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和市場以明清經濟發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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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主要討論的問題，其一、在地主制經濟體制下，中國傳統社會特點，及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緣由；其二、三農興衰與市場興衰緊密相連；其三、中國傳統社會里，商業發展與不發展，關鍵在于重農政策貫徹好壞，而不是什么重農抑商的結果。 關鍵詞：三農市場經濟發展明清時期

一、地主制經濟的特點及其與市場關系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農業大國，90％以上老百姓都以農業為生，農業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離開農業，他們的生產生活就會陷入困境，這是中國傳統社會最大的國情。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土地問題又是農業中的最大問題。土地所有權問題則是農業發展變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農業、農村、農民經濟生活中的關鍵所在。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傳統社會經歷了一次經濟體制變革時期，由西周時期的領主制經濟體制向地主制經濟體制過渡，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與變動，到秦漢時期，地主制經濟體制得到確立。廢井田，“民得買賣”，開創了中國經濟運行的新紀元。地主制經濟體制是以地主經濟為核心，包括國有經濟、自耕農經濟、佃農經濟、手工業經濟、商業經濟在內的多種經濟成分構成。其中小農經濟(包括自耕農經濟和佃農經濟)是地主制經濟的基礎。當地主經濟無限擴張時，地主制經濟體制下的多種經濟成分之間的平衡關系就會被打破，自耕農經濟會受到極大地打擊，而衰敗下去，廣大自耕農便淪落為佃農，或地主的依附農，或雇傭工人。佃農經濟因受自耕農破產擠壓，原來的佃農中有相當部分受到排擠，而淪落為流民，主佃之間的依附關系，隨著小農經濟破壞而得到強化，整個農民階層社會地位在下降。與此同時，手工業者也因小農經濟破產，產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閉。這時地主制經濟體制就會發生倒退，甚至是逆轉。不甘心破產、沒落的小農和手工業者就會為爭取曾經有過的經濟利益進行抗爭，一場以農民和手工業者為主體的聲勢浩大的農民戰爭爆發了。在偉大的農民戰爭洗滌下，地主制經濟體制又回到正常軌道上，各種經濟成分之間的利益暫時得到平衡，勞動生產者的積極性又會得到巨大的發揮，社會經濟又會在新一輪經濟關系中得到恢復和發展，并走向繁榮昌盛。

經過一場巨大的農民戰爭洗禮后，地主階級遭到巨大地打擊，有很大部分的地主在戰爭中喪失生命，或被當地農民所鎮壓，有的地主在逃亡中死于溝壑，地主所占有的土地或荒廢，或被農民所占有，地主經濟遭受到嚴重打擊，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力量發生巨大變化，農民階級的力量占上風，地主階級的力量受到抑制，農民紛紛擺脫地主的壓迫和剝削。新王朝建立以后，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為了恢復和發展生產，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勵墾荒，并給墾荒者以土地所有權，在規定時間內免于升科納糧，沒有耕牛、籽種者給予資助，在受災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賦，或給予賑濟，或對地主兼并土地行為進行抑制，等等。這時，小農經濟在較為寬松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得到恢復和發展，整個社會經濟在小農經濟發展拉動下，也由衰敗走向恢復，并走向繁榮和昌盛。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經濟影響和約束。

在地主制經濟體制約束下，土地可以買賣，并不固定在某一個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國社會經濟運行與西歐領主制經濟體制運行有巨大不同，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從土地制度看，地主制經濟體制下，土地為私人所有，土地可以買賣。而在領主制經濟體制下，領主的土地是由國王分封的，是屬于國有土地，土地不能買賣。

從管理方式看，地主制經濟體制下，地主所實行的是租佃制，將土地分成小塊出租給少地、或無地農民耕種，地主向農民收取實物地租。農民為地主生產實物地租同時，也為自己生產所需產品。因此農民生產時，無論是在時間上或空間上都是統一的。因此農民有更多可供自己支配的時間，從事其他經濟活動。領主制經濟體制下，領主把分封的土地分成兩部分，一是直領地，是為滿足領主生活所需的那部分土地，另一種為份地，即分給農民耕種的那部分土地。領主的直領地由領有份地的農民進行耕種，農民每周要有幾天時間耕種領主的直領地，剩下時間才能耕種自己的份地，農民以勞役地租形式為領主提供地租。農民在耕種份地或直領地時，無論在時間上或是空間上都是分開的，這就決定了他們難得有更多時間發展個人經濟。

從等級制度看，在地主制經濟體制下，由于土地可以買賣，所以地主與農民的身份不斷發生變化，今天是地主，過一段時間可能因分家析產，而下降為農民；農民經過辛勤勞動而致富，也可能上升為地主；有些官僚地主因貪臟犯法，或因腐敗而沒落，轉化為農民；農民中也有因考試高中，進入仕林，而暴富，從而進入地主行列；也有商人地主因經營管理不善而破產，土地轉手他人。由于地權變化無常，等級關系也不那么固定。因此，農民與地主之間依附關系較為薄弱，到明代時，主佃之間關系只剩下禮教關系，而不再存在律法關系，地主對農民沒有刑罰、審訊權利，私設公堂在法律上是不合法的。農民與地主在法律上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在領主制經濟體制下，由于土地是世襲的，所以領主與依附農之間有嚴格等級關系，農民不能離開份地而去，被緊緊束縛在土地上，領主享有司法權，可以隨時隨地對農民進行審訊、吊打、甚至處以極刑。農民與領主之間有強烈人身依附關系，農民身份地位很低，受的剝削壓迫很重，與奴隸社會級奴隸待遇差不多，在領主制經濟體制下的農民實際上是農奴。

從經濟單位再生產過程看，在地主制經濟體制下，每家每戶都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由于自耕農或佃農每家每戶耕種的土地面積都不大。南方地區，耕地多的農戶，所占有的土地不過數十畝，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種的土地不過三五畝，少的甚至幾分地而已。家庭成員也不太多，一般以四五口之家為多，有數世同堂大家庭，但為數不多。北方自耕農雖然耕地面積為大些，多者上百畝，少者十幾畝或幾畝，地主所占有的耕地面積有很大的，多者以萬計，但地主的土地，除小部分自營外，絕大部分耕地分成小塊出租給農民耕種，以收取地租為生。土地收獲物以糧食作物為主，很單一。農家除糧食、蔬菜外，生產上所需要的農具如犁、耙、鋤頭、鐵銑、鐮刀等，肥料中的餅肥、石灰、骨肥等，在穿戴方面衣服、帽子、頭巾等，蓋的被子，掛的蚊帳，求神、祭祖所需香紙臘燭等等，這一切都得通過市場來獲得。為了滿足家庭生產生活的需要，農家把多余糧食送到市場出售，換成貨幣后，再從市場購買回生產或生活中所需的商品，實現再生產有序進行。地主則把收取的糧食送到市場出售，換取貨幣，以供各種消費。這種通過價值形態達到的自給自足，是通過市場交換來實現的，與使用價值形態自給自足是完全兩碼事，不可混為一談。在領主制經濟體制下，一個大莊園是一個經濟核算單位。由于莊園規模很大，人口眾多，勞動力充足，資源豐富，經濟單位里所需的生產和生活所需的產品，都由農奴分工生產，并世世代代相承，不能離開、不能更換工作，使莊園生產生活有序進行。莊園里所需的各種產品不需通過市場交換，莊園里生產的產品也不送到市場出售，這種經濟實體，是我們所指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總之，與西歐領主制經濟體制相比，中國地主制經濟體制下的封建社會，要保持社會經濟再生產持續不斷進行，與市場聯系更為必要，也離不開市場。

二、三農興衰與市場興衰密切相連

在地主制經濟體制制約下，各經濟單位之間必須進行交換才能實現自身經濟再生產，這成千成萬經濟單位存在，以及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情況下，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極為廣闊的空間。但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取決于當時社會的購買力。中國傳統社會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當時市場經濟繁榮與蕭條，取決于當時農業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活躍，農民生活富裕程度。也有人認為個別地區市場發展是靠當地官僚集中、消費水平高來拉動。但從全國社會經濟發展情況看，這僅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他擴大化。手工業工人、商人、官僚數量也不大，據研究，到明清時期，城市人口還占不到10％，盡管這些人與市場關系很密切，對市場經濟依賴性很強，消費也較高，但畢竟人少，對整個社會經濟來說，購買力還是有限，對市場經濟整體而言，起不到拉動作用。所以農村經濟發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至為關鍵所在。

遠的不說，以我們比較熟悉的明清時期而言，通過對農業、農村、農民經濟發展變化，與市場經濟發展變化進行考察，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就會十分清楚。

元朝末年，全國爆發了農民大起義，歷經20多年的戰爭，朱元璋稱帝后，又進行多年統一戰爭，長期戰亂使整個社會經濟遭受了嚴重地破壞。還在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就曾指出：“自興兵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①就湖廣情況而言，至正二十五年，就職于湖廣的章溢奏稱：宋元時“居民萬家”的荊州白水鎮，他當時看到的情景是已成為一片廢墟。②至明朝建國23年時，湖廣地區仍然殘破，常德武陵縣縣民反映：“武陵等十縣，自丙申兵興，人民逃散，雖或復業，而土廣人稀，耕者少荒蕪者多”。北方地區，洪武十八年，朱元璋還說：“中原諸州，元季戰爭受禍最慘，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洪武二十一年，劉九皋說：“今河北諸處，自兵后，田多荒蕪，居民鮮少”。③西北地區情況更慘重，指揮使寧正到西北地區河州看到的情況：“城邑空墟，人骨山積”。西南地區的四川、云南情況也是如此。洪武二十三年，郭淑文奏稱：“四川所轄州縣，居民鮮少，……成都故田數萬頃，皆荒蕪不治”。④洪武十九年，沐英稱：“云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⑤江南地區亦然，如揚州，元時是繁榮都市，至朱元璋攻克該城時，“城中居民僅余十八家”，⑥江西景德鎮，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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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洪武實錄》卷50。

②轉見韓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頁。

③《明洪武實錄》卷250、176、193。

④《明洪武實錄》卷56、181。

⑤《明洪武實錄》卷216。

⑥《明洪武實錄》卷5。

宋以來都是著名瓷都，元末戰火及疫厲，成了人民十死八九，……十里五里絕無人煙的慘狀。瑞金戰前有6193戶人家，戰后，亡絕者過半，田多荒蕪，租稅無從出。①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農村變為廢墟，農民生活十分困難，市場處于疲軟狀態，整個社會經濟頻于破產邊緣。

明末清初戰亂持續半個世紀之久，整個社會經濟遭到破壞情況，比起元末明初有過之而無不極。順治二年，御史劉明瑛稱：“比年以來，烽煙不靖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東，比比皆然。”②巡撫衛周允說：“地畝荒蕪，百姓流亡十居六七”。③山西情況是，順治八年和碩端重親王報：“田地榛蕪，生齒雕耗，……其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④陜西西安府山陽縣寇亂十載，城破三次，“當年二十里，今并為一里”，“原地九百頃，今止耕百頃有零”。興安州白河縣“但見白骨遍地，草木迷天，行一日無居民一家，虎狼伏道，煙火絕跡”。鞏昌府兩當縣“四野十室九空”。⑤直至康熙年間，商丹盆地“自前明兵燹以后，地廣人稀，荒蕪日積”。⑥山東榆園一帶以至濟寧地區“滿目盡為荊榛，四望絕無人跡，荒涼至極”。⑦河南省，至順治十一年，有無主荒地占原耕地70％。⑧南直隸淮徐地區“人民銷于鋒鏑，畎畝棄為榛莽”。⑨江西省順治八年，巡撫夏一鶚稱：“膏腴上畝，土結水枯，極目秋原，草深數尺”。⑩湖北情況是“橫畝皆焦，……村盡逃亡之屋”。⑾湖南辰城，順治十三年情況是“田地盡為茂草，百里絕無人煙”，桃源地方“民逃官擄，田地拋荒”。⑿四川人亡地荒最為嚴重，順治十七年，巡撫張所志到巴州、梓潼、順慶、岳池、中江、射洪、潼川、遂寧、蓬溪、樂至、安岳等地，他所看到的，不是“城郭丘墟，人民遠竄”，就是“石田空城”，川北二府一州二十七個州縣則“荒殘如故”。⒀到康熙十年，四川全省糧熟地僅是明萬歷年問耕地的10％。⒁

綜上所述，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兩段時間里，由于長期戰亂，農業生產破壞十分嚴重，農村荒殘，人口稀少，人民沒有購買力，市場也沒有商品供應，甚至很多地方的墟場集市都已成為廢墟一片。

明朝建立之初及清朝建立之初，政府都采取鼓勵墾荒政策，墾荒土地歸農民所有，免征一定年限賦稅徭役，沒有耕牛耔種者，政府給予資助，大型水利工程由政府興修，小型水利工程由農戶自修，政府給予補貼，遇到洪澇、干旱等災害，農業欠收，政府按收成成數酌量減少田賦征收數量，或蠲免，遇到特大自然災害，政府或開倉平糶，或開倉放糧，或設粥廠，使災民渡過難關，免于流離失所，保護勞動力，對虛報、謊報田額給予豁除，……⒂與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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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洪武實錄》卷169。

②《清世祖實錄》卷14。

③《清世祖實錄》卷12。

④順治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戶部和碩端重親王波洛等題。

⑤順治四年三月，《戶部抄檔·地丁題本》陜西[三]。

⑥康熙《洋縣志》，《風俗》。

⑦順治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直隸總督馬家輝題本，見《歷史檔案》1981年第2期。

⑧《戶部抄檔·地丁題本》河南(四)，順治十一年，河南巡托亢得奏報。

⑨《戶部抄檔·地丁題本》，《明清史料》丙編(四)，第518頁。

⑩順治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江西巡撫夏一鶚題奏。《戶部抄檔·地丁題本》江西(三)。

⑾《明清史料》丙編(三)，戶部題本。

⑿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戶部尚書車克等題。

⒀順治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四川巡撫張所志揭貼，《明清史料》丙編(十)。

⒁康熙《四川總志》卷5。

⒂參考郭厚安《明實錄·經濟資料選編》；陳振漢編：《清實錄經濟資料》農業編。

時，明清兩代政府還抑制官僚地主對土地兼并。由于王朝前期農民勢力強大，農民身份地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這些政策措施實行結果，在王朝建立起來的前期，不但培植了大量自耕農，而且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也得到空前高漲。經過農民幾十年共同努力，荒蕪的土地得到墾復，農業生產從復蘇走向發展，隨著生產發展及人口迅速增長，殘破的村莊又逐漸恢復到昔日的熱鬧，并向前發展，一個個繁榮昌盛的新農村不斷涌現，農民也從衣不蔽體，吃不裹腹處境中擺脫出來，并逐漸過上戴有巾帽、著有衣衫、穿有鞋、吃有飯、生產生活資料比較齊全、住有房的小康日子。在農業發展、農村繁榮、農民生活比較富裕情況下，①明朝永樂年間出現社會經濟的繁榮，至明中期商品得到空前發展。清朝在前期也出現康乾盛世大好局面。

以江南為例。首先是江南水利事業發達，把明末清初一度湮塞，失灌溉之利河流、湖泊，——加以治理。康熙十年(1671)布政使慕天顏疏浚吳淞江；十一年巡撫馬佑開浚吳淞江、瀏河諸水，以泄蘇、淞、嘉、湖數府縣之水；乾隆二十八年，巡撫莊有恭浚蘇、松、太三屬由江入海壅淤河遁；嘉慶八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一再浚吳淞江、瀏河。②其次，筑太湖沿岸堤塘、海堤。③根據蘇州清代水利興修情況看，從康熙十年至同治十三年止，興修水利工程達63項之多，可統計金額高達118．7萬多兩白銀。其中道光二十年以前興修工程多達74．6％，工程用款占80．5％。④松江府從順治七年(1650)修筑捍海堤塘起，九年又修年亭黃浦、六磊、紫岡、沙岡、蒲匯、俞塘、邱涇、橫瀝、張涇、沈漕、牛步諸塘涇，又疏浚支河200余處，并令塘長按歲修治。⑤至乾隆年間，幾乎年年興修。⑥湖州府是一個水利之鄉，境內河流縱橫，太湖又在境內興修溝洫，建置水閘，疏壅節流成為主要水利工程。康熙十年，長興主簿鄭世凝督開瀆港，四十六年疏導沿湖各溇港。雍正五至七年修復太湖周圍淤塞河道溇港閘座。與此同時，烏程縣開浚溇港27條，長興縣開浚23條。乾隆四年，開浚湖州城內外河渠；二十七年，僅烏程、長興二縣開溇港64條。道光四年，兩縣又開溇港58條，每溇港長由二三百丈至八百多丈不等，深15—17尺，底寬8—9尺，面寬30—40尺，岸高14—16尺。其余小水利工程尚未計及。安吉縣至同治時，灌溉塘壩等有137處，灌溉農田面積達171391．2畝，占全縣耕地面積87．4％。⑦杭州府水利有兩種，一是各河水利，沿河修埝建閘，蓄水灌田；一是沿海水利，筑塘捍海，保護堤內田地和房屋。雍正九年，中央下令興辦水利，浙江巡撫黃叔琳等議引西湖水溉仁和、錢塘、海寧三縣田數百萬畝；又于富陽陽陂湖設置74堰、10壩、4閘，溉田萬畝；又修海寧硤石、表花諸塘河，建置13閘和若干堤堰，以供蓄泄灌溉。余杭南北二湖的水利建設尤為完善，南湖分上下兩塘，周圍60里筑塘堤高14尺，上寬15尺，底寬20尺，遏水以溉田。北湖查湖諸塘堰陡門亦不下數十，附近州縣均獲灌溉之利。又臨安、於潛、諸溪等縣，建設塘堰百處，新縣、昌化之胡公渠、深浦等塘堰也不下百處。⑧水利建設工程的發展，為農業生產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單位面積的提高提供了十分有利條件。由于農田水利改善，江南地區農田單位面積產量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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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關于小康生活，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標準。

②張崇愫：《東南水利論》卷2《湖州源流水利其次，筑太湖沿岸堤塘、溝堤》。

③《浙江通志》卷64，水利；《東南水利論》卷3《蘇州松江太倉源流水利》。

④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第23—26頁，《清朝蘇州府水利表》數據統計。

⑤《東南水利論》卷3《蘇州松江太倉源流水利》。

⑥《松江府志》卷11《水利》。

⑦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第27頁。

⑧《東南水利論》卷2《杭州嘉興源流水利》。

單位面積產量提高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復種指數提高，二是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如蘇州府屬，豐年產米3石，中年產米2石，又麥7斗。若種雙季稻，畝可產谷6石6斗。浙江太湖流域畝產與江蘇蘇松常三府大體相同，據張履祥稱：“田極熟”畝產米3石，又麥1石5斗，常年“大約共三石為常”，即米2石，麥1石。嘉興、湖州畝產米1石6斗至3石。①平湖畝產米2石。②長興縣畝產谷6—7石。③與宋代相比，明清面產量要高些。同是1石，宋石僅為今0．664市石，清石約為今1．0355石。④談論宋代與明清時代糧食畝產比較時，一定不要忘記度量衡的變化，僅以石論石的話，就會給人很大誤會。

北方地區，明清兩代的前期也注意水利開發。這時北方地區大型水利工程較少，主要以小型為主，如鑿井灌田，成為這兩個時期的特色。陜西省乾隆二年，巡撫崔紀動員全省鑿井，他任職期內打井3．29萬口，陳宏謀兩度出任陜西巡撫，又打井2．8萬口，⑤合計6．09萬口。河北打井更加普遍，據《棗強縣志》載：乾隆年間“直省各邑修井灌田者不可勝紀”。

寧夏在清中期還開鑿大清渠、惠農渠和昌潤渠，原來的唐徠渠、漢延渠也得到疏通。這5大渠與黃河斜交，乘勢灌田達百余萬畝。

鑿井灌田和挖渠灌田結果，不僅擴大了農田灌溉面積，而且提高了農田單位面積產量。崔紀說：山陜水澆地“肥者比常田收獲不啻數倍，磽者亦有加倍之人”。⑥據陳樹平估計，在崔紀、陳宏謀主持下新鑿井數，僅陜西一省就可灌田47．72萬畝，可增產糧食58．464萬石。直隸霸州僅乾隆九年就新挖井2000眼，灌地達1．6萬畝，增產糧食可達1．92萬石。⑦

長江各省水利也很發達，如湖北均州州南開渠40里“灌田數十頃”。⑧湖南水利遠超湖北。如康熙年問善化縣修象鼻壩，就“蔭田三千頃”。⑨湘潭境內“為塘、為堰、為壩、為泉、為井，或溉田千畝，或溉田數百畝，而私家所蓄者不與焉”。⑩江西安仁修筑陂塘有163處，灌田5．8299萬畝。樂平筑有陂塘337處，灌田11．9256萬畝。⑾安徽建平之5個鄉，桐納鄉筑塘港陂堰167處，灌田5．8997畝，臨湖鄉筑塘439處，灌田7．5676畝，妙泉鄉筑塘258處，灌田5．6875畝，原通鄉筑塘5畝化10處，灌田7．4268萬畝，⑿等等。以上所述僅僅是一些事例而已，實際上當時水利建筑要多得多。

水利事業發展，以及低產田改造，增加肥料投入，復種面積擴大，高產作物推廣，……對農業生產發展，農村經濟繁榮，農民收入增加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復種，對太湖流域地區糧食調節具有重要作用，明代人論及：或謂一般水災都發生在五月份以后，這時“民間麥秋已登……歲功已獲其半矣”。⒀康熙十九年，蘇州米貴，“所喜各府麥皆茂盛，春熟即可接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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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朝經世文編》卷26，靳輔：《生財裕餉第一疏》。

②乾隆《平湖縣志》卷2，引朱志。系用粗米折算。

③光緒《長興縣志》，引乾隆志。

④林小華：《明清太湖地區稻麥兩熟制的發展》碩士論文，1986年。

⑤陳樹平：《明清時期的井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⑥民國《陜西通志》卷61《井利附》。

⑦陳樹平：《明清時期的井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⑧康熙《均縣志》卷2。

⑨乾隆《善化縣志》卷3。

⑩張云璈：《簡松草堂文集》卷7《湘潭水利》。

⑾同治《饒州府志》卷2。

⑿光緒《廣德縣志》卷4。

⒀康熙《歸安縣志》卷19：嚴自明：《三荒十九政揭》。

康熙五十一年四月，蘇州等地“二麥成熟，米價又賤，是以百姓安居樂業”。①玉米推廣、番薯傳播，對保證口糧供給起到很大作用，嚴如煜說：玉米“種一收千，其利甚大”。②陳經說：雙溪種包谷“每畝得子可六七石”。③番薯產量更高，“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谷幾倍”。④土壤貪瘠山區和長期缺糧華北地區，玉米和番薯都成為他們的主食，給解了民食問題。同時，也使一些地區騰出更多土地種植經濟作物，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天啟年間，松江府屬耕地“大半種棉”。⑤河南中州沃壤“半植木棉”。⑥山東六府普遍植棉，“五谷之利不及其半”。⑦木棉種植成為農家主要經濟來源。浙江湖州地區有桑麻萬頃，民“以蠶為田”。⑧煙草種植很普遍，福建一些地區，煙田面積占耕地十之六七。⑨山東濟寧“遍地種煙”。⑩由于經濟作物經濟效益遠遠高于糧食作物，所以植棉、種桑、養蠶、種蔗、種煙、種茶、種蔬果瓜菜、種花生地區的農民比較富裕。太倉州植棉“州賴以饒”。⑾山東東昌多種棉“其利甚溥”。⑿河北新河縣植棉后，此地“居然樂土矣”。⒀浙江余姚種棉收入：“其息歲以百萬計，邑民資以為生者有十之六七”。⒁浙江平湖種桑養蠶“其利百倍”。⒂四川綦江以櫟樹養蠶，年收入達百余萬兩。⒃苧麻易種植，一年三收，由于“獲利甚厚”，⒄所以江西、湖南、浙江、四川多種之。種煙之利“數倍于稼穡”，⒅亦有人說：一畝煙田的產值，“可以敵田十畝”。⒆全國種煙者有17個省193個州縣，一府，一直隸州。⒇種茶比種稻收入豐厚，“價乃三倍，終歲泉流地上，幾成樂園”。[21]人皆爭種之，福建武夷、建陽、甌寧、浦城，安徽廬州、池州、徽州，浙江于潛、新城、臨安、錢塘，湖南長沙，云南思茅，四川成都、重慶、嘉定、夔州、瀘州等山區皆種茶。種蔗“利較田倍”。[22]福建龍巖、漳州，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臺灣鳳山、諸羅、彰化，四川內江、資中、資陽、富順、南溪，江西撫州、饒州、建昌、信豐、贛州、南安等都種蔗，并與五谷爭地。經濟作物種植普遍化，改變了農村單一種植糧食作物模式，也為農村經濟繁榮、農民增加收入創造條件。農民增收另一途徑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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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煦奏折》，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②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11《策略》。

③陳經：《雙溪物產疏》，《珍珠蘆粟》。

④陸耀：《甘薯錄》。

⑤徐光啟：《農政全書》卷35《木棉》。

⑥鐘化民：《救國荒圖說·勸課紡織》。

⑦《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230《兗州府部·風俗考》。

⑧謝肇浙：《西吳枚乘》，《湖州府志》卷29。

⑨郭起元：《論閩省務本節用書》，見《清朝經世文編》卷36。

⑩轉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集》上冊，第54頁。

⑾轉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集》上冊，第54頁。

⑿嘉靖《山東通志》卷8。

⒀光緒《新河縣志》風俗。

⒁光緒《余姚縣志》卷26。

⒂王韜：《漫游隨筆》。

⒃同治《綦江縣志》卷10。

⒄嘉慶《湘潭縣志》卷39。

⒅王簡庵：《臨汀考言》卷6。

⒆轉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集》下冊，第899頁。

⒇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21]同治《臨湘縣志》卷4。

[22]乾隆《漳州府志》卷26。

副業興起。據鄭昌淦研究，全國18個直省中有家庭棉紡織業州縣約1060左右，占全國州縣數66％以上。①家庭紡織業發展，對增加農民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有重要意義。一切公賦，經歲開支，多取于布、棉。山東齊東織布收入“終歲且以數十萬計”。②徐光啟說，松江之所以能供百萬之賦，“全賴此一機一杼而已”。③又如造紙業，收入也很豐厚，福建、江西、安徽、浙江、四川、湖南、廣西等省皆有造紙業，北方造紙以陜西為最。福建福州紙房有三四十所，各縣所造紙張年市數10萬金。④江西寧都州金精之谷，年造紙收入達20萬金。陳熾指出：“州城本瘠區，歲得此20萬金之入款，工商士庶咸有生機，氣象郁郁蔥蔥”。⑤鉛山有紙槽200余處，年可售銀四五十萬兩。⑥石城縣坪山一帶，造紙收入“不下百萬”。⑦浙江造紙收入亦達三四百萬兩。山陰縣嘉慶時“天樂鄉出紙尤盛，民家或賴以致饒”。⑧廣東松口、庵埠、澄海每年造紙收入達300—400萬元。⑨嚴如煜說：“洋州古竹亭，利賴蔡侯紙。……溫餉得所資，差足安流徙”。⑩湖南衡陽長樂造紙收入歲達數萬金，靈川比長樂差些，但竹利歲可萬金。⑾農家根據地土之所宜，開展多種多樣副業生產，以增加家庭經濟收入。

明清兩代政府建立初期及中期，由于政府采取種種鼓勵農業發展措施，以及多種經營發展，這個時期農村經濟繁榮，農民經濟收入增多。吳寬說：“次農自給自足，不仰于人”，或說“為上農者不知其幾千萬人”。⑿據《雄乘》卷上《俗尚》記載，河北成化、弘治之間，“民多殷富”。萬歷年間，山東章邱縣“閻閻殷富”。⒀清前期，湖南永州府屬農民“墾辟荒土，久而富饒，”“人稱世家，不言他事”。⒁康熙《涇陽縣志》稱：“昔之產在富，今之產在貧”。費南暉說嘉州府、湖州府種桑養蠶農民“豐收三五載，迄可小康”⒂包世臣亦稱：“士民仍得名娑生業，稱東南樂土”。⒃四川地區農民“收稻最富，一歲所人，計口足供十年”。⒄據方行先生研究，當時一個耕地10畝的自耕農家庭約有資產100兩左右，6個租種10畝地佃農家庭約有資產80兩左右。說明農民經濟有所增加，富裕佃農隊伍在擴大。富佃增加從押租制發展亦可以看到，以四川巴縣為例，道光數十例租佃案中，押租銀在百兩以上者有48件，其中100—300兩者37件，其余350兩、360兩各l件，400兩的2件，470兩、500兩、541兩、786兩、800兩、900兩、1000兩的各1件。錢100千文以上的有6件，最多的達300千文。⒅福建到江西佃耕農民，經過幾代經營后，“率皆致厚資立田宅于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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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頁。

②嘉慶《齊東縣續志》，周以勛：《布市記》。

③徐光啟：《農政全書》卷35。

④郭柏蒼：《閩產錄異》卷1。

⑤陳熾：《續富國策》卷1《種竹造紙說》。

⑥《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84，《實業七》江西商務紀略。

⑦《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92，《實業十五》引江西商務紀略。

⑧嘉慶《山陰縣志》卷8。

⑨轉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3卷。

⑩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14。

⑾同治《衡陽縣志》卷11，貨殖六。

⑿吳寬：《匏翁家藏集》卷36《心耕記》。

⒀轉見李文治《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⒁道光《永州府志》卷5《風俗》。

⒂費南暉：《西吳蠶略》。

⒃包世臣：《安吳四種》。

⒄道光《新寧縣志》。

⒅轉見方行《清代農民經濟擴大再生產的形式》，《中國經濟史研究》l986年第1期。

這種客佃剛開始時“嘗亦貧賃耕，往往馴至富饒，或挈家返本貫，或即本莊輪奐其居，役財自雄，比比皆是”。①湖南情況亦然。②福建到浙江宣平租山種蘭靛農民，“利盡歸焉”。③江西到福建建陽種茶農民“其租息頗廉，其產殖頗肥”。④皖中水稻種植區“良佃”，“屋宇整齊”，經營的“場圃茂盛”。他們種植的林木“郁郁蔥蔥”。⑤明清兩代前期的自耕農和佃農經濟發展情況是很明顯的。

農業發展，農村經濟繁榮，農民收入的增加，購買商品的欲望及能力也明顯地得到提升。據陳學文先生研究，江蘇通州地區，弘治、正德間猶有淳本務實之風，就是士大夫家居也是多素練衣緇布冠風俗儉薄。但到萬歷時，“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云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⑥廣東新會“萬歷以后漸趨驕奢”。⑦江蘇興化，“弘治以前猶存禮法，……婚娶不論財禮喪葬不尚浮屠，宴會不窮水陸之珍，庶民不御綺縠之服，……士無唐中，女無道服，以聚娼為恥，以賭博為諱。……酒席先年尚簡，物薄情真。近[萬歷]乖侈靡，杯盤羅列，堆積滿案，殊為可厭”。⑧江陰“國初時，民居尚儉樸，三問五架制甚狹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長衫，戴平頭巾，少者出游于市，見一華人，怪而嘩之。燕[宴]會八簋，四人合坐為一席，折筒不盈幅。成化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堂，麗裙豐膳，日以逑求”。⑨山東博平縣，“正德嘉靖間而古風漸渺，……由嘉靖中葉以至于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驕吞，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⑩陜西耀州，“自正德以來，里俗乃日日異者，……衣冠日變，而頭者方巾，儒履幾滿市衢”。⑾山西榆次“自嘉隆以來，士風險薄，民俗奢侈”。⑿以衣飾為例，嘉靖以前瓦棱帽一頂需銀四、五兩，“非貴豪人不用”，“嘉靖初，士大夫間有戴巾者，今雖庶民亦戴巾者”。⒀松江地方，“瓦鬃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員始戴，至二十年外，則富民用之，然亦僅見一二，價甚騰貴。……萬歷以來，不論貧富，皆用鬃帽”。⒁江西贛州，“不分貴賤，不問賢愚，戴方巾被花繡，躡朱履黃裝銀頂”。⒂曲沃“其齊民服飾恣所好美，僭侈無度”。⒃

到了清代前期，由于自耕農發展及富佃隊伍擴大，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要求急劇增加，據方行先生研究，清代江南自耕農一般都生產工具齊全，佃農有更多資金租種耕地。⒄糧食商品化程度更高，僅內陸和沿海糧食運輸量至少在8000萬石以上。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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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禮：《魏季子文集》卷8《與李邑侯書》。

②江太新：《清代前期押租制的發展》，《歷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③乾隆《宣平縣志》卷9《風俗》。

④陳盛韶：《問俗錄》卷1《建陽》。

⑤張英：《恒產瑣言》，《清朝經世文編》卷36。

⑥萬歷《通州志》卷2《風俗》。

⑦道光《新會縣志》卷2《風俗》。

⑧萬歷《興化縣志》卷4《風俗》；嘉靖《江陰縣志》卷4《風俗》。

⑨嘉靖《江陰縣志》卷4《風俗》。

⑩《博平縣志》，轉引吳晗《燈下集》。

⑾嘉靖《耀州志》卷4《風俗》。

⑿乾隆《榆次縣志》卷9《風俗》。

⒀徐威：《西園雜記》。

⒁《云間據目抄》卷2。

⒂順治《贛州府志》卷3《風俗》。

⒃萬歷《沃史》卷13《風俗考》。以上資料轉見陳學文《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⒄方行：《清代農民經濟擴大再生產的方式》，《中國經濟史研究》l986年第1期。

⒅方行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中)，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

由于農業、農村、農民經濟發展拉動下，手工業得到迅速發展，原來的市場設置已滿足不了需要，人們要求有更多市集墟場建設，以方便經濟生活日益增多的需求，于是市場數量越來越多，市場的規模也越來越大。下面請看明清時期3個時段集市發展情況。

以清代而言，經過清初休養生息，農業生產由恢復到發展，農村經濟由破產到恢復，并達到繁榮，農民經濟生活由貧困型向溫飽型轉化，由壓縮消費逐步向擴大消費路子走去。在農民經濟收入增加的同時，對市場提出更高要求，希望與市場聯系更方便，更快捷。在這種新的情況下，農村集市大量增加。根據上表看，有些省份清中期集市數比清初集市數增加好幾倍。如四川盆地，清初集市數僅僅135個而已，到清中期時猛增到2484個，是清初集市數的18．4倍。湖北清初集市數為548個，到清中期增至1430個，是清初集市數的約2．6倍，直隸獲鹿縣是個山區縣，乾隆前只有8處集市，隨著經濟開發，乾隆年間新增集市就有9處之多，①集市數量增加較少的陜西關中地區，清中期集市數比清初增加11個百分點。從市場發展迅速情況看，是康乾盛世一個縮影。

至明后期，地主制經濟體制運行偏離了正常軌道，貴族地主、縉紳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地權朝集中方面發展，崇禎時楊嗣昌對全國土地占有情況作了這樣估計：“近來田地，多歸有力之家，非鄉紳則富民”。②王邦直說：“官豪勢要之家，……其田連阡陌，地盡膏腴，多奪民之田以為田也”。③他們雖然占有大量土地，但他們不負擔賦役，把沉重的賦役轉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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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獲鹿縣志》；光緒《獲鹿縣志》，《地理》下。

②楊嗣昌：《楊文弱先生全集》卷32《欽奉上傳疏》。

③王邦直：《陳愚衷以恤民窮以隆圣治事》，《明經世文編》卷251。

到農民身上。顧炎武稅：“富家占地萬畝，不納一粒米，而莫能究詰；貧弱不取寸草，歲輸重課，而無所控訴”。①僉役時“所僉者非大戶”，“役一著肩，家便立傾，一家傾而一家繼，一家繼而一家又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②于是自耕農大量破產，淪為租佃農。伴隨兼并之風而來的是封建剝削日益加重。明代前期，農民租種地主土地，一般只交產品一半，但萬歷以后，地主階級權勢囂張，地租剝削加重。《饒陽志》記載，萬歷年間該處“勛戚莊田，自蔡駙馬外，余三家視民糧再倍或三倍征之，民被為次骨之痛。”③據林金樹等研究，江南地區地租剝削率高達60—70％，有的高達80—90％，個別的甚否達到100％。④在福建寧化，“大抵富者有田，坐享七成之利”。⑤農民在沉重剝削下，無法生活下去，只好四處逃亡，淮河南北地區“有經數千里絕無人煙”者。⑥尤其是三餉并征之后，農民經濟條件迅速惡化，高淳農民“自賠糧遺累，而死亡流離，四野蕭條之象，不堪見聞”。⑦福建惠安“以一圖言之，百戶之中，死絕者已三四十戶，以一縣言之，三十六里之中，不可以為里者”。⑧北直隸靜海縣，因土地被皇親勢要所占，原有十九里3000戶之縣，10年間逃亡大半，所剩者僅八里900戶而已。⑨河南情況是“野無青草，十窒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錢者，有采菜根，木葉充饑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壑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⑩

清王朝到乾隆時達到頂盛時期，也是開始走向衰落起點，土地兼并劇烈，自耕農佃農化情況日趨嚴重。鴉片戰爭后，在原有封建剝削下，又加上遭到帝國主義列強瘋狂掠奪，以及自然災害頻繁，三農遭到更嚴重打擊。如農田水利長期失修，江蘇寶山縣，“有十余年不浚矣，有數十年不浚者矣”。⑾山陽縣則是“河淤田廢，水旱均已成災”。⑿丹徒縣“旱無引水之方，澇乏泄水之策，旱澇均災”。⒀金壇、上海、金山、昆山、青浦、常熟，皖之鳳穎泗，江之徐淮海等處情況皆無二致。廣東沿江沿海地區，“大堤潰決”，“受災甚重”。⒁北方直隸，道咸以后，即例定歲修之費，亦層疊折減，河務廢弛日甚，“凡永定大滿滹沱北運南運五大河，又附五大河之六十余支河，原有閘壩堤埝，無一不壞；減河引河，無一不塞”。⒂水利長期失修，其結果是水旱頻仍。據李文治先生統計，從1846—1910年間，長江流域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6省，幾乎年年有災。一次水旱災，被災州縣達50個以上者，在這65年間，江蘇發生這39次，浙江8次，安徽10次，湖北1次。⒃從l822—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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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6冊《蘇松》。

②范景文：《革大戶行召募疏》，《明經世文編》卷39。

③吳汝綸：《深州風土記》第3上《賦役上》。

④林金樹等：《中國明代經濟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頁。

⑤民國《中化縣志》卷10。

⑥《明世宗實錄》卷545。

⑦張國維：《張忠敏公集》卷4《清高淳永折疏》。

⑧李愷：《抑齋介山集》卷16《為惠安乞并圖》。

⑨顧炎武：《菰中隨筆》卷2上。

⑩鄭廉：《豫變紀略》卷1。

⑾光緒《寶山縣志》卷4。

⑿劉錦藻：《皇朝續文獻通考》卷15。

⒀光緒《丹徒縣志》卷12。

⒁參見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10—714頁。

⒂光緒《畿輔通志》卷84。

⒃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20—722頁。

年間，黃河流域的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甘肅6省，也是災情不斷。這90年間，一次水旱災，遭災州縣達50個以上者，直隸有15次，山東有35次，河南有30次，山西有4次，陜兩有4次，甘肅1次。①正如陳雨人所說：“各省偏災迭見”。②受災州縣地荒人逃，死者遍野。土地拋荒，勞動力短缺，造成生產力下降。年收成達八成以上州縣越來越少。③農民生活日趨困難，賣地者日眾，“浮口”或“游食者”急劇擴大，“失南畝之利，故失業者多”④就是當時寫照。

明后期及清后期，由于農業生產遭受嚴重破壞，農家經濟收入激劇減少，消費減少，對市場需求壓縮到最低限度，市場失去了最大的消費群體，而失去活力。商品賣不出去，商店只好倒閉，商人只好歇業。

三、重農政策缺失與商業經濟蕭條

過去，有很多先生談論中國商業不發達時，總喜歡把問題歸結到“重農抑商”話題上，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有很多先生曾指出過，除漢武帝采用告緡錢辦法，抑制商人發展以外，其后，歷代王朝都沒有對商人采取過打擊或剝奪政策。雖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參加科舉規定，但并不影響商人當官，歷代買官商人所在有之。況且，漢武帝時所采取的告緡錢政策，主要還是針對逃稅不法商賈，是針對人，并不是針對要不要商業制度，所以對守法商賈還是準予經商，同時小商小販并沒有受到打擊，鹽鐵買賣也照常進行。當時政府行為并不是取締市場，禁止買賣這一點還是很明確的。不能因為懲治不法商人，而籠統把他夸大為抑商。

中國封建社會商業發展與不發展，關鍵不在于抑商或不抑商，關鍵在于占封建社會90％的農民口袋子有沒有錢，或有多少錢。口袋飽滿，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需求就多，口袋錢少，就會壓縮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求。農民消費旺盛，就會拉動商業發展，使市場走向繁榮，如果農民消費疲軟，商品就賣不出去，市場就不景氣。這時就會出現商家破產，商人失業，手工業倒閉，社會經濟蕭條。這是最明白不過的道理。

中國封建社會以農業為主體，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條件，農業發展有利于農民生活穩定和提高，事關農民錢袋子。但農業發展或不發展與地主制經濟體制運行息息相關，當地主制經濟體制在正常軌道運行時，自耕農經濟大量存在，農民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農業得到發展，商品量增加，農民錢袋子也隨生產發展而逐漸飽滿起來，農民錢多了，市場出現購銷兩旺，商業也就繁榮起來，因此要保障商人獲得最大利益，就首先要保障農民生產積極性不受打擊，重農政策要長期堅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廢。中國封建社會為什么出現每個王朝前期市場經濟發展，商人發財，到王朝后期，市場逐漸走向萎縮，商號倒閉，其原因是政府重農政策不能堅持到底，在地主經濟迅速上升情況下，重農政策轉化為棄農政策，把農民當作羔羊任意宰割，農民承受不了苛重賦役剝削，而拋棄土地，農業生產遭到破壞，這時農民錢袋子又變得空敞，市場失去拉動力，而變得疲軟。從而也影響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明代嘉靖萬歷年間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萌芽為什么沒有發展起來，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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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33—735頁。

②陳雨人：《陳侍御奏稿》卷1《為湖南民變奏請撫恤民困折》。

③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55—769頁。

④《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調查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