如可以表述為“不變性定理”。即：“如果產權被清楚地界定，且所有的交易成本為零，那么不管誰擁有產權，資源的運用都將相同。”①也即達到了帕累托最優。《科》文批判的即為這一表述，它說，“實際上，權利的界定不同，會導致權利各方所采用的避免損害的方法不同，從而其成本也不同，這樣，避免損害的成本與假設不存在損害時的總產值的差值不同，也就是不同的權利界定會導致最后的生產總值不同，資源配置結果不同。”《科》文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也是科斯書中使用的例子）：

有一塊地，分成不同的部分分別供牧人來養牛和農民來種地，并且有以下關系成立：

牛群的規模（頭）谷物年損失量（噸）每增加一頭牛造成的損失量（噸）

111

222

363

4104

假設條件如下1.交易費用為零；

2.初始產權界定清晰；

3.完全競爭；

4.技術條件不變；

（一），科斯的論證：

設谷物價格為1美元/噸，假設牧人對牛造成的損失負責，如果他將牛群從2頭（一任意假定的出發點）擴大到3頭，那他必須賠償農民3美元，以補償增加的牛對農民造成的3噸谷物的損失。另外他再考慮增加的其他成本，只有多養的牛給他帶來的收益大于全部新增的成本，他才會擴大牛群規模。反之，若農民對損失負責，那農民會給牧人3美元讓牧人將牛群從3頭減到2頭，于是這3美元也成了第3頭牛的機會成本（如果牧人繼續保持3頭牛的規模，農民是不會給他錢的）。然后牧人再根據收益與成本決定是否減小牛群。從而，“養牛人在增加第3頭牛時是否付出了3美元（若付，則說明牧人對損失負責），或者他不增加第3頭牛時是否收到了3美元（若收到，則說明農民對損失負責），這些都不會影響最后的結果。”②

（二），《科》文的論證：

“讓我們假設，在牧人對損害負責的情況下，牛群的最優規模是2頭，由于他把其牛群擴大到3頭，須支付包括3美元在內的全部附加成本，超過了其多生產的牛的價值，因而牛群會保持在2頭的最佳規模，資源達到了最優配置。但是在牧人不對損害負責的情況下，實際上牧人想讓農夫支付的成本，決不會如天真到科斯所設想的那樣只是增加第3頭牛造成的谷物損失價值3美元，而是把牛群擴大到n頭時損壞農夫全部谷物的價值——這里的n頭是指牧人霸占了農夫全部的土地后的最優牛群數，無須考慮即可知道這個最優規模的n頭不可能正好等于原來的2頭。很顯然，這是農夫絕對不可能支付得起的，從而牛群就會實際擴大到n頭，而非保持在2頭的最優規模。這就是說全部的土地都被牧人占用而養牛，這就導致了不同的資源配置結果，而根據前面的定義，這也并非資源最優配置。”

（三），我的論證：

設mc為牧人養牛的邊際成本，md為農民遭受的邊際損害，mc+md為社會的邊際成本，mr為養牛的邊際收益，mr=p，如下圖所示：

假設這塊地的產權起初是不明晰的，也就是說不存在一份合約明確規定誰應該對牛造成的損失負責，那么牧人就會按照自己的邊際生產曲線確定牛群規模，根據mc=mp，他會養3頭牛。而農民當然不會甘心，他會向牧人提出抗議，但最后的結果很可能是牧人毫不理會。（也許這樣做是不道德的，但作為一個經濟人，這是他的最佳選擇。）于是，牛群會繼續保持在從全社會看來無效率的3頭上。

現在讓我們來界定產權，比如說制定法律，規定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樣一來，牧人就必須為自己養的牛給農民的谷物帶來的損失進行賠償，否則將被投入監獄。從而他面對的邊際成本曲線由mc上升到mc+md，再根據mc+md=mp，可知牛群規模將會是2頭。此時，牧人的總利潤為三角形abo，而農民遭受的損失為三角形ofq1，但他也得到了牧人對他的賠償——三角形beo,三角形ofq1和三角形beo面積相等（因為be=fq1），于是他的總利潤為零。

而如果產權是這樣界定的：農民必須忍受牛群四處踐踏給他造成的損失（這是可能的，想一想19世紀的印度，作為一名普通的農民，面對闖入自家麥地里的英國人的牛，他除了忍氣吞聲還能怎么樣呢？）于是他不得不與牧人進行談判，他愿意為牧人減少所養的牛而付費，只要付的錢不超過他受到的邊際損害（小于四邊形fdq2q1）；另一方面，牧人也愿意接受農民的錢而少養牛，只要收到的錢不少于他養牛的利潤(大于三角形bce)。由于假定交易費用為零，他們總會通過討價還價達成一致，最后的結果仍將是牧人只養2頭牛。此時，牧人的總利潤為三角形aco，其中四邊形abeo是正常經營所得，三角形cbe為農民給他的錢。而農民的損失為三角形ofq1和三角形cbe，其中三角形ofq1是牛破壞谷物對他的損失，三角形cbe是他支付給牧人的錢。雖然農民仍然遭受損失，但比起談判前的損失三角形ofq1來，這個結果他是愿意接受的，因為三角形cbe和三角形ofq1的面積總和要小于三角形ofq1的面積（注意：be=fq1）。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支持科斯的觀點。而《科》文的邏輯錯誤關鍵在于如果農夫對損失負責，牛群的規模是多大（見前面引用的《科》文原文）。《科》文作者認為牛群將會一直擴大到直到霸占整塊土地。我認為不會這樣，即使不對損失負責，牧人的邊際成本曲線也是不斷上升的，而邊際收益是固定的（等于市場價格），牛群規模總會達到一個最大值，而不會無限擴大。并且，農民為什么不來和他談判呢？對此，《科》文又做了如下解釋：

“有人可能會說，只要農夫種植的全部純收益大于牧人把牛群從2頭增加到n頭的全部凈收益，從而只要支付給牧人一個略大于其全部增加凈收益的補償金就可以了，但這是不可能的。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等于價格，如果沒有損害存在，牧人每頭牛都會獲得相同的純收益，這個純收益應等于把相同資金投于農作的純收益；在對損失不負責的情況下，牧人的純收益將大大增加，因為有一部分成本無須他自己支付，而是由農夫替他支付的，所以農夫根本不可能支付給牧人一個略大于其全部增加的凈收益的補償金。”

這里的論述也有邏輯錯誤：的確，在不對損失負責的情況下，把牛群從2頭增加到3頭，牧人的純收益會大大增加，具體講是從三角形abo擴大到三角形aco。但不要忘記，隨著牛變多，農民的損失也不斷增加，農民一定會找牧人談判，和前面分析的一樣，使牛群規模控制在2頭。

接著，《科》文又舉了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例子，原文如下：

“在筆者所在的山區農村，村莊周圍的農田作物常會遭到家禽的損壞，由于村莊周圍的農田幾乎各家都有，而損壞農作物的禽畜也幾乎各家都有，一般損害也不大，這不僅因為農作物本身的價值小，而且因為人們看到損害農作物的禽畜就會把它們趕出來。所以根據情理和傳統，禽畜損害農作物并不予以賠償，這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對損害不負責的制度’。于是，一般來說，為了防止損害，人們是在其農田周圍（通常只是要道處）種植荊棘或打上籬笆。可是，也有人使用了這樣一種‘不尋常的措施’——投毒或放置一種炸野獸的炸彈。在我的童年記憶里，村莊里每年都有人為自己死于非命的禽畜（在當時的農村它們堪稱價值不菲）而悲傷。試想，投毒這種對農夫來說成本幾可不記的避免損害的方法，在牧人對損害負責的權利界定情況下牧人會使用嗎？”

我認為用這樣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例子來駁斥科斯定理是不妥當的。我們以前的討論都是在若干假設條件下進行的（主要是交易成本為零），而這里的交易成本卻絕對不可忽略，而且正是由于村民之間談判的成本太高才導致無法達成一致，不得已采用了投毒這樣的極端方式，這其實是談判的一種替代行為，而它之所以出現也是由于其實施成本低。科斯從來就沒有脫離現實地表述其思想，相反，他認為交易所采用的組織結構對交易費用的大小有重要影響。他說：“我這篇論文（《企業的性質》）最重要的東西，是將交易費用明確引入經濟分析。”③正是因為當交易成本存在時，在不同的產權界定下的交易方式會不相同，所以明晰產權才那么重要。在上例中，如果牧人對損失負責，那么投毒行為就會消失，取而代之的將是較為文明的其它方式。可以說，這個例子恰恰證明了科斯的思想。

我們既不應該認為科斯定理錯誤，也不應該因為它有許多前提假設，如交易成本為零，產權界定清晰，完全的信息等等而認為其沒有實用價值。任何定理都有前提假設。好象不應該因為空氣阻力而否定牛頓定理一樣，我們不應該因交易成本而否定科斯定理。科學總是通過抽象把握世界，而抽象總會把一部分現實假設掉。

三.當代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

科斯定理對中國國企改革有許多富有啟迪性的政策意義：

1.關于產權明晰。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憲法規定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所有，由國家統一管理。“在共產主義國家，不容許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因而按財產這個詞的本義而言，每個人都是無產者”④這種產權的界定是相當模糊的，國有企業的資產只是籠統地說為全民所有，由國務院代表行使所有權。但在中央和地方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產權關系十分混亂。國有企業內部處于“所有者缺位”的狀態，國家財產成了公共物品，人人都想搭便車，無人關心企業效益；而對外又由于政府是出資人，生產經營受到行政指令的支配，無法適應市場的變化。由于政企不分，權責不清，當企業效益好時，大家都來爭權奪利，當企業陷入困境時，各部門又相互推委。結果是國有企業普遍缺乏活力，國有資產嚴重流失。

而改革開放之后，我國逐漸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十六大報告指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大力推進企業的體制，技術和管理創新。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而國企改革的關鍵就是要實現產權多元化，使國有資本不再“一股獨大”。將行政部門國家資本所有權的職能與公共管理的職能相分離，成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切實履行出資人的職責，實現國有經濟的真正作用，控制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2.關于交易成本。

現在大家都在談論國有經濟退出，國有股減持和私有化的問題，當然，面對當前數量過多，范圍過廣，效益過低的國企，這無可厚非，但我們也應該靜下來想一想：今天的如此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國企改革要進行到什么程度？

科斯的企業理論認為：市場和企業都是協調經濟的一種組織形式，都是一種資源配置機制，而有時市場的價格交易機制的交易成本會很高，這時，如果企業內部組織交易比通過市場進行相同的交易成本低，企業就會出現并代替市場。而市場和私人企業又都是不完善的。市場會失靈，私人企業會有外部性。故國有企業的出現是有其合理性的：國家不與民爭利，國有企業不以贏利為目的，而是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鋪路石”和“領航員”，是實現政府政治，經濟政策目標的有效工具之一，有助于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順利實施，從而降低了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內困外患，我們要恢復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又要隨時防范外敵入侵，還要在短時間內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如果通過市場經濟來進行，可以說會遙遙無期，而通過建立大規模的國企則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但問題在于，在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初步發展之后，國企的使命已完成，其優勢也不再明顯，本應該逐步退出，但卻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拖延至今。可以說，今天我國的國企改革是個歷史遺留問題。我們可以從英國的電力行業國企的興衰得到啟發：

在電力行業，客觀上要求建立全國性的供電網絡，以解決電壓標準化問題。而英國過去多家發電廠并存，結果僅倫敦就有17種不同的直流電壓和20種不同的交流電壓，不但給居民帶來了極大的不便，還因達不到規模經濟而限制了發電企業和整個行業的發展，而邊遠山區的居民也根本用不上電。于是后來，英國政府將發電廠收歸國有，建立了全國范圍的國有發電公司cegr公司，使用一個集中控制的轉換控制中心，達到了規模經濟。但到后來，隨著載荷平衡技術的發展和小型石油發電廠的廣泛分布，到80年代，小規模的生產技術也具有了優勢，國有企業的規模經濟消失。于是在1989年后，英國國有電力公司cegr公司的股份被出售，實現了私有化，同時將發電部門和配電部門分離，允許地方發電廠自行發電，將多余的電力出售給地方配電公司，從而電力行業實現了競爭。

但是，國企的存在是由客觀經濟條件決定的，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國企應該如何分布，有多大規模，是否應該贏利，都要視其能否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而論。我國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還不夠發達，通過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成本有時仍很高，故國有企業仍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國有經濟也不可能退到和西方發達國家現階段一樣的程度（即使在這些國家，國有經濟也仍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份額）。盲目地削弱國有經濟會對我國經濟建設產生災難性的后果。所以，我國的國有企業注定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對國民經濟起主導作用。

①④見張五常《經濟解釋》442，429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

②見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147，148，149頁，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

③來自1991年科斯在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上的演說辭

abstract:thisarticlearisesacriticismofanotherarticle—apreliminaryinquiryintocoasetrapandthinksthatcoasetheoremwilldoalottothereformofchinesestate-runenterprisetoday.

keywords:coasetheorem,property,state-runenterprise

參考書目：

1.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

2.張五常《經濟解釋》商務印書館2000

3.費方域《企業的產權分析》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4.國家經貿委“推進國有大型企業改革”課題組《國有大中型企業產權多元化改革報告》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