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個人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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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個人化與現代化是相互作用的過程，個人化就是個人主體化。個人主體性的確立在中國發展極其艱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常常將個人的發展與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相聯系。我們關于人的現代化的研究，對于人的知、情、意的內在統一缺乏足夠認識，過多關注人的知識系統的現代化，而忽視了人的情感與意志系統的提升。個人化的過程就是人的知情意的解放與異化的過程。確立新的價值體系，全面提升人的知情意，才能確立人的主體性，實現人的現代化。

關鍵詞：個人主體化現代化知情意的解放與異化

個人化、個人主體性的發展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更是現代化的內在動力。但是在中國條件下，長期以來，個人化、個人的發展往往被等同于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而遭排斥和批判。隨著現代化建設的展開，個人主體性的發展、個人知情意的解放與異化問題越發突出。文學家多從人的感性角度表現這一問題，更多的學者或是從哲學的角度探討人的主體性問題，或是從社會學角度強調人的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前提，[1]卻少有學者從現代化、從人的現代性這一角度來具體探討作為個人化的核心即個人主體性的內在結構的知情意的解放與異化問題。本文嘗試從現代化角度、從理論與歷史實際兩層次來討論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個人化與現代化

個人化是一種趨勢、一個過程，是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基本內容，也是現代化運動的結果之一。個人化的過程是人的主體性的突顯和主體意識的強化過程，是人的知識盡量擴充、情感充分表現與意志自由表達的這樣一個發展的過程，個人化也就是個人主體化。個人主體性與人的主體性稍有不同。人的主體性,就是作為主體的人在同客體的互相作用中所表現出來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的特征。個人主體性是人的主體性分化的一種形式，其參照系不單單是指人作為主體與自然的相互作用，更重要的還包括個人作為主體與他人、全體、社會等他者主體的相互作用。“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2]個人主體性的發展伴隨著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

馬克思曾以個人主體完善狀況為尺度，以人的生產能力為線索，把人的發展概括為三個階段，把人類社會劃分為三大形態，即依次經歷“人的依賴關系”形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建立在個人能力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形態。自然發生的“人的依賴關系”是人的最初存在狀態。在這一時期,人們最初由血緣關系而存在，獲得“族類的記憶”，沒有真正獨立的個人；在由血緣聯系發展到地域聯系的過程中，人們逐漸獲得“國家的記憶”，但是個人仍未獨立出來，個人只是作為國家權力系統中的一部分存在。在這種一切以人身依附關系為基本特征的社會關系中，人的主體性就總的特征而言,可以說是一種群體的主體性，個人在人的依賴關系中成為某種主體的組成部分，而他自身還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體，個人的知識有限、思維能力低下、情感與意志的表達非常有限。個人作為獨立的主體存在是在近代社會大生產狀態下出現的。即馬克思所說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構成的人類發展的第二形態。在這一時期，社會生產的全面商品化，使一切產品和活動轉化為交換價值；在發達的交換制度中，人的依賴紐帶、血緣差別、教育差別等等事實上都被打碎、被粉碎。“把人和社會連接起來的唯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3]這種商品經濟必然強化人們的主體意識和獨立人格。同時，市場的發展使人處于高度流動狀態，人的選擇也出現多樣化，這為個人主體性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近代工業革命帶來社會物質生產的巨大發展，為個人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個人主體性的發展是近代的產物，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的。

同時，個人化又反過來推動現代化，個人主體性的確立是社會現代化的內在動力。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指出：在整個國家向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人是一個基本的因素。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化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它的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管理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了某種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夠賦予這種制度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化理論基礎，“如果執行和運行這些現代化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4]以政治權力支配一切的政府主導型的現代化，依靠的是一種社會的動員，這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它缺乏最廣泛的社會基礎與社會動力，而且，現代化的發展最終必然會沖破政府的控制。正如亨廷頓所言：改革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不能讓社會動員跑得太遠。他提出一個公式:社會動員/經濟發展＝社會挫折感。這說明在經濟發展水平一定的情況下,社會動員越高越早,則社會的挫折感越強。[5]（也許1958年的就是一個鮮明的實例。）現代化的發展最終是為了改善人的素質,滿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自由度和主體性，它又必須依靠人的發展，必須承認個人主體性的發展是歷史的必然，并為個人主體性的發展提供廣大的空間和基礎，如此，現代化才能獲得強大的社會基礎和源源不斷的動力。所以，個人主體化與現代化是一個同步的、相互作用的過程。

但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個人化與市場化、城市化一樣，都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帶來了個人主體性的進一步發展與確立，也帶來了個人的異化。因為在市場經濟階段，個人的發展仍然有其限度。從個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來看，在人類知識和經驗不斷積累的過程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和改造的能力日益增強，但是，人類仍然無法完全認識自然，更無法完全控制自然災害。而且，如果人類不遵循自然規律，就必然會遭到自然無情的反抗。正如恩格斯所言，“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6]從個人與他者的關系上來看，在人對物的依附的社會里，個人與他者的關系被物化，個人主體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受金錢左右。而且，個人作為主體存在，他者也是主體。如果僅僅把他者當作客體，就會受到他者的抵制與反抗；如果無視社會的游戲規則和公正理念，就會走向極端的利己主義。如此，就會使個人與他者缺乏一種健康的互動，個人就會成為孤零零的個體，缺乏他者的認同感和社會的歸屬感，最終就會使個人主體性發展走向迷失。從個人與自我的關系來看，“在任何情況下，人都是‘主體’，人的需要都是更本，人的需要就是一切活動（包括選擇什么樣的手段）的出發點和歸宿點。”[7]個人作為人對自我的主體性就表現在對這種需要的自覺上。但是這種需要并不完全由人的主觀意志所決定，而是受到一定的對象和社會條件的制約，并要遵循一定的規律，同時，個人的具體需要又是無窮多樣的，因此，當個人過分的偏向某一種需要或對某一層次的需要無限獨占時，其結果只能是造成人性的單調和生命的干癟，人也就變成了“單向度”的異化的人[8]，違背了個人追求個性全面而又自由發展的價值取向。

所以，在馬克思那里，第二形態只是為人的主體地位的確立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物對人的規定、制約乃至支配,使得處于此種狀態下的主體性不能不帶有極為矛盾的性質,有時甚至具有異化的特征。人的主體地位的真正確立,只有在社會歷史發展的第三形態中，即馬克思所設想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時期，才能得以實現。建立在個人能力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實現是在人發展的第三階段。

二、中國條件下個人主體性發展的道路

西歐的現代化是在家庭、家族以及地緣集團相當弱化、個人已有相當程度獨立的前提下發生的。宗教革命首先打破了神權統治，把人從神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人的真正價值被發現。文藝復興使個人的思想獲得極大解放。它鼓吹的新價值觀是對個人主義的肯定。愛情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個人奮斗、個人獨立等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為個人本位的市民社會掃清了障礙。而資產階級革命則摧毀了等級制度，把個人從等級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個人以契約的方式締結新的集團。按契約原則締結起來的社會組織中，個人既不依附于高位者，也不依附于組織本身。組織中人與人之間關系大體是一種平等關系。在這些前提下發展的社會現代化又進一步促進了個人的獨立和個人主體性的發展。這是一個互動互進的過程。

而在中國，傳統中的個人是絕對的服從附屬于家庭家族和政治權威的。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家族宗法社會，家庭、家族是社會的細胞，個人是通過血緣宗族關系聯結起來的倫常關系巨大網絡中微乎其微的一個網結，他們屈從于家族及高高在上的行政權力的權威主義統治，成為家庭及其最高代表帝姓家庭的馴服工具。隨著中外交往的增多，在歐風美雨的洗禮下，在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開始突破了原先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體制的情況下，思想界、文化界發出了個性解放、個性自由的呼喚。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的現代化的探索，一批批先進的思想家就積極介紹西方的民主權利自由個性解放尊重個人等觀念。到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胡適等人旗幟鮮明的提出了個人本位主義，指出個人解放，民族才有希望。但是，在經濟活躍程度有限的狀況下，“娜拉出走之后”仍然無所適從。在中國進入計劃經濟時代，個人的一切都在被計劃之中，在單位與個人、領導與被領導之間存在一種緊密的人身依附關系，個體的人缺乏自主性、獨立性。改革開放使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個根本性轉變，個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廣度深度從傳統的家庭宗法及行政權利支配的關系中解脫了出來，從權利本位、關系本位、單位本位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獲得了自主、自立的權利。個人的主體性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其根本點就在于人們獲得了更多的流動與選擇的自由。人們的生活及行為觀念上出現了各種解放的傾向，具體表現如：1、生活觀念多元化——隨著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價值重心的轉移，人們的價值取向日益多樣化，生活顯現出它的豐富多彩本性。對于從政、經商等等各種社會角色，人們的理解與選擇都表現出了多樣性。2、就業方式多樣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計劃分配的舊有模式逐漸被打破。昔日“從一而終”的依存關系被個人“擇良木而棲”所代替。公開、平等、雙向、自由選擇的形式，為個人的個性發揮和自我發展提供了空間。就業結構的多元化，使我們的生活越發的豐富多彩起來。3、家庭觀念張揚個性化——“養兒不為防老”、“丁克”家庭、“空巢家庭”、“花明天的錢，辦今天的事”、家庭“AA制”等概念的出現無不體現出了家庭模式、家庭關系的簡化與家庭觀念的深刻變化。4、流動遷徙平常化——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一向是安土重遷，鄉土情結深深地烙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坎。計劃經濟時代，大一統的集中調控方式，使得改革開放前幾十年中的社會流動很少發生，僅有的人口遷徙也多為環境所迫。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和政府制度政策的調整、改革，傳統的按血緣、地域或種姓來確定個人角色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流動。人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與意愿自由的流動與遷徙，日暮不再問鄉關。

應該說，每一個作為主體的個人，其價值取向與選擇的多維化、多向化、立體化發展，是歷史前進的必然趨勢。它使人們回到自身的社會存在，重新發現自己的社會角色、權利和義務，重新發現生活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合理和充實。但是，在中國，個人主體性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歷程。而且，即使是日益被注重的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利益也并未像西方某些國家那樣占據至高無上的支配地位，個人主體性與現代性的發展仍停留在極淺的層次上。個人的觀念、思維等等也出現了諸多的問題即異化。具體表現如：1、物欲化——人們過于迷戀對物的占有和享受。對物和金錢的崇拜，使人變得越來越自私、貪心不足、惟利是圖，無視自己的精神需要。這種物欲化傾向的發展，導致人格、道德、精神和行為的衰退，如腐敗的盛行正是其表現之一；2、盲目性——盲目的追求功利，對社會的巨變缺乏理性的認識，對之持一種焦躁不安的心態，常常實施一些缺乏理智的盲目行為。如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話語“一無所有”、“跟著感覺走”、“活著好累”、“活著為什么”等等都表明了人們的盲目與人生價值的迷失；3、冷漠化——對物質和金錢的崇拜，使得金錢的價值成為支配人們社會行為的唯一力量，人們的利益觀念方面越來越向個人傾斜。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脆弱，個人對他者、對群體、對社會的責任感越來越淡漠。這種旁觀者的冷漠，正是人們失去精神信仰與道德良知麻痹的表現。4、粗俗化——當利益交換成為一些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唯一原則是，一種“原始的、本能的人性復歸現象”就成為反文明挑戰的一種表現形式。粗俗語言的流行、粗俗行為的崇尚，是社會轉型利益重新調整時期，過高的利益期望、不合理的社會無序現象、不公平的現實分配等造成的人們強烈的失落感、挫折感與不公平感的反映，更體現了社會成員面對巨變時心靈的迷失。5、無責任化——改革開放使人們產生急于致富的補償心理，于是權利與責任、義務就被對立起來，只要權利、只想獲得，將權利與利益的獲得視作天經地義的，而對責任與義務的付出卻視作可有可無的，或是根本上就認為是與己無關的事。于是，對于知識的追求、對于事物的探究無興趣；對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命運、甚至自己的生活與工作都無所謂；對于社會發生的一切都看成是演戲，將人們的活動都看作是在爭名奪利，對一切都覺得無意義。這種“三無”傾向的產生，正表明了人們權利義務責任觀念的失衡[9]。正如姜義華先生在《理性缺位的啟蒙》中描述的，“（90年代以來）中國人在精神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人不再屈從于政治權力、家長權威，有了廣泛的自主自立自由的權利。但是，由于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失衡，精神生產遠未能同物質生產一樣蓬勃發展。傳統的、輔之以行政權利全面支配的大一統意識形態已失去往昔的統合力、約束力，而新的價值體系仍在形成之中，還未成熟，還未豐滿，遠未能為全社會所認同。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尤其是在非規范、非成熟的市場經濟沖擊下，在帶有原始積累的粗野性、血腥性的市場經濟沖擊下，出現了所謂價值迷失、道德迷失、行為規范迷失，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縱欲主義迅速敗壞了社會風氣，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精英層與大眾層，觀念上和文化上都呈現了多元化趨勢，卻缺乏將他們加以整合的力量。這就是觀念形態方面的失序、失衡與失范。”[10]

三、個人主體性與知情意的全面提升

市場經濟是以個人利益為經濟行為的動因、個人自我抉擇和自我負責為行為規范、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體系。市場作為一種制度是建立在人為了自我的經濟利益都會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的自主性和能動性的前提上的，而這一制度的建立又反過來積極地調動個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個人化與工業化、市場化相伴而生，個人主體性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必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

個人主體性是人的現代性的全局性的概括，體現于個人發展的多維度、多向度和立體化狀態。其內在結構包括知、情、意三個方面。“知”即關于自然、人和社會的認識、知識、經驗、理性等內容，是人類對世界的知識性和理性的追求，其外在形式是科學研究、認識、理論、學習和教育等活動；“情”指情感，是人類對客觀事物的態度和體驗，表現為積極肯定的愉快、喜愛、向往、滿意或消極否定的憎恨、憤怒、厭惡等；“意”指意志，是人類追求某種目的和理想時表現出來的自我克制、毅力、信心和頑強不屈等精神狀態。“情、意”兩方面，實際上是指包括社會意識形態在內的廣義的價值觀念體系，其中主要是指人們生活中的信念、信仰、理想等思想認同和精神追求，它們通過道德、藝術、宗教、政治、法律、習俗等外在形式表現出來。這三方面的有機統一就構成了千差萬別的主體和主體性。換言之，“知”就是人對世界的理性認識，“情”是使主體內在結構具有兩面性的因素，“意”則如方向盤一樣調節他們在人的各種現實活動中發揮作用，從而表現出多樣化的主體性。

在人的主體性發展的過程中，知識的提升是其基本方面，情感與意志的提升則更為重要。因為，教育的普及可以提供給個人足夠的知識基礎，但僅有知識的提升，就會使主體性的確立只停留于部分人當中。同時，個人的主體能力和主體意識的發揮，在情感與意志方面，更易于停留在傳統的泥沼之中，更易于走向道德與價值意義上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迷津，而且個人的主體能力和主體意識越強,他就越是無法走出這個迷津。因此，個人化問題實際上討論的就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人的素質問題。

關于現代化中人的素質即“人的現代化”的研究，在20世紀50～60年代就已經出現。代表的人物是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他在《人的現代化》一書中典型描述了現代人14個方面的理想特征：效能感和自信心，不相信命運，樂于接受生活變遷；具有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樂觀的生活態度；時間感；重視技術技能；待人平等；計劃性；尊重他人；對陌生環境不抱戒心，具有信任感；期待子女受教育和獲得現代職業；具有獨立見解，能容納不同意見；興趣廣泛，接受信息能力強；對生活中的問題具有理解力。[11]他清楚的揭示出，人的現代性不僅僅表現在人獲得的現代教育和現代知識，而更多的表現在自信、效能感、不相信命運等等人的現代意志與情感方面。現代的人應該是在知情意各方面都得到提升的大寫的、豐滿的人。

但是，在隨后的70-80年代，人的現代化理論傳到中國之后，中國的理論研究卻是誤區甚多。其基本點就在于，過多關注知識系統的現代化，而對于情感、意志系統的提升未加注意。在強調用理性的、知識的、理論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的時候，知、情、意三個領域萎縮成單一的認知領域，人們豐富多彩的情感、意志生活不見了，人性被扭曲。在這種眼光指導下的研究，就出現了簡單化與模式化，如：常常把“西方人”作為“現代人”樣板；用簡單的理想模式變量來描述“傳統社會”、“現代社會”、“傳統人”和“現代人”；片面的把西方的某些價值觀點、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作為“現代人”必備的素質加以推崇，并以此來檢討、批判我們自己身上相應的“傳統性”等。

中國是一個現代化后發的國家，其現代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學習和模仿西方的現代化。但在我們積極謀求現代化、謀求個人的發展時，西方卻呈現給我們一副極其復雜的圖景：一方面是個人解放、個人主體性的發展與現代化的互促互進，另一方面卻是個人主體性的發展走向個人主義所帶來的尷尬。于是，諸多的研究，或是以西方為目標模式，積極倡導個人主義，強調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的不同，或是將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等同，積極反對、批判之。這正反映了，在各種現代化思潮與各種對個人主義反思的思潮蜂擁而來的時候，我們或多或少迷失了研究的主體與根底。個人主體性在處理個人與他者的關系上是與個人主義決然不同的，它所關注的根本點，如前文所述，是每個人多維化、多面向、立體化的發展，是每個人知情意的全面解放與提升。它在爭取個人自由的同時，尊重他者的自由。個人化的另一面就是人的世界化，即人超越血緣、地域以及政治權力的聯系，實現現實的、現代性的聯系，而并非使人游離于社會之外。同時，個人主體性的發揮在各個國家亦有不同。在中國，乃至東方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更需要考慮個人主體性的發展與傳統的聯系以及在特定的傳統條件下個人主體性發展自身的特點，因為情感與意志的現代化比知識的現代更新要來得復雜、困難得多。

因此，在中國現實狀況下，知識的更新、知識的現代化也許還不是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現代人的意志、情感與傳統的差異及聯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所出現的觀念方面的失序、失衡與失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人的情感與意志方面沒有得到提升的表現。前文所提到的物欲化、盲目性、冷漠化、粗俗化和無責任化等種種傾向，不光關乎人們的知識能力，更多的應該是關系到人們的情感與意志的層面的轉變與否。在現代中國，個人主體性與現代性發展的艱難，其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人們在情感與意志層面上很難和傳統中的‘中和’、‘均平’等觀念完全斷裂。在社會轉型時期，個人主體性的確立很難離開傳統的聯系。

或許溫州商人走向世界的模式值得我們思考：現代性與傳統并非決然對立，個人主體性的確立與傳統中的親情等也并非完全沖突的，傳統中的諸多因素也會為個人現代化、個人主體性發展提供積極的助力；同樣的，正確的區分個人主體性發展與個人主義的不同，積極汲取西方個人主義積極成分，也會為人的現代化與社會現代化提供有效助力。因此，在研究現代化中人的素質問題時，我們應該積極探求的是如何建立一種新的價值體系與新的理性精神，來整合各種不同的價值取向，來克服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帶來的負面效應，來提升人的知情意并克服人的價值、情感等等方面的迷失。[12]

注釋：

[1]關于人的主體性的探討，近年來相當熱門，論著頗多，如郭湛著《主體性哲學：人的存在及其意義》（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豐子義孫承叔合著《主體論：信時代新體制呼喚的新人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龍柏林作《個人主體性探析》（《理論與改革》2003年4期）與《個人主體性發展限度：概念詮釋與雙重證明》（《寧夏社會科學》2003年2期）等等不一而足。對于人的現代化的研究更是舉不勝舉。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21頁，人民出版社，1972。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39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

[4][11][美]阿歷克斯•英格爾斯著、殷陸君編譯《人的現代化――心理、思想、態度、行為》，第4－6頁，第22－36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亨廷頓著、張岱云譯《變革中的政治秩序》，第51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17頁，人民出版社，1972。

[7]《主客體關系學系列叢書》編寫組：《社會是什么：價值聯結的生存單位》，第202頁，商務印書館，2002。

[8][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9]關于現代社會人的異化的各種各樣的表現，參見邵道生著《現代化的精神陷阱》，知識出版社，2001。

[10]姜義華：《理性缺位的啟蒙》，第464頁，上海三聯書店，2000。

[12]]參見：姜義華著《論“人的全面發展”與當代價值體系及制度體系的重構》,《學術月刊》,2003年3期；《理性缺位的啟蒙》，第467-469頁，關于以一種新理性主義來解決好社會大轉折中出現的諸多失序、失衡、失范等問題的討論。上海三聯書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