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質量管理體制的演化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古代質量管理體制的演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禮制思想制約下的先秦質量管理體制

禮制是先秦時期國家治理的主導思想,強調不同等級之間尊卑有倫,“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管子五輔»),天子、諸侯、大夫、百姓應當各安其位、各守其禮。先秦時期的質量管理體制深受禮制思想的影響和制約。據«周禮»記載,先秦職官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種,其中器物制作和工程營造由冬官司空掌管,司空下設工師監督,管理官營手工業中的百工。先秦官營手工業不以生產流通商品為目的,而主要是滿足統治者的需求。各種器物的制作標準和質量要求都因使用者的等級不同而有所差異。雕琢玉器的工人為不同身份的人制作玉佩所使用的材質不同,“天子用全,上公用尨,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周禮考工記»)。匠人做弓同樣有等級之分: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周禮考工記»)為示尊卑之別,天子、諸侯、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所用弓的形狀、尺寸、重量都有所不同。城邑建設的結構、布局同樣受到禮制思想的影響,“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禮考工記»),這種等級森嚴的禮制制度對整個中國古代時期的宮殿建筑都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先秦的市場交易管理由地官司徒掌管,司徒下設司市專門負責教化市場經營法度,掌管政令、刑罰、量度和禁令,設置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暴、司稽、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等具體執行司市的職能,包括評定物價,收取市稅和罰款,公布刑罰和禁令,管理貨物,巡視市場,實施刑罰等。在細致周密的市場監管制度之中,質量管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周禮地官»),市場上禁止虛假矯飾的商品,其中針對農民的、商人的、賈人的、工人的各有十二項,共計四十八項。由于«周禮»并沒有詳細列出,所以這四十八項具體指什么商品已經不得而知,«禮記王制»中“十四不粥于市”的規定則可以作為«周禮»“偽飾44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犧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時,果實未孰,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于市。“粥”即賣。這些禁令包括日用器具、戰車、布帛、糧食、果實、樹木、飛禽走獸、魚、鱉等等,基本上涵蓋了吃、穿、用、行各個方面,先秦對于質量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但十四禁令中有七種物品比較特殊,其中為首的五種是祭祀或朝會所用的貴重玉器、官服和天子所賜的車、宗廟禮器、供祭祀用的牲畜、兵器,被列入禁令的原因在于它們是尊物,不是一般民眾所應當擁有的;而織錦與珠寶、衣服與飲食之所以禁止售賣是為了避免民眾產生奢侈或貪婪之心。由此可見,禮制思想對當時質量管理體制的影響是細致而深入的。禮制思想制約下的先秦質量管理體制對當時的質量水平產生了兩種影響:其一,繁復的質量等級要求導致當時的質量水平無法大范圍地迅速提高;其二,天子所用之物的制作極精、極巧,創造了當時所能達到的最高質量水平,為后世樹立了典范,至今令人嘆為觀止。

二、政治思想嬗變中的漢唐質量管理體制

秦朝為了鞏固統治地位,推崇法家以嚴刑峻法治國的思想,“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廣于勝法。勝法之務,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嚴刑”,“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商君書開塞»)。當時的質量管理體制就是在這種重刑思想下建立起來的。秦朝沿襲先秦傳統,設少府負責管理手工業制造,并設有專門管理手工業的機構,稱為“工室”。秦始皇下令統一全國度量衡,監制了大量度量衡標準器發至各地,規定度量衡器不符合標準要予以處罰,手工業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須每年至少校正一次,“縣及工室聽官為正衡石贏(累)、斗用(桶)、升,毋過歲壺(壹)”(«睡虎地秦墓竹簡工律»)。秦朝每年對官營手工業產品質量實行考查,“省殿,貲工師一甲,丞及曹長一盾,徒絡組廿給。省三歲比殿,貲工師二甲,丞、曹長一甲,徒絡組五十給”(«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產品被評為下等的,對工師、丞、曹長和一般工匠處以不同等級的罰款,連續三年被評為下等的處罰加重,卻不見對評為上等的進行獎賞的規定,這種質量管理制度與當時重刑輕賞的思想是相一致的。秦朝重刑思想對于質量管理的影響最突出地體現在大興土木帶來的繁重徭役當中。«睡虎地秦墓竹簡徭律»規定百姓不僅要無償服徭役,還必須保證工程質量,“興徒以為邑中之紅(功)者,令嫴堵卒歲。未卒堵壞,司空將紅(功)及君子主堵者有罪,令其徒復垣之,勿計為徭”,政府征發徒眾作城邑工程,建造者要對所筑的墻擔保一年,如果不足一年墻壞了,必須重新修筑,而且不計入服徭役的時間。工程浩大的秦長城、氣勢恢宏的秦始皇陵兵馬俑、至今仍在發揮作用的靈渠秦朝之所以能夠創造質量史上的諸多奇跡,都是由于對工程質量的嚴苛要求和對黎民百姓的無限壓榨。毋庸置疑,這種暴政式的質量管理體制并不可取,它同樣是導致秦朝建立十余年就宣告覆滅的重要原因。漢初經濟困頓,為了恢復經濟發展,實行休養生息政策,重視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說。到漢武帝時經濟發達、社會穩定,統治者為鞏固專制統治,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影響弱化,儒家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占據統治地位的局面開始形成。漢朝由大司農和少府兩個機構管轄手工業,在地方設工官和鐵官,基本上沿襲了秦朝體制,絲織、陶瓷等手工業得到了發展。武帝出于政治目的(聯合大月氏抵御匈奴)派張騫帶著大量絲綢從長安城出發出使西域,反而打通了西域各國了解中華文明的文化傳播之路。到唐朝時,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對外貿易盛況空前,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和開放包容的文化氣度引發了文化交流的大潮,出現了萬朝來賀的景象,增強了儒家文化的輻射力,日本曾先后派出十幾批遣唐使來中國學習儒家文化。絲綢、瓷器等成為中華文明的載體,通過海、陸絲綢之路抵達歐洲、日本、東南亞、印度等國家和地區。質地精美的出口器物激發了西方對于中華文化的向往和認同,也反過來影響了唐朝的質量管理制度,進一步促進了中國手工業產品產量的擴大與質量的提升。作為盛世王朝,唐朝十分注重質量管理。工部主管官營手工業,下設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及諸冶、鑄鐵、互市等監”,將作監“掌土木工匠之政,總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等署,百工等監”,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新唐書百官志»)唐朝的新工習藝制度比前代更為嚴格,“細鏤之工,教以四年;車路樂器之工,三年;平漫刀架之工,二年;矢鏈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異嘖之工,九月。教作者傳家技,四季以令承試之;歲終以監試之,皆物勒工名”(«新唐書»卷四八),精細工藝學習時間長達四年之久,習藝的新工每個季度和每年年終都要接受考核。工匠制造器物由官方立樣,“諸其造弓矢長刀,官為立樣,仍題工人姓名,然后聽鬻之。諸器物亦如之”(«唐令拾遺»關市令第二十六),制作流程進一步規范化、標準化。唐朝對于入市商品的質量要求十分嚴苛,規定“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各杖六十。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即造橫刀及箭鏃用柔鐵者亦為濫。得利贓重者,計利,準盜論。販賣者,亦如之。市及州縣官司知情,各與同罪;不覺者,減二等”(«唐律疏議»卷第二十六雜律器用絹布行濫短狹而賣),嚴懲在市上出售偽劣產品的行為,因出售質量不合格物品漁利較多的,不僅自制并出售物品的人要予以嚴懲,販賣質量低劣物品的人也要接受同等處罰,市官和州縣官司知情的處同等刑罰,不知情的減二等處罰。較為完善的機構設置、合理的職權分配、嚴謹的工匠培養制度、嚴格的制作過程把關、較高的市場準入門檻、官商同罰的懲罰措施等成為唐朝質量管理體制的突出特點。

三、統治者的文化身份與宋朝以后的質量管理體制

與唐朝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圍不同,宋朝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為進一步維護和鞏固封建倫理道德,出現了否定人欲、空談仁義道德的現象。這種思想上生命力的減弱體現在宋朝統治的方方面面:少數民族來犯,膽小怯懦的宋朝皇帝采取了求和態度,每年向夏、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交納稅幣;政府和軍隊中冗官冗兵現象嚴重,人浮于事;質量管理體制上也多承唐制,較少創新。宋自神宗起設監、少監、丞、主簿各一名負責手工業管理。手工業管理官員要“庀其工徒”(«宋史職官志五»),即管理習藝的新工匠;“察其程課、作止勞逸及寒暑早晚之節,視將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宋史職官志五»),檢查工匠任務的完成情況,通過“法式”來考察其精粗、好壞。所謂“法式”,即是供當時官營手工業遵循的標準制式,宋朝注重手工業生產的標準化和定型化,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法式”。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用大量篇幅規定了各種工程的制度標準,例如,它規定在設計、建造房屋時以“材”為依據,并且總結了“材分模數制”,可以有效地降低材料造價,提高施工效率,確保工程質量。唐律規定對制造和出售行濫、短狹物品的予以嚴懲,宋律沿襲了這一規定,但市場上行濫盛行,屢禁不止。隨著市場交易中行濫現象愈演愈烈,宋朝各代皇帝先后頒布了相應的詔令進行整治,但仍是禁而不止。宋朝行濫盛行的原因比較復雜,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時實行的法制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已經無法適應高度發展的商品經濟。宋朝律典基本上全部承襲唐律,殊不知宋朝時期的社會環境、經濟發展狀況和市場交易行為與唐朝已有很大差異。敕雖然具有變通性,卻是在社會弊端出現之后由戶部上報皇帝,請求審批相應的解決措施,往往是亡羊補牢,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收效甚微。另外,負責具體執行法令的官吏對市場管制的不力也負有相當大的責任,這主要歸咎于嚴重的冗官現象。蒙古族滅南宋后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他們雖兵力強盛,卻在文化上處于弱勢地位,或許正是這種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導致蒙古族實行了慘無人道的屠城政策。但“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馬克思,1987),元朝統治者意識到源遠流長的中原文化不可能被輕易撼動后,不得不向這一強勢文化低頭,以順應的姿態來維護自身的統治,形成了文化認同與文化拒斥的雙重心理特征。元朝統治者非常重視發展手工業,但他們缺乏有技術、有經驗的手工業者,一些能工巧匠籍此逃過屠城一劫而存活下來。元政府通過強制手段把各地的工匠集中到京城,設立了官營匠局進行管理,規定匠不離局,要求手工業者子孫承襲其技藝,禁止改業。不可否認的是,元統治者實施的匠籍制度極大地促進了元朝手工業的發展,“國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凡鳩天下之工,聚之京師,分類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給之食,復其戶,使得以專于其藝,故我朝諸工制作精巧,咸勝往昔矣”(«元文類»卷四二諸匠)。但嚴酷的人身奴役使手工業者缺乏歸屬感,毫無限度的勞動剝削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匠籍制度反過來成為元代手工業進步的阻礙因素,導致了大量粗制濫造的手工業制品的出現。明朝時漢人重新當權,為加強中央集權,在總結唐宋法制的基礎上,對法典結構進行了大幅度調整。為保證建筑工程質量,«大明律»規定“凡軍民官司有所興造,應報告上級批準,不經批準而非法營造者,各計所役人數計工錢坐贓論。營造計料、申請財物及人工不實者,笞五十;若財物和人工已費,各并計所損財物價及所費雇工錢,重者坐贓論”(«大明律工律營造»),禁止非法營造,要求如實申報材料、人工及財物用量,違犯者予以處罰。工程營造應挑選身強體壯的工匠,采購上好原料,“凡役使人工、采取木石料及燒磚瓦之類,虛費工律而不堪用者,計所費雇工錢坐贓論”(«大明律工律營造»),懲處以次充好、偷工減料的營私行為。建筑師對所主持工程存在的質量隱患承擔責任,“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損壞,備慮不謹而誤致人死亡者,以過失殺人論,工匠、提調官各按應承擔的責任論罪”(«大明律工律營造»)。橋梁道路工程要經常派人檢修,保證正常通行,“凡橋梁道路,府州縣佐貳官提調,于農隙之時,常加點視修理,務要堅完平坦。若損壞失于修理,阻礙經行者,提調官吏笞三十”(«大明律工律河防»),因檢修不及時阻礙交通的予以懲處。明清建筑工程的質量管理涵蓋了從興造計劃申報,人工、材料挑選,到建筑施工和完工后的檢查修補等各個階段,已經比較完備了。明朝質量管理制度的進步還表現在質量檢驗方法的改進上。據«工部廠庫須知»記載,明朝已經開始使用抽樣法來檢驗熔銅的產品質量,“每熔銅,先抽一百包,堆放兩旁抽銅八包,每包取銅五十斤,共四百斤”(解恒謙、康錦江、徐明,1985),在100個樣本中隨機抽取8個進行檢驗。明朝對專職商人實行“占籍”管理,無論坐商、行商都需要進行“冊籍登記”,并在京城設立清點商人和商鋪的清審制度,自明成始,每十年清審一次,到了萬歷年時,全國都開始實行商鋪的清審制度。市場上設有專門的官員“行人”負責管理市場物價,交易的中介人牙行、埠頭由官方認定,起到了輔助市場質量管理的作用。作為又一個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清朝在質量管理體制上多因襲明制,較少變動。這一時期中國古代的手工業發展到了高度成熟的階段,質量也達到了很高水平,但封建社會發展到末期,封建專制制度已經岌岌可危。清朝統治者為了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強化君主專制的措施,對內大興八股取士和文字獄,扼殺先進思想,培養了不少迂腐之士,對外實行海禁政策,導致外國列強來犯,中國古代的質量管理體制隨之瓦解。

四、結語

作為一種政府行為,中國古代的質量管理體制受到政治思想和統治者文化心理的深刻影響,因而在每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先秦質量管理體制受到尊卑有倫的禮制思想的影響與制約,秦朝質量管理體制處處滲透著嚴刑治民的法家思想,漢朝質量管理體制經歷了從無為到有為的變化,唐朝質量管理體制在萬朝來賀的文化盛景中力求自我完備,程朱理學影響下的宋朝質量管理體制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現錯位,元朝質量管理體制是統治者文化身份矛盾性的外在體現,明朝質量管理體制交錯地存在著文化主體的優越感與懼怕失去統治地位的憂慮感,清朝質量管理體制在極端強化的君主專制中走向瓦解。但是,由于各個時期在物質基礎、知識經驗上存在著累積性,在法律制度、思想觀念上存在著繼承性,中國古代的質量管理體制又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完善的。兩種特征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質量管理體制演變的基本規律。我國當前質量管理體制的建設可以從古代質量管理體制的經驗與教訓中獲得啟示:其一,古代各個時期的質量管理體制都十分注重對前朝的借鑒與繼承,無論是職官機構的設置還是法律法規的制定都有較強的延續性,這使得中國古代江山雖因多次歷經朝代更替而幾易名姓,但質量管理體制卻在長期的歷史積累的基礎上日趨完善。當然,質量管理體制的建設應符合社會發展的實際,再成功的質量管理體制都不可照抄照搬,唐代的質量管理體制可謂后世的典范,但是宋代對其的沿襲卻著實引發了一場令統治者束手無策的“市場質量危機”。其二,古代質量管理體制中統治者所起的作用可以讓我們反思政府在質量管理體制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專制思想的深刻影響和制約導致古代質量管理體制成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出現了政權不分和權力過度集中的現象。相關政策法規執行過程中的主觀性和模糊性致使腐敗滋生,使本來就不夠健全的法制、法規無法完全發揮作用。如何進行合理的職權分配和解決質量管理過程中執行不力的問題也是今天我們面臨的重要問題。其三,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古代各個朝代的質量管理體制與同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思想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文化氣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產品質量所能達到的高度,質量興衰與文化興衰是相對應的,而文化的缺失正是今天我國產品質量問題百出的重要原因之一。1997年10月26日«紐約日報»刊登的一篇題為«暫時的全球形象:中國出口的是自己的不確定性»的文章這樣評價中國產品,“大多數時候,中國制造并不是真正意義上中國的制造。與意大利時裝、法國紅酒和美國電影不同,多數中國出口與中國文化無關。就買方而言,它們只是低價的東西”。作為“世界的工廠”,中國一直在為他人做嫁衣,充當世界名牌的加工站,“中國制造”雖遍布全球市場,但卻缺乏屬于中國的文化標識。作為禮儀之邦,中國商人的道德自律性之差卻成為我們的心頭之痛。要應對經濟高速發展下的精神空虛、文化迷茫和價值觀的失落等問題,中國文化需要從傳統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尋找自身的立足點。

作者：黃文杰單位：武漢大學藝術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