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哲學的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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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作者或一篇文章的指導思想很重要，能夠抓住這個指導思想，才能理解作者或文章的意義。而國內對阿爾都塞的理解之所以出現如此大的分歧，原因就在于讀者沒有準確抓住阿爾都塞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阿爾都塞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喜歡暴露自己的思想，他的求職資格論文《論黑格爾思想中的內容概念》終身未發表，死后才由他人整理發表。用日本人今村仁司的話說，就是有韜晦癖;更重要的是，法國共產黨1949年發表《精神分析，反動的意識形態》(載于《新評論》，1949年6月)，正式譴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面對這樣的形勢，他不得不采取一些隱晦、似是而非的韜晦癖的說話方式，這就給我們帶來研究的麻煩，導致人們不敢給這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左派”換上精神分析的帽子，老是給他扣上他不喜歡的“結構主義”的帽子。這是對阿爾都塞的嚴重誤解。

阿爾都塞思想的理論指導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在《論黑格爾思想中的內容概念》一文中，他心目中的內容實質上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精神性(無意識、前意識和意識)的東西，并且將人死之前的無意識、前意識和意識合在一起當作內容概念。他說:“從黑格爾對否定之積極性的洞見中所能得出的東西不計其數。讓我們注意觀察被否定的內容是包含在其否定本身之中的這樣一種觀念，是如何揭示某種弗洛伊德辯證法的思想的。譬如，它能使我們理解無意識是一種現實，而且還是一種被拒絕了的現實。把否定當作純粹否定性來看待的古典心理學的陳舊討論，忽視了這樣一種事實:現實還不是的東西仍然是有可能成為是的，非意識性的東西能夠為了意識而存在。他們由此而把意識當作一種有，而與此同時，把無意識當作一種非有，即相互之間不負載著辯證關系的事物。當弗洛伊德本人試圖把無意識當作一種自在，一種能夠當作衡量標準的資料甚至試圖在其中辨析出‘地質’層面的時候，或者，當他試圖在因果關系的模式中思考這種自在與意識之間的關系的時候，他似乎落入了這種具體化的圖式主義之中。黑格爾的反思使這一討論變得清晰了起來，他指出‘否定、否認以及抑制并非是我們無法加以言說的純粹的無、純粹否定狀態，它們是有其內容的，它們在其中被抑制的那個形式，所影響的只是無意識的自在，而不是內容本身，這種內容本身在否認、抑制這種被否定性的形式中繼續存在著。’波利特塞在《精神現象學批判》中對所有這些論點的分析，很顯然是在黑格爾辯證法的激勵下取得的。”

從最后一句話可以看出，阿爾都塞認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已經取得了一些理論成果，精神分析學說具有普適性，暗示自己的理論也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指導的。弗洛伊德本人想把精神分析看做是“地質”層面的最基本的東西時沒功，而精神分析經過后來(如拉康等)人以及阿爾都塞的改造和推廣，終于能夠成為他所希望的、學術研究的“地質”層面的、最基礎的指導思想了。“特別是，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歐洲，我們要把弗洛伊德的發現從唯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重壓中解放出來，因為精神分析嚴格地將它的對象與心理學的‘對象’區分開來。精神分析不是心理學或心理學的一個分支，它特有對象不是行為或‘人格’，而是無意識及其結果。我們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使弗洛伊德的發現獲得它應有的科學形式。拉康獨自一人開始這項工作、開辟了這條道路，最重要的是在他的努力工作的帶動下，很多科研人員正在從事這項任務。現代語言學也提出了這類的批評問題，不過它已經產生，并獲得了它的真正對象，取得驚人的成就(蘇聯學派、丹麥學派、美國學派和法國學派等)”

阿爾都塞自己把精神分析看做是“地質”層面的最基本的東西的表現是:他把“無意識”概念作為他哲學思想的基本概念。“弗洛伊德有時將人們對他的理論發現的批判態度比成哥白尼革命引起的騷動并不是沒有道理的。自從哥白尼革命后，我們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自從馬克思之后，我們知道人類學的對象、經濟學、政治學和哲學的自我不是歷史的‘中心’，甚至與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以及黑格爾相反，歷史根本沒有‘中心’、只是一種無‘中心’的結構，除了意識形態誤讀出來的必然的‘中心’外。現在輪到弗洛伊德的發現，他為我們指出真正的主體、本質上獨一無二的個人，是沒有‘自我’‘意識’或‘存在’等形式為中心的自我，不管這種存在是自在的存在，純粹的肉體或‘行為’;人類主體是去中心化的，由無中心的結構構成的，除了在想象中誤讀出來的‘自我’，如在意識形態構成中對它自己的‘認識’。”“拉康的第一句話說:弗洛伊德原則上創立了一門科學，一門以無意識為對象的新科學，這是嚴肅認真的判斷。如果精神分析是一門科學，是因為它是以本能為對象的科學，它和所有科學一樣具有同樣結構:它有一套理論，還有在本專業實踐中能夠認識和改變對象的技術(手段)。實踐，就像在每一門精確科學一樣，不是絕對的科學，只不過是理論的應用階段，在這個階段，已經轉變成手段(技術)的理論與它的專業對象(無意識)進行理論聯系(認識)和實踐聯系(治療)。”一旦有誰玷污或歪曲“無意識”這個概念，他就攻擊和批判誰。列維•斯特勞斯就是因為濫用了“無意識”概念而遭到阿爾都塞批判:“功能主義的生物主觀主義:有一個‘社會無意識’，準確地說，它像一個敏銳的靈性那樣，保證‘原始社會’擁有生存發展的手段。就像人們必定要批判這種功能主義，它在理論層面上一直采用主觀主義的形式，賦予‘社會’是帶有意圖和目的的主體存在的形式。因此，人們也必定要批判和拒絕無意識這個概念，以及被列維•斯特勞斯不得不自由濫用的與無意識不可分的相關物。我甚至可以說無意識概念在心理分析、社會學、人類學和歷史學中都不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你們明白我預備上升到這種程度!”“超決定”這個概念就是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借來的:“這段文字涉及的問題是:某些從屬的生產結構由起支配作用的生產結構決定，從而一種結構由另一種結構決定，也就是說，從屬結構的要素由起支配作用因而起決定作用的結構決定。我以前力圖用超決定概念說明這一現象，這種超決定概念是從精神分析學借用來的。我們可以設想，這種分析性概念被轉移到馬克思的理論并不是一種任意的借用，而是一種必然的借用，因為在這兩種場合所涉及的都是同一個理論問題:用何種概念來思考一個要素和一種結構由另一種結構決定的問題。”

阿爾都塞還講述了將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概念移植到自己思想中的根據:“由于這個命題經常觸及表面，呼之欲出，只需要剝去外殼就能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唯物辯證法、關于運動是絕對性、關于方法現實性的絕對過程的概念，確切地說，即關于沒有主體的過程的概念完全符合科學的概念，我們在《資本論》中可以看到這一點，在別的地方，例如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這一點。”“為了在這里提供一個理論參照點，我可以回到夢的例子上來，而這一次是要依據弗洛伊德的觀念。我可以說，我們的命題(意識形態沒有歷史)，能夠而且也應該與弗洛伊德的命題(無意識是永恒的，即它沒有歷史)結合在一起(這種做法絕對沒有任意的成分，完全相反，它在理論上是必然的，因為這兩個命題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如果‘永恒的’并不意味著對全部(暫存的)歷史的超越，而是意味著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因而在整個歷史范圍內具有永遠不變的形式，那么，我情愿一字不變地采用弗洛伊德的表達方式;意識形態是永恒的，恰好就像無意識一樣。我還要補充說，我發現這種比較在理論上被證明是合理的:因為事實上，無意識的永恒性與意識形態一般的永恒性不是沒有關系的。因此，我相信(至少可以假設)在弗洛伊德提出了關于無意識一般的理論這個意義上，我可以提出關于意識形態一般的理論，這一點也能夠被證明是合理的。”

并對移植的方法進行了論述:“緊接著這個拒斥的就是一個新的哲學概念———不僅是一個新概念———還是一種存在的新形態。我將稱之為一種新的哲學‘實踐’:一種不同于古典哲學話語的哲學話語。為了使這一點易于理解，我引用一個精神分析學的類比。

1.實現移情=在哲學范疇的內部配置中使某些東西發生轉移。

2.這種哲學話語改變了其形態———換種方式說，它在解釋世界好改造世界中創造出來了一些差異。

3.雖然如此，哲學并沒有消失。表面上看來，這是一種最有意識的話語。但實際上，它是一種無意識的話語。它不會廢除哲學，就像在弗洛伊德那里不會廢除無意識一樣。……”他的學生和合作者巴里巴拉更是指出了弗洛伊德理論和阿爾都塞思想的具體結合點，他說:“我想在這里說一點并非是偶然的題外話，比較一下這種思維類型和弗洛伊德在關于《性欲史》的著作特別是《關于性理論的三篇論文》中所遵循的十分有趣而令人感到十分驚異的方法。相似之處足以表明完全有必要進行這種比較，而且，如果我們想到: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處的意識形態環境十分相似，他們必須在這些意識形態環境中，并且為了反對這些意識形態環境，建立他們的理論，而且有時還要用這些意識形態的概念本身來建立他們的理論，那么這種比較也許就顯得更為必要了。……因此，我在這里感興趣的不是心理分析對象和歷史唯物主義對象之間的聯系(因為這一點沒有任何模糊不清的地方)，而是有可能揭示馬克思的理論著作和弗洛伊德的理論著作之間的認識論上的相似之處。”

“我們之所以能夠對位移進行分析，是因為我們有一整套理論概念，這些理論概念所起的作用類似于我們在分析實際占有(“勞動力”)關系形式時給勞動過程下定義所使用的概念，即活動、對象、勞動資料的作用。弗洛伊德在《關于性理論的三篇論文》中系統地使用了這些概念，在《性欲及其命運》這篇論文中又系統地說明了這些概念。這些概念是:性欲的起源、沖動、對象和目的。當然，這里涉及的并不是弗洛伊德的概念和馬克思的概念的一致性，而是它們共同的分析類型，從而涉及這些概念在方法中的作用的同一性。”瑏瑢“只要關于‘生產力’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系統地包含在生產方式的規定中，也就是說，只要它不是生產或‘生產手段’的‘技術’方面簡單的列舉和描述，而是生產的‘技術的’社會關系的變化形式的規定。那么，從傳統的理論分工來看，它就會產生我們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看到的同樣的位移和斷裂的結果。這個斷裂的結果標志著一門新的學科的出現，這門新學科建立了自己的對象并為這個對象規定了一個在此之前已經被不同的學科占領并因而被它們完全忽視了的領域……但是，我們看到，這里還有進一步的相似之處，這個相似之處一直延伸到馬克思和弗洛伊德規定的歷史對象的類型。弗洛伊德所說的‘性’并不是性沖動組織標明的發展的主體，各個性沖動組織嚴格地講也不是相互作用產生的，同樣，我們在馬克思的分析中涉及的也僅僅是結合本身及其形式。因此，對于馬克思我們同樣可以說，發展的主體僅僅是勞動組織的形式的相繼更替以及這種相繼更替產生的位移所規定的東西。這就準確地反映了馬克思的對象建立的理論的而非經驗的特點。”“當我說馬克思的分析對這種歷史實踐采取論戰態度的時候，這并不是說，它取消了局部歷史與一般歷史之間的關系問題，而這個問題又必須得到解決，以便人們能夠嚴格地談論‘歷史’。相反，馬克思的分析表明，這個問題只有在歷史真正建立而不是獲得自身對象的情況下才能夠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使用的分析這一術語同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談到的‘個別歷史的分析’恰恰具有相同的含義。弗洛伊德的分析生產了它的對象(性欲、里比多)的新規定，也就是說，弗洛伊德說明了對象的形態的變化這一歷史現實，從而真正建立了對象，同樣，馬克思的分析建立了它的對象的相繼在生產方式的結構中占有特定位置的形式的歷史，從而建立了它的對象(‘生產力’)。”對于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為指導這一點，阿爾都塞本人并不否認。他在文章中也多次指出他的思想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為指導:“我們只是從弗洛伊德開始才對聽、說(或沉默)的含義產生懷疑;這種聽、說的‘含義’在無辜的聽和說的后面揭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語言，即無意識的語言的明確的深刻含義。”

在《讀〈資本論〉》中論述認識史的發展過程時，說了這樣一段話:“從19世紀初到今天的數學史或現代物理學史都經歷了很多這一類的變化。這就更加證明了，當新的科學產生的時候，也就是當新的科學從意識形態領域中分離出來、同意識形態相決裂而產生的時候，這種理論的‘脫離’必然要引起理論問題域的革命性變化和理論對象的徹底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說發生了革命，發生了質的飛躍和對象的結構本身的變化是非常恰當的。”在對這段話中“革命”或“對象的結構本身”的注釋中，阿爾都塞這樣說:“這里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弗洛伊德的‘對象’同他的先驅者的心理學的或哲學的意識形態的‘對象’相比是一個全新的對象。弗洛伊德的對象是無意識，它同現代心理學的各種流派的對象毫不相干，盡管現代心理學各流派的對象多得不計其數!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一切新的學科的首要任務就在于思考它所發現的新的對象的特殊差別。把新的對象同舊的對象嚴格區分開來并建立思考這種對象所必要的，特殊的概念。一門新的科學必須通過這種基本的理論工作才能在巨大的斗爭中獲得真正的獨立地位。”

他甚至將弗洛伊德與馬克思相提并論:“據我所知，19世紀出生了兩三個人們未曾預料的孩子: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自然的’孩子，在某種意義也就是說‘自然’違背了習慣、原則、道德和良好教養，‘自然’不允許單身母親、沒有合法父親。西方理性迫使這些無父的孩子付出沉重的代價。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不得不支付嚇人的生活費:驅逐出境、辱罵、侮辱、貧困、饑餓和死亡或被逼瘋。我只提及他們這幾個(其他的不幸孩子被記載在繪畫、音樂和詩歌中)，是因為他們是科學的誕生或者說是批判的誕生。”“人類歷史上發生這種情況已不是第一次。如在伽利略(GalileoGalili)之后半個世紀———即在物理學已作為科學建立起來之后半個世紀———仍然有哲學家捍衛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他們攻擊伽利略的發現，要把自然界的知識拉回到沒有成為科學以前的亞里士多德式的狀況。現在不再有任何亞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學家’了，但是在別的領域可以看到同樣的過程。如現在有反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的‘心理學家’，現在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家，他們的言行舉止，仿佛馬克思從未存在過，或者從未創立過一種科學。他們在個別方面可能是誠實的。他們甚至可能像沙特那樣想要‘幫助’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學。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們科學中的真實效果。事實是，盡管沙特在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后才出現，但很荒謬的是，從哲學上來說，他在許多方面是一個馬克思以前的和弗洛伊德以前的意識形態專家。他不是去幫助發展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發現，而是堂而皇之地置身于那些阻礙馬克思主義研究比幫助馬克思主義研究還要多的人們的行列中。”對阿爾都塞思想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關系，他的學生和合作者巴里巴拉這樣評價說:“因此，人們可以(無疑人們應該可以)思考《保衛馬克思》，即隨后的一些論文是否在馬克思主義的爭論當中‘引入’了一種現存的科學性的模式(它可能會招致實證主義的指責)，或者不如說，它們是否并不期望從這種獨特的知識(既是引起爭論的又是嚴格的)實踐出發重構‘科學’的概念，而是要從之出發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無疑也有精神分析)。”

“通過社會實踐，意識形態概念構成了把阿爾都塞理論和其他各種哲學樣態聯結起來的有效的譜系關聯:斯賓諾莎，一定程度的弗洛伊德。”瑐瑡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對阿爾都塞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關系這樣評價:“在此我將冒昧地用一種相當不同的語言(他無疑會對此嚴加抵制)來改述我認為就是阿爾都塞立場的東西。馬克思主義不是哲學，我會(在我同意阿爾都塞的范圍內)證明:它更像精神分析而不像其他任何當代的思想方式，我寧愿稱之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體。”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明阿爾都塞的思想是以精神分析為指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