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金融學范文精選

一、邏輯實證主義與證偽主義

(一)邏輯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發展的重要標志

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以經驗主義為源頭，與哲學思想的發展相同步，其核心是形而下學，認為不存在先驗的真理，一切命題來自人類經驗的歸納。然而經驗是具有局限性的，科學以歸納得出的缺乏靈動性的少數公理為基礎，不可能絕對可靠。進入20世紀30年代，由于經濟學的復雜性，經驗歸納法在具體的科學研究中明顯力不從心，演繹法應運而生。假說－演繹法源于達爾文的科學研究方法，具體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推測”，即建立一個假說;第二步是進行實驗或積累觀察以便檢驗假說。其本質是發現新事物并在建立試探性假說之前必須先有觀察并提出問題。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基礎，20世紀50年代以馬歇爾為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將先前的經驗實證與演繹－推理相結合，并進一步繼承和發展。其最具劃時代意義的觀點有三點:其一是認為理論和事實都是假設的根源，并承認理論和事實都可能與假設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其二是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理論的概述有效應體現為理論或其命題可以被數量化表示，那么與此相對應的行為特征就是實證性的，這與針對自然物的觀察和計量的實證性認識沒有本質區別。其三是經濟學研究中對客觀性重要程度的強調。對于一個描述性經濟結論的支持，重要的是提供一種可供檢驗的證據，證據的可靠性和價值判斷成為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重點之一。因此，經濟學吸收了一致檢驗、邏輯相關檢驗等邏輯實證主義的檢驗理論。

(二)證偽主義:基于傳統經濟學方法論的揚棄

1.基本觀點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理論或命題可以被數量化表示的前提條件在接下來的經濟學發展中被認為是極其嚴苛的。同時，為了滿足不斷發展的理論需要，經濟學急需一種動態上升的研究范式。30年代大蕭條下得到極大發展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直接導致了經濟學和波普爾哲學的結合。該方法論由波普爾提出，后經庫恩和拉卡托斯的揚棄逐漸發展為完善的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波普爾對邏輯實證主義觀點進行了批判，他并不贊同知識完全來自外部經驗并可以通過邏輯思維從少數業已存在的確實知識中推演出來，而是強調理性思維中的批判能力，認為知識是在對已有知識和理論的批判中實現自身的不斷成長，人們通過對舊理論的否定建立起新的理論，其核心是證偽主義。他認為，科學發現總是在大膽地猜測，經受經驗檢驗而得到暫時確認的各種新理論終被證偽，證偽過程是不斷嘗試和清除錯誤的過程。庫恩“范式”則從科學史觀的角度對波普爾證偽主義進行了揚棄，認為科學發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機的舊范式終為新范式所取代的過程。提出了量變終究引起質變，新舊更迭是必然趨勢的觀點，對現代經濟金融領域的變革具有指導性意義。根據波普爾的證偽思想，任何理論一旦被證偽，就將被淘汰，那么理論與事實不符應如何正確判斷才不致將理論扼殺在“搖籃”里就成為接下來拉卡托斯的主要研究成果。他認為絕對的被證實或證偽是不存在的，用“保護帶”來緩沖經驗沖擊可以對理論進行適當的保護和修正。當某種科學研究綱領通過對假設的調整能使得借助既有研究框架說明和理解更多的事實則為框架進步。

2.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啟發“評價科學研究綱領進化或退化的客觀標準是綱領本身的預測力和解釋力。”拉卡托斯在對波普爾及庫恩證偽思想的揚棄中首次提出了理論對于未來事物客觀發展預測能力的重要性問題。這一思想在20世紀50年代后著名的“弗里德曼－薩繆爾森爭論”中得到了集中體現。這場爭論的關鍵是兩人對于證偽的主體存在爭議。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方法論中的中心問題就是在經濟學中導出在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而所謂的“有意義”是在理想條件下做出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并可以想象這個假說會遭到反駁。他所關注的是經濟學的解釋功能，即證偽的客觀主體是假說。而弗里德曼代表了一種被冠之以工具主義的方法論傾向。他認為經濟學的終極目的就是要發展出一種理論和假說，使之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弗里德曼的方法論要比薩繆爾森的更靈活、更具有實用性。這正是將科學證偽哲學與經濟學的藝術“氣質”，以及解決、預測未來實際問題特性的完美融合。

一、20世紀金融理論的重大貢獻

20世紀以來，金融理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主要內容集中于以下6個方面：

（一）貨幣金融理論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

貨幣金融理論一直都是金融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在凱恩斯發表《通論》之前，貨幣金融理論

集中研究貨幣的本質、職能與作用。1936年，《通論》發表，凱恩斯率先在其《通論》中提出了貨幣不僅是一種交換媒介，而且是一種資產，可以進行選擇與替代；在實際經濟中，貨幣的作用是非中性的，從而實現了對早期的傳統貨幣數量論、貨幣中性論的質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凱恩斯主義、新古典綜合派、新劍橋學派、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經濟學流派相繼形成。他們對貨幣金融理論的爭論，客觀上促進了貨幣金融理論的發展，從而在貨幣需求、貨幣供給、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利息理論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

貨幣需求理論，從本世紀初以甘末爾與費雪的現金交易數量理論等為代表，通過貨幣數量與物價之間的關系，間接體現對貨幣需求的決定，發展到凱恩斯的流動偏好理論、新古典綜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賓的資產選擇理論、新劍橋學派的貨幣需求三類七動機說以及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函數，貨幣需求理論已經成為一個相對成熟的、獨立的理論體系。

一、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對峙與融合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

1.西方經濟學方法論變遷概述

19世紀以前，西方經濟學沒有系統研究方法論，西尼爾的《政治經濟學大綱》和約翰•穆勒的《論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適當的研究方法》讓西方經濟學家意識到方法論問題的重要；19世紀80年代，掀起經濟學分析應采用抽象演繹法還是歷史歸納法的第一次方法論之爭；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爾證偽主義先后產生并掀起第二次經濟學方法論高潮，投入產出分析法、經濟計量、博弈論等先后誕生，經濟學進入數理邏輯和動態分析時代；20世紀50年代，波普爾主義促使第三次方法論之爭興起，主要圍繞經濟學理論的現實和檢驗標準問題展開；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研究掀起第四次高潮并進入成熟期；80年代以來，方法論轉向多元化選擇階段。

2.科學主義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

邏輯實證主義興起于19世紀中葉，成熟于20世紀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經濟學及其方法論的基礎。要求檢驗構成理論的前提假設和推論來判斷理論適用性。邏輯實證主義的“經驗證實原則”利用歷史數據對相關變量作回歸分析，推動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它要求科學理論結構公理化從而引導了經濟學理論結構的形式化：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采用公理化結構，標志新古典學派思想和方法論成熟；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綜合了最大化原理與一般均衡原理；從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形式化成為主流經濟發展方向，阿羅、德布魯等引入拓撲學和集合論建立模型，實現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完全公理化。波普爾證偽主義又稱為“后實證主義”，批判實證主義，反對結構分析，認為科學理論只能被經驗證偽，成為現代西方經學方法論基礎；哈奇森把波普爾證偽方法論明確引入經濟學方法論。后來，保羅•薩繆爾森和米爾頓•弗里德曼在經濟理論現實性檢驗標準等問題如何運用證偽方法產生爭執，引起經濟學進入數理和計量等純邏輯方法被廣泛應用的工具主義階段。

3.人本主義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

摘要:闡述了行為金融的主要理論，比較分析了傳統金融與行為金融的區別;基于行為金融學的行為投資分析方法從投資者心理和行為的角度來解釋證券市場運行的行為特點，并介紹行為金融學在我國證券市場中的應用，為我國投資者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的投資策略。

關鍵詞:行為金融學;證券市場;投資方法

1行為金融學理論

行為金融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一種綜合現代金融理論，它是金融經濟學家在研究金融市場“特異性”過程中形成、完善并把人的有限理性引入其中的理論體系。它從微觀個體以及產生這種行為的更深層次的心理、社會動因來研究、解釋和預測資本市場的現象和問題，本質上，行為金融是深入研究被標準金融理論忽略的決策黑箱，它把投資決策看成是投資者在一種心理上計量風險與收益并進行決策的過程，是經濟行為科學化研究方法的一種價值分析回歸。長期以來，傳統金融理論是以投資者理性、市場完善、投資者效用最大化等作為假定前提，認為證券市場的價格不僅是理性的，而且包含了所有市場信息。

行為金融學和傳統金融學主要存在以下區別:

2對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行為偏差的分析

摘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金融理論的新發展主要沿著兩種思路展開：一種思路是在宏觀經濟模型中加入貨幣的因素；另一種思路是從貨幣與各種金融資產的替代效應出發，提出所謂“新貨幣經濟學”。本文詳細探討了新貨幣經濟學的含義和主要分支，并揭示了新貨幣經濟學產生和發展對現代貨幣、金融理論研究的啟示。

關鍵詞新貨幣經濟學分支啟示

1導言

1900年，瓦爾拉在其《純粹經濟學要義》一書中提出了經濟學上著名的瓦爾拉斯均衡模型。隨后，瓦爾拉斯首創的一般均衡分析成為經濟學中最有影響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這個幾乎涵蓋一切的、一般均衡體系卻不能包容貨幣理論。貨幣就一直被當作是外在于均衡體系的擾動因素，相對價格的決定與貨幣價格(名義價格)的決定被視為互不相干的兩碼事，經濟學也因此被分成價格理論和貨幣理論兩個獨立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經濟學說史上有名的“兩分法”(Dichoto?鄄my)。為了體現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統一價值理論與貨幣理論，打破傳統的“兩分法”便成為經濟學界要解決的首要課題。

近一個世紀中，多數經濟學家試圖通過為貨幣分析建立“微觀基礎”而最終將貨幣“納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論體系，所謂“瓦爾拉—希克斯—帕廷金傳統”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廣泛質疑，迄今為止，貨幣理論與價值理論相統一仍然是貨幣經濟學有待攻克的難題之一。

正當主流經濟學家沿著傳統研究路徑艱難跋涉之際，以尤金·法馬、列蘭德·伊格爾等著名貨幣理論家為首，推出了另辟蹊徑并號稱“新貨幣經濟學”(Neo-MonetaryEconomics，簡稱NME)的理論。他們同樣力圖證明瓦爾拉體系的合理性，與其他學派迥異的是，他們非但不想把貨幣“納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過取消貨幣以維護瓦爾拉體系的一致性。這樣，“新貨幣經濟學”框架下，不存在相對價格與物價水平決定相分離的問題，其實際上是通過取消貨幣而達成改造后的貨幣理論與傳統的價值理論相統一。換言之，瓦爾拉體系之不能“容納”貨幣，不僅不是其缺點，反倒證明它是對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最合理描述。鑒于新貨幣經濟學的與眾不同，它被稱作“沒有貨幣的金融學”（J.Smithin，1994）。新貨幣經濟學又由兩個分支組成，即“BFH體系”和“法律限制學派”。